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公孙明   留言时间：2015-11-22 05:48:17

标题党！内容明明说高妻子李立群说高是周恩来带头害死的，怎么到了标题就变成说是毛害死的？这个George夹带私货，不是好鸟，跟牛瘤（阿妞）有得一比！

高岗事见见公孙明 ：“简论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冤案及其延伸”

http://blog.creaders.net/u/9090/201511/240614.html

要知道那个牛瘤（阿妞不牛）的无耻，请看：公孙明“关于为高岗平反的高论一文的无耻挑拨”

http://blog.creaders.net/u/9090/201511/240677.html

承蒙公孙博费心列出他两篇文章链接，读后未免仍感空泛，通篇是些概念式的结论，不知孙博没时间细说的部分都有哪些。

英谚云，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 若不是孙博点评，还不会想到抽空看看上一文提到、谷歌里轻易就可以查到的《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一书。我们这里观博码博的任何一位以及夫人李力群，想必都不会比高岗最后一任秘书、管教组组长（专案组组长为小平同志）、被毛泽东向彭德怀介绍时誉为高岗手下一批秀才之一的赵家梁同志（1920-2007年9月8日）更熟知高岗事件的前后原委。全书407页泛泛看下来，通篇都是细节中的魔鬼。如果说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1949年建国后中央高层领导中毛第一个欲兔死狗烹、为之做局、下套的是刘少奇，也就是下文中涉及的“倚高反刘”战略大计：

人们清楚地记得1966年8月毛泽东写的那张著名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刘少奇就是由此而倒台，随后被迫害致死在开封的一个地下室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毛泽东考虑接班人的问题，以及要把刘少奇拉下来的念头决非始于“文化大革命”。

1949年，刘少奇访问苏联期间在莫斯科宾馆的办公室里

      1951年11月，刘少奇在南京看望张云逸

　　早在建国初期，毛泽东与刘少奇关于建国方略的意见分歧日深，因而产生不满，并开始考虑新的助手和接班人。相比之下，毛泽东对高岗信用有加。他曾明里暗里向高岗透露过自己对刘少奇不满，以及想叫刘少奇“挪挪位子”、当议长或国家主席等打算。于是，高岗就出来进行反对刘少奇的活动，他以为这是帮助毛泽东解决接班人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只要仔细看一下“文化大革命”中所揭露的那些有关刘少奇的“罪行”，就会发现，其中大部分都是高岗当年反对刘少奇的言论。只不过在 1954年，高岗散播的反刘言论，都被说成“造谣”、“恶毒攻击中央领导”，是要“拱倒刘少奇取而代之”的“反党阴谋”。高岗正是因此而落马。

这期间，毛泽东十分倚重刘少奇的同时，开始对刘少奇有些看法，特别是党中央进入北京，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对刘少奇日益不满。

　　引起毛泽东对刘少奇有看法和不满的，主要有怎么几件事：

　　日本投降后，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主张；

　　1945年秋冬，对东北地区的工作方针前后不一致；

　　1947年在土改工作中的“左”倾错误；

　　对农村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批评；

　　对资本家和剥削问题的一些不妥言论；

　　资产阶级的右倾思想：支持新税制，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

　　主张确立、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十多年内不搞社会主义；

　　搞分散主义，未经毛泽东看阅，就印发中央文电等等。

　　由此种种，毛泽东认为刘少奇不是合格的接班人，想让他“挪挪位置”。

　　他不止一次对高岗讲这些看法，高岗由此认定毛泽东对刘少奇这个接班人不满意。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从毛主席那里探了消息，摸了气候”吧。

　1952年冬至1953年上半年，高岗几乎每天下午到中南海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小会，既谈工作，也有学习，与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负责人一起研究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学习苏共“十九大”文件等，也结合中国经济建设中实际问题进行研究。当时，中央办公的地点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对面围墙内的新西楼（1号楼），高岗的办公室安排在二层，中央小会的会议室就在高岗办公室的斜对面。【注5 这种安排时间很短。】这样，高岗与毛泽东见面很方便，两人私下交谈机会较多。从高岗后来自我检查反省中可以看出，他们说过不少“私房话”。这也充分表明毛泽东对高岗是多么重视。　

高岗：“东北解放后，也只是在一些政策方面与少奇有些不同意见，认为他不支持我们，我们也不怎么服他。比如对待富农和东北的私人资本家问题、农村合作化问题等。但那时并没有想到要反对他。”

　　“到北京以后，我对少奇的隔阂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加深了。那时，我听到中央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对少奇的议论，说他有圈圈、装假、政策不稳、左右摇摆；进城后没做什么工作，对主席帮助不大；甚至说他是主席身边的隐患；尤其是讲到毛主席与少奇的思想分歧越来越明显等，这些都和我的思想认识很合拍。同时，我也看到一些情况，如新税制问题、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体制变革问题、‘有薄无林’的政治局名单问题和毛主席对少奇等人‘擅自以中央名义发文电’问题的批评等等，并亲眼看到毛主席好几次对少奇发脾气。这些都使我错误地认为毛主席和许多同志都对少奇不满意，促使我错误判断当时的政治气候，遂形成了要把少奇从接班人位子上拉下来的思想，犯了大错。”

