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汪洋将军―《六块弹片》

                 2011-03-07 23:29:08       颜昌海 博客 浏览 22932 次 | 评论 60 条

1944年，延安(中国)，八路军干部和西方军事官员吃饭，中间是林彪。

林彪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但由于官媒的刻意掩盖和歪曲，使人们看不到林的真面目。近年，由于林彪政治影响的淡化，一些关于林的档案也被解密，林彪的真实形象也逐步显现，甚至呼之欲出。近日，网上流传着林彪在1966年11月给国民党领导人的一封密信，当时正值“文革”爆发之初。信中的林彪表示了对他昔日校长蒋介石的感念和拥戴；也表明自己身处“危疑之局，遇多疑猜忌之主”，朝不保夕的处境。

这封信的可信度是比较大的。现在的人们基本清楚，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就是为了搞掉政敌刘少奇，但毛泽东此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也要拉拢掌握着军权的林。表面上看上去，毛泽东与林关系密切，但林彪明白，毛泽东拉拢林，只是一时利用，说不定到时候也会卸磨杀驴。

从近年解密的《林彪日记》看，林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了然于心。林彪在1964年3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是福还是祸？毛嘱：要我关注政局在变化，要我多参与领导工作，又问：上层也在学苏联，搞修正主义，怎么办？中国会不会出赫鲁晓夫搞清算，搞了怎么办？毛泽东认为被人架空，这个人是谁？我吃了一惊，冒了一身冷汗。一场大的政治斗争要来临。林彪在1966年5月26日的日记更明确的写道：老毛施阳谋外出，由刘主持中央会议，经刘除“彭、罗、陆、杨”作第一步，再通过毛的政治斗争纲领文件，铲除刘、周、邓，这是毛的阴谋。

因此文革爆发后不久，林在给国民党领导人一封密信中表示出对蒋介石的拥戴。

1966年11月，林彪、陶铸密派黄埔四期同学萧正仪赴香港同国民党挂钩，萧正仪秘密会晤了旅港黄埔四期同学、曾任国军华南补给区中将司令的周游（按：此人在大陆易手时卷逃一笔钜款潜往香港，以余不足观阁主笔名，在《春秋》等刊撰稿）。

密函内容如下：

“铁兄：久未通信至念，回忆当年共砚黄埔，恍如隔世。兄天姿明敏，正应为国家效力，乃退闲塾处，殊为可惜，兹因文灼兄南行之便，特修寸楮致候，祈加指示。吾人处危疑之局，遇多疑猜忌之主，朝荣夕，诡变莫测，因思校长爱护学生无微不至，苟有自拔之机，或不责已往之错，肺腑之言准乞代陈为感，此颂道安。

学弟尤铸同启 十一月一日”。

林彪字尤肋，故信尾署名尤；铸是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副总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林陶二人早年均为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1949年冬率国民党18军缔造金门古甯头大捷，后升任参谋总长与国防部长的高魁元是林彪同队同学。高魁元身材魁梧站在排头，林彪身材瘦小站在排尾。周游字铁梅，故林彪在这封密函中称他为铁兄。双方的表字只有彼此知道，虽然此信不是林彪亲笔，但周游认为不可能是虚构的。信中“文灼兄”乃是萧正仪的别号。

周游穿针引线同国军参谋本部特种军事情报室驻香港特派员取得了联系，将此密函上呈特情室主任张式琦，张即向国防部长蒋经国请示。蒋表示要研究后再说，张式琦就决定同萧正仪这条线保持联系。为了取信于对方，张式琦将原函奉还，另由周游署名覆函，交由萧正仪带回大陆面交林彪。萧正仪返大陆前曾与周游约定此后彼此联络的方式。萧取道广州，乘粤汉铁路先到武汉，再到上海。他在上海曾函告周游，称尤、铸二人未改初衷。但此后萧正仪成了断线风筝，同周游失去了联系。

张式琦退休后定居美国洛杉矶。他历任台湾参谋本部特情室主任、国防部情报局局长达十二年，考绩为特优。台湾军情机关运用渔民搜集大陆情报始自张式琦，在滇、缅、港澳以至美国各地建立情报基地都是他的显赫业绩。他回忆，国民党回复的核心内容有三点：“第一，我们向他表示他是受欢迎的。第二，我们愿意帮助他保住他的特殊地位。且（最后），我们想逐渐发展这一关系。我们想尽最快的速度给林回信，因那时陶铸被打倒了。”事实上，陶1967年1月倒台，两年后在医院死于未经治疗的癌症。就张式琦所知，从大陆来的消息停止了。但国民党仍然相信他们在大陆政权最高层里潜伏着一个盟友。

“在1966年到1971年间我们确信林姻定反对毛泽东”，张说，“那封信后，所有涉及到林彪的活动都被密切的关注。所有他的（激进）讲话，所有他干的事情都?了一个目的──赢得毛泽东的信任。”

