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2069年1月10日星期四那一天。可能吗？怎么不可能？只要您老人家的身子骨能够坚强挺入2045 —— 人类从此永生之年。

不是指你的肉身，而是说你的我思故我在的意识将人机一体永生不灭（？）。

周有光（1906年1月13日－），原名周耀平，起先“周有光”是他的笔名，“有光”后来成为他的号。生于中國江苏常州，中国语言学家、文字学家，通晓汉、英、法、日四种语言。周有光青年和中年时期主要从

事经济、金融工作，作过经济学教授，1955年，他的学术方向改变，开

始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曾参加并主持拟定《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公布），在他主導下，建立了漢語拼音系統。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大陆的语文改革。作家沈从文是他的连襟。

             张家四姊妹摄于1946年。前左起：允和、

1946年，三连襟与三姐妹于上海合影(前排：张元和、顾传王介。

周有光：晚年所思

    《周有光百岁口述》 美国生活

                            作者：周有光口述 李怀宇撰写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抗战胜利后我们就到美国。打完仗，银行要恢复原来的样子，联络美国，因为我们在上海办银行，都是学美国的。美国改进，我们也跟着改进，就派人去学，要买设备，要回来训练人。所以，上海的银行是在世界上水平很高的，跟美国只差两年。可是计划经济一来，一切都否定了。

1945年抗战胜利了，我是1946年年底到美国去的。那时候有军用飞机，没有民用飞机，我们坐了最快的轮船，是军舰，不打仗了，改为民用的船。十四天到美国，在路上有一个有趣味的事情，经过子午线，日期要改变一天，快到子午线时，我生日，过了子午线，要重复一天，我又过生日。

在轮船上，我们遇到李方桂的夫人徐樱，徐樱也是喜欢昆曲的，在轮船上开昆曲会，张允和和徐樱是主要演员。

一个美国银行叫伊尔文信托公司，在华尔街1号，帝国主义中心。我就在这里面办公，对外在美国用伊尔文的名义，在中国用我们银行的名义。我们在中国代理他们，他们在美国代理我们。

我是去美国工作，不是读书的。工作的待遇很好，业余读书，的确非常用功，不肯浪费一点时间，在美国读书的条件好极了，那时候研究经济学。纽约市中心有一个公共图书馆，服务好极了，我每天一下班就到图书馆去看书。图书馆的人员看我每天都去，那么认真，就问我：“你研究什么？”我说我研究什么什么。他说：“你是研究人员，我们给你优待，给你一个研究室。”研究室很小，两个人用，一个人用上午，一个人用下午和晚上。我要下午和晚上，借书时随便借多少都没有关系，借了放在房间里。那是真正为人民服务。

周末我在大学里听课，出于经济上的原因，我没有办法脱产读书修学位。当时很矛盾，内心考虑要不要辞去工作拿学位。我在信托银行工作，在美国已经做到了中上层水平，这些对于毕业生也是不容易做到的。所以，我没有辞去工作，而是利用业余时间充分读书学习。

我在美国读书，得益很大，做工作也学到许多。在美国工作，就知道怎么样提高效率，一个人可以做几个人的事情，工作效率之高，是中国人不能想象的。日本派了一个专门调查团到美国调查：为什么美国人办公效率比日本人高？他们做了一个很厚的报告，调查结果证明，一个美国人抵到十五个日本人。每一个小环节都跟我们不一样。譬如说，我们不敢给部长、副部长打电话，你如果打，他的秘书就说：“部长不在。”电话就挂掉了。他们没有这个事情，每一个电话都要给你一个交代，部长当然不可能天天在办公室里。还有他们怎么利用电报，电报送到你这里，要六个小时，他们要先打电话给你，告诉你电报的内容，你就争取了六个小时了，我们办公室里就有电报局的电话。

我在美国的确学到不少东西。读书，图书馆设备太方便，只要你愿意学，在美国都能学。更重要的是，没有想到我在办公中学到不少东西，从办公的方法看出美国为什么进步，日本远不如美国。美国的办公方法可以说，每一个分钟，每一秒钟都争取。这不但是一种思想，而且有具体的方法来实现要求，的确了不起，这一点不是在美国工作，不能了解，我是去工作了才了解。

在美国学了他们的工作方法，我回国，想想我们也要改，没有人听我的话，我到处讲，中国人没有效率的思想。认识很重要，没有这个认识，要改很难。

当时我们银行各种规章制度非常严密，都是学美国的。这两天看到新闻，中国一个大银行被一个大骗子骗了几千万，这种事情不要说在美国，解放前在中国的银行，也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有许多坏事情，但是不会发生像赖昌星这种事情。

