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 not give that which is holy to dogs, and do not throw your pearls before pigs, for they will trample them under their feet, and turn and tear you to pieces. 高先生有志气，有才华，可惜一生掷疯狗，为后人鉴。 人生苦短，须谨慎。Carpe diem! ===============================================================
高華先生生前曾對那些對《紅太陽》持歧義或批評態度的人們，有一個縂的回應，有相當的篇幅。下面這段，就是那個縂回應的梗概和綱要abstract。轉來供大家一讀。然後，是中國學者朱學勤，蕭功秦，張鳴和楊奎松在高華追悼追思會的發言。
另：雷光漢的蘇聯流亡記，也是高華寫的書評，非常好---筆者 高華：
本文針對三方面的批評做出回應：第一個方面是片面性，專講中共領導人之間爾虞我詐的權力鬥爭，不講中共領導人的崇高信仰和寬闊胸襟；第二個方面是延安整風乃共產黨全黨共襄盛舉，不應該責以民主自由或人道主義的價值；第三個方面是既同情中共革命又否定中共革命，思想呈現矛盾。本文針對這些批評，一一加以回應，尤其針對「老延安」何方先生的指教，提出商榷。本人認為當局者迷，許多指教只有論斷，卻無論證，何方先生老延安的優越感導致他誤讀本書，而其一意追求歷史定論，也造成他無法容忍異見的獨斷傾向。《紅太陽》一書不允許在中國大陸公開發行，然新出資料也證明本書主要論點是站得住腳的。《紅太陽》的修訂再版，將修正個別史實錯誤，其基本架構則維持不變。本文最後指出延安整風經驗的特殊時空背景，建國以後奉為治國方略，造成歷史災難；鄧小平宣布與時俱進，加以揚棄，只是變得較遲，令人遺憾。
朱学勤（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学术成就永存史卷
我们这一代人在几个历史重大问题上，不能交白卷。在众多答卷中，我以为高华这一份是最为出色者之一。主持人让我总结高华先生的学术成就，我不合适。还是让我作为高华的朋友，一个与他交往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从个人的角度来讲讲高华这个人，讲讲高华这本书。
高华是我们这一代人中的杰出代表。我们这一代人有两件事无法回避，一是文革，二是改革，这是我们的生命底色。改革的历史，我们可以写，后代人也可以写，但文革的历史，必须由我们自己来交这个答卷，在这一重大问题上，我们不能交白卷。
事实上，我们这一代人也通过各种文本、各种方式，陆陆续续地交出了答卷，但在众多答卷中，我以为高华这一份是最为出色者之一。他深刻挖掘了文革得以形成的老根——中共党内生活之渊源。文革发生已经有四十多年来，到现在还是一个聚集风云的话题。在历史上，它还会和法国大革命等重大事件的命运一样，让多少代人持续不断地争论下去。但无论是后面有多少代人参与讨论、争论、辩论，它绕不过我们这一代文革经历者所交出的答卷，绕不过高华这个人。
高华让我最感佩的是，1977年恢复高考、研究生考试，我们这一代人进入历史系有很多人，但对于党史专业，基本上是回避或拒绝。高华毅然敲门，破门而入。这是需要勇气，需要担当的。20年前，在那个年代选择历史专业，进入这个大门以后，再去敲党史这第二扇门，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现在我们都知道了，他是在怎样一种历史环境下来写那本书的：是收音机里传出苏联八一九政变的广播，在一个与邻居共用的小厨房里摊开稿子，黑夜奋然命笔。今天的学术氛围没有根本的变化，只是各种各样的课题费多了，开始是人抢钱，现在是钱抢人，大学已经被各种各样的课题费其实是人民币淹没，能耐住寂寞不申请那些大大小小的所谓课题的人几乎没有了。2002年我与高华参加夏威夷国际会议，为节省经费，会议安排我们住暑期空出的夏威夷大学学生宿舍。我们俩人住同一房间，曾为此感慨并预感学术氛围在表面繁荣的假象下更为崩坏，80年代最后一年开始形成的“第二学术圈”将逐渐瓦解，被体制内“第一学术圈”分化吸收，我们的日子将更为艰难，只能相互打气，文雅的说法叫“共勉”。但高华坚持下来了，我们可以去查高华在南大的学术履历，在取得如此学术成就、获得海内外高度赞誉的同时，他是否申请过一个“国家课题”？高华留下的这一成就，对那些动辄以是否取得国家课题来量人度己者是一个有力回击。
高华当时进入这一行，我一直觉得很惊讶。太难出成果了！有想法，有书稿，怎么能流传下来？一辈子锁在抽屉里？那实在也于心不甘。高华用他一生的经历，最好不过地回答了我的困惑，第一，在最不可能出成果的地方，他出成果了；第二，还不是一般的成果，一个大大的成果，一鸣惊人！作为我们这一代人，他没有交白卷，交了一份非常漂亮的答卷。我们今天在追悼会上看到，余英时先生也写了：“读过高华先生的书，很佩服”。