萧正仪从上海寄信之后就消失了，周游也于1968年死于香港。另一位确认此资讯交往这件秘闻的人是高龙，他是国防部情报局驻英国属地香港的主要负责人，现居住在台北。高说他帮助证实了原信并传送了回信。“我们把此事看得十分重要”高龙说，这一秘密过程非常复杂，因?“每一部分都紧紧相连。因?保安措施严密，此事不可能轻易传出去。”高说对于台北回复内容，他只知有限的一部分。但他认?信中一定告诉林彪，国民党会原谅他卷入共产党的活动。高回忆那封信时说：”最重要的事是反对毛，并非反共。”

但是在1966年，林似乎与毛泽东正在度着蜜月一般。?什麽他还要冒种种危险写一封可能身败名裂的信？一个可能的答案是因?权倾一时的陶铸被打倒，陶是中共在南方的负责人，也是林的盟友。这表明了在动荡的文化大革命中，没有谁的地位是稳固的。早在1966年初毛泽东写信给他的妻子江青，表达了他对林一篇关于政变的讲话的不满，毛泽东怀疑林的忠诚。虽然那封信直到很久以后才发表，中国官方承认此信曾由周恩来转交给陶铸去复印。如果是这样，陶一定会提醒林。

红卫兵制造的无情破坏以及遍及全国的混乱也许已震惊了林。作?一个强烈的爱国者，他带着使中国统一与强大的梦想参加革命，毛泽东的倒行逆施使他感到愤怒。林此时也许姻定取毛泽东而代之的时机到了。

台湾中华宗教哲学研究社荣誉理事长、台湾淡江大学李子弋教授说蒋介石毕生最大的遗憾是未能利用林彪──蒋总统对此曾向陶希圣多次提及。1993年10月在美国发行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出现一篇有趣的文章，做蒋介石的私人医生达40年之久的熊丸在文章中说：”我唯一一次见到蒋总统流泪是在他听到林彪的死讯时。”李子弋说：”陶希圣告诉我（蒋）哭了，因?他深感遗憾。那就是在1971年。这给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民党的老将无疑会对他们身经百战的最高领袖?一个人而哭泣感到不满，更不要说是?一个共产党的元帅了。但是蒋可能是意识到他返回大陆的最后一点希望随着林彪之死而消失了。

然而，林彪在“文革”初期为什么没有投奔蒋中正？因为当时局势发生了变化，林彪也改变了主意。刘少奇、邓小平倒台后，林彪没有被毛泽东即刻除掉，反而一跃而为副统帅，成为官场的第二号人物，也是毛泽东对林紧跟他的奖赏。对于这点，林彪在1969年3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总理送来党章草案定稿，把我列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我心不安，向总理提出：‘是否不妥？谁提出的？主席意见呢？’总理告知：‘是主席亲自提议的，有指示。既然定了党的副主席，当然是接主席的班，名正言顺。’我还是建议征求其他同志的意见。

既然林彪成为法定的接班人，那么林就没有必要投蒋，必竟投蒋的风险太大，坐飞机不知能不能飞出去，会不会被打下来，即使驾机飞往台湾成功，得到什么样的待遇还是个未知数。林彪帮助毛泽东打下近二分之一的江山，将国民党赶到小岛台湾，与国民党官兵结下了深仇大怨，如果不能铲除毛泽东立下功劳，只是一家人投往台湾，那蒋不一定接收他，即使蒋有接受林之意，他的下属们也不一定能容纳林和善待林。

此时林彪当上副统帅之后又有些受宠若惊，他改变初衷，迷迷糊糊地踏上了毛泽东安排的道路。林为了保全自己讨好毛泽东，他开始对毛泽东进行恶心的吹棒，为毛泽东的“发烧”煽风点火、为“文革”兴风作浪。然而好景不好，没有几年，毛、林出现了分歧和矛盾，最终演变为你死我活的斗争。在林彪“叛逃”前的一、两年时间里，林也是很清醒的，从“571工程纪要”来看，不仅是林彪，就是林26岁的儿子林立果也清楚的认识到毛泽东是个古往今来最大的暴君，要为民除暴。从林立果的清醒认识看，他绝对受到父亲林彪的影响，说明林对毛泽东的认识很清楚，即毛泽东多疑而又残忍。但林最后还是敌不过毛泽东，最后据说是“逃往苏联”、“折戟沉沙”。

而蒋介石沙场论将，一直认为林彪是黄埔生中的佼佼者，最厉害之处是“谋定而后动”，深得兵家之道，早年曾想收归己有，却神差鬼使放了这个人才。

提起黄埔，蒋介石就眉飞色舞，那是他一生事业之发祥地。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黄埔军校共毕业23期学员，但他最器重的，还是前五期。在这五期学生中，他对第一期和第四期又最具感情，原因很简单，第一期是他的开山大弟子，那时他一心扑在军校的建设上，与学员朝夕相处，耳提面命，真是亲如父子。用他自己的话说：“第一期学生可说由我亲自指导出来的多，其中虽不能完全照预定计划做到，但只在精神上说，差不多有十分之八，做到原来的希望了。”他报起黄埔一期生来，一个个都如数家珍，神色得意极了。至于二期生和三期生，因为他们一入学就赶上了两次东征，蒋介石戎马倥偬，也没有时间过多关心，许多人战死在疆场他还分不清是张三抑或李四，所以那感情自然淡了点。到了第四期，因为东征的胜利，广东形势又趋于稳定，他又能经常光顾黄埔岛了，恰逢第四期选拔了不少优秀青年，让人看了也开心。如后来大名鼎鼎的张灵甫、胡琏、高魁元、谢晋元，这些国民党军界的佼佼者，都是四期出来的，但蒋介石心中却认为，林彪才是最优秀的。

