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叛黨投蘇 死有餘辜   江青—巍峨挺拔 蒼茫勁松

秋石客原名劉向東。文革初務過一年農，接着在某軍工廠當二年工人、上大學

三年半、十三年教師，改革開放後則在深圳工作十四年，現已專門寫作。主要

從事國際共運失敗原因及修補的研究，在網絡上有網絡思想家等稱謂。

為林彪翻案是不得人心的——評《炎黃春秋》

所刊《我寫林彪傳的遭遇》

時間：2013-05-28 12:19:03   來源：紅色文化網   作者：秋石    點擊：3120

　　就在筆者查閱、比對史料，撰寫《千古奇冤，蔣介石製造皖南事變鐵證如山——評<炎黃春秋>所刊<項英秘書揚帆談皖南事變>》的辯誣文章時，卻又讀到了緊隨其後的2013年第3期《炎黃春秋》所刊的《我寫林彪傳的遭遇》（原文見：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3031579063.html）。較之2004年第10期所刊由陳敏撰寫的《抗戰時期的外交戰場》一文為日寇製造皇姑屯血腥爆炸案翻案，以及2013年第2期由“小朝整理”的《項英秘書揚帆談皖南事變》一文為蔣介石開脫罪責，誣指毛澤東、黨中央是這起震驚中外的“千古奇冤”的“主要責任”者，本期刊發的由劉家駒撰寫的《我寫林彪傳的遭遇》一文，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公然赤裸裸地高高揚起為在“文革”中大肆推行法西斯暴政手段的林彪和林彪反革命集團翻案的旗幟!從而一舉完成了為歷史上對中華民族犯下了滔天罪行的頭號仇敵日本軍國主義翻案，為歷史上那個大敵當前一再高調宣布“攘外必先安內”媚日剿共內戰政策，雙手沾滿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鮮血，發動皖南事變，致7000餘名新四軍抗日熱血兒女死於同室操戈非命的蔣介石開脫罪責，以及把八億中國人民推向“全民內戰”深淵的林彪和林彪反革命集團全面翻案的全過程。

　　本文伊始，筆者仍然是一言以蔽之：

　　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

　　窺其《我寫林彪傳的遭遇》一文，作者赤裸裸地這樣向讀者告白——當然，也可以視作為是不惜與國家大法相對抗、拍板決定刊發這篇前所未有邪文的《炎黃春秋》雜誌的決策者們的告白：

　　……幾年功夫，通過搜集知情人的眼見耳聞，獲取了大量可信的史實，證明林彪在“九·一三”事件中是無罪的。林彪在我心中已不再是一個十惡不赦謀害毛澤東的罪魁禍首;“林彪反革命集團”根本不存在;《五七一工程紀要》證明了林立果的“小艦隊”是一幫對中國前途很有先見之明的人。

　　作者還有恃無恐地這樣寫道：

　　我還想走訪“九一三”事件中被稱為“四大金剛”的黃、吳、李、邱，他們經受過特別法庭的審訊，也許會從憤懣的胸中吐露些真情。……

　　作者進一步介紹道：

　　……2011年9月初，我們在北京郊區召開了“九一三”事件40周年反思會，邀請當事人和家屬26人、專家學者18人，暢談了“九一三”事件的發生、由此引發的變故，以及今天的認識。

　　緊接上文，作者乾脆閉塞起雙眼，胡亂杜撰一氣，寫下了一個與現實大相徑庭的結論：

　　歷年9月，國內官報都要例行組織批林的文章，但在去年，全世界5300家網站轉載北京“九一三”事件反思會的消息後，國內的批林即刻銷聲。

　　在筆者對《我寫林彪傳的遭遇》一文錯誤論述逐一批駁前，先替該文作者糾正幾個明顯的史實錯誤，或者稱之謂作者信筆杜撰的莫須有也可。

　　其一，曰之：“十惡不赦”。

　　這是一個奇怪的說法。

　　因為，除民間對林彪推行的假、大、空和當面一套背後一套，大搞個人崇拜，乃至實施暗殺、爆炸計劃的法西斯陰謀伎倆，以慣有的憤怒言辭予以痛斥外，尚無見有那位黨和國家的高級領導人對其有過“十惡不赦”的評價，連錯誤地發動文化大革命、錯誤地利用林彪的毛澤東，還有周恩來等，至今，我們也從無見之他們口中有過這樣的說辭。恰恰相反，周恩來在指導(當然是經過毛澤東批准同意下發的)制訂向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公布林彪叛逃及實施一系列反人民反黨反革命事件真相的“中發”1971年第57號文件中，還強調了這麼一句話：鑑於歷史上林彪對人民有功……(筆者憑42年前聽宣讀中發57號文件的記憶)。

　　在這裡，我們不妨聽一聽“文革”前夕被林彪最早打倒的另一位老革命家楊尚昆同志(林彪1966年5月18日的那個“政變經”的講話，就誣指了楊尚昆同志在毛澤東身邊搞特務活動和圖謀發動反革命政變)，後來是怎樣評價林彪的。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後葉，解放軍八一電影製片廠領受了拍攝四十年前影響中國歷史發展進程的三大戰役的《大決戰》的巨片。但是，擺在編導面前的最大難題是：寫三大戰役根本繞不開林彪這個人物!而寫呢，卻又面臨着不可預測的風險與麻煩……

　　這事被時任國家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當年和林彪並肩走完兩萬五千里長征、又一同列席了著名的遵義會議的楊尚昆同志知道後，很快作出了重要指示。楊尚昆同志的這個被《大決戰》的編導們稱之為“及時雨”的重要指示，這樣強調道：劇中一定要有林彪，如果不寫林彪，那當年東北戰場的仗是誰打的?而且寫林彪一定要實事求是，不能因為他後來不好，就把這個人寫成從頭至尾都壞。

　　楊尚昆同志的重要指示，對於整個影片真實地反映林彪，完整地反映三大戰役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比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仇將恩報”的高風亮節，和一貫堅持的黨的實事求是的作風，難道不值得《我寫林彪傳的遭遇》一文的作者深刻檢討一下自己27年來錯誤、偏執的作為，是否符合歷史的真實，是否符合占絕大多數的中國人民的意願……

　　其二，曰之：“2011年9月初，我們在北京郊區召開了‘九一三’事件40周年反思會，邀請當事人和家屬……”

　　上述這個表述，既是一個模稜兩可的說法，又是一個莫須有的用詞!

　　“當事人”?

　　什麼“當事人”?

　　林彪、葉群、林立果背叛人民、背叛祖國，早於1971年9月13日凌晨倉皇出逃，折戟沉沙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沙漠，且是被焚燒得面目全非，四肢不全;而其他四員大將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在接受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審判度過餘生後，也一個個地化作了一堆骨灰，請問：何來的“當事人”?

　　其三，曰之：“歷年9月，國內官報都要例行組織批林的文章，但在去年，全世界5300家網站轉載北京‘九一三’事件反思會的消息後，國內的批林即刻銷聲。”

　　上述，更是一個絲毫不加掩飾赤裸裸的莫須有的表述。

　　請問，歷史上有過“歷年9月，國內官報都要例行組織批林的文章”的慣例嗎?

　　沒有!

　　壓根沒有!

　　甭說自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宣布結束階級鬥爭、路線鬥爭一類的“革命”，將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的經濟建設的軌道上來的這三十五年間，尤其是新世紀以來的這十三年;就是林彪一夥自我爆炸折戟沉沙，到他們“文革”初期的同夥“四人幫”被徹底粉碎的五年間，雖有一段時間黨中央部署的認識林彪真面目的全國規模自上而下的批林運動，但也從來不曾形成過這個類似《我寫林彪傳的遭遇》一文中杜撰的這個所謂“歷年9月”的“例行”。查一查自“文革”以來一直存在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解放軍報》等首都三大媒體就清楚了。倒是一撥又一撥的老革命家、老將軍，以及研究那一段歷史的學者、專家，每每論述“文革”十年浩劫，無不義憤填膺聲討、譴責林彪、“四人幫”一夥禍國殃民的倒行逆施，而且日趨理性：既注意到歷史上的林彪為人民為新中國建立的不朽功勳，又注意到自上世紀六十年代初開始的林彪演變，乃至墮落，犯下不可饒恕的罪行。現在發表的一些文章同樣如此。至少，自“文革”結束以來的這近四十年間，都從來不曾出現過《我寫林彪傳的遭遇》一文的作者筆下杜撰的“歷年9月，國內官報都要例行組織批林的文章”的說法。

　　《我寫林彪傳的遭遇》一文的作者，之所以要杜撰出這一類歷史上並不存在過的“事實”，亦即謊言，其用心可謂用心良苦：一為蒙蔽、誤導不明真相的後來人，進而達到搞亂整個歷史的目的;二則乃係壯膽，壯“我們”這些所謂的“當事人和家屬26人、專家學者18人”區區一干人的膽。

歷史上的林彪戰功卓著，“文革”所為卻是罄竹難書

　　人之初，性本善。

　　人一生下來，是根本分辨不出日後他是成為一個好人呢，還是一個壞人的。同樣，躺在襁褓里的嬰兒，也根本分辨不出外面的世界是一個啥子樣子。

　　林彪十六、七歲那年脫離家門入黃埔軍校四期，後入鐵軍葉挺部任排、連長，並參加“八一”南昌起義。年紀輕輕擔任紅軍的指揮員，完全是憑藉着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地走上了紅軍的領導崗位。1934年10月，27歲的他帶着他的紅一軍團參加了中央紅軍史無前例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其間，還列席了著名的改變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未來命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遵義會議。“七七”盧溝橋全面抗戰爆發才兩個月，由他擔綱師長的八路軍第115師取得了華北戰場的第一大勝仗——平型關大捷：於1937年9月25日在平型關附近的老爺廟一線，與驕橫不可一世由東北到華北自稱所向披靡的日寇勁旅板垣征四郎師團交戰，以殲滅日寇1300餘、擊毀汽車百餘、繳獲大量輜重武器的輝煌戰績，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進一步振奮了全國人民抗戰必勝的信念。在提高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的威望的同時，也為整個國民政府軍隊刮目相看。1937年10月17日，當時的最高領袖蔣介石致電朱德、彭德懷：“貴部林師及張(宗遜)旅，屢建奇功，強寇迭遭重創，深堪嘉慰。”要知道，打勝全面抗戰第一仗的指揮員林彪，那一年還不過30歲哪!

　　解放戰爭時期的東北戰場，林彪指揮着他的整個東北民主聯軍(後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打了一個又一個的勝仗(當然也有敗仗，但是勝仗居多)，居然把全副美式裝備的國民黨中央軍給消滅了一乾二淨，取得了東北全境的完勝，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第一個大面積解放區，為奪取全國勝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之後是平津戰役的出色指揮，打中原打武漢，直至解放海南島，為創建新中國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卓越功勳。

　　黨和人民並沒有忘記這位立有赫赫戰功的將軍。於是，便有了1955年9月23日，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2次會議關於人民軍隊實行軍銜制通過的決議中，給予了他高人一頭的顯赫地位：十大元帥中，繼朱德總司令、彭德懷國防部長之後位居第三的大元帥。連早年參加過蔡鍔將軍領導的討伐竊國賣國大盜袁世凱的護國戰爭的著名將領、比他大十五歲的劉伯承，也只能屈居其下。要知道，劉伯承元帥參加護國戰爭時，他林彪還是一個光腚娃娃呢!

　　在1958年9月28日舉行的中共八屆五中全會上，他又一次得到榮升：成為最高核心層的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副主席。

　　之後，由不正常的氣候，以及林彪本人的一系列不正常舉止，使林彪登上了不正常的巔峰：在1966年8月12日舉行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的閉幕式上，林彪一躍成為老二，成為了實際上的唯一一位黨中央副主席;在三年後的1969年4月28日舉行的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在被選為唯一一位黨中央副主席的同時，還給荒謬地寫進了黨章。

　　然而，人是要變的，也是會變的。昔日的常勝將軍林彪就是這會變、要變的人中的一個佼佼者：從一個對黨對新中國對人民立有不朽功勳的領導人、革命者，變成了一個名符其實、臭名昭著的陰謀家、野心家，和一位未遂的竊國大盜和貨真價值的叛國者。筆者認為，有一點是相當明確的：他林彪從來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在變之前，林彪是一個革命者，而非馬克思主義者。故而，筆者認為他雖非“十惡不赦”，然卻是“罄竹難書”的陰謀家、野心家、叛國者的原因所在。

　　在其“罄竹難書”(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後葉)之前，林彪的蛻變已經有了某種跡象：厭世、貪圖享受、精神頹變。比如，早在1950年，當美帝國主義及其僱傭軍將侵略戰火擴大至中朝邊境鴨綠江時，毛澤東、黨中央寄厚望於他這個常勝將軍統帥中國人民志願軍赴朝參戰，可他卻稱病躲在了一邊，與一、二年前的東北戰場、平津戰場和華南戰場上令百萬國民黨蔣介石嫡系部隊畏如猛虎的那個赫赫有名的林總相比，簡直判若兩人。

　　不光明正大，見風使舵，擅長權術大搞個人崇拜，是林彪自1959年起至1971年折戟沉沙蒙古溫都爾汗大漠其生命最後12年與眾不同的手段與表現。

　　1959年7—8月在江西廬山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針對彭德懷同志要求糾左的3000字意見信，毛澤東錯誤地發動了對彭德懷的批判，並把原定會議的糾左和承擔前一年盲目開展大躍進和推行人民公社化的錯誤，引向了反左，即反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猖狂進攻問題。在8月4日晚由劉少奇主持的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上，林彪搶先第一個發言。發言中他憑空指責彭德懷想當大英雄，因此就要反對毛主席，還說這是事情的規律。林彪的結論是：從長遠來說他(彭德懷)是我們黨裡面的一個隱患。在林彪搖唇鼓舌下，包括多名常委的發言都給彭德懷扣上了有篡黨思想的大帽子。

　　而在同一段時間林彪所記的筆記中，林彪對毛澤東推行的“大躍進”卻有着非常到位的近乎嚴厲的批評。林彪這樣寫道：毛澤東在幹勁問題上持“不正確看法”，北戴河會議後“全左”;“大躍進”只講“多快”，不講“好省”，大煉鋼鐵出廢品，是不講成本，不惜人力“猛搞”的蝕本生意;今後應提“好省多快”，在“好省”基礎上“求快”，現在是本末倒置。筆記中，林彪還認為脫離實際的抽象派是“只憑幻想而來”。

　　然而，林彪在一些公開場合採取的手段與做法，棄自己心中的真實的認識於一邊，反其道而行之，昧着一個做人的良心，昧着一個老革命、老共產黨人必須具備的黨性原則，在迎合毛澤東同志推行“左”的同時，施行更多更瘋狂的“左”——極“左”!

