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人类得以区别于地球上的其它动物的一个基本要素。语言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动力学系统，但是主流社会迄今为止的语言学，语言心理或心理语言学，语言哲学或语言结构学，或语言认知学，文学，语言教育学，翻译学，以及所谓的信息论等等的研究远没有表现出语言的动力学特征来。过去7，8年里我曾零星地写过一些讨论语言的文章，虽然也一直想在这些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对语言的动力学特性进行系统的分析，但是一直未能有这样的机会。不过回顾我所过的关于语言的讨论，我发现虽然它们有些零散，但却凸显出了前面提到的主流社会对于语言的各种研究的不足或空白之处，更重要的是它们从语言的一些最基本的层面上反映了语言的动力学特征，为我将来进一步对语言动力学进行探索奠定了基础。本文将过去这些年里我在一些网站的博客里贴出过的关于语言的几篇文章未加任何文字修改地收拢在一起，既是与大家分享我在这方面的工作，也为我自己进一步探索语言动力学做准备。
在分享我关于语言的旧文之前，先就此机会借题发挥对人类文明目前因为对哲学的忽视而导致的在社会领域方面的落后发表一下感叹。随着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功，在社会领域里简单模仿自然科学就成为了令很多人振奋却难以实现的梦想，尤其是随着计算科学和信息产业的兴起，更多人跃跃欲试地要通过类似气象预报或核能计算的方式来用计算机解决社会的问题，世界各地每年都有大量的用最先进的数学和计算模型来解决包括经济在内的社会问题的会议。可是人们在花费了巨额计算和人力经费之后的所得无法接近他们的梦想，这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是由自然科学的成就所勾画出的成功的大饼的诱惑使得人们忘记了社会问题与自然问题的一些根本的差异从而忽略了对于问题所需进行的深入的哲学探讨，因而在不具备合理的模型的前提之下盲目运用适用于自然却不能很好地反映社会的模型进行运算。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有着普遍的社会基础。就以我的公平分析为例，自我8年前提出公平分析以来，真正理解弄懂的读者没有一个，却有不少人在鼓励我要尽快把它数值化。
但另一方面，非常遗憾地，自有人类文明史以来，人类自己就制造了数不清的远大于来自自然的灾难。尤其是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当人类应付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的时候，除非遇到地球发展史上的彗星撞地球那样的毁灭性的灾难，人类的未来所面临的主要灾难性威胁将来自人类自己而不是来自自然，而由于哲学的肤浅而带来的人类在社会知识上的颓废将是这种灾难的一个极为严重的根源。
下面是我这些年里所写的关于语言的一些讨论的文章的未加文字整理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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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语言（链接：http://blog.creaders.net/murongqingcao/user_blog_diary.php?did=10713）
人类社会进行交往的最基本的工具应该说是语言，离开了语言，人类不但无法维持今天世界上的一切社会结构，连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彼此交往也无法进行。凭借着语言人类构造了几千年的辉煌文明，而西方的结构主义者们凭着对语言的重新认识便引发了一场人类文化的深刻变革。
但即便是在被认为是文明高度发达的后现代的今天，包括哲学界的人士在内，我们甚至可以说人们对语言的认识通常是非常原始的。随着学科分类越来越细及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人们越来越依赖于各学科的专家们来解决具体专业的问题。相应地，大家也倾向于把语言的问题留给语言学家，哲学家，或心理学家来认识。但是由于语言是人类文明的最基本的元素，因此，对语言的错误或模糊的认识不但影响到语言专家或语言疾病患者，而且影响到包括社会各阶层人士在内的普通人。
今天如果我们问大家语言是做什么用的，多数人都回答说语言是“人们交流的工具”。如果你再问除此之外语言又是干什么用，回答恐怕还是“人们交流的工具”，因为这个答案似乎概括了大家通常所能想到的语言的各种功能。2002年底至2003年我失业在家，所以我主要负责接送我的儿子去Day Care（托儿所），当时一岁多的儿子正值学说话的年龄，带他的老师根据某儿童心理学的教材建议我在家里只和儿子讲英文不讲中文。她的建议可能从儿童语言心理学上来说是有道理的，不过我当时想的却是另一回事。我回答她说，我认为会多种语言比只会一种语言的能使人更聪明，因为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思维的工具。我说一个人可能可以有各种感觉或灵感，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不借助语言来进行复杂的较长时间的思维；而每一种语言都有它自身的缺陷，所以掌握多种语言可以弥补由于一种语言体系的缺陷而造成的思维的缺陷。那位老师听后频频点头，显然是被我说服了（不过我后来想想她说的也有道理）。我当时的回答既不是意气用事更绝非一时的灵机一动，而是我在那之前思考了相当一段时间的结果。最早引起我这方面注意的是中国人在算术上的优势，我发现由于中文在乘法口诀上的音节较短，中国人算算术通常比讲英语的人要快些，由此引起我对语言本身对思维的影响的注意；随后又发现不同语言中的词汇和概念的不同对讲英语的人与讲中文的人的思维方式会产生一些直接的影响。有了这些思考的基础，当那位Day
Care的老师和我谈论幼儿语言学习的时候，我就脱口把我思考的结果和她讲了。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怎么接触过后现代的理论，和大多数人一样，认为后现代的文化就是让人看了莫名其妙的艺术品，所以我自然不会把我对语言的认识与后现代文化联系起来。几年后才知道，现在的后现代的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语言不但是传统文化中认为的人们交流的工具，也是思维的工具。在这一点上我与后现代是不谋而合了。
在认识了语言的基本功能之后，如果我们再细想一下人们是如何运用语言来进行交流的，就会发现传统的关于语言交流过程的认识中也存在着很多误解。当两个人交谈，其中一个人向另一个人介绍外面发生的一件事的时候，传统的看法是语言被进行介绍的那个人用来对事件进行（准确的）描述，而且，双方都用语言来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准确的）表达，每个人听了对方的话之后便知道对方所讲的事情和表达的意思。在这种传统的认识背后人们其实假定了语言的两个基本功能：1）描述客观；2）表达思想。
上世纪初开始，语言学的结构主义对上述假设提出了质疑，认为语言并不是象人们以前认为的那样是对客观的描述，语言通过其自身的结构在创造着意义，而语言的结构是长时期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我们知道一个语言是由其中的基本字符组成的，但是这些基本字符通常无法单独或通过任意的组合给出有意义的意思。对于拼音语言的系统来说，这些基本字符是它们的字母，而对于中文来说，这里的基本字符应该是指中文字的偏旁，这是因为中文单字可以表示很多意思，但是单字之所以能表达意思是因为各偏旁组分赋予了每个字丰富的含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中文的语言结构更为复杂，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拿中文的一些名词来认识语言结构主义。比如，当我们听到“鸭梨”这个词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对应的那种水果，如果我们听到“梨鸭”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们恐怕就不知道在说什么了，所以说语言通过其自身的结构产生了意思，而这个意思是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并不是说那种水果与“鸭梨”这两个字的这种特殊的排序之间有着什么必然的联系，甚至中国有的地方的人可能根本不把它叫做鸭梨而叫做另外的名字。
除了简单的字词之外，由复杂的词句组成的文章更是如此，其实，自古以来的文章都不是对现实的简单描述，人们通过对文字的合乎语法的组合创造了文明的丰富成果，当然在这过程中也不断产生出新的词汇从而不断地丰富着语言的库藏。
可以说语言的结构主义指出了传统上人们忽略了的语言结构本身在语言交流中产生的非描述性和表达性的作用，由于这种作用的存在，语言本身能够在没有客观基础的情况下使人们产生新的思想和看法，并通过这些思想和看法来改变世界。当然，我这里不是也没打算说结构主义是完美的，我承认语言结构是可以产生意义，并认为结构主义指出这一点是有功的，但我也认为结构主义在语言产生意义这一点上有点极端。我认为语言确实是在产生意义，但是语言作为整体同时也与客观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如果强调语言产生意义的同时不指出这种对应将会对人们产生误导。
西方的后结构主义也认为结构主义是不完美的，只不过他们在结构产生意义这一点上走得更远。结构主义虽然认为结构产生意义，但是他们仍然认为语言结构的意义还是有着客观的基础，比如一个科学的理论反映了某种客观的实在。而后结构主义则认为谈论语言结构的客观基础是毫无意义的，一来因为语言本身是在不断变化的，因而语言与客观之间的对应也是不稳定的；二来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为了要定义一个语言概念往往要用到很多其它的概念，而那些基本概念本身又要涉及到更多的其它概念，接受一个概念并不是简单地认识那个概念所对应的现实，而是同时接受了建立起那个概念的很多假设，一旦对那些假设进行解构，人们对原来的概念的认识可能就会发生变化，因此后结构主义认为一切认识都是对不同层面上的表象的认识，根本不存在对所谓真实的存在的认识。
