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大年夜,中央電視台的春節聯歡晚會,人們終於等不到趙本山出場了,這是22年來的第一遭。在這22年裡,趙本山從一個東北底層社會的年輕戲曲演員,逐漸成為春晚的超級大腕,後來又變戲法一樣,帶領小瀋陽等一幫徒弟迅速躥紅,趙本山也成了春晚根深葉茂的一棵大樹。如今,這棵大樹成了枯樹。但是,一個俗不可耐的農民奇蹟般地站到莊嚴的國家中心舞台上,給中國社會的轉型作了一次文化無意識的深刻揭示,其意義不可低估。
22年裡,人們享受了趙本山小品帶來的歡樂,無論誰去怎麼指責其俗,但在一台晚會上,笑聲就是一切,指責其俗是沒有意義的。我認為,需要研究的是趙氏作品在中央電視台出現的深層文化意義,讓人們看一看國家意識形態機器是怎樣認可社會價值觀的嬗變的。
從1983年開始,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開始連續播出。本來,春節晚會只是一台綜藝晚會而已,但因為其播出的時間是除夕,播出的地點是中央電視台,因而逐漸成為國家意識形態機器的一次大型表演。在這一表演中,春節晚會的節目成為國家敘事的文本,通過宏大敘事與輕歌曼舞、歡聲笑語的組合搭配,使國家、社會、個人達到空前的親密無間。
在整個春節晚會中,民間的節日情結被納入到了國家敘事之中,本來始於民間的那些情感,如合家團圓、歡樂祥和等,變成了黨的陽光照耀下的全國人民大團結、國家興旺、民族復興等國家情感,民俗變成了國家政治儀式。
由於國家機器的作用,意識形態教化功能瀰漫在春節晚會所有的節目中,其形式或者是非常直露,或者是“先輕鬆,後主題升華”。如首唱於1984年的《難忘今宵》,其歌詞中的“今宵”,超越了傳統意義上的除夕之夜,變成了國家的 “今宵”。因此:“無論天涯與海角,神州萬里同懷抱。共祝願,祖國好,祖國好”。可見,時間的除夕夜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神州萬里同懷抱”,整個國家幸福於一體,才需要“共祝願,祖國好,祖國好”。
說到趙本山的小品,亦在一般意義上受到國家意識形態的內在浸潤。如1999年的《昨天 今天 明天》,本來是用搞笑詼諧的小品形式和婚戀題材消解了國家敘事的嚴肅性,迎合了晚會的輕鬆性需要,也營造了濃濃的民生氛圍。但是,作品即使在戲說鄉村老人的荒誕婚戀史時,時刻不忘國家的意識形態需要,趙本山的詩句是:“改革春天吹滿地,中國人民真爭氣。齊心合力跨世紀,一場大水沒咋地。”而宋丹丹的則是:“改革春風吹進門,中國人民抖精神。海灣那旮旯挺鬧心,美英合夥欺負人。”然後,主持人崔永元提出,“這大過年的,咱說點高興的事。”於是趙本山的“報告”張口便來:“各位領導,各位來賓——大家好。九八九八不得了,糧食大豐收,洪水被趕跑。百姓安居樂業,齊夸黨的領導。尤其人民軍隊,更是天下難找。國外比較亂套,成天勾心鬥角。今天內閣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鬧完金融危機,又要彈劾領導。縱觀世界風雲,風景這邊更好!多謝!”在這些片段中,兩個無文化的農民夫婦用詼諧幽默的語言,表達着對世界與中國的理解,這種理解便是國家意識形態灌輸的後果:有了黨、國家、軍隊,老百姓永遠是幸福的。荒誕的搞笑之中,國家敘事間接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由於國家主題控制的存在,90年代以來,春節晚會開始進入年年遭罵年年看,愛恨交加的狀態,出現“不看春節晚會後悔,看了春節晚會更後悔”的現象,表明了國家意識形態崇機器的“崇高”屬性與民間話語的內在矛盾。
但是,令人感到頗為意外的是,2001年開始,趙氏作品中出現了賣拐系列:《賣拐》(2001年央視春晚),《賣車》(2002年央視春晚),《心病》(2003年央視春晚),而且,這一系列作品均獲得了春晚優秀節目的一等獎。作品以趙本山、高秀敏、范偉三人檔組合,主題是共同的:通過“忽悠”而賣出東西。這裡,人們看到了中國進入商業化的市場社會的真實狀態。