　　“就在这时，毛主席让我亲自去查阅东北的敌伪档案，了解20年代少奇在奉天（沈阳）被捕后的表现。主席把这么绝密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我，那是对我的特别信任。我也由此意识到，主席对少奇的革命品质已产生了怀疑。显然，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思想分歧问题，而是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了。这更使我坚定了要把少奇从毛主席接班人位子上拉下来的思想。我想，毛主席对我如此器重，什么话都跟我讲，什么事都叫我过问，我也应该为主席分忧才是，要帮助他解决好接班人的问题。我以为这是为党和国家、也为毛主席办一件大好事；以为这样做，完全符合毛主席和相当多的负责干部的意愿呢。”

　　说到这儿，他突然激动起来，提高声音说：“现在有人说我反对少奇是想自己‘取而代之’，是为了‘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我做梦也没想过，根本没有这个思想！我哪有那么自不量力！比我资格老、有能耐的人多着呢，怎么也轮不到我呀。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我的想法很简单，既然毛主席已经不信任少奇了，我就应该帮助他除去这块心病。至于谁来接替少奇，我并没有想那么多，反正谁上去都行，就是少奇不行。”

　　“四中全会和座谈会，我采取错误态度，觉得很多人对少奇有意见，怎么现在都推到我身上，整我一个人？”

　　他停顿一下，抬头看着赵家梁：“说心里话，这是我的主要思想。”“我这样说，并不是想开脱自己的错误责任。”

高岗到北京以后，几乎天天与毛泽东见面，颇多交谈。毛泽东对他说过许多“私房话”，把一些绝密的事交给他做，其中不少与刘少奇有关。他在反省时说到一些这类“私房话”的内容，如：

　　进城以后，刘少奇没有做什么工作，对毛泽东帮助不大；

　　少奇过去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建设根据地的经验；

　　少奇没有搞过军队，军队不听他的，不能掌握全局；

　　少奇左右摇摆，不怎么稳；

　　少奇要架空他毛泽东，许多事情不让他知道，擅自以中央的名义发表讲话、发文件。 1953年3月间，高岗亲眼目睹了毛泽东因为刘少奇、杨尚昆等人不经过他就擅发中央文件的“破坏纪律”行为而大发雷霆，深为震惊。后来他对东北局的同志谈及此事时说，从来没有见过毛主席生这么大的气。1953年5月，毛泽东就此事两次批评刘少奇、杨尚昆：“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并要求“检查自去年8月1日至今年5月5日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经我看过的”，“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注6 《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80页。】其激怒之情溢于言表。高岗因此认为，刘少奇等人对毛主席进行封锁，要架空毛主席；

　　少奇的思想仍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没有搞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要推着他、拉着他走，必要时要让他“挪挪位子”；

   1960年刘少奇在苏联，抱着5岁的阿廖沙

　　毛泽东说他讨嫌迎送外宾和接国书之(game.mihua.net)类的事情，他不想当国家主席，只当党的主席，以便专心研究共产主义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他想让少奇当国家主席，搞荣誉职务，说少奇喜欢那一套（指迎送国宾和接国书等事务）。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中央分为一线、二线问题，无论从他想摆脱繁缛国务，还是把刘少奇从接班人位子上拉下来的角度来看，他的这些话都是真心的。

　　1953年2月，毛泽东提出对党中央书记处所属的办公机构进行调整，并委托刘少奇考虑一个方案。

　　斯大林逝世后，刘少奇等人认为，斯大林的个人影响太大了，中国共产党要防止个人崇拜，要加强集体领导，并且提出相应的组织措施；党中央设总书记，或增设几个副主席；实行部长集体办公制；国家实行部长会议或议会制。刘少奇并提出书记处分工负责人名单征求意见。

　　对于一再强调加强中央集权的毛泽东来说，刘少奇的主张和措施显然不合时宜，不能接受。他批评有人搞分散主义，说“只有西花厅，哪有颐年堂”，认为政府系统有脱离中央领导的危险，着即撤销政府系统的总党委（周恩来任书记）。同时严厉批评刘少奇、杨尚昆不经过他就擅自发中央文电。

　　所有这一切，都使高岗明白无误地感觉到，毛泽东对刘少奇很不满意。但是，他在传播毛泽东的这些话时加以发挥说，毛泽东要让刘少奇当“什维尔尼克”（苏联苏维埃代表主席团的秘书）。后来在揭批高岗时，有人说他“伪造毛主席的话”。他承认“当什维尔尼克”这句话是“造谣”，但不承认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和“让刘少奇当国家主席”这些话是造谣。