比如，在中山舰事变前夕，那一阶段内部争权夺势斗争很激烈，让他心里烦躁，于是上黄埔岛散散心，顺便视察岛上情况。恰巧，正逢四期步科的学生上战术课，他也没有惊动别人，悄悄地坐在了后面。课题以前不久发生的惠州攻坚战为例，说一说这次战斗的取胜要素。这一仗乃蒋介石亲自指挥，他当然最熟悉不过了，于是听得饶有兴趣。

只见学生轮番上台，口说笔划，滔滔不绝，有人认为此战胜利乃在于步炮协作得力，有人认为则是指挥果断，士气高涨，不一而足。蒋介石心里哼了一声，不置可否，惠州之战，乃经典之作，以上所言，虽有几分道理，但不是关键，想当年大战之前，曾让他费尽心机，绞尽了脑汁……。轮到林彪上台了，只见他一脸怯生生的模样，也不多言语，就开始在黑板上画起惠州地形图，他画得很仔细，很投入，城郭民居，地势地貌，山川河流，一一标点清楚。就凭这一手，蒋介石已不用往下看了，该生是个有心人，他把这一课给钻研透了，熟悉得如同自己的掌纹。用兵之道，在于谋定而后动。林彪已经凭着其天生的禀赋接触到了战争艺术的精髓。他悄悄地走出教室，吩咐随行的人，下课后，让林彪去校长室见他。

这一次谈话，多年后蒋介石仍记住每一个细节，这林彪看似一个不谙世事的学生娃，却是城府森严，惜语如金。在以往与人的谈话中，蒋介石一向是多问少答，始终掌握着主动。但与林彪则难进行，对方从不多答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经过深谋熟虑，却是极得体，极中听。蒋介石心中有一股怪怪的感觉，年轻人本应该血气方刚，朝气蓬勃，很少有像林彪这样少年老成，这样稳重，这样有心机的。凭着直觉，他意识到坐在他面前的乃是难得一见之将才，但却很难驾驭，让人捉摸不透。不知为什么，他突然想起了汉代名将韩信，此人才华若此，心术若此。他在与部下论及林彪时，曾多次以韩信作过比喻。

师生俩一问一答，这时校长办公室秘书陈立夫推门而入，报告说，汪党代表精卫也上黄埔岛了，请蒋校长前往议事。“可恶。”蒋介石嘴里骂了一句，自从廖仲恺死后，汪精卫接任了军校党代表职，又把手插到黄埔岛来了，挤进蒋介石的势力范围，这让他很恼火，也很无奈。汪精卫毕竟是广东政府的一把手，他还得忍住气与之虚与委蛇。

于是，他调转身气呼呼而去，却忘了与林彪打声招呼。

被孤零零甩在一旁的林彪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污辱，作为一名普通学员，他当然不知道国民党高层的内幕，只以为蒋介石那一声“可恶”是冲着他来的。林彪一向心高气傲，把这件事记下了，几十年后都不能忘怀，有一次与自己的老部下黄永胜聊天，提及黄埔那段生活，林彪对蒋介石有如下评价：“蒋介石是个军阀，他在黄埔时高高在上，对许多学员、教官都不尊重，很多人对他有反感。”

再说那天蒋介石撇下林彪走后，大概也感到了自己的失态，这是有损于他的形象的，因此也曾想过要弥补一二。但他太忙了，紧接着就是发动中山舰事件，向共产党人大打出手，后来又忙于准备北伐战争，出发前，他才抽出时间又去了一趟黄埔岛。

因刚发生过中山舰事件，黄埔岛气氛很凝重，蒋介石一整天都忙于训话，又找了一些师生进行个别交流，林彪也是其中之一。几个月不见，蒋介石发现，林彪更加沉默寡言，眼睛里甚至闪过一丝戒备，他不知道林彪的底细，此人早在进入黄埔前就加入了共产党，两位兄长，林育南、林育英都是中共重要干部，中山舰事件后，第一军和黄埔军校都在清理门户，林彪的中共党员身份是秘密的，所以未曾受到影响。但这还是让林彪受惊不小，因此完全收十起锋芒，卧薪尝胆，隐晦韬光，喜怒不形于色，浑身长满了心眼，随时准备应付各种各样的问题。蒋介石向林彪许诺，毕业后让他来总司令部工作。

这个许诺太诱人了，当时蒋介石已取代汪精卫成为广东政府第一号人物，乃北伐军主帅，当时黄埔毕业生都以能进入第一军为荣，那是天子门生，地位特殊。更不用说在蒋介石身边工作，更是天子近臣了，非黄埔生中最优秀、最受蒋氏青睐者不敢奢想。

