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群体性疯狂如何可能

               刘擎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2年9月19日

“叫魂”是一种妖术，据说可以通过施法于受害者的姓名、毛发或衣物来窃取他们的灵魂精气，为己所用。盗来的灵魂会有奇异的效能（如用于加强建筑物的强度），而被盗去了灵魂的人则会“失魂落魄”，乃至丧命。

1768年正当所谓“乾隆盛世”，关于这种妖术的流言在民间盛传。年初始于浙江地区，几个月间迅速蔓延，波及十二个大省（其人口总和超过两亿），爆发了一场公众大恐慌。平民百姓人人自危，想方设法对付妖术；乾隆帝获知后断定背后暗藏着谋反的政治阴谋，随即发诏书在全国的清剿妖术；而各级官府起初企图息事宁人，尔后奉旨竭力追查妖案，捉拿“妖人”与“妖党”。这场群体性疯狂充斥着误会、怨恨、诬告、陷害和报复，造成了无数冤假错案，夺取了许多人的生命。最后，因为叫魂案无一可以作坐实，这场歇斯底里的大规模清剿运动也终结于不了了之。

哈佛大学中国史教授孔飞力(Philip A. Kuhn)重新挖掘这段陈年往事，通过翔实的史料考据与社会政治学的分析写就《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一书。1990年发表之后很快成为海外汉学界的一部名著。由陈兼与刘昶合作翻译的中文本于1999年首次出版。2012年4月上海三联书店推出了新版中译本（新增长达30页的“翻译札记与若干断想”），初印六千册，两个月后就加印3万册，相关的书评纷纷见诸公共媒体。

一部史学著作成为畅销书，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联想到刘昶提到的一个细节就更令人玩味——

     孔飞力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这本书也是写今天的中国，中国人看得懂吗？”

（刘昶当即答道“当然看得懂”）。这样一部史学著作为何在今天会引起公众的兴趣？作者提到的“也是写今天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意思？

初看起来，250年多前的这场妖术闹剧完全匪夷所思，与当今科学发达、思想昌明的社会似乎毫不相干。但借助历史之鉴，我们得以勘察那些促发群体性疯狂的三种结构性要素：似是而非的观念信仰，恐惧与暴戾的社会心态，以及超越法治的非常政治机制。这些要素一直潜伏在历史的暗流之中，至今仍然驱之不散。一旦它们在特定的时机中汇合起来，大规模的歇斯底里还会以各种不同的形态重新上演。

首先，相信鬼神、妖术，以及身体与灵魂可以分离，这些特定的“超验观念”在叫魂案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一位邻居突然死去，有一个异乡人曾在此路过，要在这两件事情之间建立“叫魂至死”的因果关系，必须依赖一种特定的文化观念。在今人看来，这种观念完全虚构，是不可理喻的迷信，因此叫魂之类的群体性疯狂只可能发生在愚昧的古代社会。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任何特定的观念都是一种“文化建构”，其“真实性”并不完全取决于物理意义上的可验证性。只要当事人信以为真，这种观念就会在特定的条件下产生巨大的力量。近代历史上曾有人笃信“刀枪不入”的中国神功，而就在不太久远的过去，我们也曾相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科学奇迹。

文化观念本身，无论多么离奇怪诞，也只是群体性疯狂的必要（却非充分）条件。使疯狂成为可能的另一个要素是失常的社会心理，尤其是过度的恐惧、义愤和仇恨。而社会心理又是社会现实状况的产物。孔飞力指出，叫魂案发生在近代中国的前夜，

“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怨怨相报为形式的敌意”。在这个“被人口

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社会道德堕落所困扰的社会”中，

“人们会对自己能够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身的境遇产生怀疑。

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加无法容忍，

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在这样

一个世界里，妖术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

的权力补偿”。

在孔飞力的笔下，这是一个“镀金的盛世”，潜藏着敌意与恐惧的社会心理。民众为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与财产而担惊受怕，时而将攻击用作防卫的手段，于是“任何人——无论贵贱——都可以指称别人为叫魂犯”。官僚为保全职位与晋升而忧心忡忡，竭尽全力揣摩与迎合上司的意图。而乾隆帝则恐惧妖术背后的有“汉化”谋反的阴谋。

除了文化观念与社会心理的条件之外，群体性疯狂大规模的急剧爆发还需要另一个要素：非常规的政治机制。正是因为乾隆疑虑大清王朝对于汉人的正当性，他对“妖术”窃取发辫极为敏感，从中闻出了“谋反”的气息，随即将妖术定位“政治罪”。他以此打破官僚系统的常规治理程序，启动了“政治清剿”的非常机制。但这种非常时刻创造出无序竞争与操纵利用的空间：

