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群體性瘋狂如何可能

               劉擎為紐約時報中文網撰稿   2012年9月19日

“叫魂”是一種妖術，據說可以通過施法於受害者的姓名、毛髮或衣物來竊取他們的靈魂精氣，為己所用。盜來的靈魂會有奇異的效能（如用於加強建築物的強度），而被盜去了靈魂的人則會“失魂落魄”，乃至喪命。

1768年正當所謂“乾隆盛世”，關於這種妖術的流言在民間盛傳。年初始於浙江地區，幾個月間迅速蔓延，波及十二個大省（其人口總和超過兩億），爆發了一場公眾大恐慌。平民百姓人人自危，想方設法對付妖術；乾隆帝獲知後斷定背後暗藏着謀反的政治陰謀，隨即發詔書在全國的清剿妖術；而各級官府起初企圖息事寧人，爾後奉旨竭力追查妖案，捉拿“妖人”與“妖黨”。這場群體性瘋狂充斥着誤會、怨恨、誣告、陷害和報復，造成了無數冤假錯案，奪取了許多人的生命。最後，因為叫魂案無一可以作坐實，這場歇斯底里的大規模清剿運動也終結於不了了之。

哈佛大學中國史教授孔飛力(Philip A. Kuhn)重新挖掘這段陳年往事，通過翔實的史料考據與社會政治學的分析寫就《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一書。1990年發表之後很快成為海外漢學界的一部名著。由陳兼與劉昶合作翻譯的中文本於1999年首次出版。2012年4月上海三聯書店推出了新版中譯本（新增長達30頁的“翻譯札記與若干斷想”），初印六千冊，兩個月後就加印3萬冊，相關的書評紛紛見諸公共媒體。

一部史學著作成為暢銷書，這是一個有意思的現象，聯想到劉昶提到的一個細節就更令人玩味——

     孔飛力見到他的第一句話就是

        “我這本書也是寫今天的中國，中國人看得懂嗎？”

（劉昶當即答道“當然看得懂”）。這樣一部史學著作為何在今天會引起公眾的興趣？作者提到的“也是寫今天的中國”到底是什麼意思？

初看起來，250年多前的這場妖術鬧劇完全匪夷所思，與當今科學發達、思想昌明的社會似乎毫不相干。但藉助歷史之鑑，我們得以勘察那些促發群體性瘋狂的三種結構性要素：似是而非的觀念信仰，恐懼與暴戾的社會心態，以及超越法治的非常政治機制。這些要素一直潛伏在歷史的暗流之中，至今仍然驅之不散。一旦它們在特定的時機中匯合起來，大規模的歇斯底里還會以各種不同的形態重新上演。

首先，相信鬼神、妖術，以及身體與靈魂可以分離，這些特定的“超驗觀念”在叫魂案中發揮着重要的作用。有一位鄰居突然死去，有一個異鄉人曾在此路過，要在這兩件事情之間建立“叫魂至死”的因果關係，必須依賴一種特定的文化觀念。在今人看來，這種觀念完全虛構，是不可理喻的迷信，因此叫魂之類的群體性瘋狂只可能發生在愚昧的古代社會。但是我們不要忘了，任何特定的觀念都是一種“文化建構”，其“真實性”並不完全取決於物理意義上的可驗證性。只要當事人信以為真，這種觀念就會在特定的條件下產生巨大的力量。近代歷史上曾有人篤信“刀槍不入”的中國神功，而就在不太久遠的過去，我們也曾相信“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科學奇蹟。

文化觀念本身，無論多麼離奇怪誕，也只是群體性瘋狂的必要（卻非充分）條件。使瘋狂成為可能的另一個要素是失常的社會心理，尤其是過度的恐懼、義憤和仇恨。而社會心理又是社會現實狀況的產物。孔飛力指出，叫魂案發生在近代中國的前夜，

