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屁帘”——怀念我的好友（上） 屁帘是老北京的人们为穿开裆裤的小孩子挡风用的。那就是个拴在腰上挂在屁股后面的一块棉帘子。半个世纪前的北京可比现在冷多了，数九严冬要零下二十多度。那时候的半大小子们管自己糊的一种简易风筝也叫“屁帘”，就是那长方形，下面沾着两条纸尾巴的那种。为什么不甚清楚，反正春天的时候孩子们都自己糊个“屁帘”在外边放着玩儿。我今儿个说的屁帘却是我好友张继军的外号。真不雅，但大夥儿这么喊，他也答应，一点儿不恼。其实我俩在气质上两样，家庭状况也截然不同，可不知为何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后来我到美国就和他失去了联系。其实在我上大学后我们就没怎么联系过，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悔不已。 出国前几天曾几经辗转打听到他所在工厂的电话号码。人家说他病休好久了。我又要了他家里的电话号码，打过去正是他接的。我兴奋得很，“大屁帘子、大屁帘子，咱们有八、九年没见面啦”使劲地喊，想和他见见面，可他那边没什么反应，“……以后吧。”他说着就把电话挂了。真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怎么不想见我呀？纳闷一天，我又给他打电话。这回是他岳母接的，只是简单地说“继军身体不好，现在上医院看病去了”。我一愣神那边又把电话挂了。 出国前我很忙，心想以后探亲回来再联系吧。谁想这一晃就是十四年过去了。但和他在一起的往事总是记得那么清晰，那是有着很多欢乐的时刻啊，有时想着就乐起来。记得这家伙唱歌五音不全，可总爱嚎两嗓子，把些情歌唱成进行曲速度，还把歌词改得滑稽不堪。 这次回国探亲，过去一起在农场“上山下乡”的哥们儿在饭馆聚了聚。席间我问到“屁帘”，他们说“早死了，死了十多年了”。知情者说他因为长期酗酒，肝肾都坏了，最后死于尿毒症。我当时没什么反应，连饮两大杯二锅头白酒后（二锅头有５６度，估计我喝了有半斤以上）便醉倒。 夜里哥们儿用车把我送回了家，昏睡后醒了便悲从中来，泪不住地流淌。 １９６９年九月二十一日早上，北京市永定门火车站又驶出一列“上山下乡”的“知青”专列，是去黑龙江省嫩江县山河农场的。这回走的“知青”基本都是六九届初中毕业生，十六岁左右，也就是１９６６年小学毕业那拨人。这次走的“知青”比较特别，基本上是“出身有问题”，或者“平时表现不好”－－在学校里、街道上成天打架斗殴的那些人。北京市六九届初中生全都“上山下乡”，只要不是上述两种人，基本上去的是东北和内蒙“生产建设兵团”（也叫“军垦”）。我们这两种人属于“生产建设兵团”不要的，所以后来去了山河农场（也有些去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火车临开时，车厢里十六岁左右的孩子们都挤在窗口大放悲音，家长们也在车下抽泣。眼看车快开了，一个一身绿军装的小子才上车。他上来后不管三七二十一，硬是从挤满脑袋的窗口把头探出去，对着他的父母、兄弟姐妹嚎啕。 我从车窗的缝隙中看到他的亲属不是军服就是警服，知道这是位“革干”（革命干部）子弟。但他怎么也去山河农场呢？（后来知道他父亲那时有“历史问题”没搞清楚）。列车开动时他更是哭得死去活来，直到列车开出站好一会儿了，他才从窗口坐回到自己的位子上，正好在我身边。