“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

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

——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

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

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

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

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

对妒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

它则是一种乐趣。”

但这一切并不是古代中国人所有，也不能简单归咎于愚昧无知“国民性”。群体性疯狂是特定的文化观念，社会心理与政治机制在特定条件下发生的协同效应。综观历史，在西方有欧洲中世纪晚期对女巫的残杀，有美国麦卡锡主义对“共党分子”的迫害；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远有“义和团运动”近有“文化大革命”。这些历史事件当然有其更复杂的面向，但其中都涉及群体性歇斯底里的现象，它们都以特定的“迷信”或意识形态为前提，都被恐惧与义愤的社会心理所推动，也都在启动了非常规的政治机制之后突发蔓延。

在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刻，中国几十个城市正在爆发声势浩大的反日示威抗议。“爱国保钓”本来是正当的公民行动。然而，在反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抗议活动中，有一部分竟然演变为针对中国同胞的人身与财产的“打、砸、烧”暴力，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实际上，这种暴力仍然依据特定的观念建构——将“使用日货”与“卖国行径”相等同，这种“逻辑关联”与叫魂致命的观念相比，或许少了旧日的“迷信”，却同样蒙昧荒诞。而促发这些疯狂举动的社会心理是越来越严重的不满、郁闷、恐惧和义愤，滋生于一个缺乏平等、正义和法治的社会环境。这些暴戾之气只有借用爱国这个安全而正当的名义才得以宣泄。

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缺失环节”(Missing Link)令人玩味。中国法律明文规定，举行任何游行示威都需要提前申请并获得批准（实际上被批准的情况极为罕见）。在这样一个国度中，竟然有几十个城市同时爆发相当规模的游行抗议活动，如果没有一种超越常规治理的特殊政治机制在起作用，这一切是难以想象的（尽管目前还很难辨析这一机制究竟是什么）。

250多年过去了，遥看《叫魂》所讲述的那段群体性疯狂事件，我们或许会以文明的骄傲鄙薄古人的蒙昧无知。但未来的中国历史学家若是回望我们时代种种不可思议的现象，不知道是否也会生发出相似的感慨？

https://cn.nytimes.com/culture/20120919/cc19liuqing/

In the summer of 1768, China was in the midst of one of its most famous witch hunts, a story that grabbed the attention of an American scholar who found meaning in the tale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has gone on to inform a generation of Chinese students and teachers in the 21st.

The story, found in the archives within the Forbidden City, is best told by the late Harvard historian Philip A. Kuhn in his 1990 book 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No. 7 on SupChina’s Book List). In the spring of 1768, rumors spread in several provinces of a sorcerer who sucked the life force from victims using small bits of the victims’ physical form. Commonly, a lock of hair would be taken from the victim to curse them.

Accusations raised alarm in several spots on China’s coast, from the metropolises of the Yangtze delta to Shandong Province. Buddhist monks, an itinerant stone mason, and some day laborers were accused. Some peasants bragged that they had been able to murder or sicken their victims through the use of charms or other spells.

The crimes were reported and investigated. The bureaucracy doubted the notion of supernatural crime, but did worry about the breakdown of public order that had led to riots and lynch mobs, so suspects were brought in to get to the bottom of things. Confessions were extracted, violently. Enough concern arose that events drew the attention of the next rung of the government, but there,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it was shown that confessions drawn from torture were riven with contradictions. Some of the initial claims were withdrawn as braggadocio meant to intimidate rivals or settle old scores. Accusers retracted many of their lies.

As spring turned to summer, the sorcery scare was revealed to be what bureaucrats suspected all along: a hoax. The matter was settled.

But this changed once the emperor got wind of what had happened.

1768年夏天，中国正处于其最著名的一次女巫狩猎活动中，这个故事吸引了一位美国学者的注意，该学者在20世纪故事中发现了意义，并一直在世代相传。中国学生和教师在21世纪。

这个故事，紫禁城内的档案中发现，最好是由已故的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孔飞力在他1990年的著作说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在第7号SupChina的图书清单）。1768年春天，谣言在一个巫师的多个省份流传开来，他们使用受害者身体的一小部分形式从受害者那里吸取生命力。通常，会从受害者身上拿出一束头发来诅咒他们。

从长江三角洲的大都市到山东省，在中国沿海的几个地方，控告事件引起了人们的警觉。佛教僧侣，巡回石匠和一些日工被指控。一些农民吹牛说他们能够通过使用护身符或其他咒语来谋杀或使受害者生病。

