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中国

我指的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基督教在中国大陆的状况。

建国后不久，1950年7月，中国基督教界吴耀宗等人联名发表“三自宣言”，发起了三自爱国运动，号召教会“自治、自养、自传”。自治，指教会内部事务独立于国外宗教团体之外；自养，指教会的经济事务独立于政府财政和国外宗教团体之外，但由政府拨付基本工资和费用，亦有教徒捐献；自传，指完全由本国教会的传道人传教和由本国教会的传道人负责解释教义，不准在教堂外传教。

1954年7月，中国基督教第一届全国会议召开，正式成立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提出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团结全国基督徒，热爱祖国，遵守国家法令，坚持自治、自养、自传，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针。

1958年各种不同信仰礼仪背景的教会实行“联合礼拜”。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基督教受到严重的衝擊，教堂被毁、被侵占，教徒被迫害，一切宗教活动停止。文革结束后，政府“拨乱反正”使中国教会又得到复兴。

目前全国性的三自爱国组织有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以及中国基督教协会。

现在，在中国大陆各省中，基督教信徒在人口中比重较高的是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河北、上海、江苏以及云南等地。其中基督新教在中国大陆大约有2300多万信徒在向政府登记的宗教场所中聚会，一些信徒自发组织，在一些没有进行合法登记的场所中进行聚会。在这些没有登记的宗教场所中聚会的中国基督徒数目不详，自称在1.2亿—1.4亿之间，这些教会自称为“家庭教会”，西方也称之为“地下教会”。 2010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等机构在第三届当代中国宗教论坛上发布2010年《宗教白皮书》。书中宣称“我国现有基督教新教徒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8％，总数估计为2305万人”。而天主教，官方公布的信徒数量有600多万人，但很多信徒并没参加官方的天主教爱国教会，因此并未统计进来。以上是从维基百科有关资料中摘编的。

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老伴儿那时还在国内当大夫。有一天有位河南的农村老太太来看病。她自称基督徒，还说“我们那里‘在教’的可多了。外国人信了基督教就过好上了好日子”（“在教”就是皈依基督教，美国华人这边叫“信主”）。我妻子开玩笑地问：“可您现在可不富裕呀？”老太太马上答道：“我们信晚了呗。”其实老太太对信仰基督教的理解和基督教基本教义有偏差。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是：真诚地信仰基督教便可以上天堂－－那个永恒不变的乐园，得到永生。至于短暂的人间的事情，信不信教都不可改变，所谓已经“命中注定”。嗨，您要是真告诉那些老农民“信主得永生”，还告诉他们：再虔诚地信仰上帝也不改变现世的命运，还有多少中国人会信仰基督教我可不敢说。在我的印象里，中国人是最讲究现世的了。然而不管怎么说，有信仰总比就相信钱强。现在中国大陆不知有多少就是相信钱的主儿。

我在想老太太说“我们信晚了”这话还真有点儿意思。曾有这样一个讽刺笑话，一个非洲酋长说：“开始的时候，我们手里有土地，他们（指基督教的牧师）手里有圣经；现在，我们手里有圣经，他们手里有土地。”是啊，当年殖民主义者和传教士同时来到美洲、亚洲和非洲。殖民主义者造成的结局太让人有以上的感觉了。不过……这里先不讨论这些吧。

老太太说他们那里信基督教的人很多；我相信这是个事实。网上有一网友讲，他回他的老家一看，“全村竟然有1/3左右的村民‘在教’”，“几个熟悉当地情况的人说“全县都可以占到这个比例”。人们说“在教”的好处，看不好的病好了。做生意原来总赔钱，“在教”后就赚钱了，等等。

这位网友在老家当然有不少“在教”的亲朋好友，他们都劝他赶紧信基督教。这让我联想起我在美国时，信仰基督教的朋友们也特别积极地让我入教。我觉得他们太过积极，结果被直言不讳地告知：劝人皈依基督教是上帝最愿意看到的事情，所以他们要这样做。其实我对基督教并没有任何成见，只是怕总是有教徒劝我入教。原因简单，我只有真正相信了基督教后才会入教。也就是说，相信了，自然就会成为基督徒。他们总这样“督促”我，结果我却“顽冥不化”，有点不好意思。

附录：道场上的十字——对一个皖中村庄基督教传播过程的研究（摘编）

文章摘要：本文通过对一个皖中村庄的传教士杨先生的个人生活史的描述，考察了基督教在农村社会的传播过程，论述了基督教在乡土传统背景下走向本土化的特征，及其与农村人口大规模外出的关系。