如果不是共产党员的身份，林彪也许会感激涕零，但他是组织里的人，有着组织里的安排，组织里的纪律。他知道上级对他毕业后的去处已经有了意向，将他分配至叶挺的独立团，那是中共所掌握的第一支正规武装。所以，他只淡淡地回答了一句：

“感谢校长的信任和栽培。”

见林彪并不领情，蒋介石感到了失望，怏怏道：“好吧，我出征在即，今后再和你联系。”

谁知这一别，师生两人竟成陌路，从此分为两个营垒，成了敌人，成了对手。

人已經作古了，真假難辨！恐怕是毛派

人士反擊林的餘黨近年來有效的為老林

平反的行動而散佈的文字而已罷了！

    林彪之所以值得敬重  理由主要有四

                                          ( 北京时间2014年9月30日 转载 )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中，真正让我敬重的人为数不多，从陈独秀、张闻天、朱德，到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习仲勋等，最多10几人而已，而林彪是在这“不多”之列的。

其一，善战而不好战，是一个一定意义上的伟大军人。林彪善战，广为人知。他以其政党利益和军事意义上的卓著战功(所谓三大战役居其二，渡江战役居其半)，创造了一个战争史上罕见其匹常胜不败的神话，这一点，谁也否定不了。但是，仅凭这一点，也就是一战争机器而已，林彪也就不成其为林彪，就不值得敬重了。林彪的可贵之处在于，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还能够从国家利益考虑问题，懂得那些仗该打，能够打，哪些仗不该打。前者如平型关战斗，外敌当前，尽管知道毛的“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十分宣传”的指导思想，但仍然义无反顾地打了。平型关之后，林虽然由于负伤没有再上前线(其中也有毛对其积极抗日的态度不满，所以有意不让他在对日作战中发挥作用的原因)，但他对国共合作抗日的态度一直是积极的。贺龙的老婆薛明为了抹黑林彪，曾揭发过这样一件事：“在1937年，贺龙受毛主席党中央委托，同朱总、林彪、刘伯承等4人到洛阳去见蒋介石，谈国共合作问题。当时贺等几人按中央精神，对国民党蒋介石采取不卑不亢的态度，唯独林彪，对蒋表示十分恭敬，正襟危坐，认真记着笔记。在返回山西的路上，贺问林：回去如何向部队传达，林当即写了一张纸条给贺，当晚虽看不太清楚，但大致意思是明白的，称颂蒋介石对抗战还是有决心的，可以给部队吹吹这个风。这说明林彪对蒋介石还抱有幻想。”薛明讲此事，意在丑化，但此事恰恰证明林彪行事不囿于一党之私，光明磊落，顾全抗战大局。后者的典型例子就是对出兵朝鲜的态度。　1950年9月下旬，毛泽东就中国派兵入朝参战等问题和林彪进行了一次长谈。谈话中，林彪从中国国内情况和军事力量两个方面坦率地讲了自己对派兵入朝作战的不同意见。他认为，我们国内战争刚刚结束，各方面工作都未就绪。美国是最大的工业强国，军队装备高度现代化，一个军就有各种火炮1500门，而我们一个军只有36门。美国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舰艇，而我们海、空军才刚刚开始组建。在敌我装备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如贸然出兵，必然引火烧身，后果不堪设想。他的意见是，中国可以派出重兵在东北驻扎，一方面保卫中国边境，另一方面可以作为朝鲜人民军的战略支持力量，而朝鲜人民军可以采取游击战方式与美国军队继续作战。后来，虽经毛多次做工作，林的这一立场始终没有转变。特别是考虑到林的地位和与毛的关系，林能始终坚守这一立场，就更为可贵。林彪反对出兵朝鲜，并以有病为由拒绝率兵入朝;可是当斯大林收回出动苏联空军协助中国军队在朝鲜作战的决定后，他在宴会上断然拒绝与斯大林碰杯。他曾对毛泽东说;“主席啊，苏联为什么不出兵?苏联老大哥建国几十年了，我们才建国几个月，需要休养生息。为拯救一个几百万人的朝鲜，而打烂一个五亿人口的中国有点划不来。”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当时采纳了林的意见，中国就不会是后来的样子。“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于主，国之宝也。”(所以，进攻不为追求功名，避战不怕受到惩罚，只知道保护民众，而真正有利于国君，这样的将帅，才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孙子兵法·地形篇》)从这个意义上讲，林彪称得上是一位真正的军人。至少，在中国共产党的将帅中，林彪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

