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2069年1月10日星期四那一天。可能嗎？怎麼不可能？只要您老人家的身子骨能夠堅強挺入2045 —— 人類從此永生之年。

不是指你的肉身，而是說你的我思故我在的意識將人機一體永生不滅（？）。

周有光（1906年1月13日－），原名周耀平，起先“周有光”是他的筆名，“有光”後來成為他的號。生於中國江蘇常州，中國語言學家、文字學家，通曉漢、英、法、日四種語言。周有光青年和中年時期主要從

事經濟、金融工作，作過經濟學教授，1955年，他的學術方向改變，開

始專職從事語言文字研究，曾參加並主持擬定《漢語拼音方案》（1958年公布），在他主導下，建立了漢語拼音系統。幾十年來一直致力於中國大陸的語文改革。作家沈從文是他的連襟。

             張家四姊妹攝於1946年。前左起：允和、

1946年，三連襟與三姐妹於上海合影(前排：張元和、顧傳王介。

周有光：晚年所思

    《周有光百歲口述》 美國生活

                            作者：周有光口述 李懷宇撰寫 出版社：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抗戰勝利後我們就到美國。打完仗，銀行要恢復原來的樣子，聯絡美國，因為我們在上海辦銀行，都是學美國的。美國改進，我們也跟着改進，就派人去學，要買設備，要回來訓練人。所以，上海的銀行是在世界上水平很高的，跟美國只差兩年。可是計劃經濟一來，一切都否定了。

1945年抗戰勝利了，我是1946年年底到美國去的。那時候有軍用飛機，沒有民用飛機，我們坐了最快的輪船，是軍艦，不打仗了，改為民用的船。十四天到美國，在路上有一個有趣味的事情，經過子午線，日期要改變一天，快到子午線時，我生日，過了子午線，要重複一天，我又過生日。

在輪船上，我們遇到李方桂的夫人徐櫻，徐櫻也是喜歡崑曲的，在輪船上開崑曲會，張允和和徐櫻是主要演員。

一個美國銀行叫伊爾文信託公司，在華爾街1號，帝國主義中心。我就在這裡面辦公，對外在美國用伊爾文的名義，在中國用我們銀行的名義。我們在中國代理他們，他們在美國代理我們。

我是去美國工作，不是讀書的。工作的待遇很好，業餘讀書，的確非常用功，不肯浪費一點時間，在美國讀書的條件好極了，那時候研究經濟學。紐約市中心有一個公共圖書館，服務好極了，我每天一下班就到圖書館去看書。圖書館的人員看我每天都去，那麼認真，就問我：“你研究什麼？”我說我研究什麼什麼。他說：“你是研究人員，我們給你優待，給你一個研究室。”研究室很小，兩個人用，一個人用上午，一個人用下午和晚上。我要下午和晚上，借書時隨便借多少都沒有關係，借了放在房間裡。那是真正為人民服務。

周末我在大學裡聽課，出於經濟上的原因，我沒有辦法脫產讀書修學位。當時很矛盾，內心考慮要不要辭去工作拿學位。我在信託銀行工作，在美國已經做到了中上層水平，這些對於畢業生也是不容易做到的。所以，我沒有辭去工作，而是利用業餘時間充分讀書學習。

我在美國讀書，得益很大，做工作也學到許多。在美國工作，就知道怎麼樣提高效率，一個人可以做幾個人的事情，工作效率之高，是中國人不能想象的。日本派了一個專門調查團到美國調查：為什麼美國人辦公效率比日本人高？他們做了一個很厚的報告，調查結果證明，一個美國人抵到十五個日本人。每一個小環節都跟我們不一樣。譬如說，我們不敢給部長、副部長打電話，你如果打，他的秘書就說：“部長不在。”電話就掛掉了。他們沒有這個事情，每一個電話都要給你一個交代，部長當然不可能天天在辦公室里。還有他們怎麼利用電報，電報送到你這裡，要六個小時，他們要先打電話給你，告訴你電報的內容，你就爭取了六個小時了，我們辦公室里就有電報局的電話。

我在美國的確學到不少東西。讀書，圖書館設備太方便，只要你願意學，在美國都能學。更重要的是，沒有想到我在辦公中學到不少東西，從辦公的方法看出美國為什麼進步，日本遠不如美國。美國的辦公方法可以說，每一個分鐘，每一秒鐘都爭取。這不但是一種思想，而且有具體的方法來實現要求，的確了不起，這一點不是在美國工作，不能了解，我是去工作了才了解。

在美國學了他們的工作方法，我回國，想想我們也要改，沒有人聽我的話，我到處講，中國人沒有效率的思想。認識很重要，沒有這個認識，要改很難。

當時我們銀行各種規章制度非常嚴密，都是學美國的。這兩天看到新聞，中國一個大銀行被一個大騙子騙了幾千萬，這種事情不要說在美國，解放前在中國的銀行，也是不可能的。資本主義國家是有許多壞事情，但是不會發生像賴昌星這種事情。