关于目前中国农村基督教徒的群体特征，学者认为目前呈现出老人多、妇女多、文化程度较低者多等特点。基督教在农村所发挥的多种社会功能：心理调适功能、社会控制功能、社会整合功能、交往和认同功能。

不少基督教徒从小浸润在民间神祗的传说和历史中，深受鬼神观念的影响。基督教在低层次上与信命运、敬鬼神、祭祖先等宗法性民俗信仰观念结合。目前农民对基督教的信仰还停留在浅层信仰的层次上。基督教农村的发展，实际上是鬼神观念极普遍的中国老百姓在信仰对象上的一种转移或移情。

本文试图通过对改革开放后基督教在一个皖中村庄的传播过程的考察，来探讨基督教在传播过程中的本土化演变及其与乡土社会传统的关系，并关注大规模的劳动力外出对基督教所产生的影响。为了便于描述和分析，本研究主要通过对该地一位杨先生20年的传教生活史为主线，较为系统地呈现基督教进入和扎根于中国农村社会的过程。

调查地点为安徽省庐江县庐城镇杨村。庐江县位于安徽省中部，属于丘陵地带，人口120万，其中80%以上是农业人口。农民人均耕地不到一亩。由于耕地较少、人口又较多，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该地外出打工的人数逐渐增多，到目前为止，根据县统计局初步的估计，全县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村人口约有30-40万人，占了该县人口的30%左右，这个比例是很大的。根据官方的统计资料，该县2003年农民人均年收入为2263元，这在安徽省内属中等收入水平，从全国来看则较低。

杨村位于该县西北部，距离县城5公里左右，全村人口2800人，其中有700多人在外打工，人均年收入2000多元。该村面积大概为5平方公里左右，由20个左右的村民小组组成。

1949年之前曾有一位外国的杨先生来过该县，并建立了一座教堂，但是当时几乎没有人信教，大多数人对基督教都比较排斥。解放后，连这唯一的基督教堂也在文革中被销毁了。直到80年代初基督教在该地区又重新出现，一批本地出身的教徒从外地将基督教带入，杨村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一批信徒。

笔者所访谈的杨先生是杨村的一位传教士，今年55岁，其家庭比较贫困，80年代初他曾去新疆打过几年工，由于在外打工的生活并不如意，他在1986年就回到了家乡。当时基督教正慢慢进入了杨村。据杨先生回忆，那时全村已有5个人信教。笔者曾对其中的一位刘姓教徒做过访谈，她因为没有儿子（只有3个女儿）而遭到其他村民的歧视，而且其身体状况长期不好。她有一次去外地听了一位传教人员的劝说后，回来后就入了教。她介绍说，自己最初担心受到周围人的排斥而不敢公开承认自己是教徒，不过一直到觉得基督教“很有用”，入教多年，她身体变好了，对生活也有信心了。

杨先生在1987年因为一次很偶然的机会结识了基督教。当时他是以一个失败者从外地回来的，加上已经30多岁了还没有成家，因而对生活缺乏信心，而且还经常感到自己头疼。一次在前面提到的刘姓教徒家吃饭的时候，他诉说了自己的处境。那位教徒对他说：“你信基督教吧，只要向主（即耶稣）进行祷告，你的头就不会感到疼了”。基督教？他好像听到过这个名字。他不太相信地问道：“信这个教真的能让头不疼吗？”。刘说：“向主祷告又不像烧香拜佛那样花钱。即使真的没有效果，你也不吃亏。”他想：既然一分钱都不要花，还是试试看吧，万一真的有用呢。于是他就向那位教徒了解什么是基督教以及该如何信教、如何祷告。就这样，他脑子中有了对基督教初步的印象，并学会了祷告。据他回忆，祷告后头就真的不疼了，身体也舒服多了。

不过，促使他最终入教的还是下述一件事情。他回忆说，当时他家养的一条小猪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怎么找也找不到。正在他不知所措时，突然想起了向“主”祷告，希望主能够保佑他的猪快回家。结果，那头猪真的自己跑回来了。这使得他开始认为基督教的确很有用。于是他就入了教，成了一名基督徒。有时，他还会到其他地方去结交一些教徒，交流有关基督教的知识。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是他也开始接触并学习《圣经》。