另外，早期结构主义所处的时代的科学发展使得他们认为至少从科学的意义上说，一个科学理论还是对应着一个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的。但是，后现代的科学发展告诉人们科学并不能为人类提供对什么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的认识。我们现在知道任何现有的科学理论都将在未来的某一天被新的理论替换，所有被认为是精确的结果都是更精确的结果的近似。昨天小学生在课堂学习太阳系有九颗行星，今天老师就不得不告诉大家其实只有八颗。最前缘的被一些科学家称为是妈妈理论的理论物理的发展甚至告诉我们过去几千年里在人类思想中根深蒂固的空间的最小基本是点的概念也是一种不存在的想象而已，因为时空的最小单元是不可分割的有长度的弦，没有人能够实际测量出一个点来，因此点的概念只是不具备客观基础的数学抽象而已。科学上的这些后现代的发展为后结构主义提供了基本理论上的依据，使他们更相信语言是自在的没有任何客观基础的独立实体。对他们来说，语言只是人们在长期实践中建立起来的一种可以用来创造意思的独立体系，现实世界中不存在所谓语言所依据的根本实在，所以在对语言的理解这一点上，后结构主义强调读者都是根据自身的知识与经历来理解作品而不是站在作者的立场上来理解作品，而作品的意义蕴含在作品的结构之中（这一点我在了解后结构主义之前又与他们不谋而合），因此强调作者对作品的绝对解释权是错误的。既然作者都不是作品的绝对权威（世界上的一切政文法规俗成等都可以被认为是作品），那么对任何东西去寻找普世的标准就失去了意义，所以后现代主义强调政治和文化上的多元论。
虽然我认为结构主义在结构产生意义这一点上有点极端，而后结构主义在这一点上比结构主义更为极端，但是我与后结构主义之间存在着很多共同的语言或者说我本人的思维在了解后结构主义之前就与他们在很多方面是一样的。我认为后结构主义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的，他们对于语言特征的宣传努力在帮助更多的人认识关于语言概念的又一些结构主义没能指出的非常重要的特征。
在我了解后结构主义之前，我在我的《公平人生》一书中曾写过这样一段话：“公平是每个人都在还没会说话前就已经意识到的，但很多人到老也没仔细琢磨过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非常容易理解却很难解释得清楚。在生活中我们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个问题看来极其简单，谁都能想得通，似乎不用费思就能把它说得一清二楚的，但当我们真的试图去解释它的时候，却发现我们对它的理解是建立在我们日常所熟悉的其它一些概念基础之上的，为了把原始的问题说清楚，我们就需要把所涉及到的其它概念说清楚，而为了把那些其它的概念说清楚，我们又会发现还要再引入更多的概念。这就好像我们在一只丝袜上看到一个小线头，我们以为轻轻地一揪就能把它揪断了，可当我们抓住那个线头往外扯的时候才发现那个线头是越扯越长， 就好像要直到把整只袜子拉完了才算为止似的。如果在一件事发生之后，为了给当事者们一个公平，我们决定先把什么是公平给搞清楚了再说，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就好像是从一个大网上往外拉一根越扯越长的线头，不知什么时候才算个了结，所以最好的办法是趁还没有扯得太远的时候，把那个线头给剪断掉，回到原来的事件上来就事论事，达成一定范围内一致的公议。但我们也经常会发现，哪怕是就事论事地讨论公平有时也是众口难平；尤其是当涉及到诸如国际纠纷之类的大范围的复杂利害关系时，什么是公平什么是不公平的界限更是常会变得模糊不清。”
其实，当我们来认识两个人用语言来交谈的过程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包含了四个基本组成部分的系统：交谈中所涉及的客观存在，讲话的人，听话的人，以及语言。
首先，语言与客观存在之间有着对应的关系，可是不但这种对应关系不是一对一的关系因为语言的结构本身构造着意思，而且已有的对应可以发生变化。但是从整体来看，一个语系与客观存在之间是有着有意义的对应关系的，而且这种对应关系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是有一定的稳定性的。认为并强调语言与客观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是我与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的看法不同之处。
第二，讲话的人所用的语言与他心里的想法之间有个对应关系。根据传统的语言仅是交流的工具的看法，语言就好像是人们的思想之间的媒介，思想在语言这个媒介中的传播就象光在透明介质中传播一样：虽然由于说话的人的表达能力的局限，说出来的话会对说话的人的意思打个折扣，但那不是语言的问题，这就好比虽然光在运行中会与介质发生作用而损失能量，但是光是穿行于介质中的独立实体。而根据我们现在的认识，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思维的工具，不存在着完全独立于语言的思考。说出来的话是只是没有说出来的思维的延续，更确切地说，说出来的与没说出来的话都是整体思维的一部分，只是形式不同而已（一个人完全可以在思维时大声地自言自语---只要不打扰他人且不怕泄漏隐私就行），因此思想就不是象光在透明介质中那样地在语言里自由穿行了，而是更象声音在介质中的传播一样，是依附于介质的一种运动形式。而每个具体的语言都有它具体的存在形式的，这个形式就是各个具体的语言系统，其中包括它的基本元素和它的结构，而语言的意思由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语言结构来决定。
如果象以前那样假设思想是在语言中自由穿行的光，那么我们就可以去寻找最理想的透明介质，也就是最准确地表达思想的语言，即便是找不到，也可以把这种理想的语言假设为终极的语言，这就好像在自然科学与工程中我们经常用一些理想的状态作为实际状态的比较或衡量标准一样。如果存在着这种理想的语言，那么生活中的语言就是对这种语言的近似，而文字更是对生活语言，也就是日常语言的一种记录，是从属于日常语言的。
但是根据我们现在对语言的认识，既然思想与语言是耦合在一起的，那么追求或假设那种理想的超脱具体形式的语言就失去了任何意义，而一切有意义的语言就是各种我们日常所用的具有实际结构也同时具有了各种缺陷的语言。另外，如前所述，通过按照语言的语法结构来进行的组合可以产生不具备客观存在基础的意思来，所以语言就不仅是思想这种波动传播的媒介，也是思想这种波动产生的源泉，那么语言就再也不是从属于思想或什么假设的理想语言的体系了。不同的语言体系之间或许可以根据运作效率来进行比较，但是每个语言体系都是独立的不需要依附于理想语言的实体。根据这种认识，文字系统也就不再是依附于日常语言的记载工具而是与日常语言对等的独立实体了。
第三，听话的人从话中理解到的意思与语言本身所能传递的意思之间也有个不完全的对应。听众或读者对听到的或读到的话的理解并不是根据表达者的思维来进行的，而是根据他本人的知识及经历来理解的。而且，同一句话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候的理解也会不同。
对于语言的不同认识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可能比很多人意识到的要大得多。可以说，世界上现行的各种地方的国家的或国际的律法政文及民间约定俗成的规矩等基本上都是建立在对语言的传统认识上的，一旦对语言的后现代的认识象那些如今已经成为时髦的后现代绘画一样被世人所接受，这个世界的政治及文化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当然，语言的后现代认识比起绘画的后现代风格更难以理解从而它被普遍接受的日子的到来将经历更长的时间。但是，作为人类的整体，已经具备或存在了这方面的认识，而且我们也看到这些认识确实是反映了语言的一些真实特性的，那么已经具备或接受了这种新认识的人们在生活中就具有了力争的依据，剩下的任务就是宣传与推广了。。。
第二篇
谎言的解析 （链接：http://blog.creaders.net/murongqingcao/user_blog_diary.php?did=20765）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说谎是极具负面色彩的行为。即便有时人们觉得生活中需要一些谎言，或觉得在某个场合下说谎比说真话的效果更好，并且用“善意的”来修饰谎言，希望“善意的谎言”一词能让说谎的人觉得比较自在一些，但不喜欢说谎的人的内心深处往往还是会为自己的谎言而感到一丝亏欠。那么既然谎言是那么一种负面的行为，为什么即便最诚实的人也还是不得不时常说一些谎言呢？其实这里有着比较深刻数学原因（或者叫做动力学原因，这种叫法可能会让物理工作者感到更舒服些）的。下面我就来对谎言的形成进行一下简单的分析，希望能帮助大家在生活中不是故意地撒谎欺骗的时候能够感到稍微舒心一些。
首先我们需要来看一下什么叫做谎言。所谓的谎言就是指与所说的话与事实不完全相符合，从逻辑上说，这里的不完全相符合当然包括了完全不符合。尽管常有人用“善意的谎言”这个表达来试图减轻所说的话中的“谎言”的色彩，但由于别人常常很难知道说话的人心中的真正意图到底是什么，而且有些原本善意的事也可能会造成很恶劣的结果，所以并非所有的“善意的谎言”会被大家认为是“善意的”。所以，我们就无法根据意图来定义谎言，而只能是根据“与事实不符”这一点来定义谎言。
但是，我们所有在不同场合曾经说过谎言的人都能体会到，有些时候好像实在是非说谎不可，但说了谎之后心里又不踏实。由于从没有人从理论上说清楚这是为什么，所以大家说了谎之后，虽然心里会告诉自己那不是恶意的谎言，却也还是会面对两个问题：一是生怕下次再见面时一不小心说漏了嘴，与刚才说的谎不一致，搞得大家尴尬，二是觉得自己做了一件错事（当然这是诚实的人会有的感觉）。
要弄清为什么有时诚实的人（当然诚实本身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也不得不撒慌的原因，我们需要反过来看怎样才能不说谎。前面提到，所谓的谎言，就是与事实不完全相符合的言论，那么不说谎的意思就应该是所说的话与事实完全符合。有趣的是，在人类过去的几千年文明史中，不但诚实的（别忘了相对性）人觉得一个人说话与事实相符是天经地义地应该的事，就是不诚实的人也会认为做一个真正诚实的人就应该所说的话与事实相符合。不但在传统文化中大家这么认为，就是在后现代的今天大家仍然这么认为，这实在是件有趣的事。我之所以觉得它有趣是因为，事实上，要想让一个人对任何一个事件的描述与该事件的真实过程完全一致是一件非常之难的事！有太多的因素可以使得一个人的描述产生与实际过程的很大的差别。严格地说，在非专业的日常生活中的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自己本身的经历或自己了解到的其它事情的描述都与实际情况有出入。也就是说，根据前面对谎言的定义，在非专业的日常生活中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都在说谎。
比如说，一个人甲做了一件事，他遇到另一个人乙。如果甲把事情详细地和乙说清楚，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但是当时甲只有5分钟的时间来和乙说。更为糟糕的是，如果甲只把这件事说一个开头，乙一定会产生误会而恨甲。这时，乙问甲有没有做那件事，如果甲回答做了，乙一定会追问到底是怎么个过程。由于甲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把真正的过程说清楚，那么他在那个场合对该事件的任何描述都一定会与事件的真实不完全相符，根据前面关于谎言的定义，甲如果回答做了该事的话，他接下来的任何关于该事件的描述都一定是说谎，而且该谎言可以引起乙对他的误解及敌视。不过，他也可以选择说另一个谎言，那就是回答说他没有做该事，那样省了很多当时要解释的麻烦，而且不会因为当时的说不清而造成乙的误解和敌视。
