馋

　　我贪吃，一上饭馆就吵着去ｂｕｆｆｅｔ（自助餐）。那儿可以随便吃，我添了一盘又一盘，吃得又快又猛，狼吞虎咽，直到把肚子装得要炸，从嗓子眼儿到大肠头儿都被充份的利用。ｂｕｆｆｅｔ店的老板见到我这样的吃客就得运气。这样的结果就是体重向一百六十斤挺进，而我的身高只有一米六。这使我的腰围一米左右（不敢报告确切数字，不然太太要“开除”我），超过我的裤长。我女儿说我撑得走不动道时是“宇宙间的白矮星”，意思是我个子小、密度大。那ｂｕｆｆｅｔ饭馆就有可能是“黑洞”－－在我大吃之后“坍陷”！我什么都不太在乎。但有时晚上撑得睡不着是件麻烦事。

　　“人家都管那叫‘补肥（ｂｕｆｆｅｔ）’，你还吃！这么胖想得心脏病呀！”妻子简直要和我“白刃战”。

　　“人这么有口福不易…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嘛…我真的管不住自己。”我喃喃道。“活到现在总算有机会这样满足…其实我比那些肥胖得肚子都挂下来的美国人好多了，你就……”

　　我上幼儿园时正值中国“三年自然灾害”。人们都在节衣缩食，记得父母饿得都浮肿。一天我看见卖冰棍的就吵着要吃。哥哥买来冰棍，却发现准备买粮食的十斤粮票不见了（以后的年轻人是否还会记得那个充满票证的年代）！这在当时真是一场灾难。我遭到举家的谴责。“都是因为你馋！”至今想起这事还像恶梦一般。其实真正该受谴责的是“风流人物”毛泽东。他帝王意识的妄想狂膨胀起来，逼着中国老老实实的老百姓“大跃进”。“共产主义”没提前到来，人民饿死了千千万万。

　　那时幼儿园的饭桌上几乎见不到荤。和我同一幼儿园的妹妹曾告诉我，一次吃中午饭时，身边的一个小夥伴顺手把自己饭碗里的一个什么东西扔到她的碗里。这是经常事。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常把自己碗里不好吃的东西夹到别人碗里。扔到我妹妹碗里的那个东西是赭色的，半寸见方，和胡萝卜很像。它已经在好几个小朋友的碗里传来传去。我妹妹老实，不敢把这古怪的东西再夹到别人的碗中，只好把它吃掉。她闭着眼、皱着眉，把那怪东西放到嘴中一嚼，惊喜道：“是一块肉呀！”我听到这个故事颇“痛心疾首”，“为什么我从来也赶不上这好时候？”看看，孩子们那时候连碗里的肉都不认识！

　　幼儿园“毕业”那天聚餐。我病态得惶惶然，生怕错过了这顿好吃的。我和别的小朋友一直趴在饭厅外边的窗户往里张望。饭桌上慢慢摆上来的饭菜可真诱人，其实每人那份不过是一个煎鸡蛋，一些蔬菜炒肉，一大块土豆泥。聚餐时间到，大家鱼贯而入，就座后便兴高采烈地大吃。我的兴奋用文字无法表达。但不一会儿，麻烦就来了，聚餐前只顾盼吃，竟没有提前去厕所腾肚子。比平时多得多的那份“美味佳肴”都被我填进肚子后，肠胃间的拥挤情况就可想而知了，回家的半路上便发生了令我惭愧的结局，拉了裤子！这让我蒙羞，幼儿园“毕业”时竟拉了裤子。我因此被冠以贪吃的名声。现在想起还觉得冤。

　　刚上小学时曾挨了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一顿揍，这又是因为我的馋。我在厨房里发现一个铁盒子里有黄豆，于是就背着大人拿出来炒着吃。这还不算，第二天早上还把炒好的黄豆带到课堂上分给了小哥们儿。老师在黑板上写字，忽听到下面一片“嘎嘣嘎嘣”，回头一看，半班的小男孩嘴里都在蠕动。马上一通搜查，我的小半书包黄豆被没收交给了我的父亲。在那个食品匮乏的年头干这种傻事是该被惩罚。记得我缩在角落里抱着头，父亲用烧火的火筷子发疯地抡过来，妈妈在中间使劲拦着，结果胳膊都被火筷子打肿。

