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母亲

　　　　　　　　（四）

　　父亲很快住进医院的高干病房。负责高干病房的大夫给父亲做了一大堆详细的身体后告诉我们，目前为止老人只有心衰的问题，但这几乎是不可逆的，所以需要长期静养。大夫的意思我明白：老爸的心衰应该是他年纪太大了的结果，恐怕来日无多了，也许会在医院度过他生命的最后的岁月了。我表现得平静，并非装出来的。不得不告诉你，我实际上对父母的感情淡漠。为什么呢？

　　我一直怀疑自己感情淡漠，是不是遗传的呀？可父母都是很有感情的人，我这是遗传谁了呢？这个问题随着自己年龄与日俱增而变得有点可怕起来。

　　第一次看望住院的父亲时是我和妻子一起去的。我们和父亲彼此没什么话，老人显得有些情绪不高。病房里有电视可看，但是两个人一个房间。他的病友是个老年性痴呆相当严重的老先生，为什么住院当然不是因为痴呆，估计也是什么慢性病吧。还好，成天躺在床上默不作声，两个人不互相干扰。可父亲刚住一个星期就烦了。他说受不了边上的人是个傻子。可这个“傻子”总比妈妈要好对付吧？对了，他好像很少问及妈妈。

　　“我看这里的大夫水平不怎么样。”父亲很否定地说。“一个星期过去了，我还是晚上睡不好。”其实他是不了解自己的病情，以为住自己的病是感冒似的，几天就没事了。爸爸的身体一贯非常好，从小就健壮，而且在学校里一直是运动员。当年在上大学的时候，他这样矮小的身材居然是短跑选手，在大学比赛中总能得前几名。

　　真是“运动员”，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他常是“运动员”。他是１９４８年加入中共地下党的。和父亲共事、来往的许多人早就是中共地下党成员，有些人甚至在和父亲同上大学时就是。但父亲那时比较出名，又是一家科技杂志的小老板，所以他周围的地下党员们没有想到要发展他入党。后来党组织出面和他谈，要求他参加民主党派，然后让他以民主党派身份影响当时社会上一些著名知识分子。父亲在知道同他谈话的人――朝夕相处，彼此称兄道弟者是中共地下党党员，当时就激动地哭了，说自己从流亡中上大学期间就想寻找党，怎么也找不到，一晃十年都要过去了，没想到自己要找的人就在眼前。

　　“地下党让我干什么都义不容辞，但我一定要入党！”这是父亲当时急切的要求。就这样，不久以后父亲成为中国地下党员，当然，得有一年的预备期，以后将转成正式党员。民主党派也是要加入的。既然是为了革命事业，父亲就加入了。

　　母亲向我说过“解放前夕”的紧张。父亲他们的党支部时而在家中开会。她就抱刚刚出生的我哥哥（一岁多后忽然生病亡故）在门口望风放哨。国民党抓人的警车不时地开过，拉着警笛，气氛恐怖。父亲他们支部的一位同志不慎被抓，马上就被枪毙。可“大家都异常兴奋，因为解放军在北方连着打胜了三个大战役，国民党主力已被大部歼灭，解放军打过长江指日可待”。记得妈妈说到这些的时候还有着由衷地兴奋。父亲讲，那会儿他曾申请到美国某大学的奖学金，参加地下党后就放弃去美国求学了。“马上就要解放了，国家需要我们这些人进行建设呀。”父亲说。

　　一切都如大家所预料的，解放军顺利渡江，长江流域中国最主要的大城市都顺利占领，大军向南突进，所到之处几乎都是传檄而定，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迅速退出中国大陆，逃到台湾。

　　新中国的建立让父亲和他的同志们欢欣鼓舞。可父亲的正式党员却没有批准，但也没有取消“预备期”，而是“延长一年，继续考验”。尔后，到了下一年，“考验”继续“顺延”一年。事不过三，第三年就没有再延长父亲的党员预备期，结论是“取消预备期”。也就是说，父亲虽然在建国前参加地下党，但在随后的和平建设时期没有经受住“考验”，达不到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标准，所以“取消预备期”，不能成为党员了。其实这意味着他仕途的终结。父亲的职位越降越低，但他的级别没变，还是“高干”。此后不几年就是“反右”运动，他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工资也降了两级。有关这段历史我知道的不多。因为父亲从来不讲，以上线索都是亲朋好友知道的点滴，然后透露给我。

