姨父 姨父是“清朝人”。是啊，他是1908年出生的，那會兒是清朝末代皇帝宣統年間。其實我是說他老人家是特傳統的一個人，里里外外透着儒者的氣息。他是搞音樂理論的，抗戰勝利後曾去台灣工作。國民黨被打得逃到了台灣，他們夫婦卻冒着生命危險坐船回了大陸；後來當音樂學院院長。我很尊敬他，但不喜歡這位謙謙君子，因為他總對我否定很多。他說我“沒禮貌”；其實就是在飯桌上和客人搭腔。記得那是1980年代的事情，大家飯桌上吃飯討論起當時的政治，我聽着聽着就發表了自己的見解。得，姨父－－當時他是主人－－事後到我父親那兒告狀，說我一個晚輩不管不顧地高談闊論，不知天高地厚，讓他在場的這個長輩很難堪。嘖嘖，我當時可是快三十歲的人。他還認為我“粗魯”。其實就是我喝酒的樣子把他嚇着了。席間大家斟了酒也就是舉杯客套一下，抿一抿；我這兒，一口乾，然後竟自顧自地拿起酒杯再次倒滿。此後，接二連三地一杯杯地喝茅台。好酒呀，有機會還不多灌點兒？老先生說到這兒“像什麼樣子，像什麼樣子”地猛烈搖頭，像得了“搖頭瘟”。哎喲，您讓我這個農村生活多年的老“知青”裝什麼斯文呀？ 老先生身體一直不是太好，總是為睡眠問題發愁。他一直有着胃病，飯吃得又少又慢。一小碗米粥兌上些牛奶，喝到最後還得再熱熱；一塊大馬哈魚能吃好幾天。我，那時一頓半鍋紅燒肉。早晚他和我大姨都要去散步的。老倆口相互攙扶着慢慢在院子裡走。姨父的頭髮都白了，整整齊齊地梳得一絲不亂。肚子滾圓，更顯得有風度（腰圍絕對超過褲長很多）。有天晚上散步回來在燈光昏暗的樓道里一下子撞到了拐角的自行車，姨父頓時摔倒在自行車上，並掙扎不起。我大姨也拉不動他，急忙回屋叫我。“一大攤，一大攤！他摔倒了就癱在那裡！”我一激靈，衝下樓特麻利地把老先生揪起來，一轉身，抓住他的雙手一哈腰，就把他背起來，幾步就上樓進了門。還好，姨父沒摔着。但他覺得自己的形象太狼狽，當時臉都紅了，喃喃道“你的動作也太猛”。咳，這個老夫子。 是啊，他總是慢條斯理的樣子，我這“老農民”的勁頭他受不了。想起“文革”剛開始的時候，我姨父理所當然地成了“反動學術權威”（“走資派”是書記。我姨父是無黨派人士）。不過他在學院裡人緣不錯，所以沒怎麼受折磨。他後來說毛澤東的“老三篇”他都能背下來。記憶力真不錯呀！但是他怕管理“牛鬼蛇神”的“紅衛兵”抽查背“老三篇”。怎麼回事呢？這種情況一般都在午飯前。一“紅衛兵”嚷“‘為人民服務’ 的第三自然段，立即背”。當時老先生整個一個傻。要是從頭到尾背應該沒問題。可是一說第幾自然段。當時就暈；只好心裡默默地從頭背起。那“紅衛兵”一嚷嚷“你倒是背呀”。我姨父被這麼一打岔，又忘了背到哪段了。結果呢？不背出了中午就不許吃飯。老先生只好求“紅衛兵”，說“請你等一等，等一等”。終於，從頭開始默默地背到了第三段。姨父朗聲道：“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麼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只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他這兒正背，“紅衛兵”不耐煩了，“行了，吃飯去吧。”天呀。要是背“愚公移山”，人家讓背最後倒數第二自然段；那還真得默默地背上一段時間呢。