作为军人，林彪的最大污点是辽沈战役时对长春实施所谓“饿殍之战”，结果导致十几万(一说三十万)平民百姓饿毙。对此，作为四野最高军事和政治主管(林为四野司令员兼政委)的林彪，不管是否是此事的最后决策者，都应负主要责任。这种以平民百姓做筹码，以赢得战争胜利的做法，不管出于何种目的，都是卑鄙的，是不可原谅的。林彪的可敬之处在于当他认识到错误之后，能够当机立断，不等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答复，就下达命令，放弃“饿殍战术”，让围城部队开放卡哨，允许难民通过，并开始组织救济难民。知错就改，善莫大焉。在被不讲人性只讲阶级性、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毛氏党文化改造了的共产党人中，能够做到这样，就很不容易了;特别是和从来“不下罪己诏”，从来不认错，反而一意孤行，将错误进行到底以证明自己永远正确的伟大领袖相比，就越发显得可贵了。

其二，不整人，至少不主动整人;从来不落井下石。早在延安时期，林彪对“抢救运动”就“敬”而远之，没有整过一个人。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除了事后表态性的公开讲话，他没有在背后整过任何人;相反，总是尽一切可能保护同志。上世纪50年代高饶事件中，中央组织的批判高饶的会议，曾当过林彪秘书的谭云鹤参加了。他说只有朱德、陈云揭发高岗串连他们的材料，没有林彪揭发高岗串连他的材料(而高岗确实曾经拉过林，给林写过信，提出让林出任部长会议主席)。打倒高岗是林彪没想到的，他认为高岗有野心，但并不赞成打倒。对于高岗的结局，林一直深为同情。　1959年庐山会议整彭德怀，开始林彪没有上山。7月16日，毛泽东在收到彭德怀的批评信后，决定批判彭，并特别指令林彪上山“帮忙”。林彪赞成彭德怀的意见，认为1958年的大跃进是“凭幻想胡来”，彭德怀的意见书是正确的，就是“急了点儿”。但他知道毛让他上山的目的是什么，当然不能不表态。8月1日，林彪在大会上发言：抛掉个人过分自信，抛掉个人英雄主义，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我有暮气，但没有这个野心，这种雄心、信心。主席讲元帅中有暮气，这样大局面，理论知识、精力，只有毛主席有。(我们)都是丘八，就是那么个材料，那么大作用。在林彪的整篇讲话中，没有揭发彭德怀什么，反而从侧面替他解围，说国防部长还要你来当。毛泽东翻出长征中会理会议的旧账，说林彪那封让毛、朱、周离开军事指挥岗位，由彭德怀指挥的信，是彭德怀指使的。林彪立即当场澄清，说我当时给中央写信，没有与彭德怀商量过，与彭德怀无关。这种时候，不顺水推舟，不落井下石，有几人能做到?更何况这样做很可能触怒毛泽东——给你脸你不要，不识抬举!难怪彭德怀心怀感激。林彪事件发生后，1972年8月，中央专案组向彭传达“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文件，彭听后十分激动地说：“打电话给周总理，我相信他(指林彪)是革命的。这样把林彪杀了我有意见，他死我不同意。”当专案组要其交代林彪的问题时，他被逼之下，大发脾气：“给我钢笔，我想起一点就写一点。高岗、林彪都是反革命，还有彭德怀。”许多人根据庐山会议上林的批彭发言把林说成是批彭的干将，并不符合实情。虽然，在以“斗争哲学”为核心的毛时代党文化的大氛围下，林不可能不参与批彭——你不批彭，就是彭的同党，就会与彭一起被打倒;但仔细分析，林的发言用心良苦。他并不以一贯正确的姿态，站在与彭针锋相对的立场说话，而是把自己也摆了进去，试图把问题的性质定格在一般性的错误上，既让毛消气，又为彭开脱。而其他人——比如刘少奇、周恩来、陈毅、贺龙、罗瑞卿等人的发言，相比林的发言，则要严厉得多;都是上纲上线，甚至罗织罪名，欲致人死地而后快。对此，彭从心里是领情的，否则，林出事后，他不会有那样的表现。