不过，当地的绝大多数村民对基督教并不了解，总是抱着一种疑惑乃至排斥的态度。当村里人知道他入教以后，就开始发表意见了。亲友们批评他，“你还没成家，成天把时间浪费在信教上，真是没出息”。村邻也有人劝他：“你父母死得早，几个弟弟都还没长大成人，你作为家中的老大，没把弟弟们拉扯大，怎么能有时间信这个？”在这种舆论压力下，他开始动摇了。对他打击最大的是这样一件事：他结交的一位教徒，由于未婚妻的家人知道他是教徒便要和他解除婚约。在万般无奈之下，那个教徒就只好宣布退教，结果才成了家。这件事让杨先生感到了威胁。在受到对得起祖宗、对得起弟弟、自己还要成家等观念影响的压力下，他选择了退教。

杨先生虽然脱离了基督教，但由于其家庭的贫困，他依然没有成家。于是他认为，自己不能够成家并不是因为入教。而且他感到不信教以后自己的头疼病又开始了。总之，生活不但没有变好，反而不如以前了。这些都让他觉得基督教其实还是很有用的。

最终促使他回归基督的是生活中的又一件“异事”。据他自己称，一次他做梦的时候梦到上帝，上帝要他继续信教并向当地传教，这样才能拯救他。第二天早上起来，他本没把这个梦当成一回事，他去县城买坛子，但是在回来的路上坛子不知怎么的就全部打碎了。他重新回去买，回程时又无缘无故地全部打碎了。这时他惶恐起来，想到了他所做的梦，于是立马跪了下来，向上帝祷告，乞求保佑。回家后，他又重新加入了基督教。

为了打好自己以后传教的基础，1991年开始，他开始到庐江县城甚至县外的其他地方参加基督教的聚会。在此过程中，他加深了对圣经的理解，另一方面，也在与其它“兄弟姐妹”的交流中“见证”了基督教的种种好处。他看到那些信教的人病变好了，对生活也有信心了；据说连一些有害动物也不敢对那些入教的人怎么样；那些信教的人家连害虫都不会去害他们的庄稼；很多人信教以后不再吃喝嫖赌、不务正业，经过悔改后，又开始努力工作了；大多信教的人都不骂人、不和他人发生冲突，道德品质提高了。他自己称，他几乎每到一个地方，都能见到基督教带来的种种好处。

进入90年代以后，该地农村一系列意想不到的社会问题出现了：很多年轻人没有书读，也没有工作，他们对生活失去了信心；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在这个时候突显出来了，很多人看不起病；养老问题也开始出现，很多老人因为子女的“不孝”而变的精神压抑；人们对现实的不满程度加大；人们发现自己的闲暇时间不知道如何打发……

这一切都让杨先生觉得很多人需要有个依靠。于是，他同村中的几个教徒一起开始传教。他所采取的传教方法一般是这样三条：第一，将他“见证”到的入教的种种好处向村人叙说；第二，首先选择那些处境困难和自身面临一些问题的人加以劝导，如无业在家的青年人、得了重病或有残疾的人、精神上感到寂寞无助的老人，在他看来，这些人最有可能信教；第三，告诉对方信教不像烧香拜佛那样花钱，只要经常参加聚会并向主祷告就可以了，因此入教的成本很低，而且如果觉得没有什么效果，可以随时退教。

就这样，一些人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开始接触基督教了。当时只有20多岁的一位青年人告诉笔者，他入教主要是家里无事可做、在农业外也找不到什么工作，入教既可以打发时间，又可以增强自己对生活的信心。一位曾长期生病的中年妇女介绍说，她花了很多钱都没治好病，后来听从杨先生的劝导信教，不久病就变好了，她觉得只要向主祷告，主就能保佑她，不然病也不会好。一位70来岁的老人告诉笔者，他入教后感到自己有了依靠，生病时家里人都不会关心他，但其他教徒却经常来慰问，这让他感到很开心。还有一位老人说，他儿媳妇在入教后不再骂他了，比以前孝顺，他虽然不信教，但觉得“主”还是很有用的。一位50来岁的中年男性则介绍说，以前他做生意老是赔本，自己也没有信心再继续做下去了，后来入了教，生意就慢慢变好了，还赚了一些钱。

按照杨的介绍，在当时200多个正式和非正式的教徒中，女性大概占到6成以上；从年龄来看，以50岁为界，上下大约各占一半；教育程度则以小学为主，占到了70%左右；50%左右的人是因为生病而信教，20%的人是觉得无聊、为打发时间而加入，20%的人是因为对现实不满、为寻找寄托而信的，还有10%的人是因为其他原因而信的。

杨村从80年代开始就有部分青壮年到外地寻找就业机会，不过当时并没有形成很大规模。这种状况在1995年左右开始发生转变，大量的中青年男性外出务工，到2000年，杨村的1100多劳动力中有700多人常年在外，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该走的都走了，不该走的也走了”，留下的基本上都是儿童、妇女、老人。