　　别人都在这一时期，随着政府机构的不断扩大而升官，父亲却一路跌下来，这是为什么？我是在成年之后逐渐知晓一点大概的。向我说起这些的人们都说父亲“太傻”，“口无遮拦”，“爱得罪人”等等。到现在了，我只能说他老人家一辈子忠于自己的信仰。他自己偶尔也谈到“反右”，只用“我当时太狂妄了”一带而过。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总能“随遇而安”。当然，取消党员预备期和被打成“右派”对他来说都是政治上的沉重打击。我的老姑姑讲，被定为“右派”后，他每天下班回来就是呆呆地坐在沙发里沉默。可他总能从打击中恢复过来，表现就是更加发奋地投入“革命工作”，而且是以一种工作狂的态度。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父亲总是起得很早。然后就是打开收音机做早操。１９６０年代，收音机中国百姓家中最重要的东西。清晨的时候，电台会播送广播体操。父亲随着广播体操的节拍认真做操。那时我肯定被吵醒了，也跟着出着怪声喊广播体操的号子，认为是某种游戏。但我要到早上六点半才起来呢，该上学的时间是七点。收音机里会有新闻联播。爸爸一边吃着姑姑热好的非常简单的早饭，一边认真地收听。如果收音机里说“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五十分钟”，他就会说“今天有重要社论”，因为一般时候新闻联播是半小时。如果有他认为的“重要社论”，他会态度虔诚地收听，宁肯晚上班一会儿。

　　那年头儿正值中苏论战之时。现在想想，当时两国，特别是中共的举动看起来真够荒唐的。那边说这边是“教条主义”，中共则大肆批判人家是“修正主义”。对于我一个八、九岁的孩子来说，我只会喊“打倒美帝，打倒苏修”，真的不会理解这其中的“奥妙”。但父亲听到那“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怎么会这么激动、振奋？他没有一点点装出来的成分，完全相信着毛泽东领导的中共的那些理论。什么“社会主义阶段的阶级斗争”，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什么“资本主义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必然引起战争和世界革命”等等，这些现在根本再也不提的东西，为什么他那会儿是如此相信，且坚定不移？他可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呀。哎，不是已经“摘了帽子”了吗？嘿嘿，我对“摘帽子右派”的看法是：毒草要先竖上牌子，写上毒草；而后，大家都认识这种毒草了，就把牌子拿掉。这就是“摘帽子右派的含义”。

　　对了，有一次他听当时的陈毅外长答记者问。陈毅说，他等美国来侵略等的头发都白了。意思当然是“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父亲听到这儿，兴奋地跺脚表示万分欣赏，并坚决支持。看到父亲如此高兴，我也赶紧起床，吃了早饭蹦蹦跳跳地去上学。那天我似乎也过得特别高兴，别看还是像往常一样的吃窝头，喝没什么油水的菜汤。

　　新闻联播都在“国际歌”声中结束。到了“文革”初期，新闻联播开始又加了歌曲“东方红”。嘿嘿，“国际歌”中有个词“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而“东方红”则唱“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们大救星”。新闻联播之后，他才匆匆赶公共汽车去上班。特别是冬天的早晨，外边天还黑着，他已经穿好风衣，戴着帽子，坐在沙发里专注地听，等新闻联播结束。新闻联播刚完，他就习惯地看看表，提着包出门了。每天好像都急不可待地去上班。

　　不过他“思想改造”回来没两年，农村“四清”运动又开始了。这回他又被派到农村去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所在单位去的人都感叹农村的贫困，他却只字未提。同爸爸同去“四清”的一个新分配来的大学生和我们家关系很好，他说父亲住的那个老乡家穷的连窗户纸都没有。他在大雪之后去看望父亲，发现他的炕头上有好几寸的雪。父亲可不是这么讲自己的“四清”故事的。他说房东每天晚上高喊“喝粥了”，那就是该吃晚饭的时间。喝一大碗粥，身上暖和了就好睡觉啦。过年的时候他还和老乡一起包饺子。我问那位和我们家很好的爸爸的同事，他撇撇嘴，“那是红薯‘粥’，里面根本没几块红薯。过年包饺子，饺子馅是干芝麻叶子和红薯，面粉里都是麸子（现在该是好东西，因为是全麦面）。”

　　从农村搞“四清”运动回来一年多以后，“文革”就爆发。父亲立刻作为“死老虎”――因为他是“摘帽子右派”－－被批斗，罚干体力劳动。后又被误定为“特务头子”被关押，好不容易可以回家了，“五七干校”运动又开始，他一去五年。我略微计算了一下。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７９年他被平反“右派问题”的三十年间。因“运动”去干体力工作的日子加起来竟十多年。从这个角度讲，他真是不折不扣的“运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