　　讀着林彪當年的那個符合歷史真實的筆記，我們不妨回顧一下其在公共場合所作的那些慷慨激昂的表態發言，其慣於見風使舵的陰謀家兩面派嘴臉，則昭然若揭於天下。在這裡，結合他在“文革”初聲嘶力竭鼓吹、大行個人崇拜的做法，與他們在謀求取代毛澤東地位的陰謀慘敗後所制定的《“五七一”工程紀要》這個充溢着法西斯血腥味的反革命政變綱領中，對毛澤東同志近乎喪心病狂的一個又一個的惡毒污衊攻擊——所有這些惡毒污衊攻擊的內容，既有他林彪對於毛澤東的一些錯誤主張與做法喪失理智(或叫做別有用心也可)的強勁附和，更有他林彪本人無視毛澤東的初衷和再三反對，以及憤怒的譴責，不遺餘力鼓吹及推行的諸如“踢開黨委鬧革命”、“揪軍內一小撮”、批判“帶槍的劉鄧路線”，及與江青勾結，搞亂整個國民經濟秩序，發動的“全民內戰”等等。……

　　如何正確並完整地辨識林彪的真實面目，特別是如何解讀經林彪授意制定的《“五七一”工程紀要》的實質，我們可以從鄧小平同志的多次講話中找到答案。誠如“四人幫”一夥將林彪的極“左”蓄意指鹿為馬的極右一樣，林彪是用極“左”批“左”!其本質，其核心，在於最終服務於他的篡黨奪權的陰謀的實現。

　　1962年1月舉行的中共中央七千人大會的宗旨是總結經驗教訓，糾正工作中的缺點錯誤，發揚黨內民主。然而，面對這一宗旨，身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黨中央副主席的林彪在反其道而行的同時推行個人崇拜。在1月29日舉行的大會上，林彪發言說：三年來，我們在物質生產方面減少了一些收入，可是在精神上卻得到了很大的收入，這個方面將要發揮很大的作用。他用極其濃厚的個人崇拜色彩和唯心論的語言、煽動道：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這幾年發生錯誤和困難，恰恰是由於我們有許多事情沒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或者用“左”的思想或者右的思想干擾了他的緣故;如果聽毛主席的話，困難小得多，彎路也會少走得多。

　　從上述兩個發言的核心內容分析，我們不難得出一個結論，這就是，在中共高層中，林彪是最早推行唯心論和個人崇拜的人，也難怪於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前夕，林彪在一再偏面強調、推行“突出政治”、“政治壓倒一切”方針的同時，會狂熱地提出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是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類不着邊際的口號。林彪還竭力鼓吹：毛主席的書是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然而，在現實中，林彪本人卻又不聽，甚至連毛澤東再三強調的話，他也不聽，不光不聽，而且還偏要開頂風船。——在1966年3月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擴大會議上，針對林彪有關毛澤東思想的極端提法，毛澤東告誡說：“最高最活，不要那樣提，也不要講頂峰。”然而，林彪還是不聽，而且越演越烈，於隨後不久毛澤東錯誤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中給演繹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搞陰謀詭計，給他人冠以莫須有的“事實”與罪名，進而達到誣陷、打倒他人的目的，是林彪及其同夥慣用的一種手段。1965年12月發生的林彪誣陷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秘書長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的事件，便是最為典型的一個事件，其起因是林彪主持軍委工作以來，羅瑞卿在軍隊工作中對林彪片面強調突出政治提出的種種極端言論微詞甚多，而且還一再拒絕林彪的拉攏，並同另一位軍委副主席賀龍一起與其針鋒相對，搞軍隊練兵大比武，從而觸犯了林彪，為林彪切齒忌恨。於是，經林彪與其妻葉群的授意，早已投靠林彪的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和海軍副司令李作鵬等人寫了誣陷羅瑞卿的材料。同年11月30日，葉群懷揣林彪給毛澤東的親筆信，以及由吳法憲、李作鵬等人蓄意泡製的誣陷羅瑞卿的11份資料，坐專機趕到杭州，向毛澤東作了長達三個小時的匯報。

　　八面玲瓏，善於觀風使舵的林彪唆使老婆向毛澤東告羅瑞卿的狀，是投毛澤東之擔憂：在這之前二、三個月前，亦即1965年九、十月間，毛澤東在本該討論第三個五年計劃和1966年計劃，以及批准1966年國民經濟計劃綱要而舉行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結束時，突然提出了“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應該造反”的問題，以及詢問“整個解放軍會跟上造反嗎?”的發問。毛澤東的這個判斷，給一直生活在陰影中的林彪造成了可乘之機：清除軍隊內不聽他的話，不與他一起推行假、大、空的“突出政治”的高級將領，以最終形成一個以當年四野將領為核心的清一色林家鋪子。

　　在葉群手持林彪親筆信飛到杭州向毛澤東告羅瑞卿的所謂“罪狀”之後不到十天，1965年12月8日，毛澤東自杭州來到上海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連中央候補委員都不是的葉群，竟然在會上分三次作了長達近十個小時的發言，發言中，葉群繪聲繪色地捏造事實，誣說羅瑞卿如何逼迫長期脫離一線工作及養病中的林彪退位，要林“不要擋路”，“一切交給羅負責”。更為惡毒的一招是，葉群進一步挑撥說羅瑞卿一貫反對突出政治、反對毛澤東思想，存在着單純軍事技術觀點，等等。

　　正是在林彪及葉群的誣陷下，於這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結束的前一天(1965年12月11日)被召到上海卻無緣出席會議進行申辯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羅瑞卿，先是被靠邊站，繼而被隔離審查，成為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文革”前夕被第一個打倒的黨、軍隊、國家核心層的領導幹部。這不能不說這是林彪最早實施篡黨奪權陰謀邁出的重要一步。

　　僅僅相隔半年，1966年5月4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林彪先是在發言中誣陷存在着一個所謂“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陰謀反黨集團，”誣指他們要搞反革命政變。林彪發言後，上述四人被罷免了一切職務，進而被打倒，關進監獄。在5月18日舉行的會議上，林彪再度發言，而且這次是長篇發言。在突出地一一列舉了長長一串，所謂古往今來的中外政變案例之後，林彪強調指出：“毛主席最近幾個月，特別注意防止反革命政變，採取了很多措施。”還駭人聽聞地說道：“最近有許多鬼事，鬼現象，要引起注意。可能發生反革命政變，要殺人，要篡黨奪權，要搞資產階級復辟，要把社會主義這一套搞掉”、“危險就是出在上層。”林彪還竭力鼓吹個人崇拜，說：“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歲、一百多歲，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林彪的這個以“政變經”和推行極端個人崇拜為核心的講話，使黨內和國內的政治空氣陡然緊張起來，並使得已經存在的個人崇拜在全國範圍內更加泛濫起來。隨之全面爆發的文化大革命，令一大批德高望重的黨、政、軍領導幹部紛紛被打倒，進而被關押。

　　對待林彪的這個別有用心的長篇大論的中外“政變經”，及其掀起的狂熱個人崇拜運動，應當說，在一開始，毛澤東的頭腦還算是清醒的。在這個殺氣騰騰的講話過去22天后，1966年6月10日，他在同老朋友、越南國家主席胡志明的長時間談話中，論及人的死亡與接班人的問題時，毛澤東展示了一個辯證唯物主義者的胸懷：“我們都是七十以上的人，總有一天被馬克思請去。”還話中有話地告訴胡志明：“不要看現在都是喊萬歲的。”

　　一個月後，1966年7月8日在武漢，依據前些日子在湖南韶山滴水洞的多日思考，毛澤東給江青寫了一封長信。毛澤東還委託周恩來專程趕往大連，向在那裡休養的林彪講述了信中的內容——實際上是針對林彪5月18日所作的那個“政變經”提出告誡的，毛澤東這樣寫道：

　　“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我的朋友的講話，中央催着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們迫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唯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

　　“人貴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會議，我表示了對於朋友們那樣提法的不同意見。可是有什麼用呢?他到北京五月會議上還是那樣講，報刊上更加講得很兇，簡直吹得神乎其神。這樣，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藉助鍾馗。我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鐘馗了。”

　　儘管受毛澤東的委託，周恩來向林彪傳達了毛澤東的上述告誡，可是林彪根本不往心裡去，不但沒往心裡去，相反更加變本加厲，直至在“八·三一”首都150萬紅衛兵和群眾大會上泡製出把毛澤東推向雲端的“四個偉人”。

　　毛澤東的“唯心地同意別人”，雖說是“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然而，正是這個“唯心”，慫恿了林彪的極端主義，加快了林彪野心的膨脹，最終在將自己拖得筋疲力盡的同時，也把中國推向了崩潰的邊緣，導致了長達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大動亂——一場地地道道的浩劫。

　　8月8日，林彪在接見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講話中，聲稱要“弄的翻天覆地、轟轟烈烈、大風大浪、大攪大鬧，這半年就要鬧得資產階級睡不着覺，無產階級也睡不着覺。”他還提出了搞文化大革命要“踢開黨委鬧革命”的口號，進一步助長了社會上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全面泛濫。

　　1967年7月27日，在江青煽動造反派，正式提出導致全民內戰的“文政武衛”口號五天后，林彪主持會議，針對所謂武漢的“右派”百萬雄師組織不滿江青團伙、極左派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主力關於“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的定論，擁進軍區大院的事件，先行在內部撤銷了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和政委鍾漢華的職務。他還公然號召要批判“帶槍的劉鄧路線”，“揪軍內一小撮”，即揪出所謂的“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口號。這個口號的提出，不僅將地方上泛濫到極致的無政府主義思潮的這股禍水引入到軍隊內部，而且也是為實現自己心中醞釀已久的一個陰謀鋪平道路——乘機在軍隊內部清除不聽自己話的眾多“異己力量”。

　　在林彪、江青的煽動下，在軍隊內部出現嚴重派性的同時，各地造反派組織更加無所顧忌地衝擊軍事機關，大肆搶奪武器彈藥，導致全國範圍內的大規模流血計事件頻乃發生，也使人民生命財產和國家資產蒙受巨大損失。有些地區，如四川、河北、河南及廣西一些地區，在林彪自我爆炸三、四年後，“四人幫”行將覆沒的1975、1976年，兩派武鬥依然不斷。

　　1968年3月，林彪夥同江青搞突然襲擊，把他心目中的三個軍內政治異己，也是長期以來深得毛澤東信任的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以莫須有的罪名發動突然襲擊，將他們打倒並關押。

　　在1968年10月下旬舉行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後期，林彪夥同江青重翻兩年前抵制他們煽動無政府主義思潮、踢開黨委鬧革命、破壞國民經濟，但被毛澤東保護沒有被打倒，仍出席這次全會的所謂“二月逆流干將”的幾位元帥的老賬，並對他們展開猛烈的批判，煽動一些人在分組會上對陳毅、徐向前、聶榮臻和葉劍英等人進行圍攻。林彪還在全會的講話中為之上綱上線，將所謂“二月逆流”定性為“十一中全會以後發生的一次最嚴重的事件，是資本主義復辟的預演”，等等。由於毛澤東在隨後的全會閉幕式上的講話中，作出了幾位老帥在所謂的“二月逆流”中的表現與活動“也沒有什麼了不起，是一種很自然的現象，因為他們有不同的意見，要說嘛，他們也是公開出來講的，沒有什麼秘密嘛。幾個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員，又是副總理，有些是軍委副主席，我看也是黨內生活許可的”的結論，林彪與康生江青一夥試圖打倒這幾位老帥的陰謀，包括編一本供不久後召開的“九大”與會人員使用的所謂“二月逆流”的材料計劃，也因為毛澤東的堅決反對，才不能得逞。

　　次年3月15日，在中央碰頭會議上，毛澤東明確表示，即將召開的黨的九大，“我主張報告不講‘二月逆流’”。不僅如此，還提出“允許‘二月逆流’的人上主席台。”

　　僅僅相隔七天，3月22日，毛澤東找中央文革碰頭會議成員談九大預備工作時，還特地把當時給下放到工廠“蹲點”的陳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找來參加，並再次重申：“二月逆流，報告中不講。”從而從根本上挫敗了林彪、江青一夥操縱一些人不將這些德高望重的老同志選入中央委員會和中央軍委領導崗位的陰謀。

　　然而，林彪欲圖謀取更大利益，乃至試圖取代毛澤東發號施令的野心卻在日益膨脹，乃至不惜與毛澤東直接抗衡。

　　就在“九大”閉幕，被法定為黨中央唯一副主席，同時被荒謬地寫進黨章(始作俑者為江青)成為毛澤東唯一接班人之後不足半年的光景，1969年10月18日(這一天為星期六)，因預防“蘇修突然襲擊”和大規模入侵的“緊急戰備”名義，剛剛疏散到江蘇省蘇州市的林彪，在事先不向軍委主席毛澤東請示報告及批準的情況下，向在北京的鐵杆親信、軍委辦事組組長、總參謀長黃永勝，發出了一個“關於加強防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緊急指示”，“要求立即組織精幹的指揮班子，進入戰時指揮位置。”“各級要加強首長值班，及時掌握情況。”而且，這個指示，由軍委辦事組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個號令)”的名義正式下達。當晚，這個“號令”迅用電話傳達到各作戰部隊，全軍立刻進入緊急備戰狀態，引起極大震動。直到這個所謂的“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個號令)”向全軍發出後的第二天，林彪才用“電話記錄”(急件傳閱)的方式報告毛澤東，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不曾發生過的越權事件，。據汪東興同志後來回憶，在武漢的毛澤東閱後，憤怒地自己劃燃火柴把這個傳閱件燒掉了。只是由於汪東興的疾速勸阻，才使這個傳閱件的信封得以保留，以而為歷史保存了林彪最早實施篡黨奪權陰謀的計劃的罪證。

　　之後，又是一個不到半年時間的光景，林彪再次作出了一個出人意料的與毛澤東分庭抗禮的越軌舉止。

　　1970年3月8日，毛澤東經長期考慮，提議召開四屆人大和修改憲法，並且建議不設國家主席。毛澤東的提議在當日晚上周恩來主持的政治局會議上，由汪東興同志作了正式傳達。然而，留在蘇州的林彪於次日讓葉群轉告：“林副主席贊成設國家主席。”

　　3月中旬，毛澤東再次重申：不設國家主席。毛澤東的這個提議得到了隨後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大多數與會者的同意。然而，林彪卻讓秘書電告毛澤東秘書說：“林副主席建議，毛澤東當國家主席。”

　　4月11日夜，林彪不顧毛澤東的再三明確表態，致電政治局堅持設國家主席的主張，次日，4月12日，毛澤東明確表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議不妥。”

　　在4月下旬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第三次提出他不當國家主席，也不要設國家主席。並當着林彪的面說：“孫權勸曹操當皇帝，曹操說。孫權是要把他放在爐火上烤，我勸你們不要把我當曹操，你們也不要做孫權。”

　　毛澤東的這個無比強硬的表態，卻仍然不能使林彪設國家主席的夢想由此卻步。5月中旬，林彪授意吳法憲：還是要設國家主席，不設國家主席，國家沒有一個頭，“名不正言不順”。他要求吳法憲和李作鵬在憲法工作小組會上繼續提出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他就是要將毛澤東放在火上烤，以圖自己的“名正言順”，直至取代毛澤東擔任國家主席。同年7月，葉群在同吳法憲私下裡的談話中，才一語道破了天機：“如果不設國家主席，林彪怎麼辦?往哪裡擺?”

　　無論毛澤東怎樣表態和對其規勸，可是林彪欲圖篡黨奪權，當國家主席的願望，一天也沒有消停過，及至到了1971年8月在廬山舉行的九屆二中全會上，竟然到了不擇手段登峰造極的地步。在前一天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明確表示不作發言的林彪突然拿出一份講稿，發表了長達一個多小時的講話。講話的重點是就修改憲法談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問題：“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在全國的領導地位。肯定毛主席的偉大領袖、國家元首、最高統帥的這種地位。”“國家元首”，就是要設國家主席。林彪還着重強調：“我們說毛主席是天才，我還是堅持這個觀點”。在林彪講完後，作為常委的康生表示“完全同意、完全擁護。”康生還進一步點明林彪講話的主題：“如果是主席不當(國家)主席，那麼請林副主席當(國家)主席。”

　　當晚，在周恩來主持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林彪親信吳法憲提出林彪在開幕式上的講話很重要，要求重新播放林彪的講話錄音，並獲得了通過。在得知吳法憲在政治局會議上的這個提議後，林彪興奮之餘派老婆葉群和同在山上的兒子林立果當面表揚了吳法憲，稱其又立了大功。

　　至夜，根據林彪、葉群會前的布置，陳伯達會同吳法憲整理出了一份恩格斯、列寧和毛澤東以及林彪論述“天才”的語錄材料，在次日中午打印完畢。與此同時，為搶班奪權，他們還準備了一段設國家主席的憲法草案條文(原憲法修改草案因毛澤東不同意設國家主席空缺)。所有這一切，全都是瞞着毛澤東和周恩來私下裡進行的。在隨後幾天的會議進程中，林彪親信陳伯達、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手持他們預先準備的“天才”語錄，在各大組會議上作煽動性發言，並表示要揪出反對設國家主席的“壞人”。

　　8月25日下午，有所察覺的毛澤東親自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宣布現在各組討論的問題不符合會議原定議程。並且十分強硬地宣布道：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不要再提了，誰堅持設國家主席，誰就去當，反正我不當!當講到“反正我不當!”時，毛澤東衝着林彪補充了一句，“我勸你也不要當國家主席!”毛澤東還氣鼓鼓地發出警告：如果再繼續這樣搞下去，我就下山，讓你們鬧;再不然，就辭去黨中央主席職務。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會議決定全會分組會立即停止討論林彪的講話，並責令陳伯達等作出檢討，從而給了林彪以沉重致命的一擊。但林彪在私下裡卻對抗毛澤東的批評，針對周恩來責成鬧的最凶的吳法憲檢討時，林彪卻給吳法憲打氣說：“你沒有錯，不要檢討。”

　　回到北京後，在林彪的授意下，受到毛澤東、周恩來批評並責令“寫一書面檢討，揭露事實真相，與陳(伯達)完全決裂”的黃永勝、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聚集在毛家灣林彪葉群家，葉群為他們定了原則：“要檢討，主要是吳法憲的問題，但是第一不涉及林彪，第二不涉及黃永勝，一定要把林、黃保下來。”

　　實際上，林彪從來不承認自己有錯。在其陰暗至極的內心深處，他的最大願望，或是提前接班，或是搶班奪權。在廬山召開的九屆二中全會，他認為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天賜良機。會議主旨是九月召開四屆人大一次會議和討論修改憲法，而林彪的設立國家主席的構想，則是成了他和他的同夥們出席九屆二中全會要實現的唯一的目標。現在，在毛澤東作出的一系列強硬回應和陳伯達迅速被隔離審查的情況下，想當國家主席的願望，也如一枕黃粱，永遠不可能實現了。此時此刻，他內心的失望與仇恨，到達了頂點。因而，林彪不僅不會認錯與改邪歸正，而且，他也根本不允許手下的黃、吳、葉、李、邱五員大將認錯。就在這麼一個個人野心膨脹到極點，而毛澤東又對陳伯達、吳法憲欲圖“炸平廬山”的鬧劇一追到底的關頭，一不作，二不休，林彪慫恿自己的兒子、年僅25歲的林立果在空軍里挾天子以令諸侯，直至在他的首肯下，訂立一個實施殺氣騰騰的武裝政變計劃——《“五七一工程”紀要》，為兌現林彪竊取黨、軍隊、國家最高權力為最終目標服務的法西斯武裝軍人組織“聯合艦隊”。

　　在這期間，當着外國貴賓的面，為了發泄心中的不滿，林彪上演了兩齣欲圖致毛澤東臉上無光的“溜劇”。一出是在1971年5月1日的晚上，由於對在這之前開了半個月的批陳(伯達)整風會議極為憤怒(在北京舉行，共有中央和地方黨政軍負責人九十九人到會。這次會議的內容主要是批評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五人在廬山會議上的錯誤和對批陳不力，同時也聽取了他們所作的檢討)，勉強來到天安門城樓觀看焰火的林彪一臉的沮喪，始終不與毛澤東講話，連個招呼也不打。他在城樓上只坐了短短幾分鐘，便當着同桌的毛澤東和柬埔寨國王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的面，便不辭而別了。以致於連新聞記錄片上也來不及留下他的影子。另一次是在一個月後，1971年6月3日，這也是九大通過的黨章為之法定的毛澤東唯一接班人林彪與毛澤東之間的最後一次見面。那一天，羅馬尼亞共產黨總書記齊奧賽斯庫率領黨代表團訪華。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康生等人在人民大會堂118室與他們舉行了會談。林彪未穿軍裝，神色呆滯，一言不發。幾個月來，他對廬山會議上被批判的錯誤一直頑固地拒絕檢查。

　　毛澤東在和齊奧賽斯庫談到中國的教育時，緩緩地說：“有些人口裡說是聽話的，但心裡是埋怨的。這就要時間，慢慢來。”他的目光划過林彪的臉，林彪好像沒有聽見，仍不言語。毛澤東提高嗓門說：“赫魯曉夫叫做‘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我說，把赫魯曉夫請到北京大學講學，講他那‘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柯西金不干，他說不好啊!”