他中等身材，微胖，蚕豆眉，单眼皮的小眼睛，大嘴、阔鼻、宽脸，相貌不怎么样。这位满脸都是泪水、鼻涕，用袖子擦了擦，喘息了一下，把手伸给我报出他的姓名，“张继军。” 互报姓名后，跟着他把随身带的东西放到货架上，很多的糖果点心，还有一大网兜手纸，看来家里是很娇生惯养的。 列车走了三天两夜。一路上他总唉声叹气、愁眉苦脸，很是沉默，不断地抽烟，但到了农场本相就渐渐表现出来了，而且“屁帘”这个外号也传开了。这可不是一起去山河农场的人给他起的，而是原来就有。可他不是六九届，是“老初一”的（１９６６年初一，比我们六九届的大一岁），他班上就他一个来山河农场，我们都不认识他。所以我猜测这个外号是他自己说出来的。 “屁帘”是个性格外向，爱张扬的人，好打架，但又不是个心黑手辣的家伙，因此一对一的时候吃亏的总是他。这位爱张罗事儿，爱挑头，人也仗义。那时我们北京的常和东北青年打群架，他总是率先冲锋陷阵很是英勇，手里不是根棍子就是块砖头，长得又丑，诈诈唬唬的挺狰狞，像个瘟神，外强中干的样子。“屁帘”不修边幅，形像邋遢，可特别馋。有时候食堂卖老母猪肉，他一下子能吃好多。过后听说那老母猪是有猪绦虫病的，就领着一帮吃过老母猪肉的家伙们在门口抠嗓子眼儿吐，德性散大了。 这家伙最不爱干农活，特恨“上山下乡”，从来都是“出工不出力”的主儿，落在后面就痛苦地咒骂，恨恨的，丧气地倒在地上使劲抽烟，每天都得我来帮他干。和他的交情是否因为我常帮助他？不尽然，我帮助的人多了。其实是他主动和我交朋友的。我在农场可是“夹着尾巴做人”，每每幻想着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谋些精神出路。咱什么“出身”呀，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属于“臭老九”。父亲是“右派”，“文革”中又查出是“国民党特务”；母亲是“叛徒”。我那时可是名副其实的“狗崽子”，自认为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再说我个性本不是争强好胜之人，在农场属于容易被欺负的角色。“屁帘”那时是我的保护神，谁要是和我发生口角和矛盾，他就大嚷大叫地扑上来，像个恶霸。那时我俩好得像…像“同性恋”似的，合在一起吃饭，整天形影不离。 后来我去了大车班，他还在大田队。虽然不在一起干活了，下了工甭管多累我还经常到他那儿去打打闹闹一阵，抽上几根烟。 “屁帘”厌恶下地，他不断地央告干部，恐怕还送了些礼，终于熬上个水房烧热水的活。水房专门为青年烧热水；那时分场里有四、五百青年，用热水量很大，分场安排三、四个人干。我曾因为身体不好也干过一段值日生（就是专门留在宿舍打扫卫生，挑洗刷热水的青年，原来轮流干，后来变成专人，一般都是身体较弱者）。大清早或下午我来挑热水时，总见“屁帘”叉着腰，敞胸露怀，歪扣着帽子，恶狠狠地要别的宿舍来挑热水的值日生少挑点儿，形像很是不佳。见我来，蚕豆眉拧一拧，“你丫的……挑吧。”唉，青年下工回宿舍，谁不想好好擦洗一下。好，这位，为了自己少干点活，硬是不让值日生多挑热水。当时他在分场青年中口碑不怎么样，特别是女青年，成天诅咒他。 他总这样的行径免不了打架。一般来讲没人敢惹他，打也打不过，因为一打起来，他的哥们儿－－一帮子“小流氓”（当地干部语）就一起冲上来拳打脚踢。可有一次吃了亏，他和一哥们儿到总场玩儿去的时候，被一曾被他打过的北京小子见到。那家伙也不是等闲之辈，随后赶到总场，纠集那边他的哥们儿找到了闲逛的“屁帘”他们俩。