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日本学者的郁闷

H是日本某国立研究机构的一位研究员。他读研期间与中国留学生D女士相识，后恋爱结婚。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和与岳父岳母沟通，他积极学习汉语，会话和阅读能力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H原本有些亲华情感,然而,十几年前他去北京搞过为期一年的学术调研,这期间发生的事情却彻底改变了他对中国的印象。什么事呢?原来那一年正好赶上中华世纪坛落成,国内电视和报纸上频繁出现相关报道,居然刺激了这位老兄。他发给亲朋好友同事同学的贺年片里倾泄了郁闷和焦躁:“中华、中华，又是中华,没完没了啊!”

为什么日本人对“中华”有如此强烈的抵触情绪呢?其原因主要在于他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认识:所有中国人都有“中华思想”。 所谓“中华思想”即我们所说的 “华夷观念”。在绵绵几千年的东亚文明史上，中国始终居于整个文明的领袖地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华夏文化一直是最先进文化的代表,并深刻地影响着周边各族的文化和历史发展进程。“华夷观念”就是以中国先进的生产方式、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人文思想来构筑东亚国际秩序的观念。“中华思想”在日本人看来是中国领导东亚的核心理念,也是中国人在文化上有自豪感和优越感的根源所在。所以,“中华”这个字眼一直令日本人耿耿于怀。

            室町幕府的臣服与丰臣秀吉的“征明”                 

同为中国的邻邦,日本和朝鲜在对待华夷观念上态度有着根本的差异。朝鲜始终如一地承认中国的宗主国地位,甘心情愿地接受册封,位居属国。而日本则较早地萌发了与中国对等的意识。

早在公元607年和614年,圣德太子就借两次向隋朝派使节之机,强调与中国在政治上的对等。他改变了以往向中国请封和朝贡的惯例,第一次出使时递交的国书称:“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无恙”, 第二次递交的国书则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日本以“日出处天子”和“东天皇”自居,试图跟中国平起平坐。

明太祖朱元璋建都金陵(南京)后向高丽、日本、安南、爪哇等国派出使节,以图重建以中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到了明朝第三代永乐皇帝时，前来朝贡的已有30余国。高丽是最积极的响应者。1392年,李氏王朝的开创者李成桂在得到明王朝批准后,改国号为朝鲜。1401年, 李氏王朝的第三代太宗正式被明朝皇帝册封为朝鲜国王。差不多同一时期,日本室町幕府的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以“源道义”的别名从明朝那里得到“日本国王”的册封。这是日本统治者首次正式从中国皇帝那里得到册封。1403年, 足利义满向明永乐帝上表称“日本国王臣源表”,公开向明朝称臣。不过, 足利义满并不是象朝鲜那样真心臣服明王朝,而是为了经济利益。他拿到名为“勘合符”的贸易许可证,以进贡和接受赏赐的方式开展与明朝的贸易。

    到了16世纪末, 丰臣秀吉结束战国时代实现了日本统一之后,居然异想天开地要征服明朝。他逼迫朝鲜做“征明向导”,遭拒后发动了侵朝战争。占领汉城后,他发表了下一步战争计划:征服明朝后,让天皇迁居北京君临东亚;同时让自己的儿子分别成为日本、中国、朝鲜的实际统治者。不过, 丰臣秀吉的大胆是因为他的无知,他不了解当时日本与明朝在国力上的差距。

     满清是不是“中国”?    

如果说丰臣秀吉的莽撞仅仅是出于不自量力,那么明朝的灭亡则真正使日本开始怀疑中国在政治和文化上的优越地位。满清王朝统一天下后,日本一些知识分子对“中国”或“中华”提出质疑:蛮夷统治下的中国还是“中国”吗?

当时一位叫山鹿素行的学者写了一本《中朝事实》,公然提出了日本才是“中国”的论点。他说的“中朝”就是“位于世界中心的王朝”之意。山鹿更进一步把“中华”和“中国”的称号加到日本头上,而将中国贬为“外朝”。

“愚生于中华文明之土,未知其美,专嗜外朝经典,爱慕其人物。何其愚钝,何其丧志!”

大意是我自己就生于中华文明之地(即日本),却不知其优越,反倒攻读外国(即中国)的文献,敬仰其人物。这是多么愚钝和没有志气啊!

    山鹿素行把“中华”和“中国”的称号从中国头上摘下来,改扣到日本头上。这一做法给后来的日本留下了深刻的影响。甲午战争后,日本人无视中国的再三抗议,把“支那”这个蔑称用了长达半个世纪, 山鹿素行可以说是元凶。

江户时代,更有学者把矛头直接指向了中国思想本身。被誉为日本国学大师的本居宣长曾批评山鹿素行说:“称日本为中国,无非是跟汉国人把自己尊称为中国或中华一样,是羡慕汉国人的一种表现。”他把中国思想贬低得一无是处:“唐国的所谓‘道’归根到底不过是两点,一个是怎样篡夺别人的国家,再一个就是怎样不被人家篡夺。”

江户时代对中国尚存敬意

在江户时代,尽管出现了与儒家思想针锋相对的“国学”,但德川幕府始终把儒教作为官学,诸藩也是一样。武士的基本修养也是儒教。对他们来说,儒教不是多种文化中的一种,而是文化本身。中国就是创造了这种文化并严守圣人君子的先王之道和礼乐制度的“中华”,所以是最值得尊崇的对象。

1751年,一艘中国船飘流到八丈岛,幕府官员前往救助。官员见到中国船长抑制不住兴奋心情:“此方人士无不欣慕贵邦文物,今天赐良缘有幸为君接风,真是喜出望外。”对中国的崇拜不仅局限于武士阶级。1854年,一个叫菅野八郎的农民到靠海的神奈川旅游,当时正赶上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里率舰4艘前来逼日本开国。菅野八郎听到当地人把美国人称为“唐人”,便大声指责说:“唐土是日本之师国,值得尊敬。怎么能把美国逆贼称作‘唐人’,愚蠢!”

