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談談中國政治制度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引起了一些網友的質疑。大家熱議的一個焦點是:“中國為什麼非要實行“中央集權制”?自從秦始皇統一中國以來,雖經多次的改朝換代,中國的政治制度可以說是換湯不換藥,基本保持“中央集權制大一統政體”的框架。改革開放搞了三十多年了,也不過是經濟放開,政治上仍然集權,也就是搞“國家資本主義”。不管是社會主義,還是“國家資本主義”,總之在一黨專政的集權體制下,中國經濟獲得了高速發展。並且中國政府因此有了“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也可以說中國政府已經摒棄了“韜光養晦”,開始要挑頭打旗了。這面旗子從表面上看就是“一黨專政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其實質在俺看來就是實行“中央集權大一統政體和集體主義”,與之形成對照的就是在西方發展成形的“民主自由政體和個人主義”。要擱以前哪種體制更先進更優越是不用辯的,因為早有偉人說過“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可是歷史行進到今天讓人們對所謂的“世界潮流”開始產生懷疑,因為“世界潮流”的發源地—西方,已經陷入各式各樣的危機之中,並且看不到走出危機的希望。因為西方面對的危機是“英雄遲暮”式的危機,是社會這個生命體因衰老出現的症狀,接着要來的可能是社會這個“生命體”的“死亡”(以社會秩序的瓦解為特徵)。相反,“體制落後”的中國卻能保持快速發展。雖然也面對很多危機,卻多是發展中的危機,象一個處在“青春期”的青年所出現的“成長的煩惱”。從社會這個“生命體”的生命周期的角度,中國剛“死”過一回(中國19-20世紀的崩潰和苦難),現在是“復活”後的中國處在其新的生命周期的“青春期”階段,活力無限並且前程遠大。西方則開始進入其“生命周期”的老年階段,其社會管理和運行機制已運轉幾百年,逐漸喪失自我修復和更新的能力,出現不可逆的衰老、僵化、和結構渙散(自解構)趨勢。不過這不是本文要探討的重點。本文要探討的題目是:為什麼“中央集權制大一統政體”在中國有這麼頑強的生命力?讓中國頑強堅守了兩千多年,並且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仍然要“孤獨”地面對已經“普世”的世界喊出“三個自信”?真理到底是掌握在多數人(“普世”國家)手上還是少數人(“中央集權”的中國)手上?這看似是俺“閒人”一個閒思,卻實際上關乎世界及人類的前途,也就是應該用什麼樣的道路和模式解決人類面臨困境的問題。這正是中國目前用自己的發展在全力探索的一個問題。對這個問題俺已經持定了一個立場:那就是“中央集權制和集體主義(或叫整體主義)”對於促進人類整體的福祉和可持續的發展而言,相對於目前流行的“民主自由和個人主義”有更大的“科學性”和“合理性”。中國的使命不只是要堅守“中央集權和大一統政體”,而是要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對其進行優化,並且用自己的發展和復興證明其先進性和合理性,從而能夠在全世界推廣“中國模式”,推動人類文明進入以“和諧共存和可持續發展”為特徵的新紀元。下面俺要試着從“理論”角度來論證俺的立場。
這個理論就是俺自創的“生命共同體”理論。這個理論把人類社會看成是一個“生命共同體”。目前人類社會是一個很不“健康”的“生命共同體”。社會發展的目標是將人類社會建成一個“健康”的“可持續生存和發展”的“生命共同體”,也就是俺心目中的“理想社會”。“理想社會”是一個效法“天道”的社會,並不是各人自行其是,以“自由”為最大價值觀,以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為生活目標的社會。效法“天道”就是效法孕育人類的自然“母親”,效法“天道”的最高和最集中體現物----
“生命體”來為人類社會確立結構框架和運行模式,並不斷優化,使人類社會成為越來越貼近天道,越來越體現天道的一個“生命體”。這其實也就是俺所理解的“人”這種生命存在的意義:從被“創造”的生命到成為“生命”的創造者。不是生兒育女(這也是任何其他“低等”生命的本能),而是通過對“天道”的理解和認識(“科學”是人類對“天道”的部分認識)來將人類社會建成一個符合“天道”的巨型生命系統。
現在回到本題:為什麼說“中央集權制和整體主義”對於促進人類整體的福祉和可持續的發展而言,相對於目前流行的“民主自由和個人主義”有更大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因為顯而易見,對於一個“生命體”而言,他的控制和決策系統(“中樞神經系統”)是統一的、高效率的“中央集權政體”,而不是多個“利益團體”互相牽制、扯皮,效率低下的“民主政體”。“生命體”內的各個部分是緊緊圍繞生命體的“整體和長遠利益”形成密切配合、分工協作的關係,而不是以自我為中心,追求自由和自身最大利益(癌細胞除外)。所以“中央集權制和整體主義”更符合“天道”,也就是有更大的科學性”和“合理性”。證明完畢。
話雖這麼說,傳統的“中央集權制”也是有很大問題的,要不然為什麼“太平盛世”總是那麼短暫,朝代更迭總是不斷發生呢?大方向要肯定,但“版本”一定要升級,制度細節上則要不斷地、持續地優化。西方政治文明的精華部分也要大力吸收。俺再逐漸展開細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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