其次，我们今天在这个民间场合，不能不正面谈谈今天上午校方主祭时回避提及的高华这本书：《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本书的学术成就，上下两代人，同时交口称赞，这是不容易的。上面一代人，我以现在党内所谓“两头真”的代表人物之一何方老先生为例。他最近写了《党史笔记》两本，一而再再二三地引用高华这本书。我与何方老先生有两次交谈，一次在上海交大，一次在北京他寓所，两次都谈到这本书。须知何方先生眼界是非常高的，不用说跟我们这一代人，就是与他的同代人，他都直言不讳。我就知道他和李慎之通信中，对李慎之先生的一些观点提出坦率批评，慎公是有傲气的人，他对他们同代人非常挑剔，但慎公曾对我说过，党史这一块，他重视何方的意见。而在谈到高华这本书时，何方竖着大拇指，连声说好。让一个延安整风的过来人，而且是有高层阅历的过来人，来承认一个后代人完全靠资料，而且是公开的资料不是什么秘辛传闻，写延安整风，竟是一部信史，靠得住，绕不开，这是不容易的。
下一代人中，我问过，我教过书的，或者有交往的晚辈，党史这么多书，你们看过哪些？他们不约而同地都说看过《红太阳》（编者注：即《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当然，他们更多的是通过复印，不是看的香港原版。一个人的书虽然是在香港出版，但是能够得到国内年轻读者这样广泛的响应，在我们这一代人，是很罕见的。高华的书虽然是在香港出版，传播发行都受到限制，但在中国大陆，上中下三代人，该看还是都看到了，读过了，多少学党史的后来之辈，都在千百次地引用，仅此一点，作为一个学者，高华就足以自慰，足以傲视体制内那些蝇营狗苟的众多伪学者。
这本书开辟了毛泽东研究的一个崭新的空间。说得低调一点，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说得稍微满一点，在毛泽东研究、延安整风研究，从延安整风到文革的历史研究，这三块当中具有里程碑价值。
在这个意义上，高华选择12月26日这个特殊的日子走了，他走而无憾，无论是这个人，还是这本书，都永存史卷。
2011年12月30日下午 南京（根据作者发言整理，有所删节）
萧功秦（上海交大政治学教授）：儒家和自由主义精神结合的典范
我可以说是高华的老朋友了，大概与他交往有33年之久。1980年前后，那时我是南京大学的研究生，高华是本科生。从此以后，我们就一直在交往。我和他在台湾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经常一起去逛重庆南路的书店，几乎是无话不谈。他每一次到上海来，我骑着我的破摩托车，到他那个狭小的阁楼上面去找他，一谈就是三四个小时。然后他把我送到楼底，我就开着摩托车离开。
那么多年来，我觉得高华的身上，他是把儒家的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精神结合得最完美的一个人。他为人处事，充满着儒家的那种风度和风范，既内敛又有非常强的责任感，有“天下为公”的精神，同时在思想上又是充满了宽容。我觉得如果要在中国找一个儒家文明、中国传统文明，和自由主义理想有如此完美结合的人，他是首选，确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典范人物。
我要谈一下对他的史学地位的评价，我曾经说过，他和在座的很多学者用自己的一生的努力，形成了一种学派。我把它称为叫“新实证主义”学派。包括杨奎松、沈志华、韩钢各位，他们是在治史过程中当中逐渐形成的相同的研究风格的。高华曾经也偶然说过这个事，他说，实际上我这个研究可以称为“新实证主义”。为什么叫“新实证主义”呢？它反对过度解释。它一定要从材料当中、从史料当中还原历史的真实，但是反对对它进行教条化的先入之见的过度解释。通过对史实的发掘，将真实的历史呈现出来，用常识的理性去感动人、去说服人。从这个意义上说，高华可以说是这一学派中的佼佼者。
不久以前，我在重庆、成都的一个会议上，做一个长篇的关于中国史学的发言，内容就叫做“新时代需要新史学”。我特别提出了“新实证学派”及其重要意义，特别指出了高华本身的作用。我说，高华的这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实际上是我们这一代历史学家，留给一百年以后的子孙的一个礼物，让他们看到我们是怎么反思历史的，我们从历史当中获得了什么，我们感悟到了什么，我们希望什么。
高华那么多年的努力，我把它总结成三点，作为我们历史学者，作为后一代的历史研究生们、大学生们值得吸取的经验，或者说可以从那里得到启示的。