　　其实，毛泽东的话虽然不是这样说的，但要让刘少奇当国家主席或“议长”的意思是明确的。历史后来证明了这一点，1959年，他真的把国家主席的位子让给了刘少奇。

  绝密任务

　　1953年春夏之交，毛泽东交给高岗一个绝密任务：命他亲自去查阅东北的敌伪档案，了解20年代刘少奇在奉天（沈阳）被捕后的表现。

　　毛泽东将如此绝密和重要的事情交给高岗，足以说明他对高岗之信任非同一般。

　　高岗离开毛泽东，直接到陈云那里，把事情告诉他，并谈了自己的看法：看来，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已不是一般的思想认识问题，而是对刘少奇的革命品质发生了怀疑。这可是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呀。他由此认为，刘少奇是党内的“危险人物”。

　　陈云沉思片刻，说：“这件事非同小可，你先不忙作结论，等调查清楚再说吧。再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你可不要随便到处乱讲！”

　　然而，这种想法一经产生，就再也无法抹去。他要为党和国家，为毛泽东办一件大好事，帮助毛泽东把刘少奇从接班人的位子上拉下来。至于谁来接替刘少奇，他并没有想那么多，正如他在反省时所说：“谁上去都行就是少奇不行。”

　　这就是高岗在1953年财经会议前后才开始进行反刘活动的重要原因。

　　高岗把查敌挡的事交给张秀山去办，后来给毛泽东送交了一份报告。以后他再未提过此事。时隔14年后，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叛徒”，难道是偶然的吗？

                高岗、饶漱石

1954年元旦刚过，1月3日，毛泽东就把捷沃西安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请到杭州，接连两个下午同他们长谈，并透露了一个惊人信息。他说：

　　我们党内，或许也许是国内要出乱子。自然，我今天说的只是一种可能性，将来情况如何发展，还要等等看。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人要打倒我。我们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秦灭六国，秦灭了楚。秦就是他们陕西（指了一下翻译师哲），楚就是我们湖南。这是历史上的事实。那么现在怎样？还要等等看。【注11 11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489页。】

　　不难看出，毛泽东是何等紧张忙碌！他不但已经给高岗定下了“要造反”的大罪，并通报给了下面，而且又急急忙忙向苏联客人透露这个连中共党内都尚未正式定案、公布的消息，这是为什么？

自铸大错

　　高岗沉浸在毛泽东对他的器重与赞扬之中，得到了毛泽东的明言与暗示，有被当时中央和地方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对刘少奇的种种议论所蛊惑，便认准了让刘少奇“挪位子”、把刘少奇从接班人的位子上拉下来，不仅是毛泽东的意图，也是大势所趋、众望所归。他接受陈云的经验，心甘情愿但当重任，自以为这是对毛泽东尽忠尽力，除去心病；以为这既是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也是报答毛泽东对他的知遇之恩，是为党办一件大好事，准会得到毛泽东和多数领导人的支持。于是便冒出一股“我不出头谁出头”的傻气，一马当先，积极行动起来。

　　高岗最大的失策是：第一，错估形势，选错时机。他没有看到当时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安定团结；也错估了力量对比，既过高估计自己，又过低估计对手；没有相应的对策，更没有想到一旦失利，将会出现什么局面，如何应付。他盲目地沉浸在一片赞扬和吹捧声中，对财经会议后政治形势发生的细微征候毫无觉察。他也没有认真对待那些不利于他的流言蜚语，反而很得意。殊不知有人正在暗中收集他的“反刘言行”和“另有司令部”的材料，准备对他进行反击呢。总之，他犯了兵家大忌，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第二，听信陈云的话，事先没有向毛泽东请示报告就干起来。这正好成为他“背着毛主席搞阴谋活动”的把柄。第三，自以为深受毛泽东信任，把他们之间的私房话到处张扬，不仅泄露了毛泽东的“天机”，打乱了其战略部署，而且授人以柄，让自己背上了“造谣污蔑”、“打着毛主席旗号进行反党活动”的罪名。

　　他就是这样盲目乐观，错估形势，轻举妄动，犹如盲人骑瞎马，结果一头栽下马去，跌下悬崖，落得身败名裂，丢了性命。

如果只给你两个字，用来精辟、形象、生动地概括共产

党内部的权斗、内讧、倾轧、厮杀、外部的革命、夺

权、维稳、镇压的全部忽悠史的话，那就是 —— 

“反对周恩来”

　　高岗看了周恩来的总结发言稿后说：“说我反对周总理，这不是事实。我承认，我曾议论过总理在历史上跟着王明犯错误，也说过他检讨过分散主义错误，说他事务主义。我这样说他当然不应该，但决不是反对他。”

1953年5月27日 统战部长李维汉向党中央呈送

《资本主义工业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

　　他一再表示，他对总理是尊重的，绝没有反对的意思。他甚至说：“即使我真的是反革命分子，真的是野心家、阴谋家，我也决不会蠢到这步田地，同时用两个拳头打两个对手，在反对少奇的同时，再来反对总理，绝不会！”