　　除了外賓，在座的誰都知道，“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發展馬列主義，是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發明”，是他作為毛的接班人的資本。毛澤東把它與赫魯曉夫聯繫起來，不僅林彪，在座的人都知道事情的嚴重性。

　　林彪當然知道毛澤東“放風”的習慣，其後如何，可想而知。

　　沒等接見結束，林彪就離開了118房間，他獨自一人坐到門外大廳西北角的一張椅子上。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的警衛員都在遠處頗感奇怪地望着林彪。他本來就身材瘦小，再一蜷縮，更是不成人形。

　　118室里，毛澤東身邊的座位空着。毛澤東不動聲色，依然談笑風生。直到會見結束，毛澤東和羅馬尼亞貴賓離開了118房間，林彪仍然獨自一人坐在門外大廳里。

　　他在想什麼，誰也不知道。此後不久，林彪去了北戴河。毛澤東則開始了他神秘的南巡。

　　當塞外秋風再起的時候，林彪在外邦大漠身首異處，毛澤東則生了一場大病，精神為之大衰。

　　1971年8月15日，在久候林彪認錯轉變立場無果失卻信心的情況下，毛澤東離京南巡。而林彪與葉群早在七月初就去了北戴河。在北戴河，林彪一直呆到其篡黨奪權的反革命武裝政變計劃暴露並徹底被挫敗，於九月十二日午夜倉皇出逃為止。在南巡的20多天裡，毛澤東先後抵達武漢、長沙、南昌、杭州、上海等地，同湖北、河南、湖南、廣東、廣西、江蘇、江西、福建、浙江和上海等地的主要負責人，就廬山會議前後發生的一切進行未雨綢繆的談話。針對林彪不顧一切推行個人崇拜，鼓吹“天才論”;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開幕式上那個事先不經通報，違反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確定的議程，頑固堅持要求設立國家主席的突兀發言;黃、吳、葉、李、邱拒絕作認真深刻檢討;以及林彪讓自己老婆葉群擔任自己辦公室主任，及吳法憲等人在空軍吹捧林立果等一系列問題，進行了直截了當的點名批評。於是，便有了在獲悉毛澤東南巡談話要點後，於九月八日林彪向法西斯小艦隊寫下了發動反革命武裝政變的行動手令：“盼照立果、宇馳同志傳達的命令辦”。緊隨其後的是林立果制定的在杭州、上海、蘇州碩放等地，動用火焰噴射器、火箭筒、炸藥、強擊機等各種武器裝備襲擊炸毀毛澤東專列，以及用武器手段“消滅”周恩來、朱德、葉劍英、劉伯承、徐向前、聶榮臻等黨和軍隊、國家領導人等。只是由於富有政治、軍事鬥爭經驗的毛澤東察覺後，迅速調整行程與計劃，才得以倖免於難。

　　動用重武器暗殺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發動武裝叛亂，另立中央，妄圖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試問，這不是法西斯暴動又是什麼?若論林彪的真正的十惡不赦，自1970年8月廬山召開的九屆二中全會，到1971年9月13日凌晨倉皇出逃，直至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的大漠中，這一段時間的林彪的表現，真是罄竹難書啊!他們的這一系列作為，與今日橫行世界各地臭名昭著的那些個極端組織，又有什麼兩樣呢?

　　密謀動用飛機南逃廣州另立中央的罪惡計劃因毛澤東的察覺，周恩來緊追不捨的查問而告失敗。緊接着，又因為自己的親生女兒林立衡大義滅親向在北戴河的8341部隊舉報，再次導致周恩來連夜追查林彪三叉戟座機的動向，遂驚恐萬狀竄向山海關機場強行登機出逃蘇聯。途中因油料耗盡，匆忙起飛的三叉戟在沒有領航員和報務員，飛抵蒙古溫都爾汗沙漠上空時試圖強行降落墜毀，被燒個面目全非，命喪黃泉。值得一提的是，在其叛逃飛越出國境的過程中，周恩來還請空軍調度員用無線電不斷地向林彪乘坐的這架飛機呼叫，敦請林彪飛回來。並且仁至義盡地告訴他們：不論飛機在何處降落，我周恩來都到機場去接，但飛機上一直沒有給予回答。

　　這，就是陰謀詭計要盡的林彪自絕於黨，自覺於人民，在生命最後關頭的“出色”表現，同時，他也徹底背叛了自己前半世所立下的豐功偉績與英名。九月十三日凌晨一時五十分，林彪乘坐的三叉戟座機飛越中蒙邊境上空，周恩來接到報告後，用力按下手中的話筒，氣憤地說出兩個字：“叛徒”。

　　比對林彪、林立果父子一夥動用包括戰鬥機在內的各類重武器，喪心病狂地欲圖殺害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一系列令人髮指的法西斯罪行，毛澤東對倉皇出逃的林彪可謂一讓再讓，仁至義盡，表現了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和領袖的寬廣胸懷：當時受周恩來指派在空軍司令部坐鎮壓陣的李德生通過專線電話，不斷地將林彪所乘飛機的位置、高度、方向等情況向在人民大會堂的周恩來報告。當飛機起飛三十多分鐘後已飛達中蒙邊境時，李德生焦急萬分地向周恩來請示處置辦法，即是否派戰機攔截時，周恩來回答他，已經請示了毛澤東，“主席說，林彪還是我們黨中央的副主席呀!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攔，讓他飛吧!”

　　周恩來同樣如此。

　　林彪自我爆炸一個月後，周恩來在廣州回答為什麼不把林彪座機擊落時說：他是副統帥，打下來我怎麼向人民交代?只好打開雷達監視飛機的行動，直到飛機飛出國境，才算是真相大白。

　　對於林彪如此，對於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急先鋒、暗殺與武裝暴亂的前台總指揮、林彪之子林立果等人一手泡製的反革命政變綱領《“五七一工程”紀要》，由於其直接將矛頭指向毛澤東，且用詞十分惡毒，有不少內容還似乎順應了“民心”：發泄對文化大革命、知青上山下鄉、幹部下“五七”幹校勞動等的指責與攻擊，但毛澤東看後卻力排眾議，作出了一個極其不利於自己的決定，說：“這一件最重要，必須下發。”不僅如此，他還主張道：對外國人也無需隱瞞林彪的問題：“誰人問都應直告，不應躲躲閃閃。”要知道，當初是毛澤東一手提拔林彪的呀!林彪的背叛與對他的殺害計劃，林彪的出逃，不能不說是毛澤東一生中最大的一塊心病，也是對他臉面最大的抹黑。可他依然這麼做了，而且還毫不顧忌全國人民因此而引發的對他毛澤東本人的非議。

　　“林彪反革命集團根本不存在”嗎?

　　歷史是一面最好的鏡子，它無情地折射出了林彪，與其一手扶植、卵翼下的參與試圖篡黨奪權陰謀的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等五位大將，以及林立果和聚集在林立果周圍效忠、聽命於林彪篡黨奪權陰謀的那伙亡命之徒，其在短短兩、三年的過程中的所作所為有力地表明，這是一夥地地道道的反革命武裝叛亂集團，也是自1945年希特勒法西斯、日本軍國主義集團徹底潰敗以來世界上最為兇惡、殘忍的法西斯團伙之一。

林立果小艦隊是一夥地地道道的法西斯暴徒

　　在《我寫林彪傳的遭遇》一文中，作者繼為林彪翻案後，其有關無罪的推斷，不僅進一步擴大到了林彪的同夥，甚至為中國現代史上繼國民黨軍統之後的又一個法西斯團伙、《“五七一”工程紀要》的策劃者和實施者林彪之子林立果非法組織的小艦隊(即《“五七一”工程紀要》中的那個負有暗殺黨和國家領導人、發動武裝暴亂使命的聯合艦隊)進行“正名”，謂之：“是一幫對中國前途很有先見之明的人”。

　　為輔佐林彪實現奪取黨和國家領導權的最終目的，搞暗殺，且要暗殺的目標，又是包括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在內的一大批黨和國家、軍隊的核心領導成員，發動武裝暴亂——一整套赤裸裸的法西斯政變計劃，……這樣一個“紀要”，這麼一伙人，在《炎黃春秋》與該文作者的眼中，竟然給演繹成了“一幫對中國前途很有先見之明的人”，莫非世道又要變了?

　　下面，筆者不加評論地介紹一下這個小艦隊負責人林立果及由其一手炮製的《“五七一”工程紀要》武裝政變計劃，以及在1971年9月初毛澤東南巡杭州、上海時，這個聯合艦隊欲圖實施的武裝暗殺計劃，供讀者們參考、分析，以明辨是非(所有內容已經在1971年11月—12月間由中共中央下達的57號文件進行了全民傳達，筆者至今記憶猶新。近日又核對了《中國共產黨歷史》、《毛澤東傳》、《周恩來傳》等權威文獻資料)。

　　林立果原是北京大學物理系的學生，於1967年特批入伍，旋被安排在林彪親信吳法憲掌控的空軍司令部黨委辦公室任秘書，後經吳法憲介紹入黨(作為黨中央副主席的兒子，在校期間未被接納入黨，在當時的領導人子女中，可見表現過於一般)。兩年後的1969年10月，吳法憲任命年僅25歲的林立果為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兼作戰部副部長，其職級為正師或副軍。不僅如此，投靠林彪心切的吳法憲，竟然把空軍的指揮大權交給了林立果。不久，林立果夥同周宇馳、王飛等人在空軍司令部組成“調研小組”，受到林彪的接見。1970年廬山會議後，林立果將“調研小組”改稱為“聯合艦隊”，為此，葉群還為周宇馳、王飛等人規定了代號。1971年2月，林立果到蘇州，與正在那裡養病的林彪、葉群密謀後，又竄到杭州、上海一帶活動。同年三月，林彪提出要“先搞一個計劃”。林立果受命後，在上海同“聯合艦隊”主要成員周宇馳、於新野等分析形勢，研究對策，於三月下旬擬出《“五七一”工程紀要》的草稿。其中的“五七一”系“武起義”的諧音，亦即武裝起義的寓意。這個名詞為林立果所確定。該《紀要》定稿後，曾由林立果連同有關政變資料帶往並“留在”了已到北戴河的林彪。葉群處。

　　《紀要》宣稱：九屆二中全會以來國內“政局不穩”，“軍隊受壓”，“對方目標在改變接班人”，形勢“正朝着有利於筆桿子，而不利於槍桿子方向發展”;“要以暴力革命的突變來阻止和平演變式的反革命漸變”，“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為此，《紀要》規定了武裝政變的實施要點、口號和策略，提出“軍事行動上先發制人”，“利用上層集會一網打盡”或“利用特種手段”如“轟炸、543(一種導彈的代號)、車禍、暗殺、綁架、城市游擊小分隊”等，實現“奪取全國政權”或形成“割據局面”，並提出“借蘇(聯)力量鉗制國內外其他各種力量。”

　　根據《紀要》中建立“指揮班子”的計劃與安排，1971年的三、四月間，林立果還直接部署了南京(由南京軍區空軍副司令周建平負責)、上海(由駐滬空四軍政委王維國負責)和杭州(由駐浙江空五軍政委陳勵耘負責)三地的聯絡班子。由因在南京軍區製造動亂，早在1968年4月被免職的原南京軍區空軍政治委員江騰蛟負總責。進行三點聯繫，配合、協同作戰。在林立果指揮下，廣州、上海等地還組建了“戰鬥小分隊”、“教導隊”，要求隊員宣誓“效忠”林彪和林立果，抓緊進行有關特種技能的訓練。以“教導隊”為例，是在1971年4月9日由林立果、江騰蛟策劃秘密成立的一個武裝組織。

　　“教導隊”由王維國在上海空軍主持組建、直接指揮，隊員必須嚴格經過挑選，條件是：必須堅信林副部長，對林副主席、林副部長無限忠誠，身體強壯，身高1.70米左右。並規定：凡上海、北京、廣州等大城市藉的戰士，一律不入選;高級幹部子弟或同高乾子弟有聯繫者，一律不收。每人配長短槍各一支，平時訓練除一般科目外，還進行各種汽車的駕駛、登高、巷戰及格鬥演練。要求全國哪裡需要，就往哪裡調。

　　“教導隊”以對林彪和林立果的效忠作為政治訓練的中心，要求隊員“做到對林彪和林立果的兩個誓死捍衛。”

　　在1971年四月中央召開的有99人到會的批陳整風匯報會期間，面對周恩來明確指出黃永勝等人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和宗派主義錯誤，和示意林彪到會講話的情況下，林彪卻對黃永勝、吳法憲等人表示“堅決不講”，同時拒絕出席批陳整風匯報會。深感危險正在逼近的林彪一夥以沉默的方式進行頑抗，而林立果則與其“聯合艦隊”的主要成員經過研究，決定“加快、提前”實施《“五七一”工程紀要》確定的反革命武裝政變計劃。

　　及至到了1971年9月的五、六日，在北戴河的林彪、葉群，先後得到周宇馳、黃永勝的密報，通報了其在南方的餘黨透露的毛澤東南巡談話的主要內容。深感自己末日來臨的林彪一夥作出了瘋狂的決定：將毛澤東殺害於巡視途中，全面發動武裝政變。七日，林立果向其“聯合艦隊”的同夥下達了“一級戰備”的指令。相隔僅一天，九月八日，林彪親筆寫下了行動手令：“盼照立果、宇馳同志傳達的命令。”為此，林立果、周宇馳二人多次召集“聯合艦隊”成員密謀殺害毛澤東的具體方案。林立果宣稱：現在首長(即林彪)下了命令，要主動進攻，要把B—52(美國戰略遠程轟炸機，此處是林立果隱喻毛澤東)搞掉。”“聯合艦隊”成員，南京軍區空軍政委江騰蛟被指派為坐陣上海謀害毛澤東的“第一線指揮。”

　　林立果等人準備用來謀害毛澤東的手段有：用火焰噴射器或“四O”火箭筒轟擊毛澤東乘坐的專利;用炸藥炸毀毛澤東專列必經的蘇州無錫間的碩放鐵路橋;派強擊機轟炸專列或炸毀專列停放處的油庫;派王維國(上海空四軍政委)乘毛澤東接見時直接下手等(1976年9月11日上午在上海，王維國欲圖與許世友、王洪文一起登上毛澤東專列時，被警衛人員攔住)。除謀害毛澤東外，林立果等還研究了消滅周恩來、朱德等老一輩革命家的計劃。只是由毛澤東的高度警惕，使得林立果他們在上海附近的暗殺計劃告敗。而在其後的計劃中，林彪、葉群、林立果又緊急策劃南逃廣州，企圖另立中央，分裂國家。還制定與一旦動武“就聯合蘇聯，實行南北夾擊”的罪惡計劃……

　　作為那個年代的親歷者，在此着重說明一下：筆者引述的上述內容，早在1971年的年底前，就已原原本本地傳達到全黨、全國人民，並在1980年由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審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時，進行了具體審理和解讀。有關林彪的“盼照立果、宇馳同志傳達的命令辦”的這個手令，系“九一三”當天為周宇馳(因叛逃未遂自殺斃命)所攜帶。周宇馳於自殺前將其撕碎。繳獲後，經公安部門對手令碎片進行復原，並作技術堅定，確認為林彪本人所寫。198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於公審時，有關部門對此手令再次進行技術鑑定，得出“字跡是林彪所寫”的相同結論——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保衛部1980年第226號鑑定。

　　相信讀者們讀了上述內容的文字後，不難得出一個結論：在林彪卵翼下的林立果“小艦隊”是一幫對中國前途很有先見之明的人呢?還是一夥兇惡至極的法西斯亡命之途?

