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学老师

    我的中学时代？那仅仅是1968年初到1969年夏末的这一年半时间。1969年刚开年，“复课闹革命”开始了。我们这些“文革”开始时“停课闹革命”的小学五、六年级小学生“就近入学”成为“中学生”。我们“文革”开始是小学六年级的算是上了“初二”，这个新生的年级被命名为“三连”。比我们低一届的小学生入学成为“初一”，所在年级算是“四连”。

    我们家门口就有一所中学，上学也就五分钟路。那时中学里那个乱，新入校的两个“新生连”的男孩子们成天相互斗殴。我是非常凶悍者之一。其实我的“出身”已经“黑”透了。母亲是“叛徒”，父亲是“特嫌”和“右派”。“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我因这“黑锅”在街道上时常被打得头破血流。后来一帮胡同里的“顽主”救了我，我因此也成为成天在大街上寻衅的小痞子。我在中学里不常打架，但动起手来极其残忍，往死了打对方。在校园里我出名的“手黑”。而且我总是在打群架的时候大打出手，那当然是“为哥们儿两肋插刀”的意思。那时我真觉得活与死是无所谓的。

    因为自恃是一帮“顽主”中的一分子，在班上我想骂谁就骂谁，班上的好几个男生只因发生点口角，我上去就拳打脚踢，甚至拿起随手能拿到的东西就狠命地打。记得我有一次抡着铁椅子追打一男生。在班上的同学看起来，我是个“怪物”。当时上课都是两人同桌，可我是单独一人，谁也不愿意和我同桌。

    对上课的老师，我竭尽可能嘲弄之。我是不常去上课的。我猜测在我们班上课的老师如果看到课堂上没有我在，都会长长的舒口气。在他们眼里我实在太坏了。

    对于中学老师来说，我印象最深的居然是年级“革委会”主任曹XX。他并没有教课，“革委会主任”嘛。这小个子男人每次开大会或政治活动都很抢眼，带头喊口号，作批判发言，活跃得很。他个子小不说，长得和邓小平有些相似。背地里学生们都叫他“曹邓”。可有一天他在大会上带头高呼口号的时候，竟然把“打倒刘少奇”喊成“打倒毛主席”。显然这是口误。然而在当时来说，这种口误也是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记得他面对台下的议论纷纷，忽然转身面对毛泽东的画像深深地三鞠躬，然后郑重其事地说：“毛主席呀，毛主席，我向您老人家请罪……”云云。不过他这种机智的自救没能使他免灾。他被迅速撤掉年级“革委会主任”，同学校的“牛鬼蛇神”为伍去了。我看见他和另一“牛鬼蛇神”用大筐抬煤，非常地卖力。我在自己编的故事中有他的原型。

    另一个老师也没教过我们班。他“文革”前师范学院毕业，从外地分配到我们学校教书。因为他没有结婚，所以就住在学校的一间单身宿舍里。“新生连”入校后，不知为什么他所教的班上男孩儿们总拿他寻开心；如把人整体骨骼的架子塞到他的被窝里，冬天的时候把他取暖的炉子烟囱堵住等等。孩子们还根据他名字的谐音把他称作“神经病”。他呢？总是默默的忍耐。记得有一天晚上因“毛主席发表最高最新指示”，大家都连夜进行庆祝游行。在校园里编队的时候，我看见这瘦瘦高高的老师过来，就嬉皮笑脸地站在他面前喊了声“神经病”。没想到这次他一反常态，突然咆哮地扑过过来，把我一下子压在身子下面就狠命地掐我的脖子。我当时都蒙啦。幸亏周围的人一拥而上把他拉开。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惊慌失措，爬起来带着一身的土拔腿就跑。嘿嘿，这真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那位老师这么一干，事后再也没人敢叫他“神经病”了。

    可另一位“文革”前大学毕业来教书的老师却没像前者。也难怪，她当时是为二十多岁的女青年。她是教我们班语文课的老师，并任班主任。因为她说话带四川口音，人长得眼睛大大的。我们给她起外号叫“辣马丽”；其实她性格挺柔软。

