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後,美國在大大小小的戰場上付出了近十萬士兵的生命。而這些士兵沒有一個是戰死在美國的領土或領海上,也沒有一個是為了保衛或爭奪美國自己的領土或領海而死。換句話說,這些生命是美國為維護超級大國的地位而付出的代價。真可謂“生命誠可貴,霸權價更高”。

十年前,國際政治學家彼得·費伯爾做過一項民意調查,內容是如果解放軍武力攻取台灣,美國人肯為“保衛”台灣付出多大犧牲。結果表明,美國人可接受的美軍戰死人數限度為兩萬。也就是說, 如果大陸在台灣沒有宣布獨立或類似挑釁行為的情況下以武力實施統一,美國人在政府決定介入台海戰爭時具有相當大的心理承受力。

彼得·費伯爾同時也指出,美國人是否支持戰爭並非單純地與戰死者人數成正比。如果國家領導人向民眾明示戰爭的性質和意圖,人民有可能支持戰爭而不計死傷。如果是與本國的安全保障直接相關的現實主義軍事行動,如“保衛韓國和台灣”等,有可能獲得全民支持。如果是在非洲或科索沃出於人道主義目的進行軍事介入,則得不到全民的支持。

然而,當今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會對美國的領土或領海構成直接的威脅,所以美國所說的“與本國的安全保障直接相關”的事態基本上是指美國在某個區域的霸權遭遇的挑戰。冷戰結束後,美國以“唯一的超級大國”自居,並在擴張其霸權方面更加大膽。新保守主義成了左右美國公眾情緒的思潮。新保守主義者在國際政治領域裡主張美國利益及其價值觀至高無上,並認為應該積極地動用實力去實現美國應擔負的“世界使命”。海灣戰爭、空襲科索沃、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美國開始頻繁地動用武力把美國的意志強加於人。

美國民眾支持戰爭行為的背後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軍事技術上的進步。侵越戰爭中美軍喪生5萬8千人,巨大的人員損傷導致國內反戰情緒的高漲而被迫撤軍。其後的十五年,美國下了很大功夫來改進武器裝備體系, 開發出軍用衛星、全球定位系統、精確制導彈藥、夜視器材、隱型飛機、巡航導彈、電子戰武器、軍用計算機、C3I系統等一系列高科技武器。通過武器上的壓倒優勢，美軍可以對敵軍實施毀滅性的同時,把兵員損失控制在最低限度。勝利來得容易,也來得迅速。美國民眾終於走出了越戰的陰影,對美軍的戰爭持肯定態度的人越來越多。正如美國一首流行歌曲《你有沒有忘記》中所唱：“你們總說美國人愛到處找岔兒打架，九一一之後我要說，哥兒們，就應該這樣……”。美國個別新保守主義學者甚至提出過要趁中國尚未崛起之時主動找碴對華實施軍事打擊。

今天,南海成了中美可能發生衝突的新焦點。美國公開把南海海域的所謂“航行自由”定位為國家利益所在,並表示支持菲律賓等與中國有領土爭議的國家。最近,美國又對其軍事戰略做了重新部署,擺出重返亞太的姿態。這些舉措使南海的緊張局勢達到空前緊張的地步。至此,彼得·費伯爾的研究成果需要推演到南海問題上了,即美國人肯為南海衝突付出多大犧牲。

南海與台海在軍事衝突的前景上具有相當大的差異。台海戰事一起,毫無疑問將是大規模的登陸與反登陸戰鬥,想小也小不了。南海則不一樣,中國一旦與菲律賓發生衝突(與越南的衝突美國介入可能性不大),其規模可能大也可能小。我們不妨設想幾種情形:

①中菲在海上開火,中國擊沉菲一些艦艇,隨後兩國談判恢復和平。

②中國在開戰後實施登陸,收復菲占據的中業島。

③戰鬥加劇,中國對菲本土的港口及沿岸基地實施打擊,摧毀其續戰能力。

如果是①的話,屬於兩國偶然擦槍走火,美國參戰的可能性不大。如果美國政府強行介入, 美國人能容忍的兵員犧牲也不會超過幾百人。在美國歷史上,美軍還從未直接為盟國的領土糾紛採取過行動。

如果發生③的事態, 將成為中美之間在亞洲的決戰,美國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參戰可能性。美國人容忍的兵員犧牲也可能會遠遠超過台海。不過,這種事態發生的可能性不大。因為對待菲軍這樣一支武裝力量, ③的辦法顯然是殺雞用牛刀。

據此看來,在出現②的情況時,中美發生現實衝突的可能性大些。這倒不是因為根據美菲相互防衛條約美國需為菲實際控制下的土地盡防衛義務,而是因為美國可能把攻占中業島看做中國試圖控制整個南海海域的舉措,這將使美國在亞太的霸權將遭受嚴重挫折。如果兩國發生軍事對抗,美國人能容忍的兵員損失會是多少呢?我覺得這將取決於美國有多大取勝的把握。

彼得·費伯爾的研究表明,美國人的百分之三十到三十五是堅定的鷹派,他們不管費用和犧牲多大,也不管有無勝利把握而支持軍事行動。另一方面,有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的美國人是堅定的鴿派,他們對軍事行動永遠持反對態度。彼得·費伯爾建議美國政府為了獲得輿論對軍事行動的支持,應該把宣傳重點放在鷹派和鴿派以外的另兩類人。

一類是“死傷恐怖症”,大約占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左右。他們意識到美軍死傷人數可能較大時將反對動用武力。還有一類是“失敗恐懼症”, 大約占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四十左右。他們不大在乎死傷多少人,但看不到勝利前景時就會陷入恐慌。

    顯然在這兩類人里, “失敗恐懼症”的可變性最大。如果他們意識到美國在局部對抗中難以獲得優勢時,態度就會向反戰方向轉變。這樣的話,他們與鴿派和“死傷恐怖症”派將形成巨大的反戰力量,影響美國政府在南海衝突中的決策。在台灣問題上,近年美國已出現應放棄“協防”政策的輿論。如果彼得·費伯爾再就台海搞一次調查, 美國人可接受的美軍戰死人數或許將遠遠低於兩萬。這背後的主要原因就是隨着中國國防力量的發展,美國人意識到介入成本已經高到難以承受的地步。

日本保守派政治家石原慎太郎2005年時曾說過:美國跟中國開戰的話肯定無法取勝,理由是美國的市民社會輿論根本無法接受與中國的全面戰爭。在伊拉克,美軍剛死兩千人,其國內就已經厭戰了。如此,怎麼能跟中國打全面戰爭呢?當時,國際上盛傳中國試射了東風41彈道導彈。石原慎太郎認為在中國掌握這種武器後美國很可能無法與中國在亞太地區搞軍事對抗。他也認識到美國國內對戰死人數的敏感會影響國家領導人的開戰意志。他提議,還不如日美聯手在經濟上扼殺中國,這樣的辦法更有效。

對於中國來說, 通過發展和彰顯實力,讓美國國內的“死傷恐怖症”和 “失敗恐懼症”這兩群人認識到在南海多管閒事的代價,是防止中美南海衝突的有效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