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和政府提出的目标。什么是 “和谐社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日本就是一个现成的榜样。在这个一亿多人口的国家里,看不到什么突出的社会矛盾,从未听说过有什么 “群体事件”。日本社会犯罪率低也闻名于世，年轻姑娘半夜走在街上也不会遇到任何危险。日本的社会保障体系也相当完善, 公共医疗保险制度覆盖全体居民,七十岁以上老人看病基本免费。

奇怪的是这样一个理想的和谐社会每年居然有三万多人自杀。日本警察厅最近公布了2011年日本全国自杀者数量的统计结果。自杀者总人数为3万513人,这是自1999年以来连续第14年超过3万。按常理讲,自杀多意味着这个社会有很多不和谐因素。把人都逼死了,这个社会还能算和谐吗?但在日本,这个常理被颠倒过来。正因为可能成为不和谐因素的人往往自我消亡,才造就出这个和谐社会。比如一个中国人因经济原因饿肚子的话,他可能去违法摆地摊儿或乞讨。这样他有可能摆脱生存危机,同时他也可能与城管发生冲突,从而引发社会矛盾。日本人则不同。不是社会逼得我饿肚子吗?那我就饿死给你看!

前些年,九州地区有个患肝病的中年男子饿死在家中。他拿了一年“生活保护”(日本的低保制度),再去市政府延续时,一位官员对他说:“你养了一年病,可以工作了吧?”他也没有反驳,结果失去生活来源踏上不归路。他在日记本里留下的遗言是:“要是有两个饭团吃该多好啊!”

我们常讲:“好死不如赖活着”,而日本缺乏的就是让人能“赖活着”的社会环境。

日本按人口平均计算的自杀率在国际上排名第五,无愧于自杀大国的称号。当然,自杀并非日本社会特有的现象。据统计,我国每年也有尽20万人自杀,而且呈逐步上升的趋势。不过,两个国家的自杀现象具有明显的不同。中国的自杀多发于女性,原因主要是家庭暴力和丈夫外遇。而日本人的自杀主要由于健康和经济原因,自杀者中男性占60%以上。

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在《自杀论》一书中把自杀划分为四种类型：利己主义自杀、利他主义自杀、失范性自杀以及宿命性自杀。前两种自杀受社会群体的凝聚力强弱左右。社会群体的凝聚力太弱容易导致利己主义自杀,太强的话则引起利他主义自杀。后两种自杀受社会道德规范的强弱左右。社会道德规范减弱时失范性自杀增加,而社会道德规范过强的话则容易发生宿命型的自杀。中国的自杀属于失范性自杀,而日本人的自杀则是典型的宿命性自杀。日本人受到社会规范的严格约束,这种规范成为一种负担和压抑，限制着每个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和言行举止,整个人生被涂上一层宿命色彩。一旦你由于某种原因无法达到社会规范的要求，你将被社会群体所淘汰,不能延续以前的社会生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已经被社会判了死刑。有个叫小笠原泰的学者说日本人具有“角色同一性”。意思是日本人缺乏自我,把自己视同于社会赋予他的角色。自己是不是自己不重要,但自己必须是那个角色。也就是说日本人的生命意义全在于那个角色。

日本人的自杀原因中排第一位的是健康,也就是说忍受不了疾病的痛苦而自尽。然而这不是说病痛或看不起病带来的痛苦,而是因为生病无法参与社会生活带来的意识上的痛苦。日本有全民健康保险,无收入者看病可以不花钱。但是当健康出现问题时,很多日本人会觉得他无法再继续扮演社会赋予的角色,从而失去了生存的价值。

在社会福利制度完备的日本, 经济问题在自杀原因中排第二位似乎也有些不可思议。日本的“生活保护”制度比较发达,保护范围涉及全体国民。拿“生活保护”不但全家吃穿住有了基本保障,而且医疗和教育完全免费。然而,好的制度却解救不了那些被传统的社会规范束缚的日本人。