结果谁都能料到，“屁帘”被打得满脸是血，趴在地上杀猪般的喊叫；另外一位被开了瓢（脑袋打破了）。复仇的小子知道他“偷袭”之后回到分场恐怕被“屁帘”报复。于是拉着这两“伤兵”下了顿馆子，点了好几个菜，大大地破费了一番。这位说，他这次“偷袭”实在是不得已，因为人总得有点自尊。上次“屁帘”领着那么一大帮人把他的脸都用刀子扎了，如果他不报仇就简直不是人了等等。现在“一报归一报”，他俩之间的恩怨应该结束了，所以请吃顿饭，“化干戈为玉帛”，“以后北京人（青年）一致对外，共同对付东北人（青年）”。 “屁帘”被这能说善辩的小子侃得晕晕呼呼，便“握手言欢”。但回到分场，哥们儿一见这两个“伤兵”鼻青脸肿，头上还缠着绷带，立刻不干了。本来“屁帘”应该力阻大夥儿，因为一个人要说话算话，但见人们义愤填膺的样子，碍着面子就变卦了。 当“屁帘”领着众人杀气腾腾来复仇时，那小子可真机灵。他立刻从地上捡起块半头砖嚷道：“是的，我做了对不起‘哥们’（指‘屁帘’等）的事。现在咱不用你们打，咱自己惩罚自己！”说着就用那砖头狠狠地平拍自己的天灵盖。你知道，那农场烧出来的砖头特酥，狠命一拍就碎。当时那半头砖就在“自我惩罚”的小子头上碎了，弄得他满头都是红砖粉末。跟着他又找块半头砖朝自己头上拍。 这苦肉计太成功了。其实他的头根本就没打破，最多起了大包而已。“屁帘”的哥们里有一特憨的主儿立刻上去夺下砖头，“太惨了，太惨了”地乱喊，“屁帘”也“我看不下去，我看不下去”地喃喃自语。看来他真不是个狠毒之人。 事后我数落他太“散德性，还真觉得‘盛情难却’”，“屁帘”绷着大扁脸不言语，听着听着就“啊－啊”喊，然后给自己好几个嘴巴。“哥们自我掌嘴行了吧？”宿舍里的人们看着没有不笑的。 那次分场北京、东北青年大殴斗时，“屁帘”被打得挺惨，后脑勺被打破了，后背衣服上都是淌下来的血，看起来很吓人。参加殴斗的东北青年是北京臭小子们的三倍，有一百多，黑压压地过来把北京青年挡在宿舍前的一条臭水沟边上。其实那会儿恐怕已经打不起来了，北京的小子们一个个都拿着大板斧和大扇刀，要打谁都得考虑下后果，所以两边打群架的人们只是互相叫骂。忽然，“屁帘”跳过臭水沟，对着喊得正凶的一个东北青年劈头就是一棍子！那棍子一下子断成三截儿。挨了棍子的那东北小子马上就倒了。当时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觉得一场血腥的械斗在所难免。没想到那边东北青年过来两人，只是死命夺“屁帘”手中剩的那小半截棍子。此刻他就势一送便松了手，那两位东北青年立刻重心不稳也摔个四脚朝天。跟着“屁帘”马上又跳了回来，然后“哈哈”一笑，“瞧你们丫那Ｘ性。” 这样一下有些北京青年都憋不住乐了起来，那边东北青年也很扫兴。事后“屁帘”悄悄告诉我，说那棍子是杨木的，很轻、很脆，所以打下去能一下子断成三截，但根本打不坏人。当时他属于“灵机一动”，要给东北的小子们来个下马威。嘿，他还真有点诡诈。 “上山下乡”两年多，“屁帘”探亲回家后便赖着不想回农场了。那时不止他一个人这么做。如今看来，他们潜意识里就觉得在农村没希望。这倒是比我高明。当然，像“屁帘”在北京也可以呆下去，不管怎么说也是个“革干”家庭。我就不一样了。所以只希望在农场“好好表现”，寻找个精神出路，因此我除了探亲回家都是在农场“积极要求进步”。这以后几年我只是回北京时和他见见面，当然我们还是像从前一样亲热，喝起酒来称兄道弟。“像咱们这么好的哥们儿哪找去？”他老这么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