　　歷史是一面無情的鏡子，不是誰想顛倒黑白，就能顛倒了的。

林立衡與她的解不開的林彪情節

　　在《我寫林彪傳的遭遇》一文中，作者劉家駒用五分之三的篇幅，寫了他與林彪女兒林豆豆(即林立衡——秋石注)的會見，以及林豆豆自林彪、葉群、林立果出逃蘇聯折戟沉沙後幾十年間的沉浮。

　　在揭露林彪一夥出逃，以及在此之前林彪、葉群、林立果等人醞釀篡黨奪權欲圖發動武裝政變陰謀的過程中的作為，林立衡——林豆豆是立有不可抹殺功績的人。對此，在1971年[中發57號文件]中有過專門交代;在2011年1月由中央文獻出版社編輯出版的《毛澤東傳》第六卷第2566頁，論述到1971年8月31日毛澤東南巡至江西南昌，於“聽取江西省委負責人的匯報，引起他注意的有三點：……三、林彪之女林立衡關於同林彪家人來往，搞不好要殺頭”的警告。

　　在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尤其是在林彪寫下“盼照立果、宇馳同志傳達的命令辦”的行動手令後，林立果、周宇馳“聯合艦隊”準備動用重武器攻擊殺害南巡北返途中的毛澤東，及在京的周恩來、朱德、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劉伯承等開國元勛的法西斯暴行計劃，林立衡所起的作用不可謂之小。

　　讀了《我寫林彪傳的遭遇》一文，我們不難看出，作者劉家駒之所以會在醞釀林彪傳的過程中，一改初衷，思想發生了根本的轉折，會提出從源頭上為林彪翻案，其來源於對林立衡的早期採訪，並深受其影響而致。唯一不同的是，林立衡是把林彪與葉群、林立果加以嚴格區分的。“九·一三”林彪自我爆炸後，失去了所有親人的弱小女子林立衡偏執地認為，她根本不相信林彪會叛黨叛國，出逃蘇聯。所發生的一切，特別是乘坐三叉戟飛機出逃，是葉群和林立果“挾持首長”的結果，而非林彪本人所願。她一直偏執地認為：林彪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與愛國主義者，甚至把1965年12月葉群到毛澤東處告羅瑞卿的狀，繼而打倒羅瑞卿把羅瑞卿關進大牢，說成是葉群一個人的誣告與陰謀，林彪根本沒有參與，等等。

　　很顯然，林立衡將自己的家分成兩個陣營：父親和自己是一個陣營，馬克思主義與愛國主義的陣營;而自己的生母葉群與同父母生的胞弟老虎即林立果，則屬於另一個陣營，是一個脅迫、挾持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愛國主義者林彪叛黨叛國的法西斯罪惡性質的陣營。

　　林立衡如此，而寫《我寫林彪傳的遭遇》一文的作者劉家駒，卻比林立衡走得還要遠：他不僅要為林彪翻案，為林彪卵翼下的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等人組成的反黨集團翻案，而且，更甚的是，他要為在中國大地上推行前所未有法西斯暴政的林立果小艦隊翻案。

　　林立衡之所以會產生林彪是被葉群、林立果誆騙上飛機出逃的，進而認為林彪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和愛國主義者，是有着歷史的淵源的。這是因為，在陰暗、詭異的林宅大院毛家灣，林彪是唯一對林立衡有着溫情的人。而葉群卻不然，總是對親生女兒林立衡橫挑鼻子豎挑眼，成天斥罵聲不絕於耳。自己的親弟弟林立果(老虎)呢，則是根本不把姐姐的她放在眼裡，什麼事也不同她講，形同陌路。這使林立衡長期以來處在一種十分孤獨，身心寒冷，壓抑至極點的處境中。而林彪呢，雖說對女兒有溫情，但是由於疾病引發的長期精神不振，而且還總是到外地療養，這一抹親情則顯得很是不足。林彪自我爆炸、折戟沉沙後，林立衡陡地成了孤兒，其心情可想而知，她的頭腦里唯一想念的親人，就是從不向她施以打罵並且露出在眾人面前難得一見笑容的父親，因此，林立衡有這種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儘管她的這種想法、觀點與立場，與1959年後的林彪的真實面目及所作所為有着天壤之別。

　　旁觀者清。

　　幾十年間，保持頭腦最為清醒的是當年被林彪、葉群誣告的陰謀整得跳樓導致終身殘疾的羅瑞卿大將的女兒羅點點。

　　下面，將羅點點回憶多年前與林豆豆(林立衡)會面時的感受，以及林豆豆對生身父親林彪血濃於水的情感引發的特殊觀念與認識，作為對林立衡這個近乎偏執的思維頗具說服力，同時也是比較符合歷史上所發生過的人和事的一種詮釋，或者叫做解讀，則更為合適。羅點點這樣寫道：

　　大約是1988年春天，我寫的第一本關於爸爸的書《非凡的年代》出版了。不久，有人傳話給我，林豆豆看了我的書，說：點點還小，她寫的很多事情都是聽大人說的。雖然我聽出這話對我未加掩飾的輕蔑，但我同時感覺到，豆豆是在用這樣的方式告訴我，她有話對我說。我一時拿不準自己能不能在和林豆豆見面的時候保持鎮靜，因為按常理，林彪一家怎麼也應該算我們家的仇敵了。

　　而且，“九·一三”時間已經過去17年，毛澤東離開人間12年，我爸爸去世也已經10年。事情過去了這麼久，豆豆能告訴我什麼呢?我猶豫了很久，後來還是耐不住想和她談談的願望，決定和她聯絡一下。豆豆在電話里的聲音稍顯緊張，但是她很迫切地與我約定了談話的時間。在等待她出現的那個晚上，我發現自己也緊張起來。算起來，我們已經20年沒有見面，這20年的時間裡，我們兩個家庭像處在蹺蹺板的兩端。

　　當林彪在“文革”中步步走上權力的巔峰的時候，我們一家人在陰謀和痛苦的深淵中掙扎。豆豆的父母和弟弟在溫都爾汗機毀人亡，則成為我們後來改變命運的原因。聽說她在林彪出逃的時候向周恩來報告，才使毛澤東等人在事件發生的當時掌握了基本情況。但對豆豆來說，她在生死存亡的時刻為什麼選擇“背叛”?一向柔弱單薄的她，得知家庭成員慘死的消息後怎樣理解自己的“背叛”?又怎樣熬過至今為止的所有日日夜夜?

　　我家門上響起小心翼翼的敲門聲，門開處，黯淡的燈光下站着一個身材中等的男人。我微微有點吃驚，正待詢問，一個瘦削的身影從這人的身後閃出來，一個聲音說：“點點，還認識我嗎?是我。”

　　這之前我在發愁，見面不知稱呼她什麼好，因為她在電話里一直用的是化名。而按照20年前的規矩稱呼她豆豆姐姐，對我來說又感覺非常的陌生和彆扭了。聽見她的招呼，看見她與我記憶里的形象相去不遠，我覺得我一下張得開嘴了。我不太費勁地說：“豆豆姐姐，請進。”

　　第一聲招呼打過之後，一切都好像變得容易些了。

　　豆豆的變化不大，還是那麼瘦小，眉眼之間還是那麼清楚地告訴別人她是誰的女兒。只是她的衣着和頭髮在兩側梳成兩條長辮子的樣子顯得有點過時，這讓我不太舒服地想起六七十年代。我注意到她在走進我家的客廳時，儘量不被人注意地打量各扇門後面的情形，她甚至微微停下腳步屏息靜聽了一刻。僅僅一刻，我這小小三室一廳中的所有動靜一定已在她的耳中了。

　　豆豆說：“你寫的書我看了。”

　　我無言，等待她說下去。

　　“你那時候還小，很多事情你大概都是後來聽大人們說的。”

　　果然和傳話人說的幾乎一字不差。我仍然無言，等待她入題。

林豆豆把林彪與葉群區分開

　　豆豆開始了她的敘說，我儘量不打斷她，儘量從她稍顯凌亂的話語中摸索着她的思路。她說：“1965年我們知道上海會議要打倒總長，我們都很吃驚。我們根本不知道。”說林彪後來終於知道了，“心裡很難過，還流了淚。很衝動地說要和主席當面談”。

　　她說她很懷念我爸爸：“羅總長一直很關心我和我的工作。”說這話時她的語氣很真摯。

　　我問她葉群到杭州找毛澤東告狀並帶了林彪寫給毛的信的事。豆豆說：“葉群辦了很多壞事，她不能代表林彪。”還說林彪是“一直信任總長的”。說“總長所以有感覺”是因為“葉群在他們的關係裡也起了壞作用。”她還說：“但我們是一直做團結工作的”。

　　後來我發現，豆豆在她的談話里從頭到尾保持了這種風格，一是對某些關鍵問題不做正面答覆，但總能不失時機地明確表示自己的看法。二是使用“我們”這個模糊的人稱代詞，有時候好像是指她自己，有時候像是在指她和林彪，還有的時候讓人覺得是某些神秘的人甚至是某層組織。

　　比如她說到“九·一三”事件的時候，就說“我們對這個事有覺察，就一一找駐地工作人員談，要他們防範”。我問她：“‘我們’是誰?”她說：“是林辦里一些我們平常有相同看法的人，都是有經驗的幹部。”但是有一點很清楚，這個“我們”里絕不包括葉群，她提到葉群的時候總是非常確實地使用葉群這兩個字。而且反覆說：“葉群這個人政治品質不好，投機心理強。”

　　我問她“九·一三”事件是不是她先向周恩來報告的。她說是。我又問為什麼。她說林彪是個馬克思主義者的同時更是個堅定的愛國者，他根本不會同意離開自己的祖國，林彪是被迫登上飛機的。我的臉上一定是露出了不相信這種說法的表情，於是豆豆開始比較連貫地敘述這段往事。

　　豆豆說，1971年9月12日晚上，為了不引起注意，葉群讓她和張清林舉行訂婚儀式。工作人員都在北戴河中直療養區的96號樓看電影，林立果從北京帶着一架空軍的三叉戟飛機來到。豆豆問他北京情況怎樣，林立果含糊地說那幫人成不了氣候，還告訴豆豆，明早可能飛廣州，要她準備一下。豆豆說在這之前，她和老虎談過一次話，知道他們認為毛澤東南巡以來的形勢對林彪非常不利，老虎有到廣州，並把林彪和“黃吳李邱”都弄到廣州去的想法。豆豆勸他不要這樣做，但老虎說，林彪已經時間不多，不被整死也得被拖死。

　　後來林立果自己去了北京，豆豆便和駐地工作人員一一談話，讓他們做好各種防範工作，保護首長的安全。這次豆豆聽老虎說要去廣州，就知道事情不好。她回去告訴張清林如有人來找，就說她上廁所去了，然後，她跑到離96號樓不太遠的8341警衛部隊的駐地，對副團長張宏說，林立果要劫持首長飛往廣州，要張宏轉報中央和周總理。張宏一開始沒把她的話當真，以為他們姐弟之間鬧意見，還勸了她半天。

質疑中央為何放林彪出逃

　　直到豆豆第二次跑來報告，張宏才半信半疑地要通了當時8341部隊長張耀祠的電話。這時候，豆豆已經第三次十萬火急地來報告了。豆豆說，為了使葉群和林立果帶走林彪的事情不能得逞，我們還向警衛部隊提出了具體防範措施：讓一輛大卡車把路封鎖，如果還是堵不住就封鎖去機場的路。豆豆說，我們的防範措施當時警衛部隊的領導都答應了，可是當林立果和葉群把林彪帶上車的時候，這些事情都沒有人去做，致使林彪的車一直衝到機場。豆豆說，為什麼北京遲遲不答覆我?為什麼他們答應攔截卻又不攔截?

　　豆豆的話使我十分震驚，因為當時我不僅不能接受她對林彪馬克思主義者和堅定的愛國者的評價，更無法相信這種我認為根本不合邏輯的說法。作為堂堂全國軍隊副統帥的林彪，竟會像一個沒有行為能力的病弱孩童，“被迫”上飛機。如果這個父親不願上飛機，他可以有一百個強於他女兒提出的，又是砍樹又是堵車的辦法。無論是8341部隊，還是他的貼身侍衛們都會毫不猶豫地聽從他的指揮。他只要一個眼色或者作出任何一種他正在受到強迫的暗示，就會馬上引起警覺，改變局面。歷史事實是，林彪自始至終沒有這樣做。

　　(摘自《紅色家庭檔案》 文/羅點點)

　　對於羅點點的上述文字，筆者深表認同。此外，筆者欲一吐為快的認識還有兩點：一點是，承認歷史上的林彪，和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們一起為創建新中國立下的不朽功勳，與確認自1959年以後所犯的嚴重錯誤，以及在“文革”前夕和“文革”中犯下的誣陷他人，拉幫結夥，鼓吹踢開黨委鬧革命、揪軍內一小撮和煽動全民內戰，及至到了最後個人野心膨脹到了極點，在廬山九屆二中全會上謀求當國家主席不成，轉而欲圖發動反革命武裝暴亂和殺害黨和國家領導人，直至叛黨叛國的一系列真正“十惡不赦”的罪行，並不矛盾。否認歷史上的林彪所建立的功勳，或者否認建國後林彪因個人野心的演變與罪行，都不是辯證唯物主義者的態度與立場(類似《我寫林彪傳的遭遇》一文所持的別有用心不在此列)。

　　另一點是，於“文革”爆發前夜的1965年12月，林彪、葉群發動突然襲擊，誣陷羅瑞卿，進而將其打倒，並不是他們的初衷與唯一目的，林彪要打倒的是與羅瑞卿一起將人民軍隊推向現代化強軍道路奉獻最力的賀龍元帥，以及與他在軍隊中煽動極左，推行個人崇拜，鼓吹突出政治意見相左的朱德、劉伯承、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等元帥，還有已經靠邊多年的彭德懷元帥和一大批高級將領。

　　誠如鄧小平同志在1980—1981年間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所強調指出的：“如對賀龍同志，林彪從一開頭就要整的。”

　　早在1965年12月的上海，鄧小平就對林彪、葉群整羅瑞卿的誣陷手段及其險惡用心，表示了自己內心的不滿意。

　　印證鄧小平同志的這個“不滿意”，正是當初偏聽偏信林彪、葉群誣陷羅瑞卿同志的毛澤東同志本人。

　　1973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接見參加中央軍委會議的43位成員時，在作自我批評的同時，說出了一番發自內心的真諦。

　　毛澤東對朱德說：“朱毛啊!你是豬(朱)，我是朱(豬)身上的毛啊!”緊接着，毛澤東又說道：“我看對賀龍同志搞錯了，我要負責呢。當時我對他講了，你呢，不同，你是一個方面軍的旗幟，要保護你，總理也保護他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賀龍不好呢。楊、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聽了林彪一面之辭，所以我犯了錯誤。小平講，在上海的時候，對羅瑞卿搞突然襲擊，他不滿意。我贊成他，也是聽了林彪的話，整了羅瑞卿呢。有幾次聽一面之辭，就是不好呢，向同志們做點自我批評呢，selfcriticism，自我批評。”

涉及周恩來的兩段居心叵測的文字

　　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

　　《我寫林彪傳的遭遇》一文，專門設立了《在三年磨難中的豆豆》這一節文字。在這節文字中，作者頗具心機地設置了以下兩段讓人根本無法考證辨其真偽的文字。現原汁原味地輯錄如下，以供讀者們參考。

　　第一段文字：

　　1971年9月13日林彪從北戴河出走後，驚動了世界，舉報這一事件的豆豆和她的未婚夫張清林，10月4日被召回北京玉泉山(這裡是中共中央常委的住地)接受高規格的秘密問訊。審問人是毛澤東的機要秘書謝靜宜，她帶來毛的安撫的口信：

　　豆豆：

　　不要傷心，你是立了大功的，你們家分兩派，我在一個月前就聽說了，好好注意身體。

　　毛澤東

　　10月6日

　　謝靜宜開出一張要豆豆交代的清單，內容有：“九一三”事件的經過;林彪手令怎麼來的;《五七一工程紀要》的幕後;林彪和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關係;特別要追查9月12日晚上葉群和周恩來通話的內容——這是毛最擔心的自己的臥榻旁，是不是還睡有“中國的赫魯曉夫”?

　　豆豆只回答了一條：林彪是被葉群、林立果誆騙上飛機的。

　　謝靜宜認為豆豆是在捨車保帥，她凜然告訴豆豆：“你要放明白，毛主席派我來不是來聽你宣傳的，你交代好了，還能給你保留《空軍報》副總編輯的位置。”

　　謝要豆豆不要再冥頑不化，和家人劃清界限，再立新功。

　　第二段文字：

　　三人苦爭苦鬥了半年，張清林被迫起草了一份交代，謝靜宜修改後交豆豆重抄，送給了毛澤東過目。

　　1972年8月26日晚上，周恩來帶領李德生、紀登奎在人民大會堂接見豆豆。還有總政副主任田維新、副總參謀長張才千、中央警備局(應為“中央警衛局”——引者注)局長楊德中在座，謝靜宜做記錄。

　　周恩來開場說得很親和：“主席要我和你們倆談談，我拖了幾個月，今天我代表主席來見你們。”

　　接着，周批評豆豆：“聽說你和謝靜宜同志吵架了?她是代表毛主席的，你們做得不對嘛。”

　　周又詢問豆豆9月12日晚上一些情況後，轉入正題：

　　“豆豆，你在北戴河向我報告，林彪的出逃，都是老虎搞的，他是副統帥，誰還能命令他?老虎在‘九一三’前我還見過嘛……”

　　豆豆不放過這一機遇，向周恩來陳述林彪是怎麼被騙出走的，沒說幾句，周不容分說，拉下臉來訓斥豆豆：“你林立衡的思想作風，完全是你林家的那一套!……”

　　紀登奎也跟着指責：“林立衡，你不要自認為是很清白的!”