　　“有人说我不赞成恩来当总理，想让林彪当总理，甚至说我自己要当总理，绝没有这种事。”

　　“我记得只有一次议论过谁当总理的问题。那是在去年春天，有一次毛主席问我，如果恩来不当总理，你来组阁怎么样？我说我不行。主席又问你看谁行？我说恐怕林彪比我行。此外，我没有跟任何人议论过这个问题，这也是我唯一的一次和毛主席议论总理。”

　　“如果我真的反对周总理，真的想取而代之，就绝不会拒绝主席的意见。我不明白，这种只有两个人说的私房话，怎么会传出去，并且加以颠倒歪曲，说我‘反对周总理’，‘自己想当总理’呢？”

　　周恩来听了赵家梁汇报后，愣了一分钟左右才说：“这是毛主席说的，毛主席说高岗反周。”

　　赵家梁向高岗转达总理的话后，他深深长叹，说：“天晓得！”

1953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

（右二）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

一次不寻常的会议

　　在不少公开发表的文章中都说到，高岗在家里召开政治局会议，并以此说明他有政治野心。

　　事实是怎样的呢？

　　1953年9月，财政上已出现了40~50亿元的赤字，怎么办？财经会议结束后不到一周，怎样政治局即召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高岗介绍了东北的经验，说过去东北也曾出现财政困难，后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不但克服了困难，还增加了收入。

　　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啊，东北的经验值得认真研究，下次会议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我看下次就到高岗那里去开会，统统都去，我也去。”

　　在一片赞同声中，大家说：“谈具体事，主席就不必去了，不去了。”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按照毛泽东的建议，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饶漱石等在内的几乎所有政治局委员都来高岗家开会，计委有一部分局长参加，饶漱石等讲了话。高岗没怎么讲话。

　　会后，由李富春代中央起草了《关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平衡国家预算的紧急指示》，作为中央正式文件发到全国各地，指导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财政工作本不属于高岗的职权范围，当时邓小平是财政部部长（财经会议后，薄一波被撤销财政部部长职务），而且根据“3.10”决定，财经工作由陈云主管。年度计划出现缺口，自然应由 邓小平和陈云负责解决。毛泽东为什么要提议到高岗家里去开会研究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而且，计委还查了具体的赤字数。对此，邓小平怎么想？

　　令人不解的是，在高岗家里召开如此高规格的中央会议，并且形成中央文件指导全国的工作。这种做法在党内是没有先例的，也是异乎寻常的。这件事令高岗头脑发热，也引起某些人的许多猜测。

　　不过在当时，大多数人都没有注意毛泽东的这个提议有什么特别的用意。直到三个多月之后，当毛泽东说高岗家“另有司令部”，而且是“一股地下水”的时候。他纵有千口，也难辨是非了。

 教科书式经典“挖坑”案例 —— 

      陈云的鼓励与建议

　　1953年春夏，毛泽东不止一次说自己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万一我不在了，怎么办？”这话，他对高岗说过，也对其他人说过。

　　在高岗经常接触，并能与之深谈的领导干部中，陈云是他特别信赖的一个。他曾说：“我把陈云当圣人。”

　　他与陈云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1938年春，高岗出任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时，陈云是中央组织部部长，在配备干部方面被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很大的支持，因此高岗对陈云有较好的印象。后来，陈云调到西北财经办事处当副主任，作了很多工作，也得到高岗的赞赏。他认为陈云很有才干，不计名位，是个难得的好干部。到了东北以后，他们的关系更为亲密，陈云任北满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高岗任副书记。军区司令员，他们配合默契，把北满的工作搞得很出色。

　　在关于东北工作方针的争论中，陈云全力支持林彪、高岗、黄克诚等人的意见。通过那场争论和建立北满根据地的工作，高岗更加认为陈云很有水平，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信赖备至。1946年5月，他与林彪、罗荣桓三人一起向党中央建议，力举陈云出任东北局副书记。此后，凡遇重大问题，他总愿意向陈云请教。

　　到中央工作以后，高岗与陈云几乎每天见面或通电话，随时向陈云通报情况，交流看法，得到陈云的支持和鼓励。这次，高岗也赶紧把毛泽东的担忧及自己对设总书记等问题的看法告诉陈云。

　　陈云说：“设总书记的确不好。要设就多设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都可以参加。”

　　高岗拍一下大腿：“对，这个办法好。这样一来，他们就不能架空毛主席了。”

　　联系到查敌档的事，他们一致认为，刘少奇过去在政治上不稳，不能在中央掌舵，现在政治上又受到毛泽东的怀疑，作接班人的确不合适。

　　陈云说：“看来，主席考虑接班人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的大事，也是他心头的一件大事。但是，他自己不好出面，我们现在就应该着手帮他解决这个问题，除去他的心病。”

　　那么，这事由谁牵头好呢？他们分析了几位堪当此任的人：朱德德高望重，最为理想，可惜年纪大了；林彪虽然年轻，且有号召力，但身体多病，建国后长期休养，很少露面，连抗美援朝的担子都不接，更不会接此重担。此外还有谁呢？高岗说：