第一点，我觉得，他的成功在于他具有一种超凡的洞察力，我把它称为叫“历史的悟性”。所谓的“悟性”，就是说当你用有限的信息，来还原整体历史的那种能力。你的信息是有限的，但是你是依靠这种感悟，把整体面貌还原出来。这种能力在高华身上是非常突出的。他曾经给我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杨尚昆的儿子，读了高华在《南方周末》上写的《《初读〈杨尚昆日记〉》）一文以后，就专程到南京来找他，对他说，我到南京来，就是我对你发生好奇心，我完全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你怎么对我父亲是如此地了解？我曾经问过我们家族所有的人，他们没有一个认识你，但是你写我的父亲确实非常真实，你把我父亲内心世界点活了。你把我父亲讲到点子上去了。你到底是认识我们什么人？高华说，你们家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我就是看你父亲的日记。
高华这种洞察力我觉得是历史学家最可贵的。人们说。历史学需要史才、史学与史识，而史识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感悟力。当你读了二十本书，就能通过悟性得出人家看一百本书才能得出的结论，那就是你的一种悟性。高华身上这种东西是非常突出的。
第二点，我觉得他有一种儒家所具有的那种边缘化的生活状态。他没有进入体制。他虽然在体制里生活，但是他和体制保持相当的距离。他从来没有申报过官方的课题。他在这种边缘状态当中，自得其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种在边缘状态那种自得其乐，就是儒家精神，在他身上体现得非常突出。
第三，他身上表现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不是一种口号，而是通过人生的经验，通过自己体认，去追求这个社会的真善美，从而写出他的著作来。
他这种责任感，就是通过他的这种事业表现出来的。那么多年，可以说，我认为他是我一生当中最好的朋友，我也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当他到上海来开刀的一天，因为是好朋友嘛，我就干脆把纸捅开了。我说人生来是有限的，也许你可能比我早走，我们很多人比你晚走，十年二十年都有可能，但是，从生命的历史长河来说，按照十亿年这个生命历程来说，十年不过就是一秒钟。我们只是比你晚走一秒钟而已。但是你的这本书，却是有超越一个人的人生生命时间长度的价值。他当时非常感动，他把这句话告诉他的太太。
在他过世的第二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想像着他在天堂里的样子。我想像着那是天堂里一个朦胧的早晨，他一个人，坐在一张长椅子上，有点孤独。我总觉得我们大概总有一天，会去见他的。我想像着，在这个长椅子上面，继续着我们的长谈。
（根据作者发言整理，有所删节）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祭高华
我在（2011年12月）24日，高华先生去世的前三天，有幸能和他在一起。我正好来南京，去见他。上午大概九点半到病房，谈到十一点半，聊了很长时间。我对生命有一点敏感，可能是我以前干过兽医，对生命非常敏感。今年年初我已经来过一次了，我感觉高华快不行了，生命似乎正在从他的躯体里离开。那时候我都快控制不住。小刘跟我说你千万别哭，你跟他聊，聊得开心点。在我的感觉，其实高华对自己的走，有感觉，但是他非常坦然。我们聊的时候，他就说，你现在被“五毛”围攻，不要理他们。他说过多次，他一直在看我的微博，看我的博客，每天都看，在病床上，就用手机看。他说你做就行了，别管人家怎么骂。多年以来，我写博客上微博的时候，我都在想，高华在看，高华要看，所以我每天都更新。
我们也讨论了很多学术上的事，现在最新的史料他都知道，学界的事他也都知道。
大家都说好多高华的事，大家对他的评价，我都认同，只补充一点，高华其实在我眼中，是一个挺好玩的人。他有很儒雅的一面，有很严肃的一面，但是他确实是很好玩的人。我记得是2008年还是2009年，熊景明组织了一次活动，有秦晖和章诒和等参加。我们在吃饭的时候，高华要拉我表演节目。我说我们唱什么，他说唱“我们是害虫”。我说怎么唱这歌，他说我们现在在某些人眼里，就是害虫。我们唱完了，大家都乐死了。他就是特别好玩的人。
我和他交往，其实很晚的，但确实走得很深。我很看重他，他也比较欣赏我。他有非常童真的一面，他给学生上课也好，讲课也好，甚至谈学术也好，那是另外一个高华，我看到更多的他是一个小孩的形态，特别好玩。我看秦晖也是这样。他完全是一个赤子之心。不是一个胆大的人，但却把天给捅了个窟窿。
