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姑屯事件親歷記》，又名《張作霖皇姑屯被炸亊件親歷記》，作者周大文，是張學良的把兄，曾任遼吉黑三省電政監督、本溪湖煤鐵公司總辦、北平市長等職。在1928年6月4日的皇姑屯事件中，周大文與張作霖同車，手部輕傷。

《皇姑屯事件親歷記》寫作的具體年、月不詳，目前，只能粗略判斷其成文於1949~1971年之間。該文的一個參考地址是：皇姑屯事件親歷記
https://www.sohu.com/a/205394416_651763

以下引號內的黑體字來自《皇姑屯事件親歷記》一文。

“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早，我到中南海內福祿居密電處上班，在中南海豐澤園後上房與大元帥府秘書長任毓麟相晤，他匆忙地告訴我：“大元帥今天決定回奉，你可以回家作些準備。”我聽到這話，即時回家把行李收拾好，隨即回到中南海待命出發。是日午後六時，我率領密電處全體人員約二十餘名到東車站，並在行前發了一件密電致奉天留守吳俊升，通知他如有要電可拍到京奉沿線專。。。”

這裡的時間略有錯誤。張作霖元帥專列自北京出發的時間應為6月3日凌晨1點15分，因此，周大文發送密電、準備行李、到達車站的時間應為“六月二日”。有個細節提醒大家注意，6月2日出發前，周大文給在奉天的奉系二號人物吳俊升發了一封密電，稍後將分析這封密電與吳俊升之死的關係。

“我們這次隨張作霖出關回奉，許多人心裡都有些忐忑不安，擔心會發生什麼事故，因為前些日子張作霖同日本公使芳澤謙吉有過一場面對面的嚴重衝突。

五月十七日晚上，張作霖正和梁士詒、李宣威等幾位客人打麻將牌的時候，芳澤來訪（是預先約定的）。。。只聽到張作霖說：“我這臭皮囊不要了（“臭皮囊”是張作霖常用的口頭語），也不能做這件教我子子孫孫們抬不起頭來的事情。”跟著，不待芳澤辭去，他就先離開了客廳進入裡間。當時留在裡間的幾位客人都很驚訝，不知道芳澤究竟提出什麼問題惹起這麼一場嚴重的衝突。

事後據張作霖的承啟官長趙錫福和當時在場的差官們透露，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那天晚上芳澤來見張作霖，向他提出了簽訂中日合資修築吉會鐵路合同的無理要求，並且誘惑張作霖說，如果他能答應這個要求，日本可以設法阻止北伐軍過黃河。張作霖未為所動，正色回答說：“我們家中的事，不勞鄰居費心，謝謝你們的好意。”芳澤說：“你們打得過北伐軍嗎？”張作霖說：“若打不過他們，我們可以退出關外。”芳澤說：“恐怕未必能回得去吧？”張作霖說：“關外是我們的家，願意回去就回去，有什麼不行呢？”芳澤見張作霖不能上當，就進一步採取威脅手段，從懷裡掏出一張紙單來交給張作霖 （可能就是日本政府關於滿洲問題警告南北兩方的覺書），接著又說：“張宗昌的兵在濟南殺死幾十名日本僑民。”張作霖回答說，他尚未接到報告。芳澤竟然用恫嚇的口吻對他說：“張宗昌的軍隊是你的部下，你對此事應該負一切責任。”張聽罷此言勃然大怒，由座位上站起，把手裡的翡翠嘴旱煙袋猛力向地下一摔，摔成兩段，聲色俱厲地對着芳澤說：“此事一無報告，二未調查，叫我負責，他媽拉巴子的，豈有此理！”他說完之後，就扔下芳澤，怒氣沖沖地離開了客廳。三個多小時的會談就這樣收場了。”

可以斷定，上述張作霖與芳澤謙吉的對話完全是周大文捏造的。這段對話始於“吉會鐵路合同”問題，然而，“那天晚上芳澤來見張作霖，向他提出了簽訂中日合資修築吉會鐵路合同的無理要求”這件事根本不可能發生，原因如下：

1。1927年10月15日，張作霖在《滿蒙新五路協約》上簽字，同意向日本借款修築五條滿蒙新鐵路，這五條鐵路是：吉會（吉林市——朝鮮會寧）、長大（長春——大賚）、吉五（吉林——五常）、洮索（洮南——索倫）、延海（延吉——海林）。請注意，吉會鐵路是上述新五路之一，也就是說，吉會鐵路（借款）協定已於1927年10月簽訂，包含在《滿蒙新五路協約》之中。簽訂了借款協定，不等於簽訂了修築合同，那麼，吉會鐵路的修築合同，是不是一直到上述對話發生時的1928年5月17日還沒簽訂呢？我們接着往下看。

