一八六八年一月三日, 一場改變日本命運的大決戰在京都拉開序幕。反對德川幕府的政治家西鄉隆盛、岩倉具視、大久保利通等人策動政變，以天皇名義發布《王政復古大號令》，宣布廢除幕府,並命令幕府將軍“辭官納地”。延續了三百年的德川幕府到了生死抉擇的最後關頭。此時擔任幕府將軍的是第九代水戶藩藩主德川齊昭的兒子德川慶喜。他當然無法接受讓幕府拋棄祖業的裁決。他也十分清楚,所謂“大號令”並非天皇本意,它不過是西鄉等人用兵諫和暗殺等手段相威脅,逼迫朝廷的公卿們簽署的一紙空文。他決定以武力驅逐反幕派。當月底,德川慶喜親率幕府軍一萬五千人在京都附近的鳥羽·伏見地區與薩長兩藩聯軍五千人開戰。

幕府軍雖然數量上占絕對優勢,但武器裝備和訓練不如薩長聯軍,戰局有些不利。不過,即使這一戰失利, 幕府軍也只是折損些皮毛而已。德川慶喜馬上可以重新集結更多的兵力捲土重來。

就在這時,一件改變命運的事情發生了。德川慶喜接到報告, 說薩長聯軍打出了天皇御賜的錦旗。手中有了錦旗,標誌着薩長聯軍成了皇軍, 幕府軍則淪為被天皇討伐的叛軍。

德川慶喜退縮了。他迅速返回江戶,先罷免了主張動用幕府海陸軍徹底粉碎敵軍進攻的小栗忠順等強硬派將領,然後召集各藩主宣布自己要恭順朝廷。隨後,德川慶喜放棄一切指揮和執政大權,獨自隱居到江戶的一座寺院裡坐等新政府處置。雖然有些忠於幕府的將領獨自展開抗戰,但失去統帥的幕府軍已經無法與新政府軍對抗。幾十萬幕府陸海軍和幾千萬人口的統治區幾乎白白地送到新政府手裡。

德川慶喜的不作為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雖然幕府軍初戰不利,但主力並未喪失。如果德川慶喜動員處於優勢地位的海軍和接受了法式訓練的陸軍與新政府軍決戰,那麼到底鹿死誰手還尚未可知。或許幕府軍奪回京都,重新控制朝廷。也可能南北分治,使日本陷入長期的內戰局面。德川慶喜的決斷使日本把一次危機變成了機會, 中央集權的新政府順利控制了全國主要地區,明治維新以極小的代價獲得成功,日本走上了富國強兵的道路。德川慶喜是水戶藩第九代藩主德川齊昭的兒子,他算得上一個胸懷大志並具備領導才能的政治家,決不是怯戰的懦夫。所以, 他放棄抵抗的動機成了一個迷。人們做了各種猜測卻始終沒能找出滿意的答案。

明治政府掌控全國大權後, 德川慶喜一度被置於軟禁狀態。隨着各項新政的順利展開,人們開始重新評價他的歷史作用。德川慶喜得以恢復名譽,獲得 “從一位”的爵位。他開始出現在朝廷的各種儀式上。在一次晚宴上, 德川慶喜在與伊藤博文閒談中講到了他當年主動交權的原因。他是這樣解釋的。

“水戶藩自義公以來一直矢志於尊王大義。按照義公遺訓,萬一朝廷與幕府發生衝突時,無論結果如何,切不可把箭射向朝廷。”

這裡的“義公”指的就是第二代水戶藩主德川光國。“尊王”的“王”說的是天皇。也就是說,德川慶喜的祖先德川光國在二百年前就預感將來有一天德川幕府可能與京都的朝廷正面衝突,而且告誡後人切不可為了幕府利益對抗朝廷。

這個“遺訓”實在不簡單!水戶藩可不是一般的藩。它與紀伊藩和尾張藩一樣是德川姓的 “親藩”,被稱為“御三家”。這三個藩的第一代藩主都是德川家康的兒子。如果幕府將軍無子，便會從“御三家”中挑選將軍的養子來繼承大位。所以這三個藩可以說是德川幕府的核心力量,幕府就是他們的家業啊! 而德川光國卻讓他的子孫寧願背棄祖先也不能與朝廷為敵。德川光國的這個思想源自何處呢? 當然還是來自朱舜水,來自朱舜水傳授的“君臣之義”。