上面的这个假想例子要说明的就是一个简单的道理：说真话是需要有时间的条件的，而在生活中我们往往会处于没有那个可以让我们说真话的时间条件。这种情况下，不管你怎么说，说的都是谎话，就像有些说过谎却声称从来没说过谎的人所说的一样。更为糟糕的是，当我们遇到那种场合时，我们还并不总是可以说话也可以不说话，我们往往是不得不对某个话题说上几句。这时候，我们实际面临的不是要不要说谎的问题，而是要说什么样的谎的问题。
实际生活中，要想把事情说得清清楚楚的不但需要有时间上的条件，还经常会受到可得到的证据的限制。有时，尽管你说的是真话，但是由于你没有条件拿出证据来，别人也会认为你是在说谎，其结果也可能是一场误会，也可能是对方一气之下把你杀了。这时，你可能也不得不说一点谎了。
当然，就算有充裕的时间，有你所需要的各种证据，你所说的也还是未必能与实际情况完全符合，因此根据前面对谎言的定义，你还是在说谎！
所以说，生活中我们之所以会有需要说“善意的谎言”的时候，是因为我们不说谎是需要条件的，而我们往往不具备那个条件。
但是，生活的经验又告诉我们，虽然有些时候我们说的谎话确实不具有负面作用，但有时有的人说的谎确实令人非常反感，而且会对别人或甚至他自己造成伤害。这就告诉我们，虽然我们没必要或不应该按照传统的观念认为所有的谎言都是邪恶的，但是我们也确实需要认识到有些谎言是非常有害的。所以尽管大家都在有意无意地说着各种谎言，我们还是有必要认识一下几点：
首先，前面提到的不具备不说谎的条件下所说的不造成故意伤害或欺骗的谎言与故意捏造故事歪曲事实的谎言是不同的，后者为负面的或邪恶的谎言；第二，在不具备不说谎的条件下所说的谎言中所含有的事实的成分也是不同的，有的是尽了力把主要的事实说清楚了，有的则不是；第三，真话和谎言都可能会造成对他人或自己的伤害。
第三篇
语言在语义之外的作用（链接：http://blog.creaders.net/murongqingcao/user_blog_diary.php?did=62186）
什么是语言？语言就是说话的工具。对于有点学问的人来说，我的这个解释可能不但太俗，而且简直就是废话。因为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说话和语言本来就是同义的，而语言又和语义（即语言所表达的意思）是同义的，而语义又是用来进行交流或思想的。所以如果要对语言作一个一般的定义的话，稍微有点学问的人都会尽量把语言的上述基本功能表达出来。比如，刚刚在维基百科及百度查了一下关于语言的解释如下：
维基：
语言就广义而言，是一套共同采用的沟通符号、表达方式与处理规则。符号会以视觉、声音或者触觉方式来传递。严格来说，语言是指人类沟通所使用的语言减自然语言。一般人都必须通过学习才能获得语言能力。语言的目的是交流观念、意见、思想等
百度：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人们借助语言保存和传递人类文明的成果。语言是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一般来说，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汉语，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是世界上的主要语言，也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英语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语言。
上述两个解释都直接或间接地围绕着语言因为能够表达意思而具有的功能来解释什么是语言的。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语言所起到的作用并非总是由语言所传导或表达的意思所主导的。很简单，两个人见面，如果认识的，彼此之间谁也不和谁说话，大家心里都会别扭，双方的关系就会受到伤害；如果彼此不认识的，或虽然常见面但是从没有打过招呼的，那么除非有一天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打破了这种僵局，他们之间可能就永远不会相互“认识”。在这种情况下，彼此之间的一次简短的交谈的目的其实并非是为了要通过语言传递什么特殊的语义，而是为了维持关系或建立关系而去说话。当然，一旦交谈发生了，那么语言本身所具有的传递信息的公用也就会发生效用，大家可能都会从交谈中得到一些新的信息或思想；但是，一开始的交谈目的却不一定是为了要获得或传达什么信息。
西方人对于语言所具有的这种在语义之外的社交的作用的应用总的来说好象要比中国人更娴熟一些。比如，英语中专门有一个词汇来描述语言的这种应用，叫做“small talk”，而且在西方文化中“small talk”所具有的公用也被普遍承认。对于中国人来说，虽然大家日常生活中也难免要通过“small talk”来进行交往，但是在中国文化中却有很多宣扬语言的表达意思的纯功利性作用而有意无意地诋毁语言的非语义的作用的说法。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大家熟知的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说的是讲话的时候的内容及对内容的欣赏决定了谈话的必要。当然，有些交谈双方背景相差太大确实缺少交谈的前提条件，但是，中国文化中的这种重语义轻形式的思想所产生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双方背景反差极大的极端情况，而是对普通老百姓日常的交往产生着很深的影响。生活中常听到人们用“废话”二字来贬低人们所进行的“small
talk”显得多余。
对于语义之外的“small talk”的作用的不同认识及所普遍采取的不同态度虽然乍看起来对于一个文化的特色是无足轻重的，其实它在无形中影响着一个文化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那就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的难易及方式。
语言在语义之外所具有的作用并不局限于“small talk”所能起到的“破冰”的作用。回到本文开头对语言的定义，“说话的工具”。其实，语言和说话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就语言来说，语言所带有的意思具有直接的重要作用，但是就说话来说，语言只是用来进行说话的基本工具而已，因为说话本身对于人类的生存还具有非语言意思所具有的一个作用，那就是，说话是生存的一种基本需要。很多时候说话本身就是一种非常良好的健康之道。一个人独处时间长了会养成自言自语的习惯，几个人在一起海阔天空的聊一通， 心情可能会觉得大为舒畅。
当然，就象在“small talk”中语言的语义功能仍然在扮演着传递信息的重要作用一样，在对人的健康所起到的影响中，语义的信息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时候，良好的语言信息可以让人心平气和，而不好的信息可以使人怒火三丈。
总之，语言在人类文明中所扮演的角色决不仅局限于语义的信息功能，但是语义的信息功能在语言发生效用的任何场合都仍然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再回到对什么是语言的定义这点上，我们其实又遇到了一种理论（语言）对思维的误导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其实经常会经历到语言在语义之外所起到的作用，但是一旦人们想要从理论上来归纳什么是语言的时候，就好像忘记了生活中的实际见证。这种现象存在于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
第四篇
文字里的声音 (链接：http://blog.creaders.net/murongqingcao/user_blog_diary.php?did=10449)
人类社会进行交往的最基本的工具应该说是语言，离开了语言，人类不但无法维持今天世界上的一切社会结构，连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彼此交往也无法进行。凭借着语言人类构造了几千年的辉煌文明，而西方的结构主义者们凭着对语言的重新认识便引发了一场人类文化的深刻变革。
但即便是在被认为是文明高度发达的后现代的今天，包括哲学界的人士在内，我们甚至可以说人们对语言的认识通常是非常原始的。随着学科分类越来越细及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人们越来越依赖于各学科的专家们来解决具体专业的问题。相应地，大家也倾向于把语言的问题留给语言学家，哲学家，或心理学家来认识。但是由于语言是人类文明的最基本的元素，因此，对语言的错误或模糊的认识不但影响到语言专家或语言疾病患者，而且影响到包括社会各阶层人士在内的普通人。
今天如果我们问大家语言是做什么用的，多数人都回答说语言是“人们交流的工具”。如果你再问除此之外语言又是干什么用，回答恐怕还是“人们交流的工具”，因为这个答案似乎概括了大家通常所能想到的语言的各种功能。2002年底至2003年我失业在家，所以我主要负责接送我的儿子去Day
Care（托儿所），当时一岁多的儿子正值学说话的年龄，带他的老师根据某儿童心理学的教材建议我在家里只和儿子讲英文不讲中文。她的建议可能从儿童语言心理学上来说是有道理的，不过我当时想的却是另一回事。我回答她说，我认为会多种语言比只会一种语言的能使人更聪明，因为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思维的工具。我说一个人可能可以有各种感觉或灵感，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不借助语言来进行复杂的较长时间的思维；而每一种语言都有它自身的缺陷，所以掌握多种语言可以弥补由于一种语言体系的缺陷而造成的思维的缺陷。那位老师听后频频点头，显然是被我说服了（不过我后来想想她说的也有道理）。我当时的回答既不是意气用事更绝非一时的灵机一动，而是我在那之前思考了相当一段时间的结果。最早引起我这方面注意的是中国人在算术上的优势，我发现由于中文在乘法口诀上的音节较短，中国人算算术通常比讲英语的人要快些，由此引起我对语言本身对思维的影响的注意；随后又发现不同语言中的词汇和概念的不同对讲英语的人与讲中文的人的思维方式会产生一些直接的影响。有了这些思考的基础，当那位Day
Care的老师和我谈论幼儿语言学习的时候，我就脱口把我思考的结果和她讲了。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怎么接触过后现代的理论，和大多数人一样，认为后现代的文化就是让人看了莫名其妙的艺术品，所以我自然不会把我对语言的认识与后现代文化联系起来。几年后才知道，现在的后现代的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语言不但是传统文化中认为的人们交流的工具，也是思维的工具。在这一点上我与后现代是不谋而合了。
