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个重“道”的民族，把制度和器物看成较低层次的东西。古圣先贤们大多认为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关键在于对人民施行道德教化。但几千年实践的结果是，无可避免的社会治乱循环和周期性的社会秩序的崩溃。每次新的王朝开始，都会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做新的“顶层”制度设计，却总是逃脱不了旧王朝的命运，犹如电脑程序陷入了死循环。当我们今天又开始谈“顶层制度设计”的时候，我们能比前人高明在什么地方呢？

最大的一个不同是我们多了一个以“以西方为鉴”，而古人只能“以史为鉴”。可以说中国近代以来的所有制度创新的实践和尝试都是以西方（广义）为鉴的结果。有人甚至认为西方社会已臻完善，历史可以“终结”于此。现实是西方社会摆脱不了他们自己的周期率，各样的政经危机仍在持续发展之中。反倒是作为学生的中国，呈现出勃勃生机和强烈上升的势头。

这样看来中国的顶层制度设计就不能简单地山寨西方，而必须要有突破性的制度创新。希望到底在何处呢？

希望在科技，这是我们和古人最大的不同。古今中外的先贤们没有看到也想象不到今天的科技水平，想象不到全人类会因为科技的进步会如此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想象不到人类会掌握如此巨大的工业和科技能力，带来社会巨变的同时也将人类置于空前的危险之中。科技以超越人类想象力的速度加速改变着人类社会的形态。我们已经没有选择：科技是一匹烈马，要么不可控地被它拖行；要么以智慧和勇敢骑上这匹烈马，驯服它，让它不但服务于我们今天的需要，也要保障人类社会长久的福祉。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的民族，科技时代将是中国人大显身手的时代。中华新文明将诞生于中华之道与现代科技的有机结合，和对工业和科技之力的驾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