他之所以走这条路，真的是驱使于知识分子的良心，这是良知驱使不得不这么做。他身上的恐惧比我们都要多。这种恐惧我有，但恐惧在他身上的影响，比我们大得多。我感觉到这点。他也后悔过。得病之后，他有一次给我说：哎呀，我还是做古代史好，不接触这样惨的材料，不揭露黑暗，可能好一些。我说你已经不可能了。他说，是啊，不可能了，根本不可能去做古代史。
我走到今天，从一个书斋学者变成经常批判现实的人，高华一直在支持我，我只要出了新书，每次都是他第一个给我掌声，包括我对史学界的批评，他也赞同。我只想说，他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所以那天聊完之后，我回去之后，心情非常不好。我当时就感他真的很快就不行了。以前也想过，高华是不是就要彻底走了，但是这一天到了的时候，还真是受不了。
那天，熊景明老师给我说，你手快，能不能代替大家写一篇祭文。那天晚上，我一宿没睡，就写了。
祭高华
风起钟山，哲人其萎，凛凛雪雨，草木凋零。今我来兮，斯人已去。哭君壮岁，英年早逝，锦绣文章，更待谁书？哀君事业，中道崩殂，历史真相，何由得明？怜君家人，孤孀弱子，大树摧矣，何枝可依？伤君门生，痛失良师，庭训堂听，寂寂无声。忆君，惜君；念君，哀君；思君，痛君；哀哉高华！惜哉高华！痛哉高华！伤哉高华！高华之后，更无高华！君去之后，国有难事，谁与相析？我有佳文，谁其击节？重九登高，使君不在，遍插茱萸，更少一人。雪夜围炉，君其逝矣，促膝晤谈，永稀哲音。君逝之日，天黑如墨，鬼蜮成阵，遍地狼犬，深巷警笛，文网深密，靡有孑遗。无良当道，阿谀成风。良士遭难，佞人乘龙。斯世斯景，君去天堂，我留人境，忍待天明。
天丧英杰兮，上苍不公。朋辈成鬼兮，怒向刀丛。欲聆君教兮，天人永隔。斯人其逝兮，再无知音。长歌当哭兮，泣不成声。天地惨然兮，共我一哭。哭天，哭地，哭南大，哭我良朋。谨以馨香一束，香草几枝，鲜花数瓣，献于君前。呜呼哀哉，伏惟尚飨。
（根据作者发言整理，有所删节）
杨奎松（北京大学教授及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希望有更多的高华继承我们的工作
我想，高华走了，我们最难受的一点，是跟我同道并且从事同一工作的人，又少了一个。这么说，其实刚才朱学勤也已经讲了，就是我们学历史的人很多，研究历史的大家也很多，但是真正从历史学的方法来比较系统地研究中共史，比较系统地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人，却极少极少。到今天为止，我们剩下的人，如果大概计算一下的话，可能也就只剩下三四个，四五个了。而且，剩下的也基本上都五十多岁，后面的年轻人基本上还没有跟上来。多数还只是在做个案研究，或微观研究，或比较小的问题的研究。
刚才和李蓓蓓老师还在讲，我们现在真是很难寄希望于年轻人跟我们一起来做这样的研究。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要谋生活，他们要求他们的学位，求他们的职称，要养他们的家，所以他们很难坐冷板凳，每年必须要想办法发表几篇论文，而且还必须要在国内发表，要发表在什么核心的刊物上，必须申报和完成这样那样的课题，必须要在国内出版通过审查的专著。只有这样，他们在学术上才能得到认可，才能评职称，但这样他们也就首先必须要政治正确。
我们这些人走到今天，现在已经不求这些了，也不怕别人认不认可了，也不担心生存方面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可以大胆做。但这并不等于我们真的能够改变什么。包括高华先生，我们一直在讲，高华整个的经历，其实和我们在座的同龄人都差不多。我和高华都当过八年工人，也是文革以后上大学的，然后也都一直在做学问。但是大家可以看到，高华的书出得不多，文章也出得不多。《红太阳》这本书是2001年出版的，之前他没有出版过专著。而且这本书也是在香港出的，在大陆只是两三年前才集了一个集子。为什么他出的书和大部分的文章都出在海外，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这说明他研究的那些对象，包括他研究的那些问题，一多半在大陆几乎不能发表，不能出版。
包括《红太阳》这本书出来，对他影响很大，大家刚才也讲了。问题是，它除了带来了学术上的，或者说研究能力上众多的称誉以外，它是不是更多地给他带来的是压力，是精神上的困扰，还有各种各样的麻烦呢？
讲到这里，我不能不说到高华的病。高华是我推介，包括帮助引进到华东师大去的，我做了很多工作，他也确实一度正式在华东师大上班了。但是，我最后悔的也是……也是这件事最后没办成。所有都成了，但最后又失败了。以至于他回去没多久，就病了……
所以，今天在这里纪念高华，我个人最希望的是我们还能有年轻人，来继承我们未完成和无法完成的工作。
谢谢大家。（抽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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