据杨先生回忆，也正是从这时候开始，杨村教徒的数量不断减少，原先的青壮年教徒外出打工后基本上都退了教。一位青年人在接受笔者的访谈时曾说：“当时入教就是因为在家闲着无聊，现在出去了为了挣钱，平时都很忙，根本没有时间参加基督教的聚会，再说城市的教堂都是城里人去的地方，外来的农村人是不该去的。而在春节期间好不容易回来一次，又想和家里人多在一起聚聚，还要走亲访友，也就顾不上聚会了，况且现在也没有那个心情。”这对杨先生产生了很大的打击，他觉得年轻人为了金钱和世俗的利益就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基督教，让他感到传教失去了很多意义。

不过，在一些青壮年男性退教的同时，也有部分老人和妇女加入了进来。一位留守在家的妇女告诉笔者，她丈夫长年在外打工，让她觉得失去了依靠，一个人在家感到很寂寞，看村里一些妇女经常去参加聚会，自己也就跟着去了。一位老人说，自从儿子外出打工以后，就觉得自己没有人关心了，儿媳妇不理不睬，即使病了也不会来照顾。她感到生活无趣，就开始经常到杨先生家参加聚会。

从2000年开始，杨村的教徒数量基本稳定下来，到目前为止，该村的教徒实际上大概有100人左右。而根据杨先生提供的资料，其中女性占了90%左右，而50岁以上者占80%，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的大概有85%左右。

杨先生认为，传教这么多年来，他觉得那些入教的村民都不再骂人、不记仇、不恨人、不贪财、不做违法的事情，因此这对社会是很有贡献的。他说他真的理解了基督教，而不再抱有那种功利和实用性的想法，他真正地接受了这个信仰，真正相信上帝的存在。所以他再工作5年，等自己有了可以养老的钱后，他会将自己的余生都奉献给上帝，将全部精力放在为主传福音上。

至于目前该村的100余名教徒，杨先生认为真正有他这种想法的人很少，至少80%以上的教徒只是停留在表面上的信仰，都抱着浓厚的功利性目的，而且带有很强的随意性。

讨论：农村基督教与乡土传统的嵌入

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的民间信仰带有极强的实用性和功利性。那么基督教在当代中国农村的传播和演变与农村的乡土传统到底有什么关系呢？从杨先生的宗教生活史中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首先是人们信教的实用性和功利性。杨先生初次接触基督教是因为其“有用”，真正的入教也是见证了基督教的种种“好处”之后，而他在传教过程中也是通过列举种种好处来劝说人们皈依基督。那些信教的村民大都呈现出类似的倾向，至于那些离村外出后退教的中青年男性，则更为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

其次，基督教在该地传播过程中具有一定的随意性。杨先生第一次因为传统观念的影响而放弃了基督，第二次为了自身的生存而远离了基督。外出打工的人可以自由地退教，而居家的教徒们有闲暇时间就去参加聚会、做礼拜，当农忙或遇到春节等传统节日时就可以不参加聚会、不做礼拜。这种随意性在西方的基督教当中是不多见的。

第三点是乡土传统对基督教传播过程的影响。杨先生第一次放弃基督教正是受到要对得起祖宗（成家立业、将弟弟们拉扯大）等传统观念的影响。“小猪返家”、“上帝托梦”、“买坛子”的事件以及那些基督教带来种种好处的“见证”无疑是受到了乡间鬼神观念、因果报应观念等乡土传统的影响。笔者的田野调查还发现：信了教的村民们依然以传统的方式与人交往，按照当地的风俗过着传统的节日，参加婚丧嫁娶等活动，依然有着强烈的祖先崇拜倾向。即便是作为“传教士”的杨先生本人，在这方面的表现也与那些不信教的村民别无二致，还是要按照传统的行为方式去生活。

农村基督教徒在上帝面前、在教堂里是人人平等，信徒之间以兄弟姐妹相称，但回到家庭、亲友群体、工作群体当中时，他们又会按照传统文化的基本规范行事。

农村基督教在1980年代以来的传播、演变及其群体特征与农村劳动力外出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目前中国农村基督教徒的“三多”现象，即老人多、妇女多、教育程度低者多。但本研究发现，在杨村，劳动力大量外出现象尚未发生的1995年以前，信教群体并无特别显著的“三多”现象，而在10年后的2005年，该村基督教徒中女性的比例从65%提高到90%，50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从50%提高到了80%，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从70%提高到了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