　　對豆豆的執迷不悟，周要領導專案的李德生對豆豆繼續管束。李說：“我要出國。”

　　周當即宣布由他親自管理豆豆，並要豆豆回空軍去接受群眾的再教育。

　　有關上述文字，第一段，筆者解讀後得出的結論是：近乎莫須有。

　　之所以說是近乎莫須有，是因為周恩來1971年9月12日晚上同葉群通電話，無論是在事先還是在事後，他周恩來都是和毛澤東通過氣的。對此事，筆者有記憶。記憶的依據是，時在黑龍江與蘇聯一江之隔的撫遠縣縣委民兵辦公室工作的筆者，聽取1971年[中發57號]文件的傳達中，有這方面的內容。其中還有在得知周恩來在追查不經中央許可三叉戟飛機已移至山海關機場的葉群向周恩來請示：林副主席要動一動……，周恩來問：是天上，還是地上?葉群答：天上。……那又怎麼可能有毛“最擔心的自己的臥榻旁，是不是還睡有‘中國的赫魯曉夫’”這等暗指周恩來是毛澤東最危險的敵人如此可笑的問題呢?”

　　還有，此段文字中最不靠譜的是有關“林彪手令是怎麼來的”問題。凡是在1971年10-12月間聽取過[中發57號]文件傳達的人，都十分清楚：林立衡根本不清楚林立果小艦隊泡製的那個殺氣騰騰的《“五七一”工程紀要》，還有林彪在九月八日北戴河親筆寫下的“盼照立果、宇馳同志傳達的命令辦”的那個手令(林彪寫下後，林立果將其交給了在北京的同黨周宇馳)——這是因為，林立果從不向姐姐林立衡提起過。而林立果與葉群密謀南逃廣州另立中央一事，同樣是瞞着林立衡的。只是他們在密謀時被富有正義感，對毛澤東有深厚感情，且堅決反對林彪背着毛澤東另搞一套的林立衡偷聽來的。至於談到林彪下達的謀害毛澤東的手令，林立衡事先同樣是不清楚的。非但不清楚，而且在林彪、葉群、林立果一夥倉皇出逃時，這個手令也壓根不在北戴河他們的住地。這個後來被撕成碎片的林彪手令的發現，是在林彪一夥出逃一個半小時後，亦即林彪他們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大漠中70分鐘之後的1971年9月13日凌晨三時許。事實是，林立果死黨周宇馳，用林彪的這個親筆手令劫持了一架軍用直升機，攜帶一應機密文件資料出逃。只是由於直升機駕駛員陳修文在起飛後不久拒絕其叛國陰謀，又飛回北京，強行降落在懷柔縣的空地上後，於槍殺陳修文、開槍自殺前一刻，自知罪孽深重處於絕望中的周宇馳撕碎了林彪的手令。後經公安部門對碎片進行復原，並作了技術鑑定，確認為林彪本人所寫。有關上述這一內容，1971年的[中發57號]文件，都有詳細傳達。又怎麼會有《我寫林彪傳的遭遇》一文中所謂謝靜宜追問林立衡“林彪手令是怎麼來的”的這個說法呢?對此，2011年1月由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冊、同年同月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傳》第六卷、以及2008年3月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周恩來傳》第四卷中，都有程度不同的描述;還特別強調指出：林彪、葉群、林立果等人密謀的武裝叛亂、另立中央，以及出逃計劃等“這一切，進行得極為隱蔽，對所有稍不放心的人都嚴加封鎖，包括林彪的女兒在內。”又着重指出：“從林立果夥同周宇馳、於新野、李偉信劫持的直升機上繳獲的大量罪證，對後來弄清林彪一夥策劃政變的事實起了重要作用。”

　　可見，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統觀《我寫林彪傳的遭遇》全文，不僅該文作者為林彪等翻案無任何史實史料的依據，而且該文所涉其他一些內容，也存在着同樣為之令人難以信服的杜撰筆法。

　　關於第二段文字，顯而易見，作者出於迫不及待地為林彪和林彪反革命集團翻案的目的，竟然將萬眾愛戴的周恩來歸入到了一個毫無人性、絲毫也不尊重林立衡為揭露和粉碎林彪出逃計劃作出重要貢獻這一事實的“毛澤東幫凶”的行列。

　　凡是從那個年頭過來的人，凡是當年聽取過[中發57號]文件傳達的人，都有着刻骨銘心的記憶，無論是毛澤東還是周恩來，都是充分肯定林立衡同志所作的這個大義滅親的歷史性的貢獻的。不然的話，也不會寫入中共中央文件，繼而傳達到全黨、全軍、全國人民。

　　在這裡，筆者還要強調的是周恩來總理對林立衡偏執認識的開導：既是長輩對晚輩的撫愛，也有一種恨鐵不成鋼的批評或開導。這是因為林立衡一直偏執地認為，作為馬克思主義者和愛國主義者的林彪是無辜的，林彪從來不曾想過要與毛澤東分庭抗禮，乃至加害於毛澤東;林彪乘三叉戟座機出逃蘇聯，是老虎(林立果)和葉群“綁架”的……

　　“他是副統帥，誰還能命令他?”

　　毋庸置疑，周恩來的這個認識，同全國人民的認識，包括相隔16年後羅瑞卿女兒羅點點接待上門拜訪的林彪女兒林豆豆(林立衡)，在聽到後者反覆談及的同一話題，還有對林立衡言之鑿鑿辯解的1965年12月葉群到杭州向毛澤東誣告羅瑞卿一事與林彪無關、及林彪是“一直信任羅總長”等一系列蒼白的說法，其所持認識是近乎一致的。因為，周恩來的上述看法，不僅代表了毛澤東和黨中央，而且，也是代表全國人民的。

　　從《炎黃春秋》2013年第二期所刊的《項英秘書揚帆談皖南事變》一文中，劉少奇同志被說成是“釜底抽薪”，成為毛澤東、黨中央對新四軍“不公道”“有成見”，致使皖南新四軍在國民黨蔣介石發起的皖南事變中遭遇滅頂之災的“幫凶”;到該刊第三期所刊的《我寫林彪傳的遭遇》一文中的“不容分說，拉下臉來訓斥豆豆”的周恩來，在《炎黃春秋》的主導者的心目中，除了林彪，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似乎是“洪洞縣裡無好人了”……

　　《我寫林彪傳的遭遇》一文，除對周恩來施之以曲解外，還列舉了長長一串所謂的訪談名單，但又不說明他們的具體觀點與立場。毋庸置疑，是這位作者自以為是的“高明之處”：用模稜兩可，似是而非的手法誤導不明真相的後來人!請看作者如此寫道：

　　我決定擴展訪談範圍，回到北京，拉網式地採訪林彪的方方面面。先找到前東北野戰軍司令部的一些老人，戰爭年代，他們和林彪朝夕相處，都退休在家，如副總參謀長閻仲川、總參作戰部部長蘇靜、某國防工程負責人蒲錫文、上海市委副書記陳沂等。林彪的老秘書中，我拜訪了潛艇工程基地主任夏桐、衛生部副部長譚雲鶴、建國後林辦的工作人員。我還走訪了8341的警衛人員、專案組、“小艦隊”和知情人。更高層的有林的老部下蕭克、耿飈、任思忠(廣州軍區政委)，專案領導人李德生。

　　歷史是無情的，無論是曾經作為林彪統帥下的東北民主聯軍即後來的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的將領們，還是解放後曾經與林彪有過工作上交往的人，或在回憶中，或同他人談及，或在專題發言中，都有批判晚年的林彪篡黨奪權陰謀的文字宣讀及發表過，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又豈是你劉家駒先生一個人能夠否定得了。

　　在這裡，特別要提及的是該文涉及的李德生同志與耿飈同志。

　　李德生同志不僅是毛澤東、周恩來親自指定的林彪專案組負責人，而且，李德生同志早在“文革”之初，就與林彪。江青一夥煽動的全民內戰、“文攻武衛”和踢開黨委鬧革命、揪軍內一小撮等那一套倒行逆施相背道而馳。他因制止造反派武鬥，穩定地方大局而聞名軍內外，從而在九屆一中全會上被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在林彪一夥推行的以篡黨奪權為終極目標的罪惡陰謀中，他又是抵制最力的一位軍隊領導人，被毛澤東摻沙子安排進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由林彪死黨黃永勝等掌控的軍委辦事組。更重要的是，在廬山九屆二中全會上，在林彪的授意下，陳伯達、吳法憲等人泡製的論天才語錄，不但事先瞞着李德生，而且事後也沒有發給李德生。對此，毛澤東在此後不久的南巡談話中點及了此事。林彪乘坐三叉戟起飛後，又是周恩來親自安排李德生同志坐鎮空軍司令部監視飛機動向，這是毛澤東和周恩來對李德生的高度信任。因而，“九一三”後，李德生同志成為林彪專案組負責人，也就成了一件順理成章的事兒。在[中發57號]文件傳達的粉碎林彪反黨集團的材料中，還附有李德生同志就有關情況所作的長篇講話呢!而李德生同志所著的《從廬山會議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憶》一文，就是從當年——1971年[中發57號]文件所附李德生同志的講話修改、擴充而成的(李德生《從廬山會議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憶》，詳見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的《緬懷毛澤東》(下)一書第132頁)。

　　值得指出的是，已經擔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的李德生同志，還是1988年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恢復人民解放軍軍銜制後被首批授予的上將(1955年時其為少將)，並擔任中央軍委常委、中央軍委紀委第一書記。

　　至於耿飈同志，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反黨集團時，在外交戰線工作的耿飈同志，於第一時間受華國鋒、葉劍英親自委派，並手持華國鋒手令，趕赴中央廣播事業局、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央電視台接管黨中央喉舌的工作。他也著有回憶，內中也有對林彪反黨集團的深刻認識與批判。

　　不知道《我寫林彪傳的遭遇》一文的作者，為什麼僅僅羅列出他所拜訪的一長串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的名單，而不將他們的觀點、立場告知於眾?看來，他什麼也沒有得到，更甭說為林彪翻案的證據與說法了。

　　什麼“獲取了大量可信的史實”?

　　這不是自欺欺人又是什麼!

　　《我寫林彪傳的遭遇》一文的作者還寫道：

　　我還想走訪“九一三”事件中被稱為“四大金剛”的黃、吳、李、邱，他們經受過特別法庭的審訊，也許會從憤懣的胸中吐露出些事情。可他們都不在北京，是軍事法院把他們交給了軍區看管，黃永勝在青島，吳法憲在濟南，李作鵬在太原，邱會作在西安。我決定先去見李作鵬。李在東野是林身邊的作戰處長，東北戰場他是最知情的人。李作鵬可能是急於要擺脫自己背負的沉重枷鎖，得知我要見他，就給公安部寫了封揭發信，說我到太原向他了解林彪的歷史，是籌謀為林彪翻案。此信轉到了總政，總政怕火燒“閻王殿”，不去清理批准出書的宣傳部，反來抓我一個編輯當祭品，責令我停止對林彪有關的一切採訪活動，要我保持晚節，並寫出書面檢討。

　　讀了上述文字，不禁令人感受到作者深得蚍蜉撼大樹的那種逆歷史而行的“氣概”：黃、吳、李、邱四人成為林彪死黨，大鬧廬山九屆二中全會，參與林彪篡黨奪權的陰謀，鐵證如山，而且還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當庭供認自己參與的陰謀活動的細節，並受到了法律的嚴懲，蒼天在上，歷史作證，豈是你作者想翻案就翻得了的嗎?!李作鵬自知罪孽深重，而且他的罪孽要比黃永勝、吳法憲、邱會作還要深重得多：無視周總理的命令，放跑了林彪出逃!

　　據1980年11月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認定：在1971年9月13日凌晨零時三十二分，林彪一夥在一片漆黑中從山海關機場強行乘坐三叉戟起飛後不久，在人民大會堂徹夜守候的周恩來便接到了報告。而在這之前，周恩來則明確下達了

　　停靠在山海關機場的這架三叉戟飛機，須有他周恩來(總理)、黃永勝(總參謀長)、吳法憲(空軍司令員)與實際主持海軍工作的李作鵬(海軍政治委員)“四個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飛行”的指令。然而，李作鵬在實際執行時卻有意篡改了這個指令。須知，作為毛澤東左膀右臂的總理周恩來，尚且不能一個人獨斷專行，他小小一個李作鵬，又何以如此膽大妄為，竟敢放跑林彪?而且，正是他的執迷不惑與對老首長的愚忠、葬送掉了林彪的命，死後連個鄉梓落葬之處也不可得。

　　當然，面對劉家駒先生要為林彪翻案，讓他李作鵬提供歷史上並不存在的那些“佐證”的荒唐之舉，生活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古稀之齡的李作鵬，自然要為之退避三舍了：在歷經為人民建樹功勳的二十多年戎馬戰爭生涯，以及後來上了林彪、陳伯達的賊船，乃至幹了一系列違背人民意願傷天害理的事兒，繼而又在歷經了人民監獄關押的一番大起大落之後，他李作鵬還想安安穩穩地度過餘生吶!更何況，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已經全面實施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轉移，且早已結束了對林彪、“四人幫”兩個反黨集團的清算與批判。痛定思痛，人心思穩，因此，在獲知劉家駒來訪的真正用意後，李作鵬立馬向公安部寫揭發信，筆者認為，他的此舉不失為一個上上乘的明智之舉。相信當時的黃永勝、吳法憲、邱會作三位林彪的老部下，也具有同李作鵬一樣的心理。

　　晚年的黃、吳、李、邱胸中並沒有什麼“憤懣”而言，他們從來沒有想過，也不願意翻那個鐵證如山根本翻不了的案。可《我寫林彪傳的遭遇》一文作者，卻硬是要“幫助”他們“從憤懣的胸中吐露出些真情”來，這就令人奇怪了。說到底，答案只有一個：正如作者在其文中從頭到尾一股勁地信誓旦旦申明的那樣——為晚年演變為“十惡不赦”的林彪翻案。

　　令人費解、然又感到好笑的是，《我寫林彪傳的遭遇》一文作者，在讀者面前裝扮出了一副類似蒙受了莫大冤屈的苦瓜臉相：在李作鵬拒絕其的所謂“採訪”，並向國家公安部舉報他“是籌謀為林彪翻案”，上級追查他的責任與動機後，居然這樣振振有詞地控訴道：“總政怕火燒‘閻王殿’，不去清理出書的宣傳部，反來抓我一個編輯當祭品，……”

　　筆者認為，作者劉家駒先生的上述說法差矣!因為這個說法不符合事實真相。

　　其一，先與劉家駒先生商榷並澄清一個概念：在寫林彪傳的這個事情上，跟你原來的本職工作無關。你是計擬中要出的這本書的作者，而不是什麼“編輯”(責編)。更何況書並沒有寫成(沒有寫成致半途夭折，正是你劉家駒先生自行其是，偏離了出版方出此書的意圖)，那麼，又何來“編輯”一說?其實，細讀劉家駒先生的這篇冤氣沖天且煽動性語言頻頻的7000來字敘述文，且不說事實如何，有關這等故意抹殺或模糊事實真相概念一類的說法，枚不勝舉，比比皆是。

　　其二，至關重要、關鍵的一點是，當初負責約你寫林彪傳的“解放軍出版社《星火燎原》編輯部”，無論是在當初向你布置這個課題時，還是你在“採訪”的過程中，都從來不曾下達或允諾你可以擁有恣意違背歷史真相，進而為林彪翻案的授權。事實是，他們的宗旨，他們的原則，是讓你站在客觀、公正的立場上，也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站在真實的共和國歷史的立場上，寫出一個真實的林彪來：既有在戰爭年代為人民、為新中國的誕生建樹了不朽功勳的那個常勝將軍的正面形象，也有其晚年因個人野心極度的膨脹導致的墮落，在“文革”中挑動全民內戰，制定法西斯暴政手段欲圖篡黨奪權，直到最終陰謀暴露，叛黨叛國，野心家、陰謀家嘴臉凸顯的林副統帥形象。

　　毋庸置疑，正是作者違背了創作本書的宗旨，無視事實真相，且不遺餘力地為林彪、林彪反革命集團和林立果法西斯小艦隊張目並從根本上為之翻案的一系列非正常舉止，遠遠超出了法律的、道德的底線。故而，既不為出版社組織者認可，也不為期盼全國上下一片和諧，實現中國夢的十三億中國人所接受。