在认识了语言的基本功能之后，如果我们再细想一下人们是如何运用语言来进行交流的，就会发现传统的关于语言交流过程的认识中也存在着很多误解。当两个人交谈，其中一个人向另一个人介绍外面发生的一件事的时候，传统的看法是语言被进行介绍的那个人用来对事件进行（准确的）描述，而且，双方都用语言来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准确的）表达，每个人听了对方的话之后便知道对方所讲的事情和表达的意思。在这种传统的认识背后人们其实假定了语言的两个基本功能：1）描述客观；2）表达思想。
上世纪初开始，语言学的结构主义对上述假设提出了质疑，认为语言并不是象人们以前认为的那样是对客观的描述，语言通过其自身的结构在创造着意义，而语言的结构是长时期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我们知道一个语言是由其中的基本字符组成的，但是这些基本字符通常无法单独或通过任意的组合给出有意义的意思。对于拼音语言的系统来说，这些基本字符是它们的字母，而对于中文来说，这里的基本字符应该是指中文字的偏旁，这是因为中文单字可以表示很多意思，但是单字之所以能表达意思是因为各偏旁组分赋予了每个字丰富的含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中文的语言结构更为复杂，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拿中文的一些名词来认识语言结构主义。比如，当我们听到“鸭梨”这个词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对应的那种水果，如果我们听到“梨鸭”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们恐怕就不知道在说什么了，所以说语言通过其自身的结构产生了意思，而这个意思是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并不是说那种水果与“鸭梨”这两个字的这种特殊的排序之间有着什么必然的联系，甚至中国有的地方的人可能根本不把它叫做鸭梨而叫做另外的名字。
除了简单的字词之外，由复杂的词句组成的文章更是如此，其实，自古以来的文章都不是对现实的简单描述，人们通过对文字的合乎语法的组合创造了文明的丰富成果，当然在这过程中也不断产生出新的词汇从而不断地丰富着语言的库藏。
可以说语言的结构主义指出了传统上人们忽略了的语言结构本身在语言交流中产生的非描述性和表达性的作用，由于这种作用的存在，语言本身能够在没有客观基础的情况下使人们产生新的思想和看法，并通过这些思想和看法来改变世界。当然，我这里不是也没打算说结构主义是完美的，我承认语言结构是可以产生意义，并认为结构主义指出这一点是有功的，但我也认为结构主义在语言产生意义这一点上有点极端。我认为语言确实是在产生意义，但是语言作为整体同时也与客观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如果强调语言产生意义的同时不指出这种对应将会对人们产生误导。
西方的后结构主义也认为结构主义是不完美的，只不过他们在结构产生意义这一点上走得更远。结构主义虽然认为结构产生意义，但是他们仍然认为语言结构的意义还是有着客观的基础，比如一个科学的理论反映了某种客观的实在。而后结构主义则认为谈论语言结构的客观基础是毫无意义的，一来因为语言本身是在不断变化的，因而语言与客观之间的对应也是不稳定的；二来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为了要定义一个语言概念往往要用到很多其它的概念，而那些基本概念本身又要涉及到更多的其它概念，接受一个概念并不是简单地认识那个概念所对应的现实，而是同时接受了建立起那个概念的很多假设，一旦对那些假设进行解构，人们对原来的概念的认识可能就会发生变化，因此后结构主义认为一切认识都是对不同层面上的表象的认识，根本不存在对所谓真实的存在的认识。
另外，早期结构主义所处的时代的科学发展使得他们认为至少从科学的意义上说，一个科学理论还是对应着一个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的。但是，后现代的科学发展告诉人们科学并不能为人类提供对什么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的认识。我们现在知道任何现有的科学理论都将在未来的某一天被新的理论替换，所有被认为是精确的结果都是更精确的结果的近似。昨天小学生在课堂学习太阳系有九颗行星，今天老师就不得不告诉大家其实只有八颗。最前缘的被一些科学家称为是妈妈理论的理论物理的发展甚至告诉我们过去几千年里在人类思想中根深蒂固的空间的最小基本是点的概念也是一种不存在的想象而已，因为时空的最小单元是不可分割的有长度的弦，没有人能够实际测量出一个点来，因此点的概念只是不具备客观基础的数学抽象而已。科学上的这些后现代的发展为后结构主义提供了基本理论上的依据，使他们更相信语言是自在的没有任何客观基础的独立实体。对他们来说，语言只是人们在长期实践中建立起来的一种可以用来创造意思的独立体系，现实世界中不存在所谓语言所依据的根本实在，所以在对语言的理解这一点上，后结构主义强调读者都是根据自身的知识与经历来理解作品而不是站在作者的立场上来理解作品，而作品的意义蕴含在作品的结构之中（这一点我在了解后结构主义之前又与他们不谋而合），因此强调作者对作品的绝对解释权是错误的。既然作者都不是作品的绝对权威（世界上的一切政文法规俗成等都可以被认为是作品），那么对任何东西去寻找普世的标准就失去了意义，所以后现代主义强调政治和文化上的多元论。
虽然我认为结构主义在结构产生意义这一点上有点极端，而后结构主义在这一点上比结构主义更为极端，但是我与后结构主义之间存在着很多共同的语言或者说我本人的思维在了解后结构主义之前就与他们在很多方面是一样的。我认为后结构主义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的，他们对于语言特征的宣传努力在帮助更多的人认识关于语言概念的又一些结构主义没能指出的非常重要的特征。
在我了解后结构主义之前，我在我的《公平人生》一书中曾写过这样一段话：“公平是每个人都在还没会说话前就已经意识到的，但很多人到老也没仔细琢磨过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非常容易理解却很难解释得清楚。在生活中我们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个问题看来极其简单，谁都能想得通，似乎不用费思就能把它说得一清二楚的，但当我们真的试图去解释它的时候，却发现我们对它的理解是建立在我们日常所熟悉的其它一些概念基础之上的，为了把原始的问题说清楚，我们就需要把所涉及到的其它概念说清楚，而为了把那些其它的概念说清楚，我们又会发现还要再引入更多的概念。这就好像我们在一只丝袜上看到一个小线头，我们以为轻轻地一揪就能把它揪断了，可当我们抓住那个线头往外扯的时候才发现那个线头是越扯越长， 就好像要直到把整只袜子拉完了才算为止似的。如果在一件事发生之后，为了给当事者们一个公平，我们决定先把什么是公平给搞清楚了再说，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就好像是从一个大网上往外拉一根越扯越长的线头，不知什么时候才算个了结，所以最好的办法是趁还没有扯得太远的时候，把那个线头给剪断掉，回到原来的事件上来就事论事，达成一定范围内一致的公议。但我们也经常会发现，哪怕是就事论事地讨论公平有时也是众口难平；尤其是当涉及到诸如国际纠纷之类的大范围的复杂利害关系时，什么是公平什么是不公平的界限更是常会变得模糊不清。”
其实，当我们来认识两个人用语言来交谈的过程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包含了四个基本组成部分的系统：交谈中所涉及的客观存在，讲话的人，听话的人，以及语言。
首先，语言与客观存在之间有着对应的关系，可是不但这种对应关系不是一对一的关系因为语言的结构本身构造着意思，而且已有的对应可以发生变化。但是从整体来看，一个语系与客观存在之间是有着有意义的对应关系的，而且这种对应关系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是有一定的稳定性的。认为并强调语言与客观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是我与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的看法不同之处。
第二，讲话的人所用的语言与他心里的想法之间有个对应关系。根据传统的语言仅是交流的工具的看法，语言就好像是人们的思想之间的媒介，思想在语言这个媒介中的传播就象光在透明介质中传播一样：虽然由于说话的人的表达能力的局限，说出来的话会对说话的人的意思打个折扣，但那不是语言的问题，这就好比虽然光在运行中会与介质发生作用而损失能量，但是光是穿行于介质中的独立实体。而根据我们现在的认识，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思维的工具，不存在着完全独立于语言的思考。说出来的话是只是没有说出来的思维的延续，更确切地说，说出来的与没说出来的话都是整体思维的一部分，只是形式不同而已（一个人完全可以在思维时大声地自言自语---只要不打扰他人且不怕泄漏隐私就行），因此思想就不是象光在透明介质中那样地在语言里自由穿行了，而是更象声音在介质中的传播一样，是依附于介质的一种运动形式。而每个具体的语言都有它具体的存在形式的，这个形式就是各个具体的语言系统，其中包括它的基本元素和它的结构，而语言的意思由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语言结构来决定。
如果象以前那样假设思想是在语言中自由穿行的光，那么我们就可以去寻找最理想的透明介质，也就是最准确地表达思想的语言，即便是找不到，也可以把这种理想的语言假设为终极的语言，这就好像在自然科学与工程中我们经常用一些理想的状态作为实际状态的比较或衡量标准一样。如果存在着这种理想的语言，那么生活中的语言就是对这种语言的近似，而文字更是对生活语言，也就是日常语言的一种记录，是从属于日常语言的。
但是根据我们现在对语言的认识，既然思想与语言是耦合在一起的，那么追求或假设那种理想的超脱具体形式的语言就失去了任何意义，而一切有意义的语言就是各种我们日常所用的具有实际结构也同时具有了各种缺陷的语言。另外，如前所述，通过按照语言的语法结构来进行的组合可以产生不具备客观存在基础的意思来，所以语言就不仅是思想这种波动传播的媒介，也是思想这种波动产生的源泉，那么语言就再也不是从属于思想或什么假设的理想语言的体系了。不同的语言体系之间或许可以根据运作效率来进行比较，但是每个语言体系都是独立的不需要依附于理想语言的实体。根据这种认识，文字系统也就不再是依附于日常语言的记载工具而是与日常语言对等的独立实体了。
