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许多人看不出我要说什么。我自己也不是完全清楚,我既代表不了美国医生,也没有资格对全体中国医生发话。何况,要讨论的问题究竟是什么?至少,社会成员的大多数对社会整个医务界的仇视足以视做民族危机,问题大得不是一篇文章可以解决,可以说清楚的。但另一方面看其实也简单,我不远万里去中国做的事,就是我觉得这些方面中国还没有做到;而讲这些事,就是我想说的话。
影响医患关系的方方面面中的第一条在中国必然会立刻涉及医德,可在美国推崇的却是Professionalism,就像头条任务下所描述的美国同事处理问题的态度。虽然难以一目了然,这其实却是中美医疗观念最根本的差距。
什么是医德?中国人立刻就会想到的是纪念白求恩,“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这的确是一段非常感人,非常令人难忘的话,是代表中国人给“医德”的诠释。不夸张的讲,我离开中国已经很多年,仍然经常以这些话为鼓励,为原则。可是,已经不再是秘密的是,不光说这些话的人没有这么去要求自己,就是白求恩自己要是又会说话也不会承认说的是他。白求恩的表现是在战场上,危机时刻,例如SARS横行的时候,现代中国医生的表现同样的可歌可泣,一点不必白求恩逊色。可在和平的社会环境里,以此要求医生不仅行不通,而且不公平。很简单,希望接受别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式帮助的人自己势必是极端自私才有可能达到目的,否则“毫不利己”容易,“专门利人”却势必无处可施。
美国医生的行为准则是professionalism,虽然在约束医生行为的意义上相当于中国的“医德”,但却甚至没有个合适的中文翻译。一般译之为“敬业精神”,并不准确全面。之所以如此,因为两国文化对医患关系的定位不同,因而期盼也不同。Professionalism是专业人氏向顾客提供服务时的行为准则,其中包括保持适当距离,保持尊重,比如医生诊视病人要打领带以提示自己和患者的特殊关系。
要中国医生天天打领带迄今完全没有,更关键的是,professionalism的前提是professional relationship ,医患关系, 其定义是一种契约关系,利益得失是双向互相的才公平,才行得通,而保证契约得以贯彻执行是保持现代社会稳定的基本条件。Professionalism并非教育出来的,课堂上学不来,而是在社会普遍尊敬下催生的自尊所致。医患契约是社会各种服务中标准最高的关系,医生应该以提供最高质量的服务作为标准,而顾客为接受服务而付款的标准则应该同样高。公平社会里,无论中国美国,如果推崇人权,医生就应该理直气壮的获得较高的收入。
人命值钱,所以就医费用就会高。而收费低的医疗服务应该指望什么标准呢?医生不值钱,人命也就值不那么多。社长告诉我,在北京,人去趟医院,停车15元,医生挂号费15元,而带哈巴狗去看兽医,停车10元,挂号150元。人,几年去一次医院,狗,一年受几次护理。
此等现实之下,只拿所谓“医德”套医生,“患德”何在?就医人道德何在?难道不也只是没有特权的普通社会成员吗?
这种医患关系中的极不正常,极不公平,不公平到了甚至不足以形成契约维持契约的程度,原因又何在?医生和患者都没有力量定义或贯彻契约,都是社会不公的事实受害者。这种情况下,所谓“红包”其实是民间自发在设法补充维持契约的公平的一种尝试。红包,在巨额医疗费用里占比例有多大呢?
作为注脚,美国的公立医院里,美国无论公立私立医院的急诊室里,戒备森严,保安甚至是荷枪实弹,如同机场安检。那些地方,没有钱也能看病。那里,可以免受契约式的约束,那里医生的工作必须凭借“医德”,可那里拥挤等待的程度与中国医院非常相似,遭遇铤而走险的风险也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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