姨父回憶起那時光，總是說“好緊張呀，一輩子也沒這麼緊張過”。 其實他這話沒說對。音樂學院“複課鬧革命”啦，“工農兵學員”進來啦，他走上講台講課了。講的什麼呢？革命現代舞劇《紅色娘子軍》的樂理。這怎麼講？叫你講，就得講，不會講也得講。院革委會領導找姨父鄭重地說：“這不單單是講課，也是政治任務。”嚇人吧？我姨父是搞音樂理論的，可那會兒怎能照本宣科？他戰戰兢兢地準備了一個星期。那天早上一上講台，那腦子就有點兒亂。台下的學生有娃娃臉的“工農兵學員”，也有他最早的學生－－“文革”時也已經是教授。他一緊張，一開口就把“南霸天”說成“南天霸”，而且是到了課結束時仍是“南天霸”。等他晃晃悠悠回到辦公室，這才想起他“創造”出了個“南天霸”，當時血壓都高啦。 回到家他和我大姨講“當‘牛鬼蛇神’也有好處，起碼沒這麼擔驚受怕”。想一想，我姨父“文革”之初時是快六十歲的人。當時“紅衛兵”先讓他掃廁所。後來覺得應該照顧一下老院長的身體，就讓他上廚房幫廚。沒想到第一天幫廚他就出了問題。大師傅那天中午熬棒子麵粥，大鍋的水開了後，把調好的棒子麵糊糊倒了進去，順便個我姨父一把大勺子，讓他不斷地攪和。我姨父有生以來第一次幹這差事。他只是用大勺子在大鍋里的水面上攪。沒一會兒，沉在鍋底的棒子麵受熱後就不斷地冒泡，大鍋的水面上翻騰起來，水底翻上來的泡泡在水面上崩開，燙得我姨父連連後退，不知如何是好。等大師傅聞到焦味兒，趕來搶救棒子麵粥已為時過晚，整個一鍋粥都熬糊啦。那天中午，姨父主動站在食堂買飯口，看到有人買棒子麵粥就道“對不起”。大家都打哈哈說“糊了的粥好消化”。 就此，食堂拒絕老院長來幫廚。我姨父後來被發配到圖書館整理書目。姨父說，他在圖書館裡除了整理書目就是看書。冬天的時候，打開窗子曬着太陽，書一看，哈，什麼都忘了。真沒想到後來讓他登台講“南天霸”。 “文革”結束後姨父不再當院長了。他總算有時間整理自己的論著。他需要上北京圖書館查找資料。怎麼去呢？擠公共汽車。其實他完全可以向有關部門提出要求，派專車接送。當時他都是七十多歲的人了。然而他不肯，認為整理論著是個人的私事，得自己想辦法。那會兒北京可沒有滿街都是出租車。這下老夫子遇到了困難。他根本擠不上公共汽車。得，我來“保駕護航”。我領着姨父來到車站。公共汽車一來，他看見人們往上擁，就連忙往下退，說“等下一輛吧”。我則不管三七二十一，拉着姨父的手搶上前去；在側面狠命地一推，一夥正在搶上的人們頓時都偏向一邊。我趁此機會，把姨父推到前邊，讓他上了車。那天車子確實很擠。到了北京圖書館下了車，姨父連說“你太魯莽”。他手裡還拿着本捲起來的雜誌；我定睛一看頓時大笑。原來他在車上“左突右闖”時，竟然把不知道什麼人上衣口袋裡的鋼筆給颳走了。我一看，嘿，還是挺好的金星鋼筆呢。姨父一見就“這怎麼好，這怎麼好”地尷尬。 姨父真是高壽。我大姨後來重病臥床十多年；姨父卻一直安然無恙。他在書房裡做學問；時間長了，就來到我大姨病榻前默默地坐一段時間。大姨走了以後，他把我小表姐，也就是 他的小女兒叫來幫他整理文稿。2009年夏天，他忽然說有點吃不下飯；到醫院一查是胰腺癌。兩個星期後就平靜地走了；享年一百零一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