秋田县是近年来日本社会贫困化最严重的地区。平均收入、自杀率等指标在日本几乎都是最差的县。据NHK电视台采访团的报告说，在冰天雪地的冬季,很多无家可归的人被迫到山上的简陋窝棚里居住,时常有被冻死的。

秋田是生产稻米的农业大县,然而近些年饿死人的现象却发生多起。2004年末,就有一对五十多岁的兄弟活活饿死。当哥哥的失业,弟弟有病,手头的现金花完以后,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二人露面。邻居家一位老年妇女不时地送些水果和蔬菜到他们家门口,但兄弟二人从未和她打过照面。只是从屋里小声道谢。后来, 老年妇女听不到屋里有人回答,就通报了当地政府。福利科的官员赶到他们家时,二人已饿死多日。官员还发现,二人为了取暖,几乎烧尽了家里所有的家具和衣服。为什么这两个人不主动申请“生活保护”。正是因为他们被传统的社会规范捆绑住了。

享受“生活保护”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家中不能有土地、房屋和股票等资产，不能加入人寿保险。秋田县许多亲戚生活在同一村落的情况比较普遍。在这样的环境下,放弃祖传的土地需要承受相当大的心理压力。人们宁愿饿死也不肯背上背叛祖先的恶名。

还有一个条件是直系亲属无法提供经济援助。直系亲属包括自己一方和配偶一方的父母、祖父母、子孙、兄弟姐妹。如果你提出“生活保护”的申请，当地政府就会给你的直系亲属们发一个联络函,询问一下他们能否为你提供经济援助。这其实不过是走个形式。接到该函的亲属们不论实际情况如何,只要回复一下:“无法提供援助”,你就符合条件,事情就解决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手续,却断了许多人的生路。

首先从接到联络函的亲属来看,拒绝对落难的亲人提供帮助,名誉上要蒙受耻辱,直接拒绝比较困难。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一个人如果摊上一个拿“生活保护”的亲属,那么他(她)的社会声誉和地位将受到致命的影响,他将无法维持原来的生活。也就是说, 接到联络函的亲属来说,最大的问题不是他有没有能力提供援助,也不是他是否情愿提供援助,而是一旦有了拿“生活保护”的亲属,那么他就不再是原来的他了。而申请“生活保护”的人当然也可以预测到如果他交了申请会给亲属们造成怎样的麻烦,他当然也知道这意味着他自绝于亲属,自绝于社会。结果,他只好选择忍耐,哪怕这种忍耐会危及生命。

我们设想一下,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中国会怎么样呢?自己的兄弟姐妹或者是爷爷奶奶生活不下去了想申请低保,我们出一个证明就可以。恐怕任何人都不会觉得有问题。自己没有能力援助亲人,那就提笔签个字,让政府承担责任即可。假如自己有能力,恐怕多数人也会来个锦上添花,先顺水推舟让亲人把低保拿到手,然后再力所能及地提供帮助。低保的钱不拿白不拿呀!而且不论是一个或是几个亲属拿低保,丝毫也不会影响到自己的社会生活。我们有“赖活着”的社会基础,这是日本社会所没有的。

住在东京周围的人们大都利用城铁或地铁上下班。东京的公共交通系统发达便捷,但铁路事故的频繁发生常常带来困扰。这些事故大部分是卧轨自杀者造成的。卧轨应该是一种很痛苦的自杀手段,但在人口密集的大都市内它又是一种引发社会关注的有效手段。社会的冷漠和严酷让我们连“赖活着”都不成,那我们就死他个轰轰烈烈!或许正是这个念头促使卧轨者们下决心以这种特殊方式做最后的抗争。在东京及其周边地区,卧轨自杀少则两三天一起,多则每天数起。每次都要影响几万人的出行。不过,事故处理完几个小时后,一切都会恢复平静,这个社会又将继续延续冷酷式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