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以前一直是以“天朝上國”自居的，瞧不上周圍的蠻夷小國。後來很多國人走向另一個極端，陷於“自卑、自賤、自恨”而不能自拔，凡事仰視西方。不管怎麼樣，西方在中國人眼裡已經成為一個龐然巨物，成為自己做一切事情的參照系。俺自然也是沒事就盯着“西方”看，想弄明白這“西方”到底和中國有何不同。看了半天之後俺看出了一個很大的不同：西方人是崇尚“自由”的，而中國人是崇尚“和諧”的。所以西方人才能寫出“若為自由故，二者（生命和愛情）皆可拋”的詩句，並且西方所實行的“憲政”的要旨就是通過限制政府權力來保障“個人的自由”，這也成為“憲政”的終極目標。中國也不乏嚮往自由的人，但一般不用“自由”這個詞，而是用“逍遙”或“自在”來表達對生命自由境界的追求。但中國人意識的主流是關注社會和現實世界的，以儒家思想為代表。官方提出建設“和諧社會”可以看作是對中國傳統主流“意識形態”的回歸。中國傳統的意識形態極為看重“大一統”，這也是人心所向。所以在兩千多年的時間裡中國基本維持為一個“大一統”的國家，搞分裂和“獨立”的小朝廷總是被致力 於統一的政治勢力所戰勝。因為真正的和平及“和諧 ”的社會秩序只有在一個“統一”的國家裡才能實現，前提是這個“統一”國家的政府是代表全民利益的，是能夠平抑豪強，扶助“弱勢群體”的。中國歷史的悲劇就是“官府”經常被豪強所挾持或本身就成為搜刮民脂民膏的豪強，以至於民不聊生，王朝傾覆。這樣的悲劇在西方也不斷重演，所以西方人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政府的本質是“惡”的，因為人性是“惡”的（源於聖經），所以絕對的權力必然導致絕對的腐敗。但為了維持社會秩序和社會公共生活的需要，政府的存在又成了“必要的惡”。但公眾對政府的基本態度是不信任的，這種對政府不信任的態度是西方實行“憲政”的基礎，也就是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俺們政府也這麼說了，呵呵）。實行“憲政”，高揚個人自由，也產生了一個“負面”的結果（起碼俺是這麼認為的），那就是西方社會出現了“自解構”趨勢。“自解構”是俺發明的一個詞，是“大一統”的反義詞。既然個人的自由和人與人之間的平等成為絕對的和“普世 ”的價值，社會也就沒有了一個“個人”之外的絕對權威和價值判斷標準，也就逐漸找不到一個能把不同的人維繫在一起組成一個家庭、社會、直至國家的絕對理由。相對理由總是能找到的，只要雙方“喜歡”“願意”就可以了，所以“同性婚姻”可以合法化；不喜歡了，不願意了，那就分開，跟着感覺走就可以了。這樣一來，好象每個人都可以很快樂，很獨立，很自由。但反過來，家庭日趨不穩定，“剩女”日趨增多（找不到“合適”和“順眼”的），“發達”國家人口出生率日趨下降（生養孩子是件很累很不爽的事情），人情日漸淡漠（大家互相尊重“隱私”，保持距離），國家也有解體的趨勢或已經解體（比如，“大英帝國”變成“小不列顛 ”，“小不列顛 ”裡頭還有人一直在鬧騰搞獨立。南斯拉夫就更不用說了。），社會有“失序”的極大可能（國家財政紛紛破產，寅吃卯糧難以為繼）。如果社會的“解構”能換來個人的“快樂”也就罷了，可是得“抑鬱”症 的人有越來越多的趨勢，這在個人享有高度“自由”的發達國家裡尤其明顯。很多人喜歡問“中國往何處去？”俺覺着同樣的問題也可以反過來問“西方”：“老師哎，您究竟要往何處去？可別把俺給帶到坑裡去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