　　也正是因為“出書的宣傳部”從無向作者下達過可以寫一本為林彪翻案的傳記的指令，自然，也就沒有了劉家駒先生怒氣沖沖向外界控訴的“反來抓我一個編輯當祭品”的荒誕說法。

　　感謝作者的“坦誠”，撰寫了這麼一篇不加任何掩飾，剖白自己頭腦中的真實想法的文章，並將其付之發表公諸於天下，令所有讀者明白了他為犯下一系列不可饒恕罪行的晚年林彪翻案所做的一切努力。筆者以為，惟此一點，是《我寫林彪傳的遭遇》一文之實事求是的亮點。自然，也正是作者此舉教育了我們，使我們清醒地意識到：在十三億中國人民跟隨新一屆黨中央，為着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實現中國夢的前進道路上面臨的障礙與曲折。

　　本文撰寫參考的文獻書籍：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冊下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

　　《毛澤東傳》第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1月版。

　　《周恩來傳》第四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3月版。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以及《文史博覽》、《黨史博覽》、《百年潮》、《縱橫》等所刊文章及文獻資料。

　　撰稿：2013年4月29日～5月13日

　　修訂：5月14日～17日

    秋石客：  江青墓前演說

                                  2014-04-07 09:23:18

 今天，數十位北京同志在清明節前夕來到敬愛的江青同志墓地獻花悼念，是很有意義的事情，表明鄧小平為代表的資改派數十年妖魔化江青陰謀正在破產，因為烏雲是不可能永久遮住陽光的。

江青出身在一個貧苦的家庭，有深刻的階級印記，是她一生追求革命的根源。

對江青在二十、三十年代左翼藝術家行為，貶低者很多，是錯誤的。只要你認真看她在那個年代寫的一些文章和演出的戲劇、電影，都是超前的。其中對文藝的認識，主張到工農大眾中去體驗生活，對當時國外的一些名著的理解，都是符合革命的要求。毛澤東愛上江青，是多種因素，有她的美麗，有她的藝術才華，有她的革命性，更重要的是他們的心是相通的，據說毛澤東曾經在文化大革命中這樣評價江青：她在30年代追隨魯迅的，她在文藝上的革命觀點同時啟發了我。她在政治上很敏感，看問題有她自己的特色。正是因為她在30年代有那樣的膽量和水平，我們才在延安結合。

四十年代的江青跟隨毛澤東轉戰南北，對創立新中國是有功的。新中國成立後，江青逐漸成為左派的激進領袖。

如果說江青批籌批《清宮秘史》，涉獵對《武訓傳》的批判，參與對《紅摟夢》研究鬥爭、染指反胡風案等，是破除很不符合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要求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的一套舊文化是破的話，那麼，江青在六十年代從事的文化戰線的社會主義革命主要反映在抓八個革命樣板戲，卻是明顯的是立，立符合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

至於江青與文化頭革命，可以說是血肉相連，她幾乎參與了文化革命所有的重大鬥爭，是毛澤東的真正戰友。

毛澤東說過自己一生辦過兩件事，一是打倒了國民黨，二是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作為毛澤東的妻子江青來說，兩件事都積極參與了。對第一件事，她的功勞與作用是—般的；但在第二件事上，她的作用可以說是舉足輕重。

                  1972年3月， 周總理在釣魚臺10號樓前與江青身邊工作人員合影

      與法國總統蓬皮杜

“ 江青頭一句話典型地表現出她“令人討厭的挑釁態度”。她問我：

‘你為什麼到了現在才來中國呢？’”  —— Richard Nixon

         歌劇《尼克松在中國》

             毛夫人詠嘆調

有一些左派在肯定江青的同時，認為江青不善團結同志，性情外露，樹敵過多，不全對。問題在於這些左派同志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那些所謂老同志根本不會接受江青的團結，黨內總得有人得罪人，江青是無私心，不留後路。當然，筆者也承認江青不是完美無缺的人，但其缺點是局部的，不能因此而否定江青。

      江青的書法造詣深得毛澤東真傳- 文靜1961書館收藏

           江青書寫的《七律 答友人》

江青同其時代所謂女性姣姣者相比，如宋慶玲、鄧穎超等相比，無疑是鶴立雞群。2010年11月18日，美國《時代》周刊選出“20世紀25位最具權力的女性”，毛澤東夫人江青上榜。在撒切爾夫人、梅厄夫人、希拉里國務卿、默克爾總理等眾多叱咤風雲的政壇女強人中，她是唯一的華人，表明了江青在世界上的不凡歷史地位。

綜合起來看，江青同志是毛主席夫人，真正的共產黨員，偉大的繼續革命旗手，她把一生無私地貢獻給了人類徹底解放事業，她在我國新民主義革命中貢獻是傑出的，在社會主義革命中貢獻是偉大的。江青不僅是偉大的繼續革命家，江青戲編的好，是一流演員，舞跳的棒，書法毛主席都叫好，攝影水平是高峰，所以，江青又是偉大的藝術家！

從江青的—生可以看出，江青始終是黨內的左派，她的立場，她的博覽群書，她的簡樸，她的不畏死是很值得後人學習的。

中華民族近代最優秀的男人是毛澤東，而最優秀的

女人是江青，他們是當之無愧的偉大民族英雄，

而熱衷於誹謗、妖魔化自己民族英雄的人，不令人懷疑嗎?

每—個有良知的中國人，都應挺身而出，捍衛中國古往今來的民族英雄。

                      江青同志    1949

   江青同志永垂不朽！    ——  秋石客

      令“餓死三千萬”謠言破產的重磅炸彈

            秋石客    2010.06.09 08:18 

按：右派有數不清的非毛化武器，其中具有“原子彈”威力的要數毛澤東時代“餓死三千萬”（或四千萬、七千萬等）謠言了，這個謠言始作蛹者是由黨內反毛澤東的資改派出於政治需要精心製造出籠，由千百個小右們廣為傳播萬遍，最終變成“真理”的神話，被《禍起蕭牆：國家統計局製造了“餓死三千萬”原始數據！》一文粉碎了，該文用“餓死三千萬”謠言用的原始材料進行科學分析，得出的結論像一顆重磅炸彈炸毀了右派“餓死三千萬”非毛化偉大工程，非常值得一讀，特推薦如下：

禍起蕭牆：國家統計局製造了“餓死三千萬”原始數據！
文章提交者：57rgh430 加帖在 史海鈎沉 【凱迪網絡】 
禍起蕭牆：國家統計局製造了“餓死三千萬”原始數據！
餓魂3000萬，原來是中國統計“躲貓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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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深海無尾魚 更新時間：2010-4-2 18:2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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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1961年中國曾餓死3千萬人？這絕對是非毛者拋出的一個重磅炸彈！相信很多毛主義者都曾被“震”得手足無措了吧？！但隨着大家對這一問題的深入研究，“3千萬說”已經成為卑劣的謊言，當然，不否認有一些後知後覺者及用心不良者仍在使用這一觀點。
此主題相關圖片如下：
我撰寫此文並非為毛澤東缷責，雖然毛澤東當時已退至二線，餓死人的主要責任是L、D的浮誇風，雖然人口減少的原因是特大災情、教育導致生育率的降低，雖然蔣介石時代餓死幾億都沒有人批判，這些都不能免除毛偉人應擔的責任，哪怕分到他頭上的責任只有那麼一丁點！但是，我們卻不能容忍謊言！其實，“3千萬餓魂說”這個謊言並不高明，支持其破產的理由有很多，首先在邏輯上就不堪一擊！均攤下來每20人就餓死一個，死亡率竟然是抗日戰爭致死的死亡率的2倍多，實在難以讓人信服！而此謊言所賴以支撐的數據更是胡編亂造！今天，就讓我來揭露一下83版“人口統計”的惡劣品性，對“3千萬”的謊言釜底抽薪。
一.統計局提供的“計算公式”是否“躲貓貓”？
1，國家統計局提供的“計算公式”：
年初人口數 = 上年12月31日24時的人口數；
年平均人口數 = 年初人口數 + 年末人口數 ∕ 2
年出生人口數 = 年平均人口數 × 人口出生率‰
年死亡人口數 = 年平均人口數 × 人口死亡率‰
* 年末人口數 = 上年年末人口數 + 本年出生人數 - 本年死亡人數
把幾個公式合併一下：
* 年末人口數 = 年初人口數+［（年初人口數 + 年末人口數 ）∕2］×（出生率－死亡率）
這時，我們就發現一個奇特的現象，要計算“年末人口數”，必須在公式中代入“年末人口數”，這樣一個代入X來求X的公式我聞所未聞，並且運用此公式把83年統計數據全部核算一下，結果當然沒有一個數據能與之相符；過了些時日，我發現我這是在犯傻，這樣一個公式還要那麼麻煩嗎？其實，對它進行證偽，只需要簡單的數據例子（非現實中數據，只是用來檢驗公式），如：
① 上年年末人口：1000人
本年年末人口：1100人
人口出生率：12%
人口死亡率： 2%
這個數據大家沒意見吧？人口增長率為12%－2%＝10%，1000人增長10%，當然是1100人啦，可是，按此弱智公式卻是：1000＋［（1000＋1100）∕2］×（12%－2%）＝1105人！憑空多出了5個人！！！
② 把（出生率－死亡率）＝200%代入公式可得到這樣兩個可笑的等式：
* 年末人口數 = 年初人口數+年初人口數 + 年末人口數
？？？
變形得到： 年初人口數+年初人口數 ＝0 ？？？
（中國統計局為什麼要提供這樣一個“偽公式”呢？這麼高級的單位、那麼低級的錯誤！讓人覺得不可思議！）
2.真正的計算公式呢？相信很多人都會想到這樣的公式：
* 年末人口數 = 上年年末人口數×［1＋（出生率－死亡率）］
這個公式從邏輯上看是合理的，用簡單數據來檢測也是百試百靈！再用它來驗算一下83版統計數據，還真大有不同！計算得出1950年年末人口＝54167×(1+19.00‰)=55196.173萬人，精確到個位後55196萬人，與統計公布的50年人口數據一模一樣，1951年、1961年的計算結果也與公布人口不差分毫！雖然其它年份全部不合，但可以確定，這個公式才是正確的公式。
二.統計局提供的年末人口數有沒有“躲貓貓”？
用這個新公式來檢驗一下公布的年末人口，取49年人口為唯一人口參數，用它與各年的出生率、死亡率進行計算，可算出各年的年末人口數，將計算的年末人口與公布的年末人口對比一下，其差距如下表：
1983年公布的年末人口數
出生率－死亡率
計算結果
公布－計算
1949年末人口 54,167萬人； 自然增長率16.00‰　 無法驗算
無法驗算
1950年末人口 55,196萬人； 自然增長率19.00‰　 55,196萬人；
吻合
1951年末人口 56,300萬人； 自然增長率20.00‰　 56,300萬人；
吻合
1952年末人口 57,482萬人； 自然增長率20.00‰　 57426 萬人
＋56萬
1953年末人口 58,796萬人； 自然增長率23.00‰　 58747 萬人
＋49萬
1954年末人口 60,266萬人； 自然增長率24.79‰　 60203 萬人
＋63萬
1955年末人口 61,465萬人； 自然增長率20.32‰　 61426 萬人
＋39萬
1956年末人口 62,828萬人； 自然增長率20.50‰　 62685 萬人
＋143萬
1957年末人口 64,653萬人； 自然增長率23.23‰　 64141 萬人
＋512萬
1958年末人口 65,994萬人； 自然增長率17.24‰　 65247 萬人
＋747萬
1959年末人口 67,207萬人； 自然增長率10.19‰　 65912 萬人
＋1295萬
1960年末人口 66,207萬人； 自然增長率-4.57‰　 65611 萬人
＋596萬
1961年末人口 65,859萬人； 自然增長率 3.78‰　 65859 萬人
吻合
1962年末人口 67,295萬人； 自然增長率26.99‰　 67637 萬人
－342萬
1963年末人口 69,172萬人； 自然增長率33.33‰　 69891 萬人
－719萬
1964年末人口 70,499萬人； 自然增長率27.64‰　 71823 萬人
－1324萬
1965年末人口 72,538萬人； 自然增長率28.38‰　 73861 萬人
－1323萬
1966年末人口 74,542萬人； 自然增長率26.22‰　 75798 萬人
－1256萬
1967年末人口 76,368萬人； 自然增長率25.53‰　 77733 萬人
－1365萬
1968年末人口 78,534萬人； 自然增長率27.38‰　 79861 萬人
－1327萬
1969年末人口 80,671萬人； 自然增長率26.08‰　 81944 萬人
－1273萬
1970年末人口 82,992萬人； 自然增長率25.83‰　 84061 萬人
－1069萬
1971年末人口 85,229萬人； 自然增長率23.33‰　 86022 萬人
－793萬
1972年末人口 87,177萬人； 自然增長率22.16‰　 87928 萬人
－751萬
1973年末人口 89,211萬人； 自然增長率20.89‰　 89765 萬人
－554萬
1974年末人口 90,859萬人； 自然增長率17.48‰　 91334 萬人
－475萬

1975年末人口 92,420萬人； 自然增長率15.69‰　 92767 萬人
－347萬
1976年末人口 93,717萬人； 自然增長率12.66‰　 93941 萬人
－224萬
1977年末人口 94,974萬人； 自然增長率12.06‰　 95074 萬人
－100萬
1978年末人口 96,259萬人； 自然增長率12.00‰　 96215 萬人
＋44 萬
1979年末人口 97,542萬人； 自然增長率11.61‰　 97332 萬人
＋210萬
1980年末人口 98,705萬人； 自然增長率11.87‰　 98487 萬人
＋218萬
1981年末人口100,072萬人； 自然增長率14.55‰　 99920 萬人
＋152萬
1982年末人口101,654萬人； 自然增長率15.68‰　101487 萬人
＋167萬
總共34年的統計數據，竟然有30個年份數據有人為增減的痕跡，把這些人為增減的數據作技術整理，我發現，人為增加累計：3224.857萬，人為減少累計：2763.422萬人，兩者相減得總計增加：461.435萬人，如果是為了與三次全國人口普查接軌也無可厚非，但相差只有4百萬（其實相差只有一百多萬），每年只要增加十多萬而已，為何要誇張到增減各達3千萬呢？難道是故意放大數據的“振幅”嗎？而更讓人想入翩翩的是，這個振幅大的部分剛好落在1959－1964之間，1959年數據被人為增加了1295萬，而1964年人為減少了1324萬，一增一減，這就造成了1959－1964年間中國人口的巨大“損失”，“減少人數”為2619萬人（1295萬＋1324萬），天哪！這不就是美國人科爾認定的“中國在這6年共有2,680萬人屬於非正常死亡”的依據嗎？！“天作孽猶可活，自作孽不可活”，難怪面對美國人科爾、美國政府官員班久蒂、法國人卡洛……等人隨意否定與修改中國公布的“人口統計數據”，我們沒有表示出任何抗議與批駁，原來這些數據根本就是中國統計的“躲貓貓”？！
三.統計局提供的增長率有沒有“躲貓貓”？
人口統計離不開人口增長率，而增長率是由出生率與死亡率計算得來的，改變其中一項就會改變增長率！死亡率對於能量有限的個人來說，確實是“死無對證”了，但我們卻可以對出生率進行考證，而這個問題早有網友關注了，並從中發現60年的出生率很有問題，看看以下的計算：
83年統計中1959年出生人口＝ 65994萬人×出生率24.78‰＝1635.3313人
2000年普查中1959年出生人口還有13059787人生活在中國境內！
由上可算：
2000年時，1959年出生的已死亡人口＝1635.3313－1305.9787＝329.3526萬人
83年統計中1960年出生人口＝67207萬人×出生率20.86‰＝1401.9380萬人 2000年普查中1959年出生人口還有1468.4726萬人生活在中國境內！

由上可算：
2000年時，1960年出生的已死亡人口＝1401.9380－1468.4726＝－66.5346萬人
1959年出生的人口到2000年總共累計死亡329萬，1960年出生的人口到2000年本應該與59年相近，但是計算結果卻是個奇聞！不但不少個三四百萬的，而且一個都不死，還增加了66萬人，這樣的奇蹟，這樣令人匪夷所思的“計劃生育”？！66萬人（應該更多）出生時間是在1960年，出生空間卻是在40年後的中國，真是能人之所不能！！！唉，出生率如此，中國統計部門是在“躲貓貓”還是“打醬油”？
行文至此，大家不難看出，1983年中國統計局的人口統計，不論是計算公式，還是年末人口數、人口增長率，都是難以置信的，這麼一堆爛數據，怎麼就成了“3千萬”謠言的依據呢？統計有錯誤本屬正常，但錯得如此“鬼斧神工”就不只是錯誤了！而更為巧合的是，這個“躲貓貓”的受害人竟然是毛澤東！站在毛澤東之後的億萬中國人民當然也很受傷！“3千萬”謠言都快終結了，中國統計部門為什麼不給人民一個合理的解釋呢？是獨立所為還是另有主謀？是偶爾失足還是一以貫之？
2010/6/6