“社會上到處表現出以怨怨相報為形式的敵意”。在這個“被人口

過度增長、人均資源比例惡化、社會道德墮落所困擾的社會”中，

“人們會對自己能夠通過工作或學習來改善自身的境遇產生懷疑。

這種情況由於腐敗而不負責任的司法制度而變得更加無法容忍，

沒有一個平民百姓會指望從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補償。在這樣

一個世界裡，妖術既是一種權力的幻覺，又是對每個人的一種潛在

的權力補償”。

在孔飛力的筆下，這是一個“鍍金的盛世”，潛藏着敵意與恐懼的社會心理。民眾為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與財產而擔驚受怕，時而將攻擊用作防衛的手段，於是“任何人——無論貴賤——都可以指稱別人為叫魂犯”。官僚為保全職位與晉升而憂心忡忡，竭盡全力揣摩與迎合上司的意圖。而乾隆帝則恐懼妖術背後的有“漢化”謀反的陰謀。

除了文化觀念與社會心理的條件之外，群體性瘋狂大規模的急劇爆發還需要另一個要素：非常規的政治機制。正是因為乾隆疑慮大清王朝對於漢人的正當性，他對“妖術”竊取髮辮極為敏感，從中聞出了“謀反”的氣息，隨即將妖術定位“政治罪”。他以此打破官僚系統的常規治理程序，啟動了“政治清剿”的非常機制。但這種非常時刻創造出無序競爭與操縱利用的空間：

“一旦官府認真發起對妖術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機會來

清算宿怨或謀取私利。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個人

——無論惡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在這個權力對普通民眾

來說向來稀缺的社會裡，以‘叫魂’罪名來惡意中傷他人成了普通

人的一種突然可得的權力。對任何受到橫暴的族人或貪婪的債主

逼迫的人來說，這一權力為他們提供了某種解脫；對害怕受到迫害

的人，它提供了一塊盾牌；對想得到好處的人，它提供了獎賞；

對妒嫉者，它是一種補償；對惡棍，它是一種力量；對虐待狂，

它則是一種樂趣。”

但這一切並不是古代中國人所有，也不能簡單歸咎於愚昧無知“國民性”。群體性瘋狂是特定的文化觀念，社會心理與政治機制在特定條件下發生的協同效應。綜觀歷史，在西方有歐洲中世紀晚期對女巫的殘殺，有美國麥卡錫主義對“共黨分子”的迫害；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遠有“義和團運動”近有“文化大革命”。這些歷史事件當然有其更複雜的面向，但其中都涉及群體性歇斯底里的現象，它們都以特定的“迷信”或意識形態為前提，都被恐懼與義憤的社會心理所推動，也都在啟動了非常規的政治機制之後突發蔓延。

在撰寫這篇文章的時刻，中國幾十個城市正在爆發聲勢浩大的反日示威抗議。“愛國保釣”本來是正當的公民行動。然而，在反對日本右翼勢力的抗議活動中，有一部分竟然演變為針對中國同胞的人身與財產的“打、砸、燒”暴力，似乎令人難以置信。實際上，這種暴力仍然依據特定的觀念建構——將“使用日貨”與“賣國行徑”相等同，這種“邏輯關聯”與叫魂致命的觀念相比，或許少了舊日的“迷信”，卻同樣蒙昧荒誕。而促發這些瘋狂舉動的社會心理是越來越嚴重的不滿、鬱悶、恐懼和義憤，滋生於一個缺乏平等、正義和法治的社會環境。這些暴戾之氣只有借用愛國這個安全而正當的名義才得以宣泄。

但除此之外，還有一個“缺失環節”(Missing Link)令人玩味。中國法律明文規定，舉行任何遊行示威都需要提前申請並獲得批准（實際上被批準的情況極為罕見）。在這樣一個國度中，竟然有幾十個城市同時爆發相當規模的遊行抗議活動，如果沒有一種超越常規治理的特殊政治機制在起作用，這一切是難以想象的（儘管目前還很難辨析這一機制究竟是什麼）。