第三，听话的人从话中理解到的意思与语言本身所能传递的意思之间也有个不完全的对应。听众或读者对听到的或读到的话的理解并不是根据表达者的思维来进行的，而是根据他本人的知识及经历来理解的。而且，同一句话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候的理解也会不同。
对于语言的不同认识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可能比很多人意识到的要大得多。可以说，世界上现行的各种地方的国家的或国际的律法政文及民间约定俗成的规矩等基本上都是建立在对语言的传统认识上的，一旦对语言的后现代的认识象那些如今已经成为时髦的后现代绘画一样被世人所接受，这个世界的政治及文化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当然，语言的后现代认识比起绘画的后现代风格更难以理解从而它被普遍接受的日子的到来将经历更长的时间。但是，作为人类的整体，已经具备或存在了这方面的认识，而且我们也看到这些认识确实是反映了语言的一些真实特性的，那么已经具备或接受了这种新认识的人们在生活中就具有了力争的依据，剩下的任务就是宣传与推广了。。。
第五篇
文本的解读 (链接：http://blog.creaders.net/murongqingcao/user_blog_diary.php?did=10036)
这里所谓的文本（文章，理论等等）是指文字的有序的集合，文字集合中的这种有序性记载了一些信息，这种信息的记载帮助作者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意思或传递了各种讯息。需要指出的是当一个文本形成之后它就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虽然作者原本用它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意图，但是当它作为一个独立的信息载体存在之后，它所记载的信息不一定就是与作者的原意完全一致，它记载的信息有可能没能完全把作者的原意表达出来（言不达意），也可能不但表达了作者的原意而且比作者想到的意思还要多。
所谓文本的解读就是读者从一个文本提取各种信息。由于人们通常是通过文本来表达自己的意思，而在很多情况下（如战争情报）了解作者的原意是非常重要的，长期以来很多人（可能是大多数人）把文本解读误解为仅仅是从文本中了解作者的原意。其实，从文本中了解作者的原意只是文本解读的一个功效，虽然在有些情况下这可能应该是主要的或唯一的功效，但是一般而论文本的解读是通过对文本所记载的信息的理解和体会得出自己的认识。
那么如何判断一个人对一个文本的解读是有意义的呢？我个人认为我们可以有两种判断标准。第一种是如果一个人的解读在语言逻辑上与原文不矛盾，而且解读出的意思正确地反映或表达了某种客观存在，那么那种解读就是正确而且有意义的。比如我在前面的《细解失道而后德》一文中对老子的“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这句话进行了解释，在解释中我运用了无穷多维动力系统的概念。有的读者可能就会对我的解释进行质疑，会问你怎么知道老子当初是怎么想的。其实我完全可以不去猜老子当初是不是这么想的，他把这句话写出来了，他就完成了他的任务，而他写的那句话就成为了独立的信息载体。我看了他的这句话之后，从这句话所记载的信息受到启发，由此看到了自然与社会一些内在的特征和规律，我把我所认识到的内容写了出来，而我的表达与老子的原文在语言逻辑上不产生矛盾，那么我的解读就是正确且有意义的。尽管几千年前老子可能并没有用到无穷多维动力系统的概念，只要几千年前的自然仍然是我们今天的自然，几千年前的社会与我们今天的社会仍然有共性，我们今天的文化仍然有着从几千年前的文化而来的传承，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运用不同的知识背景来认识到同样的自然存在，而不必在乎老子当时的思路是否与我今天的思路完全一样。再退一大步说，哪怕他当时所表达的自然的内容与我今天说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只要按照今天的语言逻辑我所解读出的内容正确地反映了今天的自然与社会的存在，那么虽然从考古的意义上有所欠缺，从实践的意义上来说我的解读就仍然是正确而且有意义的。
第二种标准是虽然我们无法判断解读出的意思是否正确，或甚至事后或别人可以判定解读出的意思是错误的，但是解读出的意思却对读者本人的心理或行为产生了积极的正面的效果，那么那种解读也是实际有意义的。这种解读的意义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是非常普遍的，比如对一些让人看不明白的所谓的后现代的艺术，读者的解读不但可能会与作者的原意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如果真要细究起来可能有些幼稚，但是只要读者按照自己的解读欣赏了那件艺术作品，那么他就受到了相应的效果。
如果说一个解读只要对读者自己有好处就是有意义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就没有了对于解释理论的客观标准了呢？客观标准还是有的，不过客观标准是用来衡量解读的水平而不是解读的意义。如果一个解读的内容正确地反映了作者的原意，那么那个解读在理解原意（善解人意）方面便比完全不理解原意的解读的水平要高；如果一个解读既符合语言逻辑又反映或符合客观的存在，那么这个解读的水平就比逻辑上不通且没有客观基础的解读水平高；象科学家霍金得出热力学第二定律不但适用于一般系统也适用于宇宙中的黑洞那样的解读其水平就超过了前人对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解读。
一般来说，一个经过实践验证的操作说明或技术理论所记载的信息与作者的原意基本上是完全一致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作者在写作这一类的文本时会尽量地排除产生误解的可能，一方面是因为如果原文存在含糊不清之处，人们在实践中也会将之指出来。因此，对于这一类文本的解读的结果的正确性或水平的高低往往有比较明确的可观标准。而文学作品的解读结果就可能会比较离散。我们很多人从小就听过安徒生的“丑小鸭” 童话故事或看过“丑小鸭”的电影。记得有一次和几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成年人讨论安徒生的这个童话所寓含的意义。有的人说，“丑小鸭”告诉我们做人总会遇到各种困难，但只要自强不息，就能取得最后的成功；有的人则认为安徒生通过 “丑小鸭”所受到的群小鸭的对待反映出了人生的世态炎凉；还有的人说，“丑小鸭”要告诉这个世界上不幸落到“群小鸭”之中而遭冷落戏弄的“小天鹅”们，不要自暴自弃，要知道他们之所以不被同伴们接受并不是因为他们丑，而是因为他们不在自己的同类之中，他们其实属于比那些嘲笑他们的无知同伴们更为美丽的一族之中，而他们也只有通过自己的顽强努力，才能最终走到自己真正的同类之中；对另一些人来说，安徒生只是通过这个童话描绘了一个可怜的“丑小鸭”的不幸遭遇而已…。可见哪怕在知识人当中对于这么一个家喻户晓的大家都听滥了的小孩子的故事，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第六篇老子哲学的深度，欣赏，及应用(链接：http://blog.creaders.net/murongqingcao/user_blog_diary.php?did=79520)
哲学文章的一个生命力在于它所阐述的道理的深度，一篇有深度的哲学文章所表述的道理的内在逻辑往往可以在不同的层次上得到表现，2500来年前老子所著的《道德经》就是一部很有深度的哲学著作。
深刻的哲理的一个问题是不容易被他人理解或欣赏，有的是因为其所蕴涵的逻辑太复杂或涉及的知识面太偏深让普通人听了不是脑筋一时转不过来就是因为缺乏背景知识而不知所云，但也有些是字面意思看起来平平无奇，但是由于时代文化的局限而使多数人无法看到并接受平平无奇的字面意思背后的深意。比如，在后现代的今天，如果我们重温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多数人恐怕都能接受“人们不可能完全准确地认识并表达客观的真实”这么一个说法，但是倒退2500年，就是这么一句从字面意思来看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逻辑弯弯的话就不是一般的人所能理解的了（这一点从东西方的传统文化中人们对真理的绝对性的信心中可以看得出来）；再往近了说一点，只倒退几十年，在我幼儿的时期，在我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中如果有人说这个世界上的人不可能完全把握真理，那是马上就要被批判的；再把范围说得大一些，就是在与我幼年所生活的文化环境非常不同的西方社会的几十年前，人们恐怕也不是能够普遍接受这样的说法的（这一点很容易从几十年前的老电影中或从与现在还在世的西方的老年人的交谈中感受出来）。
《道德经》通篇都蕴涵的比较深刻哲理，其中的第一章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道德经》的第一章一共59字，其全文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一章的字面意思是说，人们认识客观的过程的特点是，在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对象时，先感受到对象存在的效用，当能够用语言来描述对象的特征之后，就能够深化对对象的认识，且了解到人们自身认识的局限性，而不断地重复这一过程就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唯一的途径，而且由于人的认识的这么一个发展特点，人们的一切认识都具有相对性，在具体的任何一个时期人们都不可能完全准确地把握客观的真实。
在有了狭义广义相对论和量子物理的今天，上述的《道德经》的第一章的字面意思已经显得太一般了。但是，一方面我们应该为这样一种在后现代时期才成熟的思想能够产生在2500年以前而给老子鼓掌，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理解欣赏这第一章所蕴涵的哲理的深度，那么我们会发现就是在今天这表面看来平平无奇的一段文字的深意也并非已经成为了社会常识。
老子在《道德经》的第一章中，先是提出了“道可道，非常道”这个论点，然后用“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这两句话对“道可道，非常道” 这个论点作了简单的解释，意思是说人类的语言并不是天生就有的，而人们认识客观的一切都要依赖于语言；既然语言不是天生就有的，那么语言就是不断发展的，是不确定的；既然语言是不确定的，那么人们用语言对道的表达就不可能是确定的。如果老子到此打住，不再就这个话题继续深入探讨下去，那么读者可能会产生一个错觉：语言只不过是用来表达事物的而已，没有语言虽然表达不清楚，对客观的认识还是不会受影响的。尤其是当在现实中遇到有些不善言辞的巧匠的时候就更会引发这样的看法。这样看法当然是很有偏差的，且不说任何个人的力量都是极其有限的，人类整体要进步就离不开语言的发展，仅以每个人本身来说，语言表达上的缺陷对于自身认识客观的特性的能力来说应该说并不是一件加分的事。
