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母親

　　　　　　　　　（九）

　　收拾媽媽遺物的時候我常常陷入沉思。什麼時候開始我就不覺得母親那麼親切了呢？“文革”中知道母親是“叛徒”後？不，好像還要更早。首先一點，母親長期住校，我和妹妹從小送一個星期才回家一次的“全托幼兒園”，這就潛移默化地影響了我們同媽媽的親情。可她為什麼在那個遠郊區的中學教書十多年也沒想着為了生活正常些，調動一下工作，換到城裡來呢？１９６６年以後“文革”，她實際成為“下等人”，不要說調動工作，堂堂正正的活着都不容易，這就不用說了。那從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６年這八年呢？媽媽是接受“懲罰”，不與父親離婚，被調到遠郊區中學教書的。不要求調動工作不但是自尊心問題，還是一種“贖罪”。到現在了，我才完全理解了。也許你會說：反正也不相愛，有此機會正好名正言順地離婚。嘿嘿，如果我父母的那一代人真的把愛情看得比信義更重，母親也許會離婚。

　　上小學的時候，一次班主任說我是“高級知識分子家庭”來的孩子。我告訴了媽媽，並沒有炫耀的意思。那次媽媽可以說是勃然變色，而且是越講越嚴肅。我那時不到十歲孩子，真的覺得她在小題大做。

　　“我和你父親根本不配‘高級’二字，只能是最一般的知識分子，需要刻苦改造思想的知識分子。我們身上的小資產階級思想需要在革命工作中好好磨練。廣大的工人、農民是我們的老師，他們的思想覺悟遠遠在我們之上……”媽媽簡直是慷慨激昂了。她頓了頓又說：“你不能有一點點覺得自己特殊的想法。國家、革命，建設社會主義，直至共產主義是最重要的。他們時刻記住，自己首先屬於革命，屬於祖國。我們每個人都是這樣。作為父母養了你們，就有責任把你們培養成對國家有用的人，最好是工人，農民，最普通的勞動者。”

　　怎麼，你認為她在言不由衷？媽媽絕不是說說而已，她身體力行。不過當時我並不知道母親的“歷史問題”，只是簡單地認為媽媽特“革命”，有時為了工作簡直不可理喻。為什麼大院裡別的孩子的父母都那麼顧家呢？從媽媽開始重視對我灌輸“革命”思想後，我們彼此的感情逐漸疏遠了。

　　１９６０年代的小學生比現在的孩子們有充足的時間玩兒。那時幾乎家家戶戶就一個電子管收音機，孩子們是不肯在家裡待着的。大家都住在平房裡，院子裡的孩子們放了學做完家庭作業，剩下的時間就是在院子裡玩耍。我當然也不例外。每到下午六點鐘左右，孩子們就會跑到大門口等待自己的父母下班歸來。他們是那麼熱切地盼着自己的爸爸媽媽在街口出現，一旦看見，就會情不自禁地喊着“爸爸”或“媽媽”，飛奔着去迎接，然後雀躍着跟家長回家。可我卻不會。媽媽只有在星期六下午回來。我絕對沒有要等她回來的意思，更不會在大門口盼着母親歸來。往往是我和院子裡的孩子們正在玩耍，媽媽走進大門口。她會看着我，但不叫我的名字。如果我這時看見了她，就笑一笑。如果沒看見，別的孩子會告訴我“你媽媽下班回來了”。我還是笑一笑，最多揮揮手。每天看見爸爸下班回來，我也是如此。其實我內心裡有着難以名狀的尷尬――為什麼我不能像其他孩子那樣情不自禁地愛着父母？

　　是不是我天生感情淡漠呀？可我敢百分之百地說，父母都是感情豐富的人，特別是他們對待自己的母親和兄弟姐妹。從某種角度看他們的一生，父母都可以算是性情中人。對父母感情如此不堪實際上是自己內心永遠的痛。看來性格的遺傳並不是百分之百，其中還有後天帶來的成分。真是這樣，那大概歸結於我的“出身”吧。由於有個“叛徒”母親和一個“右派”父親，我在“文革”之後走上獨立的生活道路的政治前途充滿暗淡，而我又是那麼不自覺地希望自己在政治上有所作為。

　　如果不是這樣，我在那些年該是個“自暴自棄”的人，不“積極要求進步”的人，我可能會少遭受很多精神上的痛苦。對父母也會自然而然地親近。然而父母，就是應該“劃清界限”的父母，特別是母親，卻始終鼓勵我追求他們的政治理想，雖然他們在這種追求中遭到極大的個人挫折和失敗。哎，人生沒有回頭路。