250多年過去了，遙看《叫魂》所講述的那段群體性瘋狂事件，我們或許會以文明的驕傲鄙薄古人的矇昧無知。但未來的中國歷史學家若是回望我們時代種種不可思議的現象，不知道是否也會生發出相似的感慨？

https://cn.nytimes.com/culture/20120919/cc19liuqing/

In the summer of 1768, China was in the midst of one of its most famous witch hunts, a story that grabbed the attention of an American scholar who found meaning in the tale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has gone on to inform a generation of Chinese students and teachers in the 21st.

The story, found in the archives within the Forbidden City, is best told by the late Harvard historian Philip A. Kuhn in his 1990 book 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No. 7 on SupChina’s Book List). In the spring of 1768, rumors spread in several provinces of a sorcerer who sucked the life force from victims using small bits of the victims’ physical form. Commonly, a lock of hair would be taken from the victim to curse them.

Accusations raised alarm in several spots on China’s coast, from the metropolises of the Yangtze delta to Shandong Province. Buddhist monks, an itinerant stone mason, and some day laborers were accused. Some peasants bragged that they had been able to murder or sicken their victims through the use of charms or other spells.

The crimes were reported and investigated. The bureaucracy doubted the notion of supernatural crime, but did worry about the breakdown of public order that had led to riots and lynch mobs, so suspects were brought in to get to the bottom of things. Confessions were extracted, violently. Enough concern arose that events drew the attention of the next rung of the government, but there,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it was shown that confessions drawn from torture were riven with contradictions. Some of the initial claims were withdrawn as braggadocio meant to intimidate rivals or settle old scores. Accusers retracted many of their lies.

As spring turned to summer, the sorcery scare was revealed to be what bureaucrats suspected all along: a hoax. The matter was settled.

But this changed once the emperor got wind of what had happened.

1768年夏天，中國正處於其最著名的一次女巫狩獵活動中，這個故事吸引了一位美國學者的注意，該學者在20世紀故事中發現了意義，並一直在世代相傳。中國學生和教師在21世紀。

這個故事，紫禁城內的檔案中發現，最好是由已故的哈佛大學歷史學家孔飛力在他1990年的著作說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 （在第7號SupChina的圖書清單）。1768年春天，謠言在一個巫師的多個省份流傳開來，他們使用受害者身體的一小部分形式從受害者那裡吸取生命力。通常，會從受害者身上拿出一束頭髮來詛咒他們。

從長江三角洲的大都市到山東省，在中國沿海的幾個地方，控告事件引起了人們的警覺。佛教僧侶，巡迴石匠和一些日工被指控。一些農民吹牛說他們能夠通過使用護身符或其他咒語來謀殺或使受害者生病。

犯罪行為已得到報告和調查。官僚機構對超自然犯罪的概念表示懷疑，但確實擔心導致暴亂和私刑暴民的公共秩序崩潰，因此犯罪嫌疑人被帶到了底層。告白被猛烈地抽走了。引起人們充分關注的是，事件引起了下一屆政府的注意，但是在省一級，事實證明，酷刑招供自相矛盾。一些最初的要求被撤消，因為誇大其詞是為了嚇in競爭對手或解決老問題。指控者撤回了許多謊言。

當春天變成夏天時，官僚們一直懷疑巫術恐慌是騙局。此事已解決。

但是一旦皇帝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這種情況就改變了。

對於乾隆皇帝來說，巫術不僅是真實的，而且是對他統治的生存威脅。乾隆是中國最強大的皇帝之一，但這並沒有使他擺脫偏執狂。作為外星王朝的首領，乾隆在上位前不到一個世紀就建立了這個包括中國在內的滿族帝國。乾隆擔心他的中國臣民的忠誠。忠誠最明顯的標誌是排隊：所有中國男人都需要的髮型。長馬尾辮是最有名的，但是髮型也要求穿戴者剃掉頭部的前半部分。