2。1925年10月24日，滿鐵理事松岡洋右與中華民國交通總長葉恭綽簽訂了《吉敦鐵路承造合同》。吉會鐵路跨越中朝兩國，在中國境內又分二段：吉敦段（吉林市至敦化）和敦圖段（敦化至圖們江），吉敦鐵路即是吉會鐵路的第一段。1926年1月，北洋政府交通部曾致函滿鐵，試圖撤銷上述合同，但在日本反對下，合同仍然維持；1926年6月1日，吉敦鐵路正式動工，1927年10月12日通車至六道河站，1928年1月17日通車至至老爺嶺站，6月21日通車至蛟河站，10月10日正式通車。也就是說，吉會鐵路第一段--吉敦鐵路的承造合同早在1925年10月已經簽訂，在《滿蒙新五路協約》簽訂時，該路已部分通車，到皇姑屯事件前已接近全線通車。

3。1928年5月13日，張作霖命航政司長趙鎮兼任交通次長，代理部務（因為交通總長常蔭槐避去天津、路政司長劉景山臨時辭職），在敦圖、長大兩路承造合同上簽字用印。敦圖鐵路是吉會鐵路的第二段。也就是說，在周大文所杜撰對話發生前四天，吉會鐵路第二段的承造合同已經簽訂了。

簡單總結一下：吉會鐵路借款協定已於1927年10月簽訂，吉會鐵路之吉敦段在此之前已經動工，吉會鐵路之敦圖段承造合同已於1928年5月13日簽訂。該簽的都已經簽了，日本公使芳澤謙吉怎麼會在4天后的1928年5月17日，向張作霖“提出簽訂中日合資修築吉會鐵路合同的無理要求”？對話的基本前提都不存在，又怎會有其它後續內容呢？周大文講的故事是徹頭徹尾的編造！

周大文在編造時還罔顧了以下常識：

一、周大文以為世界各國的外交家都和中共的戰狼外交官王毅、華春瑩、趙立堅、耿爽一樣，流氓無恥，毫無節操、禮節、風度、涵養、教養可言。

二、張作霖不僅是中華民國元首，而且是時任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多年的知交好友。張作霖麾下安國軍雖多次敗於蘇聯扶植、武裝的北伐軍，但除龍潭戰役外，並無大敗，安國軍主力猶在，仍擁有幾十萬強大的軍隊，相比之下，以關東軍（旅大駐軍和南滿鐵路的守備隊）為主的日本駐華軍隊，僅有一萬五千人左右，芳澤謙吉什麼身份，什麼資格，什麼實力膽敢在中國的地面上對中華民國元首無禮，赤裸裸地進行要脅、恫嚇？這樣的事情，在中共無底線貶低民國、醜化日本的偽史、文學和影視作品中會屢屢出現，但絕不會發生在真實的歷史事件中。

三、國民黨是一個赤化嚴重、蘇聯烙印極深的組織，即使在四一二清共、七一五分共，遣返蘇聯顧問之後，國民黨仍反共（中共）而不絕蘇，仍與蘇聯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仍對蘇聯支持滿懷期待，仍在為蘇聯消滅其在中國最大的敵人-張作霖元帥；而日本，則一直被國民黨視為帝國主義國家，主要的敵人。以反蘇反赤為基本國策的日本國的公使可能會公然冒犯、要脅、企圖傷害自己在中國最重要的盟友，最堅決反蘇反赤的張作霖元帥嗎？顯然，周大文把日本公使轉基因成了一頭髮狂的中共戰狼。

四、張作霖與日本之間不可能親密無間，但是，他們之間的分歧、矛盾，是盟友、合作者間的常見問題，相比張作霖與蘇聯間的生死相搏，這些問題完全可以忽略不計。日本人與張作霖互為倚靠，彼此都沒有更好的替代者，他們之間的事情，完全可以喝着茶、聊着天，慢慢商量慢慢談，完全沒有惡言相向的必要，根本沒有翻臉的可能。

周大文為什麼要編造前述謊言？為了虛構、誇大張作霖與日本之間的矛盾，嫁禍與人，掩蓋真兇。

“張作霖和芳澤既有了這麼一場嚴重的衝突，所以我們大家在臨行時都有一種惴惴不安的預感，惟恐在山海關出事。我在出發時私自備妥一個裹傷包，還有兩盒餅乾，以防萬一。”

這個SB還專門給自己準備了裹傷包。他怕什麼？張作霖與芳澤的衝突出自他的捏造，他何須擔心日本人呢？他是怕被同夥的爆炸暗殺誤傷而已。

“專車由北京開出後，直駛天津，過津時靳雲鵬、潘復、楊毓珣和日籍顧問町野等在津站下去（町野聞系張作霖派往聯繫閻錫山，他因與閻不熟，準備在天津找一個與閻認識的日軍官同去。）專車到山海關時，車站上只有一兩名日本守備隊站崗，態度如常，看不出緊張的樣子。吳俊升已先由奉天趕到山海關站迎接，他還向我說： ‘老弟，給來的電報看見了，你們都辛苦了。’”