否定林彪的人还把文革中整刘少奇、邓小平、贺龙、陆定一、罗瑞卿等人的罪责都记到了林彪的账上，也是不公道的。其实，上述诸人的命运都是由毛决定的，毛不发话，谁也动不了。在这当中，林充其量是个胁从者，而且是个消极的胁从者，相较于林，周恩来则要积极得多。上述诸人，如邓小平、贺龙、陆定一等人，与林彪都有历史上的恩怨，而且在这其中，林都是受害的一方。如邓小平，邓在高饶事件时就想追查林，对林反对出兵朝鲜一事，也揪住不放;这想让林对邓有好感恐怕是不太可能的。但林对邓除了文革中批判严厉一些，并没有过分处。如贺龙，除了前面提到的1937年的纸条一事(贺后来就此是打过林的小报告的)，后来在延安整风期间，贺龙老婆薛明更是望风扑影地举报叶群政治上有问题，害得叶群被审查。对此，贺龙竟然拍着林的肩膀说：你老婆有问题我老婆举报，我老婆有问题你也可以举报嘛!对于同志，且同为高级将领，贺的所作所为简直是卑鄙无耻，无异于流氓无赖。经过此事，林对贺怎样想，不得而知。但心胸再宽阔的人，也不会没有看法。后来文革中贺被打倒，原因主要是因为贺同情刘少奇，站错了队，与林并无关系。对此，连贺龙自己在生命的最后都说：看来不是这个人(瘦子)的事，是这个人(胖子)的事了。当然，林彪大概也不会同情贺，毕竟，贺对林，对彭都很绝情。陆定一与林彪有私怨，但错亦不在林，而在陆的老婆。早在文革前，陆的老婆严慰冰便到处投寄匿名信，给林彪戴绿帽子。这样的事搁谁身上，都不可能不记恨在心。如果林彪是整人的人，完全有条件借文革之机，把陆定一夫妇置于死地，但他并没有插手陆案。否则，陆就活不到文革之后了。相较于周恩来，林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也要消极得多。周虽然不是毛的文革同谋，但却一直主动紧跟;林虽然为毛所信任，但却是被动应付，用他指点陶铸的话说，就是“被动，被动，再被动”。 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让林彪当接班人，林即坚辞不受，还写了一份报告继续推辞。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作了批示，坚持让林作接班人，林竟然将毛的“钦批”报告撕碎，扔进了痰盂。其消极可见一斑。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清楚，文革中如果不是林彪，而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包括彭真、陈毅、叶剑英等人中的任何一个人被确立为毛的接班人，都会比林左，整起人来都会比林狠。在这一方面，刘、邓、周在1966年6、7月份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的表现(毛批之为“实行白色恐怖”，并没有说错，尽管他搞的红色恐怖更为恐怖)，就足以说明问题。所以，在中国高层，无论是公德还是私德，林彪都是最干净的。

其三，“为民生而奋斗”，力主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搞国强民富。林彪重视民生的思想是一贯的。这一思想在其读书时做的批注中随处可见。他在读《四书章句集注》时批注道： “爱民并从生产上治国安邦，得天下保天下之总路线。”在读斯大林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时写道： “为六亿人口衣食住行的满足而斗争，离此则文不对题。党要在增加衣食住上去努力，为民生而奋斗。”“缺粮食，粮食第一。缺啥啥第一。”“一切以能增加生活资料为原则，何方法能达这些目的即用何法。”他把“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求”，称之为“为大众主义”，强调必须“从大众经济需要上规定政策。”对于毛搞的“大跃进”，他在私下里则持否定态度，认为“大跃进，凭幻想胡来，是蚀本生意，搞得过分，过极了，破坏了个人积极性。

文化大革命中毛、林分歧以致最终决裂也是从是否结束文革，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发端的。这点可以从《陈伯达回忆录》一书中陈伯达的有关回忆得到证实。陈伯达这样回忆道：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后，1969年四月三十日，主席请了总理、林彪、康生、谢富治和我，讨论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久。总理讲了经济停滞、社会无政府主义、大批干部被打倒等问题，主席听着，有时用铅笔记着。林彪讲：“同意总理意见。要发展经济，发展国防，整肃社会派别、山头。”我也讲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已经取得彻底胜利，要发展经济,团结大多数。”主席怕(文革)结束。他讲：”斗批改还刚起步，斗争还有反覆，彻底胜利!还要不要革命?看来，今天我又是少数。”康生、谢富治当即表态,站在主席一边。当时气氛很沉闷。总理说：“我对主席的教导、对主席思想的学习、领会还是很差，要很认真总结、检讨，否则，在工作上会犯大错误，还迷惑着。”主席讲：“总理，检讨不要勉强。党内有不同观点、有不同立场，我不惊奇。”他说著就朝屋外走，散步去了。原订和主席的晚餐也取消了。事后，总理见了林彪，也打了电话给我，希望能向主席作检查，缓和政治局常委内部的气氛。为此，林彪给我打了电话，表示理解总理善意，顾全大局;但又表示：主席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比斯大林更专制，国家会有灾难降临。

从陈伯达的这段回忆可以看出，林彪和周恩来对当时形势的看法是一致的。林彪在委托陈伯达为自己准备的九大政治报告里，也是要抓建设、搞国强民富。不同的是，周在看清了毛的态度后，就不再坚持己见，而林则以军人的固执始终不改变立场。当年陈伯达的秘书王文耀、王保春的回忆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由于是林彪在党的九大会议上作报告，所以林彪就约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去他那里(毛家湾)谈了一下，以表示林委托他们三个代劳，报告内容由陈考虑，林彪就不多过问了。”“陈伯达回办公室后，很快拟了一个提纲，题目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下列了几个小标题。陈带着这个提纲，又去和林彪商量过后，回来改成总题目下面十个小题目、、、、、、”陈伯达还对两位秘书说，不管“上海那两个”(指张、姚)，“他们和我想的不一样”，他要自己写，并讲了他对起草九大报告的主题设想：“运动不能再搞了，现在主要的任务应该是抓生产了，就是说，经过了一场政治上的大革命，必然要掀起生产上的大跃进。”但陈准备的政治报告后来为毛否决，在毛的支持下，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了一个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主调的政治报告。对张、姚起草的九大报告，林十分反感。据曾任林秘书的张云生回忆：林彪对张、姚起草的报告“根本不感兴趣”，“始终不感兴趣，一眼没看”。只注意毛泽东的批示和修改。”3月底，周恩来把经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通过的政治报告稿批送林彪审定，林彪一字未看，就在稿子上批：“呈主席审批。”急得周恩来无可奈何。在“九大”宣读张、姚起草的政治报告前，林彪事先一遍都未看。汪东兴说：“由于林彪对‘九大’的政治报告改用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稿子不满，在‘九大’上，他只是照着稿子念了一遍，敷衍了事。”林彪甚至还对叶群说：“多念错一点才好。”林彪对得到毛泽东肯定的张、姚起草的报告的厌恶之情，可见一斑。