張允和同我一起到美國，她在Illinois（伊利諾斯）大學讀英國文學，在外國讀書，選課很自由。小孩沒有同去，我主張中國青年要在中國大學畢業後才到美國去留學，否則中國文化水平不夠，單是外國文化就不好。所以把小孩留在中國，我的媽媽也不願意到美國去。

我們在美國生活很好，也很緊張，特別星期天，自己買了菜，做中國菜。中國朋友來，當中有名的朋友是老舍，他常常到我家來吃飯，還有羅常培、李方桂。老舍會講笑話，每個星期天在我們家吃中國菜，開心得不得了。老舍的一本書由一個美國人翻成英文，銷路挺好的，賺了錢給了老舍一萬塊錢，老舍就用這一萬塊錢到美國去玩玩。羅常培、李方桂都在大學裡教書，教語言學方面，他們都是有名的學者。趙元任不大到我們家來，我們到他們家去。

在美國生活非常愉快，我的工作很好，中國的銀行給我錢，外國的銀行也給我錢。我是高級職員，每年有旅遊費，銀行鼓勵我們去旅遊，可是回來要寫調查報告。我在美國非常用功，主要是自修，讀書主要靠自修，不能靠老師。在美國，學習的條件太好了，我每天到公共圖書館。我到80年代再去，一看，怎麼圖書館跟原來樣子差不多？這個圖書館的建築作為歷史文物，不能改的，另外辦了幾個分館，規模很大，不在原來的地方，都是資本家捐錢的。

二戰結束，美國是大城市時代，好東西都集中在大城市。今天不一樣了，很多人到美國看了大城市就回來了，這不行。為什麼呢？今天好的東西不在大城市，在中小城市，80年代，我到美國加州聖芭芭拉，聖芭芭拉大學分校學生少，經費足，圖書館設備好得不得了，就是缺少看書的人，包括這個大學共四個單位聯名請我去演講。安靜得不得了，沒有聲音，沒有煙囪，可是工業很發達，工業是沒有聲音的。晚上最高貴的宴會，點蠟燭，不點燈的，有名的明星都在。美國總統還有別墅在這裡，星期六到這裡休息。伊朗國王的妹妹很有錢，就住在聖芭芭拉，她的房子外面有花園，你可以開着汽車繞着花園走一圈，很好看，圍牆一跨就可以進去了，沒有人隨便進去。

我住在有花園的賓館，一個老太太每天來給我收拾房子，他們家講西班牙話，是墨西哥人。我的朋友開車四處看看，到了一個地方，他說這些房子都是窮人住的，那個老太太也住在那裡，窮人住在四樓四底的小花園。

  《周有光百歲口述》 和愛因斯坦聊天

                             作者：周有光口述 李懷宇撰寫 出版社：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我在經濟學界交往的人中，名氣最大的是何廉。何廉原來是農本局的局長，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國際知名。何廉後來在美國去世，去世前用英文寫了回憶錄，中文翻譯了，我的一個朋友好不容易找來拿去複印。這裡面有講到我，很好玩。他說：我們在四川成都成立了一個大辦事處，派周耀平（我的原名）任副經理，周耀平是一個很能幹的人，大學畢業在上海的銀行工作過，富有經驗。這個事情我都忘掉了。

打完仗，何廉到美國，我也到美國，他到普林斯頓大學做研究教授，愛因斯坦也在普林斯頓大學做研究教授。他跟我說：“愛因斯坦現在空閒得不得了，想找人聊天，你高興跟他聊天嗎？”我說：“當然很高興。”這樣就兩次去訪問愛因斯坦。我們是一般的談話，當時的國際形勢，當時美國發生的情況，隨便講講。為什麼我會把這個事情忘掉呢？因為談話內容沒有特點。這是一個遺憾的事情。也不可能有特點，因為他的研究方向跟我不一樣。

愛因斯坦住在普林斯頓，我住在紐約，因為美國的交通方便，紐約火車站有五層，我就問火車站的人要一張火車時間表，他說沒有。我是外行，他們的火車像電車那樣開的，沒有時間表。那個時代，火車辦得非常好，我回來帶了一本美國鐵路地圖。美國有一個鐵路時代，後來才有公路時代。

我跟愛因斯坦談過兩次，只是隨便的聊天，沒有學術性的，所以我就不放在心上。愛因斯坦的學術我不懂，我的專業跟他又不一樣，就是普通的朋友。小輩就說：“你多少年都不講愛因斯坦的事情。”我說：“我忘掉了。”見愛因斯坦可能是1947年。

愛因斯坦的物理學我一竅不通。我的印象就是他的人非常好，生活也很隨便。我們在銀行界，穿衣服都很講究，他在大學裡，大學的風氣跟銀行不一樣，大學教授穿衣服馬馬虎虎的，他穿的衣服還沒有我講究。他沒有一點脾氣和架子，給我的印象非常好，我們侃侃而談，沒有任何架子。他不是講話滔滔不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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