　　“陈云同志，我看只有你出来牵头最合适了。”

　　陈云摆摆手说：“我不行，你比我行。你的本钱比我大，你有陕甘宁，毛主席信任你，给你撑腰。你在军队和地方都有条件活动，能得到他们的支持，你出来挑头最好。你怕什么！”

　　高岗低头沉吟。

　　陈云又说：“你先干起来，先不忙告诉毛主席，等搞确实了再说不迟。”“到时候，大旗一倒，你不造反，我先造反！”

　　高岗在开枪自杀未遂之前给毛泽东的绝密信中，揭发交代了这些谈话，借以说明他的确没有要篡党夺权的野心。

　　陈云的说法是，高岗“有野心”，“进行非组织活动”；为了拉拢他，对他“封官许愿”，讲了“多设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都可以参加”之类的话。

“至于就我要把东北割给苏联，变成苏联的第17个加盟共和国，那更是没有的事。当年我对苏军从东北拆运机器设备和铁轨的行为很不满意。访苏期间，我很想向斯大林说说自己的意见，被少奇制止了。试想，连他们拆走我们的机器设备 【注3 苏联红军撤离东北时，把许多机器设备、铁路等拆运回去，引起我国人民和一些党员干部的不满。】我都不愿意，怎么会主动把东北这么一大片领土白白送给他们呢？我再怎么没觉悟，也懂得这是卖国行为呀！”【 注4 关于“高岗提出把东北划归苏联作为第17个加盟共和国” 的问题，当时随刘少奇访苏的翻译师哲是这样说的：高岗这个人爱拉拉扯扯，他私下和科瓦廖夫讲了什么我不清楚。但他作为中国人，中共政治局委员，从未当众，也绝不会提出将东北变成苏联的第17个加盟共和国。高岗很不满意苏联搬走东北的机器，很想向斯大林透露一下，但刘少奇不同意。会谈都是刘少奇一个人说，不给高岗等人发言的机会。高岗连我们的机器被苏军搬走都不满意，他怎么会提出将东北变成苏联的第17个加盟共和国。引自李海文：《科瓦廖夫回忆的不确之处——师哲访谈录》，《国史研究参考资料》1993年创刊号。】

“与洋人密谈三天三夜”

　　高岗说，“这件事刘亚楼最清楚。那是在l947年与 l948年之交，当时我是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主持司令部工作；刘亚楼是参谋长，负责与一个叫卡瓦列夫的苏联军事情报员联系。一天，卡瓦列夫来找刘亚楼要有关东北敌我军事力量消长情况对比和部队番号等资料。正好当时刘亚楼不在，就来找我。我叫秘书刘家栋介绍给作战参谋处处长尹达去接谈的。这整个过程中，我与卡瓦列夫根本没有见面，哪来的‘密谈三天三夜’？刘亚楼有些话完全不真实。”

李越然（1927-2003）的揭发

　　写到这里，笔者想起一件事，认为有必要向读者说明，近来，有些书刊登载李越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揭发的所谓高岗与捷沃西安关系问题的材料。因为李越然是高岗与捷沃西安会见时的翻译，所以他的回忆揭发似乎很有分量、很可信。

　　关于同捷沃西安的鞍山之行，高岗认为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在反省时根本没有提到。李越然在1954年中央高干会揭批高岗时，也没有揭发，而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才揭发的。

　　他在揭发材料中说到，1953年5月（应是12月），高岗陪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冶金工业部部长捷沃西安去鞍山的路上，曾对捷沃西安说，他的意见在党内得不到支持，中央有人反对他，要捷沃西安回去报告苏共中央，暗示要借苏联的压力排挤刘少奇。李越然同时还揭发伍修权包庇高岗，跟高岗是“同伙”。

　　事实怎样呢？

　　1953年12月中旬，捷沃西安来华参加鞍山无缝钢管厂等三大工程竣工投产典礼。鞍钢三大工程是当时苏联援华的标志性项目，双方都很重视。从这个意义上讲，高岗作为国家副主席、计划委员会主席和主管工业工作的负责人，无论从职位上，或是从工作性质与工作范围来看，陪捷沃西安去鞍山，都没有什么不合适的。这件事，高岗和李富春、贾拓夫早在12月17日就已经商量决定了。

　　1953年12月24日晚上，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建议召开四中全会，解决党的团结问题。在这次会上，毛主席把高岗的问题端了出来，说了一番令高岗心惊肉跳的话。 【注7 毛泽东在这次会上说：“现在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凤，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水。”他没有点出这个“别人”是谁，但他用“东交民巷八号车水马龙，新华门门可罗雀”这句话作了暗示。】

　　第二天，12月25日一早，高岗怀着尴尬不安的心情，陪同捷沃西安踏上东去的列车。同行的除赵家梁外，还有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翻译李越然和计委委员兼秘书长马洪。