　　我是不自覺地排斥父母的。一般常理來講，到了他們的晚年我應該更加照顧他們才對，但我始終拿不出這份感情。既然缺乏情感上的動力，理性地去照顧他們就顯得勉強。看來我還在不自覺地恨他們。他們曾很成功地一度給我灌輸了他們的政治理念，而這種“成功”其實是陰森森的雙刃劍。

　　這簡直是個悲劇！他們為的理想實際上有着很多空想的色彩。而這種“理想”本身讓他們遭受種種心靈上的磨難。他們呢？竟然絕對地忍受了，很多都接受了。可我不能！我在什麼也沒得到後精神上極度地痛苦。同時把這個人感情的痛苦反過頭來不由自主地強加在父母頭上。這種痛苦說白了，就是我對他們，特別是母親感情上的疏遠。不單單是我，妹妹對母親的感情也是很淡的。原因當然和我一樣。

　　在母親談她的“歷史問題”後，那個悶熱的，隱隱雷聲的夜晚在我的記憶里終生留下烙印。很長時間我都覺得來到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意思，常自言自語“為什麼我來到這個世界上”。我迴避見到母親，哪怕她一個月只回來一次。我記得那日子，知道她會在哪個星期六下午回來，我就不待在家裡，很晚、很晚才回來。

　　一次知道母親該回家的日子，我又是很晚才悄悄回家。進門發現母親在屋子中間低頭站着，一動不動。屋子裡沒開燈，她的身影讓我吃一驚。忙開燈，發現她正對着牆上掛着的毛澤東像。“你在幹嘛？”我沒有叫媽媽，略帶粗魯地問。

　　“我在向毛主席她老人家請罪。”母親說得畢恭畢敬。

　　現在“請罪”有什麼用。我沒吭聲，走到廚房去找點吃的，發現妹妹呆呆的坐在裡面。她見我進來就說：“（媽媽）她把毛主席像給剪了。我現在讓她給毛主席他老人家請罪。”

　　“什麼‘毛主席像’？”我有點莫名其妙，心想母親不會是故意的吧？原來，家裡有個小小的塑料紗窗上繡的毛澤東畫像。“文革”開始那年頭兒興這個，人們閒着沒事買來塑料紗窗，然後用針線在上面繡毛澤東的頭像。這種把戲跟那時攢毛澤東紀念章差不多。過一陣子這種時髦就過去了。可巧在媽媽的書桌里放着這麼個小小的塑料紗窗繡的毛澤東的頭像。這頭像繡得不怎麼樣，而且時間長了，很多地方都破了。母親發現後想了又想，認為毛澤東頭像已經殘破，這樣放下去也是對“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不尊重”，遂決定把這個破了的毛澤東的頭像用剪刀剪碎，之後悄悄扔掉。沒想到她剛一剪，妹妹恰巧進屋發現，當即叫母親“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請罪”，而母親二話不說，馬上站在牆上掛的毛澤東畫像鏡框前，一動不動地低頭“請罪”。

　　怎麼，你說是我瞎編的事兒？這個情景太過荒唐？如果是那個時代過來的人，都會苦笑，那個時代的病態讓後人不可思議，甚至過來人也不願回顧。這些荒誕似乎都被嚴密地在記憶中“封存”了。

　　不過我並不覺得母親該“請罪”，那實在是一件無所謂的事。我不懂妹妹僅僅比我小一歲多，怎麼會把這種事情當真，還真的“命令”母親去“請罪”。而母親執行“命令”還真一絲不苟。母親當時的神態我還清楚地記得，那就是：反正我對“革命事業”是有罪的，受什麼樣的責難都理應承受。

　　當時父親不在家，我問妹妹，她說父親一個人出去了，說“到外邊走一走”。我相信父親在街道上漫無目的走了許久。那時的大城市一到晚上就到處黑了燈，完全像個大村子，靜悄悄的。或許他覺得家裡實在太壓抑了，在沒什麼人影的街上走呼吸還順暢些？

　　這些記憶真的被我不自覺地“封存”，但有時會一下子跳出來，狠狠地刺痛我的心，然後又被“封存”起來。嗯，就像某種隱藏在人體內的病毒，有機會就一下子發出來，讓人病一場，一次又一次。這“病毒”將伴隨我終生。

　　當時你是這麼想的嗎？好，質問得好。我是後來才有了這種體會，並且越來越強烈。如果再重新將我置身於這種氛圍中，那我定會來個魚死網破！當時嘛，我是個上了六年小學的男孩子，對以上述說的種種都懵懂不清，如同從一開始就在黑暗中行走的…行走的動物。那時我的心靈被深深傷害着，自己也感覺到了，卻不曉得是誰在試圖埋葬我的心靈，也不懂的如何保護自己。同時，我也用仇恨的情緒傷害別人的內心，對我的父母，尤其是對自己的母親。我可以用“年幼無知”解釋自己當年的情感，可解釋又有什麼用？能彌合心靈的創傷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