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前,有個日本關東軍參謀石原完爾親手製造了九·一八事變。

今天,又有個日本地方官石原慎太郎要染指釣魚島。

關東軍參謀石原完爾

   我們仔細觀察兩個石原的所作所為,會發現他們都用了“下克上”的手法。

所謂“下克上”意思是僕從或下級不顧主人或上級的意圖便擅自決策,甚至直接架空或剝奪主人或上級的權力。“下克上”之所以容易發生，主要原因是日本沒有獨特的能支配全民族意識的思想體系，所以很難確立和維持一個強大的中央政治權威。

中世紀的日本曾頻繁發生的“下克上”行為。那是個拿着刀槍爭地盤的時代,武士階級成了主宰歷史的勢力,因此被稱為“武家社會”。由於戰亂不斷,各種勢力此消彼長, 武士階級內部形成了主公與家臣集團的相互依賴和相互牽制。家臣們如果對主公的政策不滿,往往會抗命不遵,甚至另推新主公。

後來,“下克上”也就成了日本政治領域的一個重要特點。當地方或某個集團的勢力膨脹到一定程度,就可能無視中央政府的意圖自行其是。明治維新就是個“下克上”的事例。長洲藩和薩摩藩藉助藩軍在武器和訓練上的優勢造了德川幕府的反。他們自封“皇軍”,倒把自己的上級――幕府將軍打成了叛軍。

明治維新後,天皇名義上成了總攬軍政大權的國家元首。但作為一種組織文化的“下克上”依舊盛行。對中國的侵略過程實際上也是以“下克上”的方式逐漸推進的。

研究中日外交史的早稻田大學教授劉傑認為,綜合各種歷史資料來看,日本發動對華戰爭並不是一個事前有着完整計劃的行為。也就是說,不是以天皇下令、由內閣統一指揮和部署的方式開的戰，而是先由駐紮在中國的日軍挑起衝突,然後日本政府再增兵支援,使事端擴大。

比如,九·一八事變就是關東軍的一些軍官在未徵得內閣和關東軍首腦批準的情況下擅自策動的。

日本田中內閣在1927年召集的東方會議上確定了把“滿蒙”同中國本土分割開來,並逐步變成日本殖民地的戰略方針,擴大侵華的態勢日趨強化。但當時的日本內閣實施這個方針的設想是慫恿中國的軍閥製造分裂,搞獨立王國,並沒有直接用兵占據東北的計劃。

石原莞爾雖然僅僅是關東軍的一個中佐作戰參謀,但卻擁有一套侵占東北的理論思想。他寫的《迴轉國運的根本國策——滿蒙問題解決案》和《關東軍滿蒙領有計劃》等文章在關東軍部分軍官中引起共鳴。他不僅是個“理論家”,更是個“實踐家”。石原跟贊同他主張的板垣征四郎大佐等軍官一起竟然無視日本政府和軍部的方針,甚至背着關東軍最高指揮機構, 製造了柳條湖爆炸事件。事件發生後,考慮到與其他列強的關係,日本政府一度做出不擴大事變的決定。但關東軍竟在一個參謀――石原完爾的鼓動下無視政府的決定全軍出動,把戰火擴大到全東北。

關東軍的犯上行為非但沒有受到譴責,反而在日本國內引發一片歡呼聲。當時的日本正值世界經濟危機帶來的蕭條時期,經濟界盼望擴大軍需,普通百姓也期待靠新的殖民地擺脫困境。在社會輿論的強力推動下, 日本政府終於決定追認關東軍行動並全力增援。民眾的情緒是 “下克上”成敗的關鍵。

時隔八十年, 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效仿當年的石原完爾,用“下克上”的方式染指釣魚島。不少評論家把關注點放在“買島”行為能否實現上,也有的評論家指出石原慎太郎的目的在於為他的新黨造聲勢。其實, 石原“買島”買得成買不成或有什麼其他政治目的都不是問題所在。真正的問題在於他採用的“下克上”的方式和日本社會具有縱容、讚賞這種方式的文化背景。一個地方官高調介入與地方政府職責毫不相干的外交和領土糾紛,試圖逼迫中央政權採取可能導致嚴重對抗的強硬措施。如此僭越行為本應受到輿論譴責，然而日本民眾卻普遍為之叫好。在扭曲的社會心理作用下, 石原的“下克上”可能導致釣魚島衝突的加劇,甚至造成中日或中美的軍事對抗。

今天的中國早已不是八十年前那個軟弱可欺的東亞病夫,總體經濟僅次美國,政治和軍事實力也遠在日本之上。然而歷史經驗可鑑，我們切不可輕估了石原“購買釣魚島”舉動的危害性。

拙著《大日本•小日本》中的相關章節,亦可供各位讀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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