　　捷沃西安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冶金工业部部长，不是苏共中央的领导人。高岗即使真的有什么话，也不可能向他说，更别说什么政治上的机密。再说，当时在车上

　　会见时，不仅是高岗与捷沃西安两人和翻译，还有其他三个人在场。这样出格的话，高岗就是真的想说，也不敢当着这些人的面说。更何况毛泽东刚刚端出高岗的问题，他已经知道自己的处境十分不妙，正忙着想去沈阳“擦屁股”都来不及，哪里还有心思“借助苏联的威力来排挤刘少奇”！后来经调查，伍修权、马洪和赵家梁都明确否认高岗谈过有关我党中央和刘少奇的事。

l954年4月28日下午五点一刻，高岗终于把《我的反省》誊抄完毕。当天晚上和第二天上午，他又认真通看一遍，在个别地方添了说明性的字句。

　　尽管他对习仲勋有抱怨情绪，但4月29日上午，还是把反省稿送给习仲勋征求意见。

傍晚，习仲勋把稿子退回来，说“在关键问题上检查很

不深刻，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力，这个要害问

题只字未提！”

　　高岗听了习仲勋的看法后，激动、气愤一下都涌上心头：别人不理解我，难道连你习仲勋也不理解我么？他涨红着脸，举起双掌猛击太阳穴，愤愤连呼：“送走，送走！”

　　赵家梁劝慰他：你不要这样激动，再好好想想嘛。

　　他呆呆地望了赵家梁一会儿，似在调整情绪，又似在思考怎样修改。稍平静，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说：那就写上吧，写上吧！

　　他觉得自己的脑子一片空白，己无法思考问题，望着赵家梁，茫然而又无奈地说：“你帮我考虑考虑，添上一句吧！”

　　赵家梁想了一下，在一张纸条上写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力”，交给高岗斟酌。

　　这天深夜，高岗独坐沙发，凝视着那张纸条，良久良久。上床以后，仍长吁短叹，一夜未睡好，不时起床翻阅反省稿。

　　他反复想：他们硬叫我承认反对刘少奇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党，就是有篡党夺权的野心。我确实没有这个思想，叫我怎么承认？可是现在谁还相信我呢？

　　但是，不承认肯定过不了关。

　　就算违心承认，真的能过关吗？……

　　他恍恍惚惚，似醒似睡，好不容易有熬过一个漫漫长夜。

　　第二天，l954年4月30日一大早，高岗在反省稿的最后部分添上：“实质上是企图篡夺党的最高领导权位。”

　　刚刚五点多钟，高岗把一张字条交给赵家梁，问：“你看这样行不行？把它加在哪里？”赵家梁帮他找出来写上。

　　高岗经过这一夜的斟酌，把赵家梁写的那句话添上了“实质上”、“企图”；去掉了“国家的”这些词。可见其用心良苦，很值得推敲。

　　他这里用了“实质上”和“企图”两个词，意思是，“夺取党的最高领导权位”只是一种推论，是分析上纲得出的结果，并不是他的真实思想行为。

风云突变

　　直到1953年10月之前，毛泽东对高岗一直非常信任重用的。曾几何时，他突然180度大转弯，对高岗产生严重的怀疑，弃之如敝履。这是为什么？

　　在1955年3月召开的全国党代会议上，毛泽东说过一段话：“中央也是到了1953年才发现他们的反党阴谋，经过财经会议、组织会议，以及财经会议以前的种种问题，看到他们不正常。财经会议期间，发现了他们的不正常……对这个阴谋、阴谋家、阴谋集团，我们是到一九五三年秋冬才发现的。对于高岗、饶漱石，长期没有看出他们是坏人。”【注1 “结论”，《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50页。】

　　毛泽东长期没有看出高、饶是坏人，或许因为他们早就是坏人，早就搞反党阴谋活动而未被发现；或许他们原本就不是坏人，根本就没有什么阴谋活动而无可“发现”，当然也就不会看出，更不会想到他们是坏人。

　　那么，毛泽东所说的“到了1953年冬才发现”的“阴谋活动”究竟是什么？邓小平说得很明确：“高岗就是要把刘少奇拱倒。”

　　高岗自己在反省时一再表示，1953年以前，他只是对刘少奇有意见。来北京以后，特别是1953年上半年以后，才有了要把刘少奇拉下来的思想和行为。他认为，既然毛主席对刘少奇不满意，他就要助毛主席一臂之力，造舆论，找机会，把刘少奇从接班人的位子上拉下来。

　　对刘少奇不满，甚至反对刘少奇，要把刘少奇从接班人位子拉下来，就等于反党、就等于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么？