而老子对“道可道，非常道”的解释并没有停留语言的表达功能这一点上，他接着对语言在人们的对客观的认识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就是语言的认识功能进行描述，他说“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意思是说在我们还没有为客观对象起名的时候，或者更一般地，当我们还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客观对象的时候，我们只有通过对象作用于我们及环境的功效来感受对象，而当我们能够叫得出对象的名字的时候，或者更一般地，当我们能够用语言来描述对象的时候，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对象并更容易发现我们自己已有的认识的局限性。
其实老子所说的“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为我们指出了人类认识客观的两个基本的大类：语言性认识与非语言性认识，而在宏观文化的层次上这两类认识便表现为哲学与艺术的区别。哲学与艺术的关系是很多人感兴趣的一个话题，我曾听有的艺术工作者们说艺术就是哲学，其实这句话是不准确的。艺术与哲学是有区别的，而它们的基本区别就在于哲学是语言性的思维，而艺术是非语言性的思维。这并不是说哲学思维中不带有艺术性，也不是说艺术思维无法用文字语言来表达，而是说哲学的主要力量在于运用语言将客观的道表达出来，而艺术的主要力量在于通过非文字语言的表达方式来使人们感受客观内在的道，这就是哲学和艺术之间的相对区别或关系。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艺术常常走在语言性思维的前面，艺术家们常常可以用自己的艺术创作和表演引起人们内心的一种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共鸣，其实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在我们还无法用名，也就是语言来描述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对对象所表现出的效用来感受对象的存在和特性。而哲学的生命力正是在于用语言来对其它各行各业的文明发展的总结归纳，这也就是老子所说的“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的意思。所以说，“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既描述了我们对客观认识的一个普遍存在的基本特点，也在文化的宏观层次上反映出了艺术与哲学之间的对比。
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学习和工作来说，“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这句话也是很有启发与指导价值的。其实这句话所描述的认识过程的特征与宏观文化的哲学与艺术这两大类之间的对应关系也为我们在个人的生活学习及工作的微观层次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启发：我们所做的每一项工作都具有艺术性成分和哲学性成分，艺术性的成分在于对客观的感觉，而哲学性的成分在于对客观的描述。
我们常听人说一个人在艺术上的造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是否具有与众不同的天分（talent），但是却很少有人能用语言对这种现象做出更为清楚的解释，而了解了我们的认识和思维的过程的艺术性部分与哲学性部分的分别以后，我们就可以说既然艺术性的部分在于感觉，哲学性的部分在于语言的描述，而感觉的部分因为缺少语言性的交流与教导，就更多地依赖于个体的感受和领悟，包括了对他人的操作的模仿与对自己的操作的体会，因此就会表现出较大的个体差异来，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天分（talent）的不同。
那么，能够把艺术天分的实际意义描述得更清楚有什么用途呢？当然有，而且用途多多，好处大大。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是，今天有为数众多的家长想要自己的孩子在包括运动在内的各种才艺上有所发展，对于这些家长和他们的孩子来说，这种对艺术性天分的语言性认识上的进步能帮助他们减少或除去对于所谓的艺术天分的玄秘感，增添努力的信心。更重要的是能够帮助家长和孩子们更有效地找到比较正确的努力方向。
虽然从微观的层次来说人们的任何作为都包含了艺术性成分与哲学性成分，这并不是说这两种成分是彼此独立无关的。对于任何一个人的任何一种操作来说，哲学性的成分与艺术性的成分都是相辅相成的。尽管艺术需要特殊的感觉，但是人们仍然能够在不同的程度上用包括音乐符号或运动图示或简单的手势在内的各种语言来对之进行不同程度上的表达与描述，而这些表达与描述都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感受艺术性操作的要领；而另一方面，一些在艺术性的感受方面有特长的人如果能够及时地用各种语言形式将自己的感受表达出来，不但能够帮助自己固化已有的感受，而且可以帮助他人提高在不同领域内的相关的艺术修养。
所以，那些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感到自己在做事时常缺乏艺术性的人，如果能努力地将自己的非语言性的感觉更多地转化为语言性的认识，不但能够提高自己的哲理性思维，也能帮助自己的生活与工作的艺术性操作更加细腻。而那些被别人打上缺乏艺术天分的标签的孩子们和家长们一方面应该更积极地寻找细致的语言教导来帮助自己或自己的孩子来提高对艺术要领的感觉，另一方面应该认识到既然所谓的艺术天分是个体感觉上的差异，那么就应该鼓励自己或自己的孩子根据自身的个体条件，而不是千篇一律的集体教导来找到自身对特定的艺术操作的感觉，从整个社会来说应该更加鼓励在一定程度上的因人施教的方式。
相信有的读者在读了我上述对于明确认识到人们行为中的艺术性成分与哲学性成分的实际应用的讨论之后，又会指出我这里的讨论的遗漏之处，从而提出这种认识的其它的一些功用，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常有欲以观其徼”这句话的一个含义：当我们能够用语言来描述对象之后，我们就更加容易发现我们自身的认识的不足。
老子在《道德经》的第一章中接着又说，“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意思是说有名或无名这两者所针对的都同样是独立于我们的认识的客观存在，也就是说不论我们是能够用语言来描述对象还是只能非语言性地感受到对象的特点，我们所认识的或感受的基础都是客观的存在。这里要指出一点，现代心理学告诉我们人们的心理感受或主观认识并非总是对客观的反映，有些是自身的幻象。老子在《道德经》中对于人们对客观对象的感觉的非真实性也有讨论，第十二章所说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就是一例。这与老子在第一章所说的“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其实并不矛盾，因为老子这里所说的同出是强调我们用语言或非语言所认识或感受的对象本身是独立于我们的语言或非语言的认识的。老子把这种独立于我们的认识的客观存在的特性称之为“玄”。
如果我们去查一下古汉语词典，我们会发现在古汉语中，玄字带有深和远的意思，而老子在这里用具有深和远的意思的玄字来表示客观存在的独立于我们的认识的这一现实，应该是为了要表示客观存在与我们的认识之间有距离的相对性。我们知道我们所认识的事物有些是表面的，有些是本质的，但是我们会发现，在那些开始被认为是本质的内容的背后还有更深的本质，而相对于更加深层的本质，原来我们认为是本质的其实就是表面的。所以说客观存在的特性相对于我们的认识来说是有距离差别的，有的相对近一点浅一点比较容易被认识，有的相对远一点深一点比较不容易被认识，这就是玄字所具有的深和远的意思所表现出来的独立于我们的认识而存在的客观特性相对于我们的认识来说的距离性。理解了老子的这一用意之后我们马上就能理解老子接下来所说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意思了：既然客观的特性与我们认识之间是有远近深浅之分的，那么我们认识客观存在就要由浅入深由近及远，在认识了一个表面现象背后的实质之后再认识实质背后的实质，这是认识客观的唯一的途径，也就是门的意思。
从《道德经》的第一章中，我们还能领悟出很多其它的哲理来，我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我相信如果大家都能象我这里所讨论的一样来理解和探索《道德经》中的哲理的话，既不但不会感到象有些人所说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那样的模糊不清，也不会觉得很枯燥，而会觉得是一种智慧的欣赏。
一篇好的哲学文章应该能够为读者提供有启发性的哲理，而一位好的哲学文章的读者应该能够欣赏一篇好文章中的智慧。来源于古希腊语的哲学一词的意思原本就是“对智慧的热爱”，离开了对智慧的欣赏而纯功利性地来解读哲学的文章，不但不能欣赏到文章的内在美，而且也不容易真正地从文章中找到实际的应用价值来。
在现实生活中，当我向周围的人讲述哲学道理时，常有人对我说，“你应该多加些应用的背景。”其实，哲学的最大的应用价值在于让人变得更加聪明。从整体素质来说，哲学的修养能够提高一个人的整体思维水平，从具体工作事项来说，深刻的哲理能够帮助一个人更加有效地完成每一步的操作。
我们可以说哲学更加偏爱喜欢独立思考的人。哲学与科学技术的基本不同之处在于，科学技术的目标是要为人们提供明确而具体的操作指导，包括具体的公式，程序，配方。掌握了一门具体的科学技术的人，在具体的工作中只要按照具体的公式，程序，配方进行操作，就能完成相应的工作。而哲学的目标并非要提供一种具体的操作手册，而是要帮助人们在更广泛的作业中更加有效地思考和操作。不仅如此，从长远来说，深刻地哲理性思维还可以衍生出很多具体的技术性的成果来，近代科学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古希腊的自然哲学思维的延续。虽然用功利的眼光来看，古希腊的抽象的哲学思维可能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实用效果，但是由它衍生出来的科学却可以帮助人类进入太空，潜入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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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 概念网络的哲学观 (链接：http://blog.creaders.net/murongqingcao/user_blog_diary.php?did=20986)