感謝趙氏作品,發明了一個偉大的概念“忽悠”——《現代漢語詞典》(1997年版)中居然有“忽悠”一詞,但解釋卻是:〈方〉,晃動——從此以後,中國人很少使用欺騙這個詞,而轉用“忽悠”,“忽悠吧,接着忽悠吧。”一時間幾乎成為老百姓的口頭禪。其實,賣拐系列三部曲中,主題只有一個,即忽悠,而情節結構也是雷同的——由趙本山、高秀敏扮演的一對夫婦,向由范偉扮演的一個傻瓜兜售一個用品——由拐杖到輪椅,再到擔架。趙本山“忽悠”的偉大之處在於,范偉每一次都堅信自己不需要趙本山的那個用品,但是,他經不住趙本山的“忽悠”,最後還是上了趙本山的當,買下了自己真不需要的那個用品。
在賣拐系列作品中,人們幾乎是盡情地享受着趙本山的“忽悠”技巧,那些腦筋急轉彎式的小兒科騙術,居然把范偉一個大活人蒙住了。如在《賣車》中,范偉因為被“ 一加一在什麼情況下等於三?”“你們家的小狗為什麼不生跳蚤?”等問題蒙住了,只好相信“倆腿必須離地”,即坐到輪椅上去,才能保持自己的健康,這樣就買下了趙本山的輪椅。從美學上說,人們所發出的笑聲不過是主體與客體在性質上不平等的結果,主體明顯地覺得對象低於自己——既能識別趙本山的狡猾,也能對范偉的傻“哀其不幸”,他們都是自己嘲笑的對象。喜劇效果的形成在於,滑稽對象在“偏離”中暴露出自己的虛弱本質,使主體感受到自己的優越性。
在作品《心病》中,高秀敏指出趙本山的買賣秘訣是:“順嘴胡謅、拼命忽悠、借坡下驢、順水推舟。”而趙本山公然聲稱“總結的很好!這就是咱的‘十六字方針’,也叫‘十六字忽悠’!總結前兩次的經驗,咱要想讓他上當,就得投其所好,順着他的話題,咱再往下亂造,一步一步引導,讓他自投羅網!”
為什麼說通過賣拐系列,人們看到了中國進入商業化的市場社會的真實狀態呢?從本質上看,趙本山的忽悠即一種詐騙,但在作品語境中,忽悠並不存在一般的詐騙特徵,因為產品本身不是假冒偽劣,構不成以騙人的手段非法獲得受害人的錢財。賣拐系列的深刻之處在於其揭示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社會不是按照需要來組織生產,而是按照利潤來組織生產。為了實現利潤,社會必須把任何一個產品都說成是人們的真實需要,哪怕這種需要是虛假的。
這一點,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揭示出,在私有制範圍內,“每個人都指望別人產生某種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做出新的犧牲,以便使他處於一種新的依賴地位並且誘使他追求一種新的享受,從而陷入一種新的經濟破產。每個人都力圖創造出一種支配他人的、異己的本質力量,以便從這裡面獲得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滿足。因此,隨着對象的數量的增長,奴役人的異己物王國也在擴展,而每一個新產品都是產生相互欺騙和相互掠奪的新的潛在力量。人作為人越來越貧窮,他為了奪取敵對的存在物,更加需要貨幣,而他的貨幣的力量恰恰同產品數量成反比,就是說,他的需求程度隨着貨幣的力量的增加而日益增長。”
“工業的宦官即生產者則更加厚顏無恥賤地用更卑鄙的手段來騙取銀幣,從自己按照基督教教義說來本應去愛的鄰人的口袋裡誘取黃金鳥(每一個產品都是人們想用來誘騙他的人的本質、他人的貨幣的誘餌;每一個現實的或可能的需要都是誘使蒼蠅飛近塗膠竿的弱點;
┄┄每一項急需都是一個機會,使人能夠擺出一副格外殷勤的面孔走向自己的鄰人並且對他說:親愛的朋友,你需要什麼,我給你,但是你知道,有先決條件;你知道,你應當用什麼樣的墨水給我些字據,既然我給你提供了享受,我也要敲詐你一下)”
從中世紀內部發生的商業化模式算起,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已有幾百年,研究者已經需要區分古典資本主義與晚期資本主義之不同特徵了,但是,那種“每個人都指望別人產生某種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做出新的犧牲,以便使他處於一種新的依賴地位並且誘使他追求一種新的享受,從而陷入一種新的經濟破產”的基本動機,卻是一以貫之的。美國紐約州立大學人類學教授理查德·羅賓斯(Richard Robbins)的《資本主義文化與全球問題》(第四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2010年版),便依然是從這個角度研究資本主義的文化特徵的。