　　其实，“反对刘少奇”并非问题的要害，因为这本来就是毛泽东的意愿。并且，在组织会议之前，毛泽东一直是在借助高岗来反对刘少奇的，即所谓“倚高反刘”。关于这一点，只要回顾一下，当初高岗散布的许多关于刘少奇的“坏话”就会明白，比如“少奇进城以后没有做什么工作，对毛主席帮助不大”、“少奇不经过主席就擅自发中央文件”、“毛主席只当党的主席，让刘少奇当国家主席”等等，除了毛泽东本人，哪个“自由主义者”能说这种话？而且，后者已被历史证明是毛泽东的主张。

　　问题在于，毛泽东跟高岗讲的那些“私房话”，都是些极为机密的事情，怎能随便到处乱讲？再说，把刘少奇拉下来，本来只是酝酿中的事，高岗竟然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四处张扬！这就过早地暴露了他的意图，破坏了他的战略部署，使他陷于被动，给他帮了倒忙。他非常恼火。看来，高岗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

至此，我们大致可以看到这样一条脉络：1953年上半年，毛泽东对高岗是很信任、很倚重的。这时他主要是在建国思想（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上与刘少奇进行较量，在这场较量中，他一方面借助于高岗，同时也密切观察着高岗的言行。到了夏秋，他开始对高岗有所怀疑，11月至12月中旬怀疑加深，感到问题严重，权衡利弊，到12月下旬，下决心与刘少奇联手除掉高岗。

毛泽东虽然实际上已经给高岗定罪，但他还是要经过“调查”让别人明白他的意图。1953年11月下旬至12月，他先后找了许多高级干部谈话，动员他们起来揭发，与高岗划清界限：

　　“你晓得不晓得高岗最近有什么活动?”

　　“据说高岗有非组织活动，你怎么看啊？”

　　“听说高岗九千九百岁还不够，他要当万岁！”

　　他反复对人们说，自己患了感冒，嗅觉不灵；有人睡在鼓里，受了蒙蔽；说高岗背着他搞分裂活动；高岗不仅反刘少奇，还反周恩来、反林彪；并宣称：“我和少奇同志是一致的，反少奇就是反对我！”

　　他把朱德请来，一进门尚未坐定，便问：“现在有人要造反，你站在哪一边啊？”问得朱德莫名其妙：谁要造反？如何造反？和我有什么关系？毛泽东就是这样费尽心机，放上一炮，打得你昏头转向，叫你难以招架，只能顺着他的路子走。

　　在那个年代，“造反”可是天大的罪过，确实吓住了一些人，无论出于公心还是出于私心，谁敢隐瞒其言行？揭高岗的种种错误，比如他没有跟毛泽东打招呼就先干起来，现在成了“背着毛主席干的”；他传播毛泽东说的一些话，这会儿都成了他“伪造毛主席言论”，“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反对毛主席”的罪状。

　　毛泽东还通过这些调查证实了高岗背着他干了不少令他难堪的事，也证实了高岗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一个“危险人物”。

　　不妨设想一下，倘若当初高岗不那么自信，对一些人不是那么深信不疑，而是能够深谋远虑，想到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倘若他认真地和毛泽东一起共商“倒刘大计”，一切照计行事，步步为营地去干，那么，中国的历史将会是另一个样子。至少那“野心家”、“阴谋家”和“反党分子”的帽子也许就不会戴在他高岗的头上。

1954年8月17日星期一晚上八点半以前，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德怀、杨尚昆等先后到来，陆续上楼看了高岗的遗体。彭德怀站在高岗遗体旁久久不忍离去，含着泪，跺着脚说：“嗨！你刚强！你死得可惜，可惜了！”

1954年8月18日上午，从北戴河赶回北京的罗瑞卿把赵家梁叫到他的办公室，再次听了关于事情经过的详细汇报后说：毛主席知道高岗自杀身亡的消息以后很生气，说：“死了？死了拉倒，不如一条狗！”

　　罗检讨说：“高岗死了，我们有责任，工作没做好。”

　　主席说：“你不要检讨。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要死，谁也挡不住。这事不关你们，你们检讨什么？不要检讨。”

　　从以上的话看，当时都没有把高岗当敌我矛盾。

另：

1964年，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之前，毛泽东正在和一些先到会的同志闲谈，见刘少奇进来，便含沙射影地说：“好了，我让位，请少奇来。”

　　1964年底，在一次研究关于社会主义教育（即四清）运动问题的小范围会议上，毛泽东说：“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不骂娘的帅……”【注9 赵家梁笔记。】

　　这些迹象表明，毛泽东已经把他与刘少奇的斗争升级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甚至是夺权斗争。

“四清”运动开始，刘少奇说，光开调查会不行了，要工作组下去搞扎根串联。开调查会是毛历来的主张，听刘少奇如此说，他心里很不高兴。后来，在一次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文件和“四清、四不清”问题的讨论中，毛泽东强调四清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插话说：“四清中，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结果两人当场顶了起来。【注10 赵家梁笔记。】