过去几年里，对于哲学到底是什么以及真理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不知反复思考过多少遍，也看过很多别人在这方面的理论（我的个性是不太喜欢重复别人的工作，之所以要自己反复思索是因为对别人的理论不满意）。最近，为了准备一篇有关哲学的发言，又把这个问题仔细反复思考了一下，理清了一下自己的思路。总的来说，我的哲学观或真理观是非常地相对主义的。当然，我的相对主义是不涉及宗教信仰的，因为那是超出了我们一般智慧的范畴。
在反思了我的相对主义哲学观之后，我终于总结出了这些年来实际存在于我的相对主义思维背后的哲学观的总体结构，可以称之为概念网络的哲学观，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一下。
在进入了后现代的今天，大家都有了一个共识，那就是尽管客观的存在有其自身的特点，我们所认识到的真理却是依赖于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对于我们人类来说，不存在完全独立于语言的真理。这是中国古代先贤老子在2500来年前就指出了的，但我们却似乎等待了2500来年才明白这个道理；而且非常遗憾地，不是由中国人先明白过来的，而是由与老子毫无关系的西方人先明白过来的。
在过去几千年中，在绝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在这个世界上，关于一切问题都存在着一个绝对的真理，有些绝对的真理已经被认识到了，还有很多绝对的真理还没有认识到，但是我们总有一天会认识到这些绝对真理的。相对主义（这里指关于认识及真理的相对主义）者们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他们提出了各种被冠之以“相对主义”的理论，但是这些理论遇到很多批评。这些批评一方面由于已有的相对主义在某些方面难以自圆其说，一方面是由于提出批评的人很难放掉人类根深蒂固的绝对真理的观念。有关相对主义的理论及其对之批评在很多地方都有介绍，这里就不一一列举。
语言不但是用来表达大道理的，更是我们日常交流与思考的基础。而我们使用语言的过程其实是运用由语言表达出的各种基本概念的有机组合的过程，这些概念包括了从诸如苹果这样的表达具体实物的名词，到诸如自由这样的表达非常抽象的意义的词汇。我自2005底开始对我们日常非常熟悉的诸如公平，正义，邪恶，谎言等基本概念进行了一些分析。在这过程中，我发现两个现象：1）人们普遍认为因为这些基本概念不但是字典上解释得很清楚的了，而且各种哲学文章也有论述，甚至生活本身已经把这些概念表明得清清楚楚，所以我们可以好不含糊地运用于我们的日常交流中；2）这些概念所涉及的意义并非象人们想象得那么简单，也不是简单的一两句话的定义就能解释得清楚的。更令我吃惊的发现是，在过去几千年里，虽然这些基本概念在人类的政治，文化，经济，以及家常生活的交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甚至可能曾经在决定生死存亡或民族兴衰的宣告，誓言，论战文章中被无数次地运用过，是人类文明一些最最基本的思维元素，但是，人类对于这些概念的认识却是令人吃惊地模糊不清，甚至充满错误！
这些发现更增添了我的哲学思维的相对主义色彩，但同时也促使我不断地去思考，为什么会这样，以及这样的情况会对人类文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及结果。过去一周里，终于借着准备发言稿的机会，把这方面的思路理清了，得出了一个对人类的哲学或知识（当然包括真理）的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其实，自有人类文明以来，我们的一切知识的总库（真理的，谬误的，或既不真理也不谬误的）是一个籍着各种语言，由各种概念构成的一个动力学网络。我们所用的每个概念其实都只是这个网络的一个节点。每个节点既可以作为构成其它语言体的元素，其本身又是由很多其它概念支撑起来的一个形而上的表达。比如，看过我的《公平人生》一书（该书被整理修后连续登载在我的几个中文博客里）的读者可以看到，对于我们多数人来说是“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公平”这个概念其实是许多非常复杂的哲学意义的一个形而上的表达；再如，前面提到的苹果的概念，其实是水果，有时甜，有时酸，有时硬，有时软，有时有虫子等各种有关的经验及认识构成的一个形而上的概念。（熟悉结构主义的读者可以通过比较看出我这里的概念网络与结构主义的不同，也可以帮助认识解构主义为什么会有功效的原因）
我上面用到了“动力学”这个词汇，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个人对于“动力学”一词的偏好，另一方面是为了表达知识网络本身具有各种逻辑的结构及对知识的拥有者和使用者的心理作用。对于喜欢用“有机”一词的读者，可以把这里的“动力学”改成“有机”。
在了解了人类知识体系的概念网络特征之后，我们对知识或真理的相对特征便可比较容易理解。人类自古以来所追求探索的那种非常“实在的”，“硬邦邦的”，“终极的”真理其实经常是并不那么实在，也不那么硬，更不是什么终极的，而只是建立在其它的概念网络（或概念次网络，如果把概念网络一词专用于知识整体，我们可以把其中的任意一部分称为次网络或子网络，也可以简称为网络）上的一个相当软的形而上的表达而已。人们对于它所依赖的其它概念的认识的改变完全可能改变对这个概念本身的认识。我这里用到了“经常是”而不是“绝对是”，这是因为我觉得“绝对是”一词本身不够“相对”。。。
第八篇 反者道之动 弱者道之用（链接：http://blog.creaders.net/murongqingcao/user_blog_diary.php?did=167589）
解读古文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方法（在这基础上还可以再细分），一种是根据解读者所在的文化环境来理解，另一种是根据原文的结构，语言和历史文化背景来进行理解。后一种方法是经典的方法，而前一种方法则是后现代的一个产品，
它的理论依据是：一篇文章完成后，读者享有解释权。
这两种解读都有各自的合理性，前一种解读的合理性不但在于读者有权从文字中挖掘出作者没有想到的意思来，而且还在于语言文字的演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整体的连
贯性，所以从现时的文化环境出发解读出来的本身就可能是原作者的意思，甚至还可能是语言文字本身所揭示的隐藏在文字中但是原作者并没有意识到的涵义。但是，这种解读因为没有重视原文自身的结构和历史文化环境，所以实际结果可能不但会离原作者的意思较远而且会表现出对整篇文章的解读支离破碎难以连贯甚至牵
强附会。因此，一般地来说，虽然我们可以通过第一种解读带给我们所希望或需要的一些信息，作为一种严肃的解读还是应该以第二种解读，也就是经典的解读方式为主。不过这里也要强调指出一点，那就是上述的讨论仅局限于对于包括东西方哲学在内的世俗文化的解读，不适用于对于宗教信仰所依据的经书的解读。
我们现在以老子在《道德经》第四十章中所说的“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为例来对上面提到的两种解读方法进行一下演示。 先用第一种解读方法，即运用现代的文化知识来对这句话进行解读。在21世纪的今天，“反者道之动”这句话很容易使我们联想起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来。老子所说的道的一个涵义就是天地间的一切的变化发展都是道的功能的表现，而黑格尔的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世界的一切变化发展都是绝对精神的运动的表现，而运动的过程永远是正题，然后否定，然后再是第二次否定（即否定之否定），把黑格尔的这样一个思想用“反者道之动”来概括可以说是非常之精确的。这可以说是东西方的两位相隔两千多年的哲人用两种不同的语言表达出的哲理之间的一个巧合，而由于有了这个巧合你非要用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来解读老子的“反者道之动”也是顺理成章的。
再来看“弱者道之用”。这句话如果用现代的文化来解释就更妙了，因为我们知道对老子来说，道不但具有功能和物质两重性，而且还是万物运动生长的根本来源，而现代科学文明认为世界上的一切运动生长都离不开能量，而能量在做功的过程中永远是单向地从有用能变为无用能。如果我们用老子所说的道来表达热力学第二定律
指出的宇宙间的有用能量是用一点就少一点这一规律的话不正是“弱者道之用”的意思吗？所以老子在两千多年前所著的《道德经》与两千来年后西人们所发现的热 力学第二定律之间又有了巧合，而由于有了这个巧合你非要用热力学第二定律来解读“弱者道之用”这句话也无可非议。
但是，老子当初真的是如黑格尔那样想的吗？真的从类似两千来年后的西方科学的角度看到了自然界的有用功是越做越少吗？我只能说不敢肯定。我小时候上学时老师说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而中国只有5千年的历史，今天的考古学家却很认真地告诉我们在中欧发现了数万年前的古迹，而且在南美还发现了几千年前的镀金的飞机模型。所以我不敢对历史妄加论断，只是我也同样不敢妄断说老子就一定同黑格尔及西方近代科学家们想到一块儿去了。
所以，我仍然需要根据老子的《道德经》自身的结构及历史文化环境来对上述两句话进行解读。也就是用前面提到的第二种方法，经典的方法来对老子进行解读。用经典的方法解读古典文献，不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最关键的也是最大的难点是如何找准那个字面的意思。首先，你不但要找到字面的意思，而且要把上下文的字面意思连贯起来且与
全文的主题一致。但这还不是最大的挑战，更大的挑战是象老子或亚里士多德或黑格尔等人的著作的字面意思在普通人看来常是过于简单甚至毫无意义但却具有非常深刻的含义。这也是人们最容易产生误解的地方。有些人在解读经典著作或作哲学评论时常把理解著作后面的深刻含义误解为自己充分地发挥想象力，而有些读者则把阅读哲学评论或文献解读如同读原创文章那样地喜欢看具有想象力的和自由发挥的评论或解读。实际上，很多时候人们之所以会采用前面提到的后现代所认可的第
一种解读方法正是因为无法克服这一听起来简单其实相当不容易的找准原文的字面意思这一难点，然后就按照自己的想象去发挥，而这种发挥的背景通常就是解读者自身的文化背景。经典解读的真正难点也是最大的挑战正是要在尊重原作者意图的前提下限制自由发挥。
现在我们来用经典的方法解读“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这句话。既然要用经典的方法，那就要忘掉黑格尔，忘掉热力学第二定律，忘掉一切在老子之后几千年才发