頭髮在巫術中的作用加劇了乾隆的恐懼。對於大多數中國男人來說，不穿便服是叛國行為，應判處死刑。現在，某些叛徒是否可能通過聲稱自己是一個理髮師的受害者來掩飾自己的蔑視，迫使他們放棄了必要的髮型？在這種威脅下如何評估和執行忠誠度？

還有更多：一些所謂的巫師是和尚。這些人生活在社會邊緣，不拘泥於家庭生活規範，長期以來一直懷疑世俗權威。但是隊列增加了新的一層：由於僧侶剃了光頭，他們被免除了隊列的要求。誰說他們的繃帶是一種虔誠的行為，而不是政治上的背叛行為？

因此，考慮到這一點，皇帝迫使官僚機構深入研究並找到威脅帝國社會，宗教和政治秩序的陰謀真相。這是1768年8月中旬的戰役。被指控為無能-還是叛變？-由他們的皇帝，官僚們重新審理案件，並把嫌疑人送進審訊和酷刑。遺囑和四肢都被打破了。一些嫌疑人供認；一些死了。

逮捕，調查和酷刑持續了數周，然後數月。到了秋天，所有線索都已經解開。沒有法師。沒有偷魂者。沒有針對王朝的陰謀。

庫恩在他的“術前恐懼”研究中講述了三個故事。他寫了一篇關於恐慌破壞普通百姓的文章，他寫了一篇有關君主確信巫術在掩蓋煽動叛亂的文章。但故事的核心涉及“不可知論的官僚們努力應付雙方的要求，但都未能滿足雙方的要求。” 這本書用五顏六色的，有時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壓腿，咒語和財產來說明清朝官僚的運作方式，這本書總是給我的學生們以驚喜-我從未錯過過教這本書的機會！誰懷疑唯一比官僚機構更愚蠢的事情可能是在了解它的過去。

歷史學家經常談論歷史與過去如何不同，而是由我們的消息來源介導的過去與現在之間的對話。由於這三者中的兩者在不斷變化，因此總有寫新歷史的能力以及對歷史的理解的能力。噬魂師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一經翻譯成中文，它的故事就出現了一個專制統治者掌握權力槓桿以對普通民眾實施意志的故事，這一故事引起了中國一代讀者的共鳴。

“文化大革命”在中國仍然很難研究甚至難以談論，但是與那個時期或與較早的反右派運動的比較在巫術恐慌中非常豐富。地方官員爭先恐後地遵循不斷變化的中央政府指令。意識形態的動機被改造成當地的爭執。中心的變遷影響了當地人的職業生涯，他們的職業生涯結束了，屍體破裂了。庫恩教授於2016年去世時，趙琪琪（Kiki Zhao）在《紐約時報》上報道了該書的中文翻譯已成為中國學者的標準的方式，其銷量是同等地位的書的許多倍。

為什麼持久受歡迎？為什麼以1768年為例的案例研究在20世紀引起了人們的注意，並繼續談到21世紀的問題？從一條線叫魂，本身有報價在琪琪趙的文章一個微博評論員，提出一個答案：“因為老百姓遺體，即使是現在，未滿足承諾的能力。”

官僚主義的故事不是浮華的。獨裁者和草根是更有趣的故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1768年的夏天，並不是因為偏執狂的皇帝才將螺絲釘折磨了，折磨着工人，僧侶和農民，有時甚至被折磨致死。

https://supchina.com/2020/08/12/the-emperor-investigates-soulstealing/

https://mikedashhistory.com/2016/05/30/sorcerers-

and-soulstealers-hair-cutting-panics-in-old-china/

    An example (left) of the vermillion comments brushed onto official

    communications by the emperors of China. This one is a memorial

    addressed to Hungli’s grandfather, the revered Kangxi empe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