據有關資料，專列到達山海關的時間是6月3日下午4時；另有資料稱，吳俊升登上專列的時間是晚餐後；還有資料稱，張作霖在山海關曾應吳俊升的要求，向吳俊升帶來的軍官團（團以上軍官）發表講話，鼓舞士氣。綜合這些資料，我猜測情況是這樣的：
3日下午4時，專列到達山海關，吳俊升上車與張作霖見面，應吳俊升要求，張作霖下車向軍官團發表講話，晚餐後，張作霖和吳俊升返回專列。

吳俊升專門提到了周大文6月2日發給他的秘電。我認為，吳俊升3日從奉天遠迎至山海關，極有可能就是緣於這封密電。如果吳俊升不到山海關，而是在奉天迎候，那麼，他不會在6月4日清晨與張作霖一同墮入鬼門關。

吳俊升時任東三省保安總司令，東三省邊防司令，黑龍江督軍、省長，是張作霖元帥安排的東三省看護人、奉天留守，就地位而言，吳是奉系的二號人物。奉系一、二號人物同時死亡，這絕非偶然，吳俊升也是皇姑屯謀殺的既定目標。如果吳俊升不死，那麼，一個月後的1928年7月4日，張學良將無法順利就任東北三省保安總司令一職，成為奉系的接掌者；如果吳俊升不死，按職位、資歷自然接掌奉系的，大有可能是吳俊升。張學良需要吳俊升以死亡的方式讓出東三省保安總司令一職。

吳俊升必須死，還有以下原因：

1。吳俊升吳大舌頭是張作霖的最大死黨。25年末郭松齡兵臨奉天時，吳俊升率兩師騎兵自黑龍江星夜兼程，千里馳援（蘇聯拒絕張作霖、吳俊升使用兩國共管、合營的中東鐵路運送奉軍南下），因為他的及時到來，張作霖免於眾叛親離，免於焚燒大帥府，落荒亡命；巨流河之戰中，吳俊升所部穆春師、王永清旅奇襲、攻占了設在白旗堡火車站的郭松齡司令部，並炸毀了白旗堡的郭軍彈藥庫，為粉碎郭松齡兵變立下了頭功。因為吳俊升的到來，張學良取代張作霖的日程推遲了兩年半。郭松齡兵變就是張郭兵變，前台郭松齡，後台張學良。叛軍骨幹全是張學良提拔的親信，沒有張學良在幕後操縱，郭松齡根本指揮不動叛軍。關於這一點的詳細分析，可參見“張學良弒父調查（上）”中的“郭松齡反奉”一節。

2。王永清活捉郭松齡後，張作霖原本下令將郭押回瀋陽審問，但吳俊升建議就地正法；也有說法稱，促成郭松齡迅速被殺的是楊宇霆。建議就地正法，既是為了殺郭，也有以郭頂罪，避免張氏父子徹底決裂的考慮。

3。郭松齡之變平息後，吳俊升曾建議張作霖槍斃叛軍營以上軍官，並說：“這些人幫郭松齡反大帥，不能留着。”附逆的叛軍軍官幾乎皆為張學良一手提拔的少壯派親信，此建議相當於拔除張學良在奉軍中的根基、爪牙，自然被張學良恨之入骨。

4。吳俊升是張作霖親日反蘇政策的堅定支持者，是張學良與蘇聯秘密勾結，大肆赤化、反日的重大絆腳石。

5。殺死吳俊升後，吳的勢力將隨吳的死亡而瓦解，吳帶到奉天的5萬黑龍江軍群龍無首，不會再對張學良入主奉天及東北造成威脅。黑龍江軍將由吳的老部下萬福麟掌握，而萬福麟大致在25年底前，已經投向了張學良。

在天津、山海關等車站的迎送活動，以及張作霖在山海關專程下車，向軍官團發表講話，這些情況，也非常有可能是周大文促成的。這麼做的目的是延緩列車的行程，使專列到達暗殺地點三孔橋時，不再是漆黑的夜晚，而是天半亮的清晨。皇姑屯暗殺發生時的5:23分或5:30分，正是暗殺的黃金時間。半亮的天色，足以分辨目標；而天未全亮，又便於暗殺者隱蔽，偽造現場，及得手後轉換身份或逃匿。

專列到達山海關的時間是6月3日下午4點，這時距皇姑屯謀殺發生還有13個半小時；山海關距奉天（瀋陽）約460公里，假設專列時速為50公里/小時，那麼，粗略估計，專列在山海關滯留了約3、4個小時。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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