    她要是来上课，如果我没逃学仍在教室里坐着，就没完没了地学她的四川口音。那拿腔拿调的学舌总是引起全班的哄堂大笑。忽然有一天，大家又一次听到我学舌而狂笑的时候，“辣马丽”不说话了。她瞪着我，大眼睛里充满了怨气。跟着，她走到我边上，一屁股坐在我边上，“你为什么总学我说话？你不能这样对待我。”她说。我当时也学着她的口音说：“我就是要学你说话，请你铁拳教育我。”班上又爆笑。这时，她忽然哭了起来，两个大眼睛里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刹那间，全部的同学们都傻了，我也傻了。再后，她站起来哭着走出了教室；哭声很响，在楼道里有着回音。我愣了半晌，也叹口气走出教室，逃学而去。其实我的母亲就是高中语文老师，当时正在“牛棚”里“改造”。我可真没心没肺。

    “辣马丽”从此不来我所在的班上课了，以后我好像也没在校园里见到她的身影。是不是调动工作了？现在她想起我，是否能给予原谅？不管怎么说，我是深深地忏悔了。

    她走后，我们班主任换成杨老师。这位是印尼归国华侨，人相貌堂堂；他的羽毛球打得好极了，我们看过他打羽毛球，扣杀的动作真漂亮；当时看起来他有三、四十岁。杨老师也总被班上男生嘲弄，但他从来都不发脾气，总是满脸微笑。因为他在我所在的班时间不太长，我对他印象最深的竟然是下乡劳动。那时我们这些所谓中学生常下乡“学农”。夏天和秋天我们不是去远郊区帮助人民公社的社员们收麦子，就是去割水稻。又一次割水稻，我看见杨老师割得特别吃力，脸上有痛苦的表情，便好奇地上前询问。他说没什么，就是手上起了泡。说着把手伸出来给我看；哎哟，那右手上好几个大泡。他真不是干农活的料。

    他在1968年底回印尼了。据说当时他和校“革委会主任”告别的时候说：“老X，这下我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了（《红灯记》李玉和的台词）。”

    杨老师走后田老师成为我们班的班主任。她当时不到三十多岁，很干练的样子。初夏的时候下乡劳动，因为宿舍后面有条河，中午的时候我们常偷偷地去游泳。这事情被田老师知道后，她在我们正在屋子里换裤衩的时候忽然闯了进来。我们这些男孩子都大叫“我们在换裤衩哪”。你看她双手一叉腰，“那怎么啦？我和你妈岁数都差不多，你们有什么难为情的？我告诉你们，乖乖地在屋子里给我待好了。不然我就把你们的行为告诉带队领导，要你们在全连大会上作检查。还想偷偷地去游泳？淹死了看你妈怎么哭！”

    我当时在班上已经没有早先那么闹了。不过田老师好像也不怎么管我。到了1969年9月，“69届”，也就是我们这届初中毕业生全部开始“上山下乡”。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和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学生们走后，我所在学校里的“69届”没几个人了。这些人之所以没被内蒙古和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接受，是因为这些学生的“出身”太糟糕。我属于其中之列。后来又有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我就报了名，心想好歹也算“建设兵团”。

    记得第二天下午，我到学校去探问情况。正好遇到田老师。她劈头就说“我正发愁到哪儿找你去呢”。她说她把我申请去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改成黑龙江山河农场。她见我茫然的样子就说：“云南…太远了。黑龙江怎么也离家近些……一走那么远，父母得多担心啊……去农场和去生产建设兵团都是去干革命，都是去为人民服务，没有好坏之分。”她顿了顿，深情地对我说：“去了农场以后要好好干，可别自暴自弃呀。”

    1980年我返城后考上大学。冬天的时候我去上过的中学打听田老师；很快我们就见了面。她知道我上了大学高兴得什么似的。那些年我逢年过节会去她家看望她。我确实感激她，因为农场的生活确实比云南兵团好得多。她跟我说：“我对我教的那个班的学生说，‘我有个学生，文革中也就上了一年半的初中。就这一年半里也没学什么书本知识。可是他下乡10年后回来就考上大学。现在看看你们，有这么好的条件读书却不努力……”她还让我给她带的那个班做报告。我婉拒了。我确实努力，但实在没那么优秀。

    出国后我们断了联系，我上学的那个中学也关闭了。我会想起田老师，会祝福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