林彪发展经济的主张并不是孤立的，与他对毛泽东领导的文革暗里持否定态度是一致的。文化大革命中的确存在一个对抗四人帮的强大力量，但这个力量的代表人物不是周恩来(周与四人帮的政治立场基本上是一致的，至少从来不对立，更不对抗)，而是林彪(林之后，才是邓)。历史的可笑之处在于，数年后竟然把林彪和江青集团一块批判，称之为“四人帮”和林彪反党集团。事实上，这是两个基本对立(对立大于合作)的集团，“四人帮”才是毛所认同的文革路线的忠实执行者， 而林彪集团的基本政治理念是结束文革，恢复社会秩序，发展经济。文革新贵张春桥批判林彪集团的同道陈伯达的罪状就是唯生产力论，两者的分歧可见一斑。林彪死后作为其罪证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更为集中地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并明确提出要“变‘国富’民穷为国强民富”。

关于《五七一工程纪要》，这里想多说几句。拥林派大都否认《纪要》的真实性，认为是四人帮伪造的，强加到林彪头上的罪证。其实，《纪要》的真实性现在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是否反映了林彪的真实思想。从林彪私下所做读书评注和解密的《林彪工作札记》中透露的信息看，在对毛和“毛线”(林彪的独特用语，指所谓毛的革命路线)的认知以及对付毛的策略方面，后者都和《纪要》惊人地一致，且语言和语气也极为相似。例如，“1967年1月9日：一月革命，上海夺权斗争，是“B52”授权眼镜蛇、婆娘搞的。全国各处，从上至下、天南地北展开夺权斗争。谁夺谁的权?婆娘代“B52”到处放炮，到处打、砸、抢、抓、斗，到处埋下仇恨种子。” (《林彪工作札记》)　“不得已时使用捧上的办法，然后暴露之，打下之。”“他要灭你，故你只好灭他”“东郭先生，中山狼，勿幻想狼不吃你。”“但有发动时机成熟与否之选，如同打仗一样。”(写在《列宁全集》第19卷415页上。该页原文是《革命的教训》)。所以，《五七一工程纪要》反映了林的真实思想，应当是毫无疑义的，至于是否是林授意搞的，对林的定性都无影响。我倒是希望《纪要》是林所为，这样起码可以增加林的光辉和我对林的敬意。因为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在中国现代史上，《五七一工程纪要》都是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献。毛氏文革路线由此破产，毛氏神坛由此崩塌，思想解放运动由此开始。从这个层面讲，林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之巨是不可估量的。所以，表面看，林最终虽然悲剧性地失败了，但在历史上，他终将是胜利者;毛虽然形式上胜利了，但实际上，却成了一个从面子到里子都输得精光的彻底的失败者。特别具有重大意义的是，林是毛钦定的“亲密战友”和写入党章的接班人，而且谁也难以否认，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贡献最大，对毛的了解最深;在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领袖人物中，恐怕也是最少权力欲、最有头脑、对个人要求最为严格、最顾全共产党大局的人。所以，凭这样的身份，他对毛的批判自然是最有权威性的;面对林的揭露和批判，为毛所做的任何辩解都是不能服人的。像毛这样连林这样的“亲密战友”都要离他而去的人，除了说明他是彻里彻外的“独夫”，又能是什么呢?