　　终于，国家经济逐步好转，城里的人们得以勉强温饱。一天我在柜厨里发现一个装着“药片”的小瓶子，那“药片”尝一下竟是甜的！但吃多了很苦。我把“药片”放到水里，水就变甜。我并不知道那是最初的糖精，以为找到了最棒的糖。放了糖精的水我喝了一杯又一杯，直到肚子里“咣咣”乱响。我兴奋得忘乎所以，往暖壶里也悄悄地放了“药片”。姥姥中午做玉米面窝头时用了暖壶里的水，结果蒸出来的窝头是甜的。她吃了一口刚蒸出来的窝头，眼睛一亮，“这回的棒子（玉米）面是甜的！走！到粮食店买去！”看，粮食够吃了就想来点好的。“得陇望蜀”吧？瞎比喻。

　　那你该告诉她那是放了“药片”呀。不敢。结果我和姥姥跑到粮店买了三十斤“甜”玉米面。把三十斤粮食扛回来很累了，姥姥从暖壶里倒了杯水喝。她先是一愣，马上怒问：“咦，怎么暖壶的水也是甜的？”我只能坦白都是因为自己馋。

　　“上山下乡”时，青年食堂的伙食吃得我们满脸菜色。馋逼得我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择手段地弄吃的。毛泽东说“穷则思变”真有道理。记得我总是充当大师傅的角色。我从小贪吃，所以爱做饭，这使得我比哥们儿会做。无论是偷来的鸡鸭鹅，甚至猪羊牛，还是自己钓来的鱼，炖在脸盆里的香味都那么醉人。有时我也炒整盆的土豆丝或白菜片什么的。做饭就有优先吃的权利，美其名曰“尝尝咸淡”。那一下就要“尝”够，用极快的速度吃饱。这就是为什么我会练就吃饭速度极快的本事。等把做好的东西端给哥们儿们吃，看着他们像猪拱槽子似地抢时，我便打着饱嗝欣赏。其实那些肉和菜也就是仅仅做熟而已，连佐料都没有。那时最过瘾的是吃面条，食堂四两一碗的面条一吃就是好几碗。号称将来找个媳妇能给擀面条就行。以至我今天对面条都那么有感情。

　　时过境迁，搞经济改革的邓小平确实让老百姓饭桌上有了更多的吃喝。结婚时请当年一起在农村的哥们儿来家吃饭，我给他们做的是红烧大肥肉块儿，牛肉炖大萝卜。哥儿几个在饭桌上面面相觑没动几筷子。我心里纳闷，在过去都是上等好菜，怎么今天都没了馋劲儿？中间一位忍不住道：“我说，到什么山唱什么歌。你怎么还当在农村哪？我们现在怎么吃得下？”惭愧，这桌菜我也没动几口。那一晚上我们畅叙良久，不过哥儿几个都拒绝我给他们下面条。更有甚者，我妻子也不会擀面条。

　　在中国时我几乎没下过馆子。这也没什么可惭愧的，咱普通小百姓靠工资过日子怎么敢去？那时坐机关，最愿意到哪儿去开极其无聊的会。开会一般都包个饭店，到时候就能大吃特吃。那些饭菜当然是饭馆水平。一个庸庸碌碌的“机关炮（泡）”一年到头只开有数的几次会，那年头我是多么盼着开会。您应该笑话我的平庸，我不否认当年的奢望就是能到“会议上”好好吃几顿。不仅仅是我，一起开会的“机关炮”们都这么期盼。一次其中一位竟吃出了急性胆囊炎，被拉到医院割了胆囊。我对之深感同情，并非怕他没了胆就受不了惊吓（当然这是无稽之谈），而是觉得他以后再不能在会上大吃。咳，没胆能更好的当“机关炮”，如同当年皇宫里的太监。我这又是风马牛不相及。要是邓小平狠着心也搞政治改革，我这个“机关炮”或许会感到自己的浑浑噩噩，那位不幸得胆囊炎的仁兄应该还会有胆。不过做为共产党执政者的邓小平不可能这么干，不然字典中就不会有“局限性”这个词。

　　到美国头些年东跑西颠，混得不怎么样。究其原因是自己头脑的“僵化”，太“中国人”。别看在中国就是一介草民，灵魂深处总有封建士大夫残余；如，总是无缘由地谦让，自认超凡地鄙视金钱，自身权利受到侵害还认为该宽宏大量等等。直到这二年才开窍，渐渐明了在商品社会的美国该如何生存。当然，日子过得好了一些便想着怎么解馋。美国是个物质极大丰富的国度，平日家中饭桌上并不缺肉，那就上餐馆“补课”。这一吃便一发而不可收，其趋势就是腰赛水缸，躺着肚子将比头高。孰不知这也是中国文化－－过于注重吃。

　　中华文化、民族精神应该弘扬，但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噢，行行好，别把中国的吃文化极端地列为糟粕，我以后少吃一点还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