　　事后，毛泽东说刘少奇剥夺了党章给他的权利，不让他讲话，执意要刘少奇检讨认错。而刘少奇却拒绝低头认错，弄的毛泽东一时下不了台。最后还是由周恩来、贺龙、安子文等人出面做工作，刘少奇在政治局生活会上作了检讨。毛泽东自认有理，当场顶了回去，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问题，原则问题。【注11 赵家梁笔记。】

　　显然，毛泽东有意把他同刘少奇的意见分歧公开化，后来又多次在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评刘少奇。刘少奇为了顾全大局，不得不再次违心地作了检讨。

　　此时的毛泽东已根本不打算放过刘少奇。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北京十三陵召开的一次政治扩大会议上讲接班人条件第三条时，说到高岗：“原想把他留在党内，保留中央委员，去陕北当地委书记。但他死了，很遗憾……高岗的死，我看是有人为了保存自己，把他搞死的！”【注12 赵家梁：1992年11月20日谈话记录。】这话令与会者震惊，许多人并不了解毛泽东指的是谁，也有些人不免想到，这是否暗示，是刘少奇把高岗搞死的？

　　不到一个月，即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批评赫鲁晓夫的第九篇文章（即“九评”），其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各级领导要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阴谋家、野心家。人们马上意识到，毛泽东又要整人了。他要整谁呢？

在高岗死后的许多年里，毛泽东仍然经常提到他。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多次提到高岗，提到高岗之死，他说：“高岗的事，我有责任，约了谈话，高岗想去陕北，我们想保留他的党籍，拟保留中央委员，回延安，本人也愿意。后来竟这样结局，我也觉得遗憾。”【注13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349页。】

　　在高岗长达半年的管教期间，特别是最后一个月里，管教组多次向中央打报告，甚至打紧急报告，要求中央尽快派人与高岗谈话，均无答复。难道毛泽东真的忙得连打一个电话，或命人转达一句话的时间都没有么？这不能不使人想起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批高级干部悲惨死去，不都是在这样表明上不闻不问，实则胸中有数的情况下发生的么？

随着“文化大革命”开展，毛泽东表现出对高岗的怀念。传说毛泽东曾对起草讨伐刘少奇檄文的人说：要是高岗还在的话，他可以提供更具体、更详细的材料。

1970年冬天，在高岗去世16年以后，毛泽东忽然对高岗的遗属表示关注。根据他的指示，周恩来于1971年1月派人把李力群从“五七干校”接回北京 ...... 周恩来中央细心周到地安排高岗的遗属，不仅仅是因为当年高岗托孤之情，更可能是毛泽东授意的。

　　1974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前夕，毛泽东指示将李力群安排为全国人大代表，并且列入国庆节登天安门城楼的名单。当时，四人帮爪牙迟群等人把持科教组，极力反对李力群党科教组的代表，周恩来便把她安排为天津选区的代表，出席全国人代会，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宴。后来，李力群又担任了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所有这一切，是否意味着毛泽东对高岗的难以启齿的歉疚，而又不愿公开认错的一种耐人寻味的心态呢？

高岗事件，事发遥远的前朝高层，与在座任何一位看官概无干系。就事论事，各抒己见，无论持有什么见解观点视角，均不碍事的。公孙博的高论亦是其中之一嘛。意见不合既出言不逊、恶语相加Pascal的亲密战友George君，不够厚道，把自己好好一个文艺青年弄得跟个街头混混似的。殊不知，文艺革命旗手毛夫人已然离世24年有余，怎么依然哭着喊着身体力行地实践80年代初公审大会上江青同志陈述的所作所为呢？

1953年6月26日，苏共中央秘密逮捕了中央主席团成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贝利亚，7月2日至7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贝利亚反党反国家罪行活动的决议》。在贝利亚被捕之后，应苏共中央之请，中共中央派政治局委员高岗偕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翻译师哲赴苏听取了关于“贝利亚事件”的紧急情况通报。

1956年2月25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结束后，代表们突然收到通知，参加一次事先没有计划的秘密会议。在“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中，赫鲁晓夫情绪激动的谴责斯大林大清洗和驱逐少数族裔的罪行，猛烈抨击他农业政策带来的灾难，还攻击他军事指挥上的无能，并在最后表示要重新回到列宁主义的路线上来。讲话共持续四个小时，报告的内容使代表们大为震惊，以至于“会场内一片寂静，连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能听见”。

如果说，一直到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之后一段时间，苏联或者说俄罗斯的百姓对于苏联共产党中央高层内部好几十年的恶斗，还有些窥视探究的兴致和心思，2015年11月24日的今天呢？

太平洋彼岸当今娱乐至死时代的祖国大陆，有一位亿万人迷的顶级白富美影星：冰冰——范爷；大洋这一边万维博客群，我们有一位久经沙场、大家风范、一呼千应、跺脚乱颤的意见旗手、大V主教 阿不 —— 妞爷。在阿妞千万条经典名句、醒世箴言中，有一句堪称最不引人注目、回复一位看官后生弱弱的询问“ 谁是李玉和？ " 时脱口而出的金句说得真好：

     “ 别劳神知道这些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