张允和同我一起到美国，她在Illinois（伊利诺斯）大学读英国文学，在外国读书，选课很自由。小孩没有同去，我主张中国青年要在中国大学毕业后才到美国去留学，否则中国文化水平不够，单是外国文化就不好。所以把小孩留在中国，我的妈妈也不愿意到美国去。

我们在美国生活很好，也很紧张，特别星期天，自己买了菜，做中国菜。中国朋友来，当中有名的朋友是老舍，他常常到我家来吃饭，还有罗常培、李方桂。老舍会讲笑话，每个星期天在我们家吃中国菜，开心得不得了。老舍的一本书由一个美国人翻成英文，销路挺好的，赚了钱给了老舍一万块钱，老舍就用这一万块钱到美国去玩玩。罗常培、李方桂都在大学里教书，教语言学方面，他们都是有名的学者。赵元任不大到我们家来，我们到他们家去。

在美国生活非常愉快，我的工作很好，中国的银行给我钱，外国的银行也给我钱。我是高级职员，每年有旅游费，银行鼓励我们去旅游，可是回来要写调查报告。我在美国非常用功，主要是自修，读书主要靠自修，不能靠老师。在美国，学习的条件太好了，我每天到公共图书馆。我到80年代再去，一看，怎么图书馆跟原来样子差不多？这个图书馆的建筑作为历史文物，不能改的，另外办了几个分馆，规模很大，不在原来的地方，都是资本家捐钱的。

二战结束，美国是大城市时代，好东西都集中在大城市。今天不一样了，很多人到美国看了大城市就回来了，这不行。为什么呢？今天好的东西不在大城市，在中小城市，80年代，我到美国加州圣芭芭拉，圣芭芭拉大学分校学生少，经费足，图书馆设备好得不得了，就是缺少看书的人，包括这个大学共四个单位联名请我去演讲。安静得不得了，没有声音，没有烟囱，可是工业很发达，工业是没有声音的。晚上最高贵的宴会，点蜡烛，不点灯的，有名的明星都在。美国总统还有别墅在这里，星期六到这里休息。伊朗国王的妹妹很有钱，就住在圣芭芭拉，她的房子外面有花园，你可以开着汽车绕着花园走一圈，很好看，围墙一跨就可以进去了，没有人随便进去。

我住在有花园的宾馆，一个老太太每天来给我收拾房子，他们家讲西班牙话，是墨西哥人。我的朋友开车四处看看，到了一个地方，他说这些房子都是穷人住的，那个老太太也住在那里，穷人住在四楼四底的小花园。

  《周有光百岁口述》 和爱因斯坦聊天

                             作者：周有光口述 李怀宇撰写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我在经济学界交往的人中，名气最大的是何廉。何廉原来是农本局的局长，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国际知名。何廉后来在美国去世，去世前用英文写了回忆录，中文翻译了，我的一个朋友好不容易找来拿去复印。这里面有讲到我，很好玩。他说：我们在四川成都成立了一个大办事处，派周耀平（我的原名）任副经理，周耀平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大学毕业在上海的银行工作过，富有经验。这个事情我都忘掉了。

打完仗，何廉到美国，我也到美国，他到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教授，爱因斯坦也在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教授。他跟我说：“爱因斯坦现在空闲得不得了，想找人聊天，你高兴跟他聊天吗？”我说：“当然很高兴。”这样就两次去访问爱因斯坦。我们是一般的谈话，当时的国际形势，当时美国发生的情况，随便讲讲。为什么我会把这个事情忘掉呢？因为谈话内容没有特点。这是一个遗憾的事情。也不可能有特点，因为他的研究方向跟我不一样。

爱因斯坦住在普林斯顿，我住在纽约，因为美国的交通方便，纽约火车站有五层，我就问火车站的人要一张火车时间表，他说没有。我是外行，他们的火车像电车那样开的，没有时间表。那个时代，火车办得非常好，我回来带了一本美国铁路地图。美国有一个铁路时代，后来才有公路时代。

我跟爱因斯坦谈过两次，只是随便的聊天，没有学术性的，所以我就不放在心上。爱因斯坦的学术我不懂，我的专业跟他又不一样，就是普通的朋友。小辈就说：“你多少年都不讲爱因斯坦的事情。”我说：“我忘掉了。”见爱因斯坦可能是1947年。

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我一窍不通。我的印象就是他的人非常好，生活也很随便。我们在银行界，穿衣服都很讲究，他在大学里，大学的风气跟银行不一样，大学教授穿衣服马马虎虎的，他穿的衣服还没有我讲究。他没有一点脾气和架子，给我的印象非常好，我们侃侃而谈，没有任何架子。他不是讲话滔滔不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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