其四，坚守独立人格和尊严。在中共高层，在毛的极权淫威面前，林彪是唯一一个坚守了自己的独立人格，不但敢于对毛说“不”，而且敢于与毛决裂的，活出了“自我”的人。林彪在历史上无疑是忠实于毛泽东的，但他维护毛的权威并不是搞政治投机，而是出于他对毛作为中共最高领袖地位的认同。他敬畏毛，但他从来都没有把毛当做神，对毛也从来不“盲从”和“迷信”。 聂荣臻说：元帅中只有林彪、彭德怀两人敢于顶撞毛泽东。说林彪“当面喊万岁，背后下毒手”，是对林彪的污蔑。真实情况是，在公开场合，林向来是全力维护毛的权威，而私下在毛面前，又敢于陈述己见，甚至敢于顶撞，敢于抗命。如三年内战在东北战场，就几次违背毛的意志，独立行事。林忠实于毛，也有毛的原因。历史上毛、林的真实关系是，与其说林需要毛，还不与说是毛更需要林。正因为毛需要林，所以毛给与林以超出了其他一切人的尊重，包括容忍和接受林的不同意见。林的秉性毛也清楚，所以毛从来(九大之后另当别论)都是主动向林示好，不敢以主子对待奴才的态度对林。对此，林心知肚明。但林忠实于毛，并不意味着他对毛没有看法，意味着人身依附于毛。他臣服于毛，是别无选择，但这种臣服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的。他从来不把自己当做毛的家臣和奴才。毛、林最终分道扬镳，自然如前所述，有治国理念方面的分歧;但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九大之后，毛改变了对林的态度——对于这位“亲密战友”，毛不再信任，又一次玩起“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故伎，到处煽风点火，欲致林于死地。中国封建皇权统治数千年，中国人早已对“龙座”上的最高当权者的暴行习以为常，只会逆来顺受，即使走投无路，也不会铤而走险。这种惯于作“奴才”的成王败寇心态潜移默化，已经深入到人们的骨髓之中，在中共党内，有毛一代，更是达到极致。孟子云：“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但是，在毛时代，党内从上到下都已彻底“驯服工具”化了。面对毛的整肃，即使党内那些不可一世的大人物，也大都乖乖地跪倒在地，自掌耳光，乞求宽恕;甚至刀架到了脖子上，被整得家破人亡，还不忘表忠心。所谓“视君如寇仇”，别说做，就是想也不敢想!如周恩来，为了让毛对自己放心，不惜自污形象;如邓小平，文革中复出时也要发誓“永不翻案”;如彭真，在宣判自己政治死刑的会议上，还要争辩“是谁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唯独林彪，敢于藐视毛的淫威，敢于和毛公开决裂和对抗。九届二中全会后，在毛的咄咄逼人的攻势下，深知毛的为人和手段的林彪自然不会不想到自己的下场，但他就是不检讨，而且干脆称病不出，撂了挑子;甚至在天安门广场参加欢迎西哈努克亲王的"五一"晚会上，竟敢当着毛泽东的面拂袖而去。最后在陷于绝境时，更是演出了惊天一幕，以宁死也不向毛低头的倔强完成了自我形象的塑造，从而让“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毛万岁精神几近崩溃，差一点就去见了马克思。

历史发展到了今天，当年加到林彪头上的，诸如“主张设国家主席”一类莫须有的罪名，都已成为笑柄，但唯有一项“叛国”的罪名几成铁案，让其难以翻身。由林“出逃”定下的这一罪案似乎无人敢翻，即使林的女儿林豆豆也只是以林彪身不由己，被叶群和林立果挟 持来为其开脱。其实，政治人物是否叛国与是否逃亡或流亡国外毫无关系。即使林彪真的主动逃亡国外(根据林的个性，我认为他不会外逃;即使外逃，也不会逃亡苏联，因为林对苏联一直无好感)，也不能说是叛国。因为在专制极权国家，政治人物在国内的政治斗争中失败而逃往国外，在国外从事反对本国政府的政治活动，在世界上是很正常的，也是理所当然事情，从来不会被视为叛国。这样的例子在中国的近代史上也是司空见惯，赫赫有名的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黄兴等人都这么干过。他们或为清政府通缉，或被袁世凯打败，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逃往国外，而且首选目标还是中国的宿敌日本。以孙中山为例。孙“二次革命”失败后，立即逃到日本。孙到日本后，投奔的竟然是日本的浪人黑帮兼专门从事侵略中国活动的政治组织黑龙会。就是中共自身，在早期，其领导人在国内难以立足时，也是往国外，特别是往苏联跑的，例如，我们的第一烈士李大钊就是在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中被逮捕的，并且被当时中国的合法政府北洋政府以“里通外国”罪处以绞刑。中共在早期还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甚至是以苏联为祖国的。中共最终能够夺取政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借助了苏联的力量。所以，以出逃为由，说林彪“叛国”，只能忽悠中小学生和无知的愤青，成熟的国民是不会上当的。而且，林在温都尔汗死难，不但不是“叛国”，还有大功于中国。历史的正确结论应该是这样的：

林彪的戏剧性的出逃和死难，就像核弹大爆炸一样，让国人从个人迷信的迷狂中惊醒。从此，“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这顶帽子被牢牢地戴到了毛的头上，“毛天下”开始解体，国人开始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中国的未来。同时，林彪以实际行动告诉全国和全党，对于独裁者，不能“愚忠”，而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才是真正的爱党和爱国。

附录

“九一三”志感

毕唐书

之一

当年惊爆九一三，从此民心不信天。

真相初闻五七一，暴君空祭秦家店。

接班铁定齐欢庆，叛国声讨急转弯。

绝后空前天国事，夫妻公演二人转。

之二

伴虎伴君谨记心，岂知进退不由身。

战场胜算全无敌，异域荒沙竟断魂。

臣妾死生难自主，独夫心术乐杀人。

英雄落败应怀恨，失在忠君毒太深。

之三

煌煌史册血殷殷，臣子功高即累身。

韩信未央空有恨，林彪党国不招魂。

从来定罪莫须有，何必公审假作真。

可叹百年共和路，至今功过看忠君。

来源：共识网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