犯罪行为已得到报告和调查。官僚机构对超自然犯罪的概念表示怀疑，但确实担心导致暴乱和私刑暴民的公共秩序崩溃，因此犯罪嫌疑人被带到了底层。告白被猛烈地抽走了。引起人们充分关注的是，事件引起了下一届政府的注意，但是在省一级，事实证明，酷刑招供自相矛盾。一些最初的要求被撤消，因为夸大其词是为了吓in竞争对手或解决老问题。指控者撤回了许多谎言。

当春天变成夏天时，官僚们一直怀疑巫术恐慌是骗局。此事已解决。

但是一旦皇帝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种情况就改变了。

对于乾隆皇帝来说，巫术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是对他统治的生存威胁。乾隆是中国最强大的皇帝之一，但这并没有使他摆脱偏执狂。作为外星王朝的首领，乾隆在上位前不到一个世纪就建立了这个包括中国在内的满族帝国。乾隆担心他的中国臣民的忠诚。忠诚最明显的标志是排队：所有中国男人都需要的发型。长马尾辫是最有名的，但是发型也要求穿戴者剃掉头部的前半部分。

头发在巫术中的作用加剧了乾隆的恐惧。对于大多数中国男人来说，不穿便服是叛国行为，应判处死刑。现在，某些叛徒是否可能通过声称自己是一个理发师的受害者来掩饰自己的蔑视，迫使他们放弃了必要的发型？在这种威胁下如何评估和执行忠诚度？

还有更多：一些所谓的巫师是和尚。这些人生活在社会边缘，不拘泥于家庭生活规范，长期以来一直怀疑世俗权威。但是队列增加了新的一层：由于僧侣剃了光头，他们被免除了队列的要求。谁说他们的绷带是一种虔诚的行为，而不是政治上的背叛行为？

因此，考虑到这一点，皇帝迫使官僚机构深入研究并找到威胁帝国社会，宗教和政治秩序的阴谋真相。这是1768年8月中旬的战役。被指控为无能-还是叛变？-由他们的皇帝，官僚们重新审理案件，并把嫌疑人送进审讯和酷刑。遗嘱和四肢都被打破了。一些嫌疑人供认；一些死了。

逮捕，调查和酷刑持续了数周，然后数月。到了秋天，所有线索都已经解开。没有法师。没有偷魂者。没有针对王朝的阴谋。

库恩在他的“术前恐惧”研究中讲述了三个故事。他写了一篇关于恐慌破坏普通百姓的文章，他写了一篇有关君主确信巫术在掩盖煽动叛乱的文章。但故事的核心涉及“不可知论的官僚们努力应付双方的要求，但都未能满足双方的要求。” 这本书用五颜六色的，有时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压腿，咒语和财产来说明清朝官僚的运作方式，这本书总是给我的学生们以惊喜-我从未错过过教这本书的机会！谁怀疑唯一比官僚机构更愚蠢的事情可能是在了解它的过去。

历史学家经常谈论历史与过去如何不同，而是由我们的消息来源介导的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对话。由于这三者中的两者在不断变化，因此总有写新历史的能力以及对历史的理解的能力。噬魂师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经翻译成中文，它的故事就出现了一个专制统治者掌握权力杠杆以对普通民众实施意志的故事，这一故事引起了中国一代读者的共鸣。

“文化大革命”在中国仍然很难研究甚至难以谈论，但是与那个时期或与较早的反右派运动的比较在巫术恐慌中非常丰富。地方官员争先恐后地遵循不断变化的中央政府指令。意识形态的动机被改造成当地的争执。中心的变迁影响了当地人的职业生涯，他们的职业生涯结束了，尸体破裂了。库恩教授于2016年去世时，赵琪琪（Kiki Zhao）在《纽约时报》上报道了该书的中文翻译已成为中国学者的标准的方式，其销量是同等地位的书的许多倍。

为什么持久受欢迎？为什么以1768年为例的案例研究在20世纪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并继续谈到21世纪的问题？从一条线叫魂，本身有报价在琪琪赵的文章一个微博评论员，提出一个答案：“因为老百姓遗体，即使是现在，未满足承诺的能力。”

官僚主义的故事不是浮华的。独裁者和草根是更有趣的故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1768年的夏天，并不是因为偏执狂的皇帝才将螺丝钉折磨了，折磨着工人，僧侣和农民，有时甚至被折磨致死。

https://supchina.com/2020/08/12/the-emperor-investigates-soulstealing/

https://mikedashhistory.com/2016/05/30/sorcerers-

and-soulstealers-hair-cutting-panics-in-old-china/

    An example (left) of the vermillion comments brushed onto official

    communications by the emperors of China. This one is a memorial

    addressed to Hungli’s grandfather, the revered Kangxi empe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