明治時期的學者芳賀矢一在《國民十性論》中把“忠君愛國”列為日本民族第一大特性。這顯然是芳賀對本民族歷史的錯誤解釋。在江戶時代以前, “忠君” 的道德準則即使在武士階級內部也並未得到嚴格遵循。在戰亂紛起、各大勢力激烈爭奪的形勢下,武士們見風使舵背主投敵的現象多有發生。到了江戶時代,德川幕府崇尚程朱理學,“忠君”思想開始滲透到武士階級。不過,這個時代的“君”一般不指天皇,而是指藩主和幕府將軍。所謂“君恩”“君命”與天皇無關，而是來自藩主和幕府將軍的恩和命令。誰要是把“忠君”的“君”解釋為天皇,那麻煩就大了。德川幕府嚴格限制天皇的權限,連賜給和尚幾件紫衣都要經幕府事先批准。天皇如果是“君”,幕府豈不成了無君無父的逆賊? 日本的武士和知識分子雖然熱衷於程朱理學,但對其中的歷史觀和道德觀,特別是正統論並沒有完全理解。他們的基本立場是“勝者為王敗者寇”,誰占了天下,就認他為正統。

一六六五年,第二代水戶藩主德川光國聘請朱舜水指導《大日本史》的編纂。《大日本史》是日本唯一一部紀傳體的“正史”, 它記錄了一百代天皇的治世。該史全部用漢語文言文寫成, 其文字水平之高,不次於中國的正史。當然,朱舜水的貢獻遠遠不止這些。更重要的是,他在編纂過程中向水戶的學者和官員們傳授了真正的君臣大義,使尊皇思想在水戶紮根。

在《大日本史》的編撰中, 朱舜水發現如何解釋南北朝的正統性是一個嚴重問題。一三三六到一三九二年間,日本同時出現了兩個天皇, 即南北朝鼎立的局面。後醍醐天皇在武士足利尊氏的幫助下推翻鎌倉幕府, 開始推行“建武新政”。兩個人的矛盾也就此激化。後醍醐天皇意欲效仿中國的皇帝總攬大權, 足利尊氏則要開設自己的幕府。雙方兵戎相見, 後醍醐天皇敗陣,被逼迫退位。足利尊氏在京都擁立光嚴天皇並建立了室町幕府。後醍醐天皇逃亡京都南面的吉野另立朝廷。後人把京都的朝廷叫做“北朝”, 吉野的朝廷則叫做“南朝”。後來, 南朝的勢力衰退, 由北朝的天皇統一了皇室。

    編撰《大日本史》以前,日本普遍把北朝的天皇視為正統。北朝是勝利者,後來的天皇也是由北朝傳承下來,直到今天的天皇為止。人們自然不會否認現世天皇的正統性。

朱舜水則明確指出,認北朝為正統的觀點違背了君臣大義。足利尊氏居然對天皇動武,擅行廢立,這是百分之百的篡逆行為啊! 程朱理學的大師朱熹在《資治通鑒綱目》中把“尊君父、討亂賊、崇正統而抑僭偽”作為評價歷史的基本準則,並根據這一準則把三國時代的蜀漢視為唯一正統,曹魏和孫吳則被斥為偽國。後代的學者們把這一思想推崇為“萬世之准繩”。 朱舜水的主張也是《通鑒綱目》思想的體現。

在朱舜水的影響下,《大日本史》確立了南朝正統論, 也孕育了以尊皇思想為特徵的“水戶學”。我們不難想像朱舜水闡明的君臣大義給德川光國帶來的震撼有多大。原來“忠君”不是忠於藩主,也不是忠於幕府將軍,而是忠於天皇。聯想到天皇與幕府幾經衝突的歷史,德川光國感到了畏懼:萬一有一天德川幕府與天皇兵戎相見,自己的子孫很可能會站到篡逆一方。因此,他終於留下寧失幕府也不可背逆天皇的遺言。

    當年,德川幕府曾向京都的朝廷諮詢過正式出版《大日本史》是否合適。朝廷的回答是 “不合適”。出版計劃因此一度擱置。不久, 德川幕府還是做出出版的決定,理由是好不容易編出來的東西不出版太可惜。從這件事也不難看出, 德川幕府根本沒太把朝廷當回事。當然,德川幕府也不可能知道, 《大日本史》編撰過程中在朱舜水啟發下萌生的尊皇思想二百年後竟然會成為葬送德川家業的墳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