 餓死3600萬 —— 謠言終究是謠言  

               2014-09-17  20:20:41

轉貼：作者：孫經先   2014年8月12日 

附1：孫經先:徹底揭露“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的重大謠言

附2：孫經先：《墓碑》是怎樣捏造數據的--“餓死三千萬”？

附3：還原歷史真相——讀楊松林新作《總要有人說出真相》

附4：高梁：《總要有人說出真相——關於“餓死三千萬”》序言

附5：鶴齡：一個降伏“餓死三千萬”謠言的“核武器”（集）

附6：“正常”與“非正常死亡”：從歷史和比較視角看“大饑荒”

原編者按：香港出版的《墓碑》一書，稱我國三年困難時期“餓死3600萬”人。最近幾年，孫經先教授連續發表了數篇文章，對三年困難時期我國人口變動問題進行了分析，堅持用事實揭露《墓碑》一書大量使用偽造的、被篡改的和極為荒謬的數據，明確指出“餓死三千萬”是重大謠言，並正在編著《還歷史以真相》一書。

重要的歷史見證人、93歲高齡的國家統計局原局長李成瑞同志為該書作序：《有力揭批“餓死三千萬人”謊言 科學研究“三年困難時期”人口真相》。最近兩年，楊繼繩先生又於2012年9月17日在紐約時報中文網發表《脫離實際必然走向謬誤》，並於2013年12月在《炎黃春秋》第12期上發表《駁“餓死三千萬是謠言”》。孫經先教授這篇反駁文章，對“餓死三千萬”重大謠言的來龍去脈作了辨析，以正視聽。

一、《墓碑》篡改、偽造數據事實確鑿

2013年9月9日，我們在《中國社會科學報》發表了《“中國餓死三千萬”的謠言是怎樣形成的?》，用事實揭露了《墓碑》一書大量使用偽造的、被篡改的數據，製造了“餓死3600萬”的重大謠言。文中列舉了十個典型實例，揭露了《墓碑》是怎樣篡改、偽造數據的。楊繼繩先生在《駁“餓死三千萬是謠言”》(以下簡稱《謠言》)一文中對我們的批駁進行了辯解。我們先對楊先生關於這十個典型實例的辯解逐一進行剖析。

1.《墓碑》說四川省涪陵專區三年困難時期“死了350萬人”，我們經過查證1953年和1964年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後，指出《墓碑》的這一說法是非常荒謬的。對於我們的這一揭露，楊先生《謠言》一文在對一些枝節問題進行了無理糾纏後不得不承認，“這個例子中死亡比例這麼高確實不同尋常。孫先生提出質疑是可以理解的”，“我也願意更改書上的這個例子”。這樣，儘管是很不情願和十分的遮遮掩掩，但是楊先生畢竟已經承認了錯誤，並且答應“願意更改”。

在那個歷史時期，我國一個專區級別的行政單位也就只有幾百萬人。一個只有幾百萬人的專區居然餓死了350萬人，這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們在讀到《墓碑》的這段話時馬上就斷定這一定是錯誤的，查證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只不過是為了用實際數字說明我們的判斷。在涉及高達350萬人死亡(這一數字相當於正常情況下當時全國一年總死亡人數的一半)這樣巨大的數字上，楊先生連核對一下人口普查數據這樣簡單的工作都不做，就把這一極為荒謬的數字寫進了《墓碑》，成為“全國餓死3600萬”、“四川省餓死1000萬”的重要依據，讓人很難相信他在其他數據上能夠有認真負責的態度!

這樣荒謬的數字在《墓碑》中絕不是只有一處。例如，1953年全國人口普查時人口總數只有136萬人的“通渭、會寧、定西、靜寧縣和西海固地區”，三年困難時期居然“餓死近百萬人”;1958年只有6萬人多一點(60971人)的甘肅省臨夏市，1959年和1960年居然死亡4萬多人(41381人)。(《墓碑》的說法見該書142頁、141頁;1953年人口普查數據見國家統計局人口統計司、公安部三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統計資料匯編(1949-1985)》，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年版;臨夏市的數據見臨夏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臨夏市志》，甘肅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7—198頁)我們在對《墓碑》一書進行查證的過程中發現，只要有人在某種場合下說了一句“XX地區餓死XXX萬人”，就都會被楊先生寫入《墓碑》一書，成為他“確認中國餓死3600萬”的重要依據。

2.原安徽省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振亞《關於鳳陽問題的報告》中說：鳳陽縣1959年和1960年兩年共死掉60245人。這一數據在《墓碑》中被篡改為該縣“1959年和1960年兩年，共餓死60245人”。對於我們的這一揭露，楊繼繩先生在《謠言》一文中說：“在陳振亞講話那個背景下，‘死掉’就是指‘非正常死亡’，並不包括正常死亡。”

楊繼繩先生的說法純屬詭辯。讓我們看一下陳振亞報告的原文：“1959—1960年，鳳陽縣農村人口外流達11196人，占農村總人口335698人的3.3%。發病人口達102994人，占農村人口的37.7%，其中，浮腫病達27735人，婦女子宮下垂6932人，閉經8237人。”“據統計，1959和1960兩年，共死掉60245人，占農村人口的17.7%。”(安徽省委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鳳陽工作組組長陳振亞(後兼任鳳陽縣委第一書記)：《關於鳳陽問題的報告》，1961年2月1日)很明顯，陳振亞在這裡說的“共死掉60245人”指的就是全部死亡人數。但是《墓碑》把“共死掉60245人”篡改為“共餓死60245人”。為了掩蓋這一篡改，楊先生刪掉了原報告中的“浮腫病達27735人”這句關鍵性的話，因為“浮腫病27735人”這一數據就已經否定了他“共餓死60245人”的篡改。

此外，經我們查證後發現，楊先生在《謠言》一文中繼續篡改數據，把陳振亞報告中的“全縣死絕的有2404戶”篡改為“全縣死絕8404戶”。

3.中共中央辦公廳、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組調查報告中說：信陽事件中信陽地區的死亡總數為436882人。這一數據在《墓碑》中被篡改為“信陽到底餓死多少人?1960年6月的統計數是436882人”。這一數據在其《脫離實際必然走向謬誤》(以下簡稱《走向謬誤》)中，又進一步被篡改為“信陽事件餓死了108萬人，是中共中央、河南省委調查組現場調查的結論”。對於我們的這一揭露，楊先生不得不承認：“我要肯定孫先生在總死亡人數與非正常死亡人數之間所做的區分。兩者當然是不一樣的。”但是他緊接着又做了詭辯：“在當年記述大饑荒嚴重後果的調查報告中，所說的‘死亡’通常就是指‘非正常死亡’”。

情況究竟是不是楊先生所說的那樣呢?讓我們看一下這個調查報告的內容。該調查報告說：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陽地區死亡總數436882人，占全區原有總人口8042097人的5.92%，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155698人，占總人口的1.96%。(中共中央辦公廳、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組於桑、武人文：《關於河南省信陽地區人口死亡和糧食問題的調查報告》，1960年6月18日)這裡的“死亡總數436882人”明確指的就是全部死亡人數，而絕不是楊先生所說的是“非正常死亡”人數。楊先生的辯解無法改變他篡改數據的事實。

楊先生說我們在查證時“沒有看到……死亡549171這個數字”，其實，我們早就對這些數據進行了查證。查證的結果是：楊先生對這些數據都進行了篡改，他把河南省委在1960年11月檢討報告中的總死亡人數549171人篡改為“信陽到底餓死多少人?……1960年11月統計數是549171人”。

通過以上兩個典型實例，人們可以知道，陳振亞的報告和中共中央辦公廳、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組的調查報告中的死亡人數都明確指全部死亡人數。這就揭露了楊先生所謂“在陳振亞講話那個背景下，‘死掉’就是指‘非正常死亡’，並不包括正常死亡”、“在當年記述大饑荒嚴重後果的調查報告中，所說的‘死亡’通常就是指‘非正常死亡’”完全是強詞奪理。

4.安徽省《無為縣誌》記載，該縣1959年總死亡人數為86278人。這一數據在《墓碑》中被篡改為“據縣公安局統計，1959年餓死82278人”。對於我們的這一揭露，楊先生在《謠言》一文中辯解說：“按大饑荒時代的語境，在總結大饑荒的教訓時，死亡人數就是餓死人數。”《無為縣誌》記載的是戶籍統計的總死亡人數，他把這樣的死亡人數居然也說成“就是餓死人數”。

由以上實例，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楊繼繩先生的一個荒謬的思維邏輯是：在三年困難時期，“死亡人數就是餓死人數”，而這是貫穿在整個《墓碑》中的一個基本的思維邏輯。

5.福建省《寧德市志》114頁記載，寧德縣1960年總死亡人數為7706人。這一數據在《墓碑》中被篡改為“1960年全縣因患浮腫病死亡7706人”。對於我們的這一揭露，楊先生在《謠言》一文中承認：第一，他出現了疏忽;第二，他在《墓碑》中直接引用了《中國共產黨寧德歷史大事記》，但是他“沒有找《中國共產黨寧德歷史大事記》核對”;第三，他在《墓碑》中的說法與他所引用的《中國共產黨寧德歷史大事記》中的說法有重大區別。這個問題就很清楚了，無論楊先生如何辯解，都改變不了《寧德市志》中“寧德縣1960年總死亡人數7706人”在《墓碑》中被更改為“1960 年全縣因患浮腫病死亡7706人”這一基本事實。

6.《墓碑》說：甘肅省臨夏市1959、1960年“這兩年就死亡41381人”。我們經過查證指出，《臨夏市志》記載該市這兩年合計死亡1230人。對於我們的這一揭露，楊先生在《謠言》一文中說，他的這一數字“引自李磊的遺著《悠悠歲月》”，“李磊可能把臨夏回族自治州誤寫為臨夏市”，“我沒有將李磊的數據和兩個地方志核對，這是我不細緻的地方。孫先生的批評促使我核對。再版時將作改正。”這樣，在這個問題上楊先生承認了錯誤，並且答應“將作改正”。只是楊先生把錯誤推到一位已經去世的老人身上，顯得很不厚道，為什麼楊先生在寫《墓碑》一書時不去核對一下地方志呢?

7.《墓碑》說：貴州省江口縣“餓死了近一半人”。我們經過經查證，《江口縣誌》記載的該縣1959—1961年三年合計死亡5105人，占全縣人口的4.6%。因此，江口縣“餓死了近一半人”是偽造的。對於江口縣“餓死了近一半人”的說法，楊先生在辯解中說，他的這一說法是引用了鄭義和晏樂斌二人的文章，但是楊先生沒有提供任何事實說明這一說法的真實性。由《江口縣誌》的記載可以知道，這一說法是偽造的。

在上述無為縣、寧德縣、臨夏市和江口縣等幾個例子中，楊先生都引用了其他人的明顯錯誤的數據。上述無為縣、寧德縣、臨夏市和江口縣等幾個例子中有關數據的虛假性都是很容易鑑別的，只要到國家圖書館查閱一下這些縣(市)的地方志就可以了。但是楊繼繩先生在研究這樣一個極為重大的問題時，卻連這樣簡單的鑑別工作都不去做，並且在我們已經指出了他的實質性錯誤以後，不但不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還為自己進行徒勞的辯解。

8.《墓碑》說：“常熟縣本應‘常熟’，卻餓死了11000多人”，並註明數據出處是《常熟市志》，我們經查證後指出，《常熟市志》沒有這一記載。楊先生在《謠言》一文中對此進行了辯解。在對楊先生的辯解進行評述前，我們要指出一個重要事實：《常熟市志》對三年困難時期常熟縣的浮腫病發病、治療和由此導致的死亡人數做了明確的記載。這一記載如下：“60年代初，國民經濟困難，縣內各地不同程度地發生營養不良性浮腫病，……其發病特點為冬春劇、夏秋瘥。發病高峰時全縣有病人4.9萬餘人，各地組織醫務人員開展全面防治，辦臨時療養院350餘處，採取重點療養與全民保護相結合，以及治療、休息、營養三管齊下。1961年1月至5月，有近5萬人進行療養，其中90%以上恢復了正常。……至1962年夏消除，歷時兩年半。”1960年冬“縣內各地出現浮腫病患者，少數病人死亡。縣、社衛生部門組織醫務人員，對病行集中治療。”1961年“3月下旬，據衛生部門調查，全縣浮腫病患者尚有13900人，以1月下旬為高峰，患者達29666人;1—3月份死亡367人。”(江蘇省常熟市地方志編撰委員會：《常熟市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77、41頁)由此可以知道，常熟縣的浮腫病死亡人數應在數百人左右。

楊先生查證了《常熟市志》，那麼上述的這些明確記載楊先生難道沒有查證到?或者查證到了不願意公布?

楊先生在《謠言》一文中辯解說：“《常熟市志》1990年版，第1029-1030頁有各年人口數據的記載。”“根據《常熟市志》提供的數據，做四則運算即可得出非正常死亡數。”然而，人們可以知道：第一，《常熟市志》第1029-1030頁記載的是常熟縣歷年的戶籍統計人口數據，而不是三年困難時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第二，楊先生是利用他自己編造的一個極為荒謬的公式，計算出了常熟縣的“餓死人數”。第三，他把他自己用錯誤公式“計算”得到的數據說成是《常熟市志》的記載。

十個典型實例中的另外兩個，即《墓碑》中的“《溧水縣誌》記載，溧水縣近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高郵縣誌》稱，高郵縣餓死的37000多人中，17000多是兒童”也都屬於這種類型的篡改和偽造。

二、一個製造謠言的“楊繼繩公式”

楊繼繩先生提出了一個“餓死人數”計算公式，這一公式按照《墓碑》的敘述可以表述如下：取三年困難時期之前和之後的某幾年死亡率的平均值作為基準(楊先生把這一基準錯誤稱為“正常死亡率”),然後利用公式：某年餓死人數=該年年均人口數×(該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計算某一地區“餓死人數”的數字。下面為了敘述方便，把它稱為“楊繼繩公式”。從學術的角度講，這個公式完全違反了現代數學處理這類問題時所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是完全錯誤的。楊先生在《謠言》一文中說了一大段話，認為這個公式一點也不“荒謬”，充分暴露了他對現代數學的一竅不通。在這裡，我們不得不向楊先生普及一下數理統計學的最基本的常識。

稍微了解一些數理統計學知識的讀者都知道，要想建立一個計算三年困難時期飢餓死亡人數的統計學公式，就必須以隨機方式取得我國若干地區與死亡人數有關的詳細數據，其中至少要有這些地區這一期間的人口死亡率、由於各種原因造成的死亡人數(正常死亡、由於各種疾病死亡、飢餓原因死亡和其他原因死亡)的數據，然後嚴格按照數理統計學的原則和方法，對這些數據進行處理，這樣就可以獲得一些統計規律，這些規律一般可以用回歸公式的形式表現出來，並且這種公式一般來說是非線性的。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個數學公式是不是正確，必須接受實踐的檢驗。下面我們就用實際統計數據來揭露“楊繼繩公式”的荒謬性。

湖南省常德地區1960年年均人口為404.6萬，死亡率為45.4‰，按照“楊繼繩公式”計算，常德地區1960年“餓死”人數為14.6萬。但是據《常德地區志•衛生志》記載,1959冬到1960年，常德地區浮腫病“死亡近6000人”。(常德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常德市志(上)》，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頁;常德地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常德地區志•衛生志》，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3年版，第187—188頁)利用“楊繼繩公式”計算出來的數字是實際水腫病死亡人數的24.3倍。上一節中常熟縣的實例也說明了這一公式的荒謬性：按照《常熟市志》的記載，常熟縣浮腫病死亡人數約在數百人左右，而這一公式卻計算出常熟縣“餓死11000多人”，把人數擴大了十幾倍到二十倍左右。

我們就很多地區的情況都對“楊繼繩公式”進行了驗證，驗證的結果表明，利用這一公式計算出來的“餓死人數”，比實際統計數字通常要大幾倍、十幾倍、幾十百，甚至幾百倍。楊先生《謠言》一文中說：“1958—1962年到底餓死多少人，不是坐在書齋里能夠計算出來的。” 可恰恰就是他自己，利用他提出的這一荒謬的公式，“坐在書齋里”“計算”出了全國各個省、市、自治區和許多地區的“餓死人數”，從而製造出了一大堆謠言。就在我們已經指出這一公式的極端荒謬性之後，他在《謠言》一文中還繼續使用了這一錯誤公式。

三、究竟是誰“脫離中國實際”

“餓死三千萬”的說法起源於1983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人口數據。如何正確地看待這些數據，是搞清三年困難時期我國究竟是不是“餓死三千萬”的關鍵。我們認為，國家統計局1983年公布的人口數據是通過戶籍登記的辦法取得的。楊繼繩先生在《走向謬誤》一文中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看法，他說：“孫先生不了解我國人口數據的採集過程，說‘國家統計局的人口數據是通過戶籍登記的辦法取得的’。……他在這一脫離中國實際的認識上，推出了一系列脫離中國實際的結論。”

