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谈谈中国政治制度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引起了一些网友的质疑。大家热议的一个焦点是:“中国为什么非要实行“中央集权制”?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虽经多次的改朝换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可以说是换汤不换药,基本保持“中央集权制大一统政体”的框架。改革开放搞了三十多年了,也不过是经济放开,政治上仍然集权,也就是搞“国家资本主义”。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国家资本主义”,总之在一党专政的集权体制下,中国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并且中国政府因此有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也可以说中国政府已经摒弃了“韬光养晦”,开始要挑头打旗了。这面旗子从表面上看就是“一党专政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质在俺看来就是实行“中央集权大一统政体和集体主义”,与之形成对照的就是在西方发展成形的“民主自由政体和个人主义”。要搁以前哪种体制更先进更优越是不用辩的,因为早有伟人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可是历史行进到今天让人们对所谓的“世界潮流”开始产生怀疑,因为“世界潮流”的发源地—西方,已经陷入各式各样的危机之中,并且看不到走出危机的希望。因为西方面对的危机是“英雄迟暮”式的危机,是社会这个生命体因衰老出现的症状,接着要来的可能是社会这个“生命体”的“死亡”(以社会秩序的瓦解为特征)。相反,“体制落后”的中国却能保持快速发展。虽然也面对很多危机,却多是发展中的危机,象一个处在“青春期”的青年所出现的“成长的烦恼”。从社会这个“生命体”的生命周期的角度,中国刚“死”过一回(中国19-20世纪的崩溃和苦难),现在是“复活”后的中国处在其新的生命周期的“青春期”阶段,活力无限并且前程远大。西方则开始进入其“生命周期”的老年阶段,其社会管理和运行机制已运转几百年,逐渐丧失自我修复和更新的能力,出现不可逆的衰老、僵化、和结构涣散(自解构)趋势。不过这不是本文要探讨的重点。本文要探讨的题目是:为什么“中央集权制大一统政体”在中国有这么顽强的生命力?让中国顽强坚守了两千多年,并且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然要“孤独”地面对已经“普世”的世界喊出“三个自信”?真理到底是掌握在多数人(“普世”国家)手上还是少数人(“中央集权”的中国)手上?这看似是俺“闲人”一个闲思,却实际上关乎世界及人类的前途,也就是应该用什么样的道路和模式解决人类面临困境的问题。这正是中国目前用自己的发展在全力探索的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俺已经持定了一个立场:那就是“中央集权制和集体主义(或叫整体主义)”对于促进人类整体的福祉和可持续的发展而言,相对于目前流行的“民主自由和个人主义”有更大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中国的使命不只是要坚守“中央集权和大一统政体”,而是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其进行优化,并且用自己的发展和复兴证明其先进性和合理性,从而能够在全世界推广“中国模式”,推动人类文明进入以“和谐共存和可持续发展”为特征的新纪元。下面俺要试着从“理论”角度来论证俺的立场。
这个理论就是俺自创的“生命共同体”理论。这个理论把人类社会看成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目前人类社会是一个很不“健康”的“生命共同体”。社会发展的目标是将人类社会建成一个“健康”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生命共同体”,也就是俺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理想社会”是一个效法“天道”的社会,并不是各人自行其是,以“自由”为最大价值观,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生活目标的社会。效法“天道”就是效法孕育人类的自然“母亲”,效法“天道”的最高和最集中体现物----
“生命体”来为人类社会确立结构框架和运行模式,并不断优化,使人类社会成为越来越贴近天道,越来越体现天道的一个“生命体”。这其实也就是俺所理解的“人”这种生命存在的意义:从被“创造”的生命到成为“生命”的创造者。不是生儿育女(这也是任何其他“低等”生命的本能),而是通过对“天道”的理解和认识(“科学”是人类对“天道”的部分认识)来将人类社会建成一个符合“天道”的巨型生命系统。
现在回到本题:为什么说“中央集权制和整体主义”对于促进人类整体的福祉和可持续的发展而言,相对于目前流行的“民主自由和个人主义”有更大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因为显而易见,对于一个“生命体”而言,他的控制和决策系统(“中枢神经系统”)是统一的、高效率的“中央集权政体”,而不是多个“利益团体”互相牵制、扯皮,效率低下的“民主政体”。“生命体”内的各个部分是紧紧围绕生命体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形成密切配合、分工协作的关系,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追求自由和自身最大利益(癌细胞除外)。所以“中央集权制和整体主义”更符合“天道”,也就是有更大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证明完毕。
话虽这么说,传统的“中央集权制”也是有很大问题的,要不然为什么“太平盛世”总是那么短暂,朝代更迭总是不断发生呢?大方向要肯定,但“版本”一定要升级,制度细节上则要不断地、持续地优化。西方政治文明的精华部分也要大力吸收。俺再逐渐展开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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