羅賓斯認為,資本主義文化的基本特徵就是“不遺餘力地鼓勵商品的生產和銷售。它鼓勵資本家積累利潤,鼓勵勞動者積累工資,鼓勵消費者積累商品。換言之,資本主義塑造了一群行為方式必須符合資本主義規則的民眾,他們的行事方式是在資本主義文化影響下習得的,他們必須這樣行事。”
應當承認,趙本山的忽悠系列作為搞笑的小品,本身並無如此深入的理論自覺意識,在某種意義上,其自覺性只不過是給我們講述了一個民間智慧故事而已。問題在於,當中央電視台通過春節晚會向全中國、全世界播演時,作為國家意識形態機器的中央電視台居然對自己的行事方式破了例,也就是說,它沒有通過傳統的審查方式去改造這個系列,沒有要求作品在某個地方——通常在結束處,對忽悠這種行為進行批評,哪怕是“勸百而諷一”的效果也行。當然,作品本身的狡猾之處在於,它沒有顯示出忽悠以後帶來的破壞性後果——物質後果,比如使用了拐杖、輪椅、擔架以後身體受到損害,這樣,似乎也無必要去進行一種勉強的社會批判。這就是資本主義方式的真正道義盲點,你被虛假的需要支配了,付出了代價,但你似乎沒有損失什麼,因為你使用了商品,儘管你不真正需要這些商品。人心的損害算什麼呢?講法制的市場經濟是不會認真對待人心問題的。
顯然,中央電視台也會以“娛樂”為理由來原諒自己,為什麼要讓所有的節目都擔當起國家意識形態的重任呢?是的,理由總是有的,事事較真就會變成文化專制主義。只能說,中央電視台在客觀上默認了主流意識形態對以利潤為中心的價值觀,從非常細微的角度反映了中國社會如何變成了一個典型的市場社會。
由於中央電視台春晚此次在一貫的國家意識形態風格之下,同時也容忍了趙本山的忽悠系列,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追求與資本主義的核心價值同時存在,和平共處,這就一文化範本的方式構成了市場經濟時期的深刻文化矛盾——構建的同時被解構。
清醒者總是有的,網絡上有文章就說:“我們很多人都喜歡看趙本山的小品,他的小品給我們帶來很多歡樂,他後期的小品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以忽悠人為取樂,忽悠賣拐、忽悠賣輪椅、忽悠公雞下蛋、忽悠不差錢,他的賣拐賣輪椅也曾經引起一些殘疾人士的強烈不滿,但是趙大叔演的畢竟是娛樂節目,沒指名沒指姓,終究沒惹起糾紛。但是這之後社會上確實忽悠成風,有人與人之間忽悠的,有發信息忽悠的,有打電話忽悠的,幾乎每天我們都會接到這樣的信息和電話在狂轟濫炸的忽悠我們:‘請把錢匯至下列賬號···’,‘大哥,我家很窮欠了別人家的錢,我願意用我的一切···’,‘你的銀行卡消費9000元,請打下列電話查詢···’,‘你中獎了,請打下列電話查詢···’,忽悠和詐騙到底有什麼區分?如果說詐騙是以騙人的手段非法獲得受害人的錢財,那忽悠賣拐賣輪椅呢?也是以無中生有的手段忽悠走他人的錢財,前者是受法律制裁的,後者是某大電視台向全世界播演的,雖然沒有號召向賣拐的趙大叔學習,但是每一個節目都有他的思想和內涵,我們成人是有鑑別是非能力的,對這樣的小品一笑而過,可是我們的孩子們呢?前一段時間在報紙上看見一個6歲小女孩對着我們說長大要當貪官,我們的心都要碎了”,“趙本山忽悠賣拐最後忽悠了誰?”
可以說,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的宏大國家意識形態敘事,終而遭遇趙本山賣拐系列的解構,這本身就是一次成功的忽悠——龐大的國家機器居然被一個農民忽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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