國家統計局1983年公布的人口數據究竟是不是通過戶籍登記的辦法取得的，我們認為是，楊先生認為不是。這是我們爭論的一個關鍵問題。對這個問題，1983年前後擔任國家統計局局長的李成瑞先生最有發言權。李成瑞先生明確指出：“我國經常性人口統計資料，是通過公安部門的戶口登記取得的。關於‘大躍進’和隨後的經濟困難時期的戶口登記數字，長期沒有公布。……直到1983年，國家統計局報請國務院批准，才將這些數字列入了1983年出版的《中國統計年鑑》，第一次向國內外公布了1949年到1982年戶口登記的每個年度的人口數字。”(李成瑞：《“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載《中共黨史研究》1997年第2期)這段話明確告訴人們，國家統計局1983年公布的人口數據“是通過公安部門的戶口登記取得的”。這就完全否定了楊先生的錯誤觀點。

從楊先生的兩篇文章可以看出，他根本不了解我國戶籍管理制度的基本內容和我國經常性人口統計數據的採集與匯總過程。在戶籍人口統計數據中，“當年歲末人口總數”這一數據的形成過程與人口變動(出生、死亡、遷出和遷入)數據的採集過程是一個完整的、統一的過程，“當年歲末人口總數”這一數據根本不需要獨立採集。這就是在這一問題上的“中國實際”。

顯然楊繼繩先生對這些內容一無所知。他在《走向謬誤》一文中說：“中國的人口數據最基層是由生產大隊的會計或文書上報的”，“生產大隊幹部在一起回憶一下：今年死了幾個人，生了幾個孩子。遷出數、遷入數也是上報時回顧的”。從表面上看，在實踐中可能存在着楊先生所說的這種情況。但是他在這裡模糊和遺漏了更為重要的情況。人民公社成立以後我國農村地區基層戶籍登記機關是人民公社管理委員會。所以楊先生所說的“生產大隊的會計或文書上報”，實際上是上報到人民公社管理委員會負責戶籍登記的人員那裡。人民公社管理委員會負責戶籍登記的人員在接到這些上報數據後，就要按照戶籍管理制度的規定，分別將這些人口變動數據登記到本公社的“出生、死亡、遷出、遷入登記冊”中，並且在本公社的常住人口戶口簿中“根據人口變動，隨時填入或者註銷”。這就是說，楊先生所說的情況，僅僅是戶籍登記的一種形式和輔助手段，這種情況改變不了我國經常性人口統計數據“是通過戶籍登記的辦法取得的”這一實質。

我們已經說過，對戶籍統計數據來說“人口總數”數據的採集和“人口變動”數據的採集是一個完整的、統一的過程，“人口總數”數據根本不需要另外獨立採集。楊先生卻說基層上報數據時，人口總數數據和人口變動數據“這兩組在理論上應當互相對應的數據在統計實踐中沒有數量上的對應關係”，這顯然是完全錯誤的。

楊先生為了說明他的觀點，在《走向謬誤》一文中提供了一個“人口及其變動情況統計表”，這個表格上只有當年“年末總人口”和當年“人口變動”兩大項，沒有上一年歲末總人口數的數據。據此，楊先生說：在表格上“當年總人口比上一年總人口增長多少沒有顯示，也無法算出。這樣，當年總人口的增長和人口自然變動就無法核對。我想，這應當是當年總人口的增長數和當年人口自然變動數不相等的原因。”

楊先生在這裡忽視了一個重要的基本事實：我國的戶籍統計工作是每年都要進行的，“人口及其變動情況統計表”是每年都要填寫上報的，並且在本單位和上一級戶籍管理部門都要存檔的。某個鄉、鎮(人民公社)上一年的歲末人口總數在該鄉、鎮(人民公社)上一年的“人口及其變動情況統計表”上是明明白白記載着的，這樣“當年總人口比上一年總人口增長多少”，雖然在當年的“人口及其變動情況統計表”上沒有直接顯示，但只要把它和上一年的統計表一對照，立即就可以計算出來，而絕對不是楊先生所說的“無法算出”、“無法核對”。所以楊先生所說的“這應當是當年總人口的增長數和當年人口自然變動數不相等的原因”，是完全錯誤的。楊先生完全否認1983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人口數據是戶籍統計數據，這就完全脫離了中國的實際。正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脫離實際必然走向謬誤”。正是楊先生自己在這一脫離中國實際的認識上，推出了一系列脫離中國實際的結論，走向了“餓死3600萬”的巨大謬誤。

四、楊繼繩先生的數學錯誤

從理論上講，在不考慮國際移民的情況下(這一時期我國國際移民人數極少，可以不考慮)，一個國家某一年的人口總數增長數(即“該年歲末人口總數”減去“上一年歲末人口總數”)應當等於這一年的人口自然增長數(即“這一年的出生人口數”減去“這一年死亡人口數”)。國家統計局1983年人口數據中出現的重大的令人難以解釋的矛盾就是：在1954年到1982年期間的大多數年份中，上述這兩個應當相等的數字之間出現了巨大的差異。我們把這一差異稱為某年的人口異常變化數，即某年人口異常變化數=該年人口總數增長數-該年人口自然增長數。由人口異常變化數確定的人口變化稱為人口異常變化，人口異常變化數大於零稱為人口異常增加，小於零稱為人口異常減少。

國家統計局1983年人口數據中的重大矛盾突出表現在：從1960年到1964年連續五年出現了數額巨大的人口總數異常減少的情況，五年合計異常減少了2644萬人。國家統計局人口數據中重大矛盾產生的真正原因是什麼?1960年到1964年連續五年我國人口總數異常減少2644萬人的真實原因是什麼?這是研究三年困難時期我國人口變動問題必須解決的關鍵問題。楊繼繩先生等人把我國這一期間人口總數的大量異常減少(合計2644萬人)全部(或絕大多數)解釋為是由大量人口“餓死”造成的，這樣就出現了“餓死三千萬”的謠言。

我們利用數學思維方法證明下列基本結論：對於戶籍統計數據來說，人口異常變化數隻取決於戶籍遷移過程中所產生的遷移漏報、重報(虛報)行為及其對這些行為的糾正，與出生和死亡的漏報及其補報行為無關。因此，國家統計局人口數據中出現的我國這一時期人口的大量異常減少，不可能是由人口死亡造成的，這就從根本上徹底否定了“餓死三千萬”的重大謠言。

楊先生顯然看到了我們的這個基本結論是對“餓死三千萬”的徹底否定，所以在《走向謬誤》一文中，他首先用了極大的篇幅否定國家統計局的人口數據是戶籍統計數據，然後又試圖推翻我們的證明。楊先生企圖推翻我們的上述基本結論，只能是一件徒勞的事情。

五、關於漏報戶籍就無法生存的問題

楊繼繩先生在《走向謬誤》、《謠言》兩文中說：“在那個年代，每一個人的生活資料都要憑票證供應。從一個地方遷移到另一個地方，最為緊要的是趕緊辦理‘糧油關係’的轉移，而‘戶口關係’的轉移是‘糧油關係’轉移的前提。不辦戶口就沒有飯吃。孫先生斷定當年數以千萬計的人在遷移後不上戶口，這些人吃什麼?”這裡楊先生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在那個年代漏報戶籍“就沒有飯吃”。一些年輕的讀者對我們的研究也提出過這一質疑。這裡需要把這個問題說明一下。

在20世紀60年代，我國的“吃飯”問題分為兩種情況。對於城鎮居民來說，糧食憑票證供應，戶口關係是糧食關係的前提。沒有戶口關係，市鎮居民就沒有糧食關係，也就買不到糧食，當然是難以生存的。但是，我國人口的絕大多數是農村居民。對於農村居民的絕大多數來說，他們自己就生產糧食，是不需要購買糧食的，更談不上需要“憑票證供應”糧食的問題。當時我國農村人民公社實行的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制度。“三級所有”是指人民公社、生產大隊、生產小隊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是指以生產小隊為基本核算單位。農村居民只要在生產小隊參加勞動，就會按照一定的“人勞比例”從生產小隊中分得糧食。只要有了糧食，他們就可以很好地生存下去。

我國在1956年到1959年大批農村人口遷移到市鎮，1960年到1964年開展的市鎮人口大精簡運動中精簡的重點就是這一部分人。這些人被精簡以後，他們絕大多數都回到了農村原籍。我們所說的漏報戶籍的人口，就是這些人中的一部分。對於這些人來說，他們的這次遷移，實際上是回到了他們原先就生活在那裡的家鄉，那裡有他們的家人和原先就居住過的住房(這實際上相當於現在的農民工返回家鄉)。他們只要在自己家鄉的生產小隊參加勞動，就可以分到糧食，他們是不需要購買商品糧的，不存在“沒有飯吃”的問題。對他們來說，在一個時期沒有戶籍對生活的影響並不是太大。至於這些人漏報戶籍的原因，國家統計局原局長李成瑞先生認為：大精簡運動中“由城市遷到農村的人口，對於落戶農村卻不那麼積極。有些人認為，精簡城市人口是暫時的，一旦經濟情況好轉就又會回到城市，所以寧肯把戶口裝在自己口袋裡，也不願在農村落戶口(群眾稱之為‘口袋戶口’)，免得以後再到城市落戶口時遇到麻煩。”

楊先生在《走向謬誤》和《謠言》兩文中還說：“當時不帶戶籍、沒有糧食關係的人口流動是有的，就是從農村逃荒出來的饑民。”我們講的很明白，我國這一期間出現的遷移漏報戶籍人口主要是在1961年到1963年開展的精簡市鎮人口運動中產生的，這些人精簡以後絕大多數都回到了他們的農村原籍，這些人根本不是“盲流”。把這些人同“盲流”混淆在一起，顯然是非常錯誤的。

六、楊繼繩是怎樣走向“餓死3600萬”重大謬誤的

楊繼繩先生在《謠言》一文中說：“就餓死人的數量問題，……據我所知，全國性的調查有一次。”關於這次調查的情況，他在《走向謬誤》中說：“1961 年底，糧食部長陳國棟、國家統計局長賈啟允、糧食部辦公廳主任周伯萍三人受命，讓各省填報一個糧食和人口變動的統計表。經匯總後，全國餓死人幾千萬!”為了讓讀者相信這件事，楊先生在這段話的註解中特別註明，他2003年9月25日專門到周伯萍家，周先生當面向他確認了這件事。楊先生的這一說法有着重要影響，是他確認“餓死3600萬”的關鍵性依據之一。

那麼事情的真相究竟是怎樣的呢?讓我們看一下周伯萍先生的兒子周軒進先生是怎麼說的。周軒進先生明確指出：“歷史上從來就沒有什麼大饑荒時期的全國餓死人的統計數據。……有，也是局部的，不精確的。”楊先生說他2003年9月25日專門到周伯萍家，周先生當面向他確認了“全國餓死人幾千萬”。周軒進先生明確指出：“爸爸絕無可能對任何採訪者公布什麼餓死人數。即使是確實採訪過爸爸的楊繼繩，公布的對爸爸的採訪記錄中，也借爸爸之口，摻雜了一些他自己的‘合理’推論。”“爸爸恪守的這兩個數據，就是兩次‘缺糧人口’之間的差距。雖然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餓死人數’，但絕不等於餓死人數。”(周軒進：《先父周伯萍周年祭——<白金婚風雨情>續記三》，參見《中華魂》網站)周軒進先生的上述回憶，充分揭露了楊繼繩先生借周伯萍先生之口所“確認”的所謂“全國餓死人幾千萬”，是對周伯萍先生原意的重大篡改和偽造。

《墓碑》一書具有極大的欺騙性，這種欺騙性表現在，這部書是在“紀實”的名義下，引用了大量地方志、檔案、對當事人的採訪和各種形式的其他資料，來論證所謂“餓死3600萬”的。因此為了揭露“餓死3600萬”的荒謬性，我們就必須對《墓碑》提供的這些資料逐一進行查證。我們是用了相當長的時間才完成了這一查證工作的。經過查證我們發現了以下基本事實：第一，《墓碑》中許多地區的“餓死”人數是通過極為荒謬的“楊繼繩公式”計算出來的，不是實際統計的結果;更有甚者，對不少地區，楊先生把自己計算的結果偽造為地方志的“記載”。第二，《墓碑》在使用大量的地方志、檔案、對當事人的採訪和各種形式的其他資料的數據時，都把其中的“總死亡人數”篡改、偽造和解釋為“餓死人數”。第三，《墓碑》大量使用了虛假的、荒謬的數據，而對這些數據的來源和真實性根本沒有進行查證和鑑別工作。第四，《墓碑》把許多地區由於各種錯綜複雜原因造成的人口統計數據的減少全部或者絕大多數解釋為是由大量人口“餓死”造成的。

在《墓碑》一書中，上述這些都不是個別的情況，而是普遍的、貫穿全書的現象和思維邏輯。我們所給出的若干例子，只不過是其中的一些典型實例而已。我們在即將完成的專著《還歷史以真相》中要對此進行系統的、全面的分析和揭露。謠言終究是謠言，歷史的真相必將大白於天下。

(作者孫經先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江蘇師範大學特聘教授)

（大別山 整理髮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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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董勝今   留言時間：2016-04-05 20:02:02

你們如果要為毛共遮羞辯護，那你們有你們的自由。但我們親歷

了那個時期，我們是絕對相信的，而且可能超過3600萬（超過

155萬），為毛共辯護對不起這麼多死去的冤魂啊！

作者：花蜜蜂 留言時間：2014-09-23 09:45:55

             香椿樹1

毛澤東不是人口學家，不懂經濟，不做具體政府事務，是敬愛的

抓住一切大權在握的周總理在管理國務院。

調節全國的糧食分配計劃，調動互相救濟，庫存戰略儲備。在國

家災難時候，開國庫救濟災民。這是國務院的工作。

把所有災難責任推給毛澤東，國務院部委和地方政府無責任，參

與聲討。

嘿嘿！

作者： 花蜜蜂  留言時間：2014-09-23 09:35:53

             stinger

你那麼聰明，向你學習，嘿嘿！

作者：香椿樹1 留言時間：2014-09-20 13:57:31

網上查到湯恩伯時期河南饑荒的照片， 國民黨文人除了對共產

黨的憤恨而誇大60年代饑荒的規模外， 也是根據他們自己製造

的饑荒與後果做出的推斷。 也就是說有些文人可能真相信3千

萬這個數字。 外加上小平上台之後編造60年代人口數據來暗示

饑荒死人規模， 所以，並不是每個人都故意撒謊或者輕易接受

謊言。

對比湯恩伯的饑荒與60年代的饑荒， 最讓我震撼的是米店老闆

娘與米店前等死的災民的照片。 說明什麼？ 共產黨60年代饑荒

實行糧食賠給制度，連毛澤東自己的女兒也吃不飽。 這是沒有

出現大規模飢餓導致死亡的原因。並且， 當時城內飢餓比鄉下

嚴重，我家的鄰居就是因為在城裡忍受不了飢餓而跑到農村的，

當然後來成為大家嘲笑的對象。 

真正餓死人的事情發生在河南， 但不是60年代， 而是59年末

60年初， 成因是官員浮誇把農民糧食搶走了， 趙紫陽的瞞產

私分就是為了搶奪糧食， 雖然59年毛澤東在鄭州會議上支持

瞞產私分，但是，官僚利用權利壓下了後來正確的文件， 而

用毛澤東早起在趙紫陽報告的批示作為依據搶奪農民糧食。 

這樣做的真正目的已經不是為了誇大政績， 而是故意用死人制

造輿論， 為包產到戶，分田單幹製造社會接口。 同樣的事情小

平在75年復出後，趁毛澤東病重又幹了一次，並且延續到78年，

 就是大修水利，把各個生產隊的大牲畜和機具全部毀在工地，

 很多地方糧食種了都收不回來， 因為勞動力全在工地。

作者：stinger         留言時間：2014-09-18 18:46:48

怪不得國內禁止《墓碑》出版，鬧了半天是與美國之音性質

一樣啊！共產黨真不愧是“偉光正”！二位認定明主，火眼

金睛啊！

作者：花蜜蜂  留言時間：2014-09-18 16:12:24

魚片粥說得對。

官方是不是還有資料呢？蜜蜂估計當年舊資料損壞，新體系沒

有建立完善，沒有人搞統計，所以不能指望有更多完整資料。

再說，餓死人是一個營養不良的過程，看起來是病態，那麼，

誰來區別病死和餓死的差別呢？誰來統計餓死人的數字呢？農

村地區廣大，只有估計數字。

不過，連楊繼繩那樣的書籍都沒有禁，李銳那樣的揭露都接受，

說明當局並不是要禁批判毛澤東，既然不禁又拿不出來資料來，

一個原因是沒有了，一個原因是拿出來更不利於自己。就這麼

簡單。

把過去的罪惡通通推給毛澤東，所有人都沒有責任了。

現在不斷拿大饑荒說事，特別是拿大饑荒造謠，就可能目標不

那麼單純。

嘿嘿！

作者： 魚片粥 留言時間：2014-09-17 20:46:45

楊繼繩是個記者出身，不具有基本的統計知識，他在《墓碑》的

餓死3000萬人的斷言是基於不科學的推測，很外行，經不起驗

證。

不過話說回來，即使是專業統計人士也很難統計出三年自然災害

餓死的人數，因為原始資料太殘缺不全了。 那時農村死亡人口

是不統計死亡原因的，甚至連死亡的人口數量都沒有統計。

沒有所以楊繼繩和孫經先的結論都只能是一家之言。 充其量都

只能算是估算。

http://blog.people.com.cn/article/13797363672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