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口百惠曾在七十年代的歌坛和影坛红极一时，光每年交纳的所得税就多达五亿日元，按今天的汇率约合四千万人民币。八十年代初，她结婚并退出艺术圈，成为纯粹的家庭主妇。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媒体依然对她保持了高度的关注。她怀孕生子自然也是轰动全日本的大新闻。其中最让大家震惊的是她在产院居然住进六人一间的普通病房。每天多花上一万日元就可以住上单间，要是肯两三万还有更舒适的高级套间病房。尽管如此，一个巨星却作出了与千万个普通家庭的孕妇相同的选择。这种选择一方面反映了山口百惠低调或平民化的生活观，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同病同医”的医疗理念。同病同医＝病情面前人人平等，是日本所有医院都遵循的一个原则。医院只根据患者的病情来决定使用何种医疗手段，丝毫不考虑病房档次和患者身份的差异。

    去年，我熟悉的一位华人青年其妻子即将生产，他在一家产院为妻子选择了单间，每天要多花一万多日元。这位青年在一家小企业工作，月薪不到三十万日元。当时我就想，何必这么摆谱啊？山口百惠那样的大明星都可以住普通病房，你一个低薪阶层为什么不行呢？“用得着住单间吗？”我问他。他回答说“多花点钱买个平安呗！”听了这话，我明白了。原来这位青年不仅仅是为了让妻子住得舒适和安静些，更是为了享受高档次的医疗服务。也就是说他把日本医院的高价病房误解成中国的高干病房，以为多花点钱，医院就会服务更尽心照顾更周到。

　 其实在日本医院里，普通病房和高级病房的区别仅仅在于房间本身的舒适程度上，与医疗服务毫无关系。在任何一家医院，对某个患者提供何种程度的治疗服务、投入多少医药资源完全是根据患者的病情来决定的。如果是相同的病情，无论何人住在何种病房，他所享受的医疗服务―医生的诊疗、药品和仪器使用、护理措施―完全是均等和均质的。比如，患者躺卧的病床属于医疗设备，所以一家医院内不论病房的档次如何，配备的病床完全相同。比如，东京大学附属医院的医疗水平在日本名列前茅，皇室成员和政府高级官员以及各界名流常来就医。这里设置了各种档次的高级病房。其中最高档的病房面积达155平米,由客厅、会议室和两套寝室组成，每晚费用为19万日元(1万6千人民币)。然而，这个病房内为患者准备的病床与该医院五人一间的普通病房里的病床完全一样：病床可以自动起降，附带吃饭用的移动小桌，床头配置叫护士用的传呼器。无论是内阁大臣还是一个农民，都只能睡在同一种病床上。如果病情相似，他们吃的药和得到的护理服务不会有什么差异。而且，高级病房和普通病房混设在同一个区域里，食堂、洗衣机、健身室等公共设施也是所有患者共同使用。山口百惠为什么选择普通病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明白即便住在高级病房，也得不到医生和护士的特殊照顾。反过来，即便住在普通病房,也不会受到院方的冷落。

东京大学附属医院里设置的日本最高档病房－面积155平米,每晚费用为19万日元(1万6千人民币)

东京大学附属医院里设置的双人间病房－面积24平米,每晚费用为2千7百日元(2百元人民币)。但病床与最高档病房相同。

我国的高干病房又如何呢?在网上随便查了一下“中山市中医院高干病房简介”，该院把高干病房设置在“综合科”,对其医疗服务做了如下表述:“综合科是我院高级医疗服务病区，……提供全方位高质量的医疗、保健、体检服务，是我院医疗、服务水平的集中体现。科室以我院各学科专家组为最坚强的技术后盾，……由综合科医护团队与相关专业专家一起为每一位入住患者量身制定最佳的个体化诊疗方案，并且指定专家特需服务……”“此外，为贵宾客户提供优质的一站式住院体检服务，让您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最好的医疗服务。”

很明显,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病情面前人分高低。高干病房不仅仅是高档次的房间，而且是享受优质优先医疗服务的区域。该院网页还宣称高干病房内设置有“高级自动多体位病床”。不难想像,这种病床是该院为普通百姓准备的病房里所不具备的。在医药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为少数人提供超出其病情需要的医疗服务肯定会影响到普通百姓患者可以享受的最基本的医疗服务。有权的有钱的可以小病大治无病也养，普通百姓却有病难治有医难求。如果我们把高干病房重新定义为医院里的高档次住宿服务，从其中把医疗服务分割开来的话，一定能节约出很多人力物力用于改善城市大医院看病难的问题。

当然, “同病同医” 的医疗理念需要制度和财政上的保障才能得以实现。日本实施全民医疗保险，整体的药品和治疗技术水平也比较高。这些条件我国目前还不具备，但公平合理地使用医药资源应该是医改追寻的目标。

同时，国人对高干病房式医疗的钟爱也该降降温了。有些病不用那么多好医好药就能治好，有些病求再好的医用再好的药也治不好。求医看病应该更加科学和理性。听北京来的朋友说，现在国内的高级产院一天要上万人民币，服务当然是无微不至，产妇甚至可以指定外国医生接产。问题是有那个必要吗？不就是生个孩子吗？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妨把山口百惠做个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