为数不多的民间往来也使一些日本人亲身感受到中国和中国人的仁慈和大度。据日本学者的研究结果显示,德川幕府实施了二百年的闭关锁国,其间有119起船民飘流海外的事故。飘流到菲律宾的船民大多遭到当地居民的袭击,衣物和金银被抢走,本人遭受奴役驱使。与此相比,漂到中国本土的日本人则受到官府的保护和民众的热情接待。日本学者分析其原因,认为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人作为大国国民的宽容和儒家同情弱者的恻隐之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开拓中日贸易。这些船民回国后,传递了不少有关中国的信息。比如,有个叫冈野的农民用船运米遭遇大风,飘流几个月后被中国船营救,在广州住了四五个月。他赞扬了广东的富裕和繁荣，说广州“诸事自由,”是过日子的好地方。还形容当时的中国“眼下年号康熙，天下太平。”

鸦片战争与“中华”之命运

    鸦片战争以前,日本的有识人士大多认为清朝是世界少有的大强国。这种认识鸦片战争前后逐渐发生了变化。

当知道大清轻易地败在英国手下,萨摩藩主岛津齐彬感叹到:大清“真柔弱之国,”“早已病入膏肓,无方可医。”

日本国内很多人认为日本难以独挡欧美列强,应该利用中国、朝鲜的土地和人口资源来对抗。但对利用的方式却意见不同。有的主张联盟，有的主张侵略。

明治维新6年前的1862年,日本派了51人的调查团乘“千岁号”前往上海,目的是能否建立两国间的正式关系以对抗西方。

一行人最感到震惊的是连孔庙都成了英军的兵营。“清人尽为外国人驱使。英法人走在街上,清人皆回避让路。”租界内欧美各国的商馆林立,上海港停泊着数千艘军舰和商船,一幅繁荣景象。旧城区却到处是垃圾和粪便,臭气熏天,几乎无法落脚。

清军已经堕落到“军中皆食鸦片”的地步,这让日本人看到了可乘之机:“我一人可敌彼五人。若率一万骑兵征彼,则可纵横清国。”

明治维新成功前后,福泽谕吉、涩泽荣一、岩仓具视、木户孝允、伊藤博文、久米邦武等著名人士分别到上海和香港等地考察。这些人后来在明治政府的政治、思想、实业和学术各领域成为领袖人物。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极大程度上影响了日本的对华政策。

后来成为著名实业家的涩泽荣一这样记录了他在上海见闻:黄浦江沿岸外国馆舍毗邻接次,拉电线设了瓦斯灯,栽花种树,道路平坦,欧洲风格可略见一斑。城内则臭气刺鼻,路两旁淌着污水,乞丐们成群结帮地叫讨,商人坐轿从中穿过。古玩店里也看不到像样的珍品,穷人穿着满身污垢的衣服。欧洲人对中国人如对待牛马一样,呵叱加棍棒。我等在街上漫步,当地人聚集在一起喧哗并堵塞了道路。英法兵一来驱赶便一哄而散,不一会儿又聚拢过来。东洋享誉盛名的古国,其人民众多土地肥沃非欧亚各国所能比,却因循旧政,日陷贫困,实在可惜!

久米邦武也对上海写下了类似的印象。

   城隍庙一带的繁华与东京的浅草相似。卖盆景的店很多,中国人跟日本人一样喜欢花卉。然而,没有人清扫,到处都被尘埃覆盖。湖心亭四周的池水腐败发臭,显出中国人不爱清洁。日本人以为中国人都喜好文墨,崇尚古董书画,京都和大阪的商人陆续前来采购。然而购得的却多是伪劣次品。清国学风低迷已久,虽高名之士,其才艺也未必值得敬重,更何况商家的庸俗书画古董呢?

看到中国如此败落,日本国内要取代中国成为亚洲霸主的情绪急剧膨胀。他们不再满足于仅仅停留在对华夷秩序的拒绝上，而是要彻底破坏这个秩序，建立一个日本当盟主的新秩序。

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实现了宿愿。1895年4月签署的下关条约第一条便规定废绝中朝宗藩关系:“清国确认朝鲜国为完整无缺的独立自主国家”，“将来完全废除朝鲜国对清国的贡献典礼。”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就此彻底瓦解。

已故早稻田大学教授实藤惠秀曾经说过:“日本人有个特点,一旦发现了自己所尊敬的人有缺点,就会加倍地轻蔑。”甲午战争后的中国正是这样一个被日本人蔑视的对象。他们拿到巨额赔款并获取了新的殖民地－台湾。兴奋之余,日本也回赠了中国人一个“大礼”,即“支那”的称呼。而且,一叫就是五十年。对日本人来说,“支那”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它标志着“中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时过境迁,中国重新跨入世界大国的行列。有些日本人自然要恐慌了。“莫非‘中华’真的要重现?”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心理,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位日本学者才会对中华世纪坛的钟声感到难以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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