生的事情，而回到老子的时代从《道德经》本身的结构来解读老子。“反者道之动”这句话其实比较简单，因为其中的每个字的字面意思与今天人们的理解差别不 大。因此，关键是如何依据每个字的字面意思来将它用与整本《道德经》的前后主题思想及结构一致的语句表达出来，这在一定的程度上是一种“常无欲以观其妙”的具有艺术性工程。在这样的原则和理解的基础上，我对这句话的解读是：“生活中的一切被认为是反常或变异的现象都是道本身的变动的表现。” 这里的关键词是那个“反”字和“动”字。有人将这句话译为“道的运动规律是循环往复”，也有人将它译为“对于求利益的反动才是道的开始”，这两个解读的都在于对“反”字的解读的过度的自由发挥。其实，原句中的“反”字本身的意义已经很清楚了：就是与现在的或常态的相反，那是直接的按字面意思的解释。即便你认为说这个“反”可以不是直接的反，而是循环往复的反，那也还是没有超出那个基本的“反”的意思的范围，这是因为“与现在相反，与常态相反”包括了各种相反的方式和意义。但是如果你把那个“反”解读为“反复循环”那就成为所有的“反”的可能性中的一个特殊的子集，它不包括很多其它形式的“反”。在老子没有明确指出这里的“反”是“反复循环”这子集的前提之下，并没有理由认为那是老子的意思，最多也只是人们自己根据现在的文化环境中的理解的引申。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对于求利益的反动才是道的开始”这样的解读。如果人们要按照自己现在的文化环境去对原句的意思进行引申的话，那么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比简单
的“反复循环”或“反对追求利益”要完整得多了。
与“反者道之动”相比，“弱者道之用”就稍微复杂了一些，这是因为《道德经》中的“用”比今天我们所说的“用”的涵义更广，它虽然也有今天我们所说的“用”的意思但是更包含了由于空无而带来的“拥有”，“怀抱”，和“容纳”这样的意思，这可以在《道德经》的第十一章中看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 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如果我们再结合老子在《道德经》第三十六章所说的“柔 弱胜刚强”的意思话，那么对于“弱者道之用”的经典解读应该是“道的包容和蓄养的功能表现出来是柔弱而不是刚强的”这样一个意思。
在完成了字面意思的解读之后的下一步才是对字面意思后面的深刻含义的进一步的展开讨论。以“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这句话来说，“弱者道之用”的含义实际 上比“反者道之用”含义更深更广，不过由于本文的篇幅所限，这将是一篇独立的文章讨论的内容。很多人在解读经典著作时的错误或功夫欠缺之处就在于，因为不
能基于对经典著作的字面意思背后的深刻含义的准确理解而完成第一步的找到准确的字面意思的工作，他们就直接进入对于字面意思背后的深刻含义的展开讨论，结果必然是根据他们自身文化背景进行的发挥，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后现代所认可的第一种解读方式。
上面的解读中的一个具有核心地位的关键词就是那个“道”字。从老子在《道德经》中对于道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出，老子心目中的道同时具有功能和物质的两个方面的特性。比如，“道冲而用之或不盈”表明了道是一种布满天地间的物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则表明道是一切物质的来源，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则表明了道是物质与功能的结合，或者说是一个具有功能性的物质。
其实，功能与物质这两者在西方科学中也很难完全分离开，换句话说很难把自然的规律与物质完全分离开。以空间为例，不但它会因为其中的质量而发生弯曲，
而且在暗能量理论兴起之前曾有人认为空间本身就是一种不断膨胀的特殊物质，即便是现在多数人都认同了暗能量的假说，对于空间的物质性意识也未能完全从人们的心目中被抹去。。。。。。
第九篇 人类的语言（链接：http://blog.creaders.net/murongqingcao/user_blog_diary.php?did=83812）
历史上人们曾以为人类可以完全自由地用语言来表达任何人类想要表达的意思，这其实是从两个方面把人类的语言能力完美化了：1）认为人类的语言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且包罗万象的文字库；2）人类，至少是人类中聪明又努力的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来用语言把一切想要表达或需要表达的内容表达清楚。其实，人们对语言的这两方面的完美化都是错误的。为了更好地回答“如何读圣经”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对人的语言特点有更好的了解。
如果要问四维物理时空中，除了时空本身以外的最最基本而且也最最重要的存在是什么，多数人的回答可能就是光了。不但静态光子连质量都是零，在真空中光速总是一个恒量，而且任何的能量不能以超光速 传播，当然也只有光能可以按照光速传播，这就界定了一切需要由能量载体来传播的信息的传播速度的上限；爱因斯坦也正是根据光的传播特性推导出了他的相对论。《创世纪》中记载的上帝在创造了天地之后最先创造的就是光，而按照现代科学得出的大爆炸理论也认为宇宙在产生的最初的极短的时间段内也是充满了光和正反物质。在我们人类的现实生活中，即便是短暂地失去了光，我们都不但是寸步难行，而且世界将进入一片混乱。
如果要问在我们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有什么是象四维时空里的光那样地最最基本也最最重要的，那么除了作为一切社会活动的基本载体的生命之外，应该说就是语言了。没有语言我们就与其它动物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语言不但是我们彼此交往的最基本的工具，也是我们人类思维的最基本的工具。而语言是人类的思维工具这一点也决定了人类既是语言的创造者和使用者但也同时受到语言的反制，这是因为不同的语言水平不但可以影响个人的思维方式和智力水平而且对社会群体文化的塑造起着重要的作用。
语言既是人类与客观存在之间的媒介，被人类用来表达思想感受和描述外部的世界，它也自成一个独立的体系。人们可以完全脱离任何已知的客观存在，仅根据语言自身逻辑规则来产生新的语言，人们甚至可以用语言来书写完全不存在的虚幻世界，然后再用影视技术将虚幻的世界展现在屏幕上，而书本上和屏幕上的虚幻世界又可以改变真实的生活。
比如，人们可以用“红色”，“三角形”，“雪片”来组合成“三角形的红色雪片”，然后用它描绘出虚幻的情景：天上飘下了三角形的红色雪片，并运用电脑数字技术把它用视频表现出来放到屏幕上，当人们看了以后，在生活中或日后的文学作品中就多了一种叫做“三角形的红色雪片”的物品，甚至厂商们可以用化工材料制造出这样的物品放在儿童用品商店出售。可见一些传统文化中关于语言只是表达思想描述世界进行交流的工具的看法是过于狭隘了，事实上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不依赖于现实存在的独立性，而这种独立性又可以通过人的创作来改变世界。
那么人类的语言有哪些特性呢？我们可以从语言学的角度或符号学的角度或逻辑学的角度或心理学的角度来对语言进行深入的讨论，不过在这里，我只针对语言的可翻译性及其所表现出基本特点进行一些简单的讨论。
人类有很多不同种的语言，在不同的语言之间可以进行翻译。语言之间的可翻译性的基础主要有两点：1）语言反映客观存在的功能。比如我们可以在苹果与Apple之间建立对应的关系。2）语言记录思维及发音的符号功能。比如我们可以在Avatar和阿凡达之间建立对应的关系，不论是先有Avatar的还是先有阿凡达的，这两者之间的对应都是语言对于人们的想象思维的记录和对发音的记录的功能的综合作用结果。当然，“客观存在”一词的含义本身也是有伸缩性的，它可以表示在自然界实际存在的，在这个层次上“客观存在”一词可以用来与“虚拟的，想象的”进行对比；但是，我们也可以把人类的想象本身包括到“客观存在”当中去，这样的话，我在上面列出的作为翻译的两个基础点就合并为一个点了。
不过语言的翻译是一种整体上的对应，并不总是能细致到象苹果=Apple这样的在语言的最基本的元素之间的对应，也就是说并不能总是在词与词之间建立准确的一对一的翻译。这是因为从整体上说，语言表达客观存在的功能是通过语言的词汇根据常用语法组成的结构来实现的。
这里的结构的意思有两层：1）由常用语法决定的上下文的结构。这是说一个词汇的意思取决于它出现在什么样的上下文环境。比如“张三和李四在聊天，王五在一旁和面”这句话里面的“和”的第一次出现是作为一个连接词，第二次出现是作为动词，且两次的发音还可以不同，这是因为“和”的这两次出现所在的上下文环境是不同的。而这种上下文环境的形成是受到常用语法的制约的。如果我们把上面那个句子改成“张李三四天聊在，五王面在旁一和”，虽然还是原来的那几个字，但却无法表达原来的意思，而且人们也猜不出其中到底有什么奥妙了，因为它不符合我们所熟悉的语法规则。
2）文化历史的结构。这个意思是说一个词汇的用法的形成既具有逻辑上的关联性，也具有文化历史的偶然性，并不是天然必定的。比如，在我小时候，只知道“东西”一词是用来表示物件存在的，而今天人们常用“东东”一词来表示我们以前用“东西”来表示的内容。还有在前面那个张三李四王五的例子中，“和”字被用在那两个地方代表那两个意思且发那两个音也是在文字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而最初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果当初人们用“加”字来表示“和”字，那么今天在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就会用“加”而不是“和”了。当然，文字的形成虽说不是天然的必定，也有它与客观之间的一定对应及后来演绎过程中的逻辑关联。以汉字来说，它是由象形字简化而来，而所谓的象形字的形成就带有与客观外界的实物之间的一定的对应意思。但是，我们也不能过分夸大这种对应，因为就是对于同一实物，人们完全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来进行描绘，而且日后的简化及演绎组合更是在很多选择中的某种偶然性的实现。
上述的语言结构的第一层意思，也就是由常用语法决定的上下文结构这一层意思本身就是由上述的第二层结构决定的。就以汉语来说，今天的港台的汉语语法就与中国大陆内地的不完全相同，这是因为历史的原因使得各自的文化发展过程并不完全一样。世界上不同地区的英语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既然语言对意思的表达并不是简单的词汇表达的几何堆积，而是通过各自的语句结构来实现的，那么语言之间的翻译就不可能完全是词汇之间的一一对应。
人类语言的结构特征本身就表明了人类语言的两个基本的局限性：1）语义的表达依赖语言结构的完整性。用中国的一句成语来说，就是不能随便断章取义；2）语义表达的粗糙性。就象语言之间的翻译不可能是在微观语言元素上的一一对应一样，语言对意思的表达往往是一定的模糊程度上实现的，无法做到完全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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