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社會達爾文主義”
社會達爾文主義是將達爾文進化論中自然選擇的思想應用於人類社會的一種社會理論。最早提出這一思想的是英國哲學家、作家赫伯特·斯賓塞。社會達爾文主義本身並不是一種政治傾向。有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用這一思想說明社會進步和變革的不可避免，也有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認為人類的退化不可避免。社會達爾文主義和進化論一樣，經常被捲入關於優生學的爭論。
社會進化和文化進化的理論在歐洲思想界很常見。達爾文之前的啟蒙時代思想家，如黑格爾就認為人類社會的進步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早期的思想家認為，鬥爭是社會生活的天然特徵。托馬斯·霍布斯在17世紀寫成的著作《自然狀態》中已經出現達爾文所描述的對自然資源的競爭。社會達爾文主義與其他社會變革理論的區別在於，它將達爾文的生物進化理論應用於社會研究之中。
達爾文對進化的獨特研討與其他理論的區別在於：達爾文強調自然對人類的發展的影響高於超自然影響，認為人類像動物一樣為生物學法則所約束，特別是人口增長對個體的壓力。
達爾文覺得“社會本能”如“憐憫”和“道德情感”也通過自然選擇而進化，這些進化的結果使他們所在的社會得到增強。他在《人類起源》中表述了這樣的觀點。所以，達爾文確實相信社會現象也是由自然選擇塑造的。
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一個簡化觀點是，人、特別是男性必須為了在未來能夠生存而競爭，不能給予窮人任何援助，他們必須要養活自己，雖然多數二十世紀早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支持改善勞動條件和提高工資，以賦予窮人養活自己的機會，使能夠自足者勝過那些因懶惰、軟弱或劣等而貧窮的人。
對達爾文生物學觀點的另外一種社會解讀是所謂優生學，該理論由達爾文的表弟弗朗西斯·高爾頓發展起來。高爾頓認為，人的生理特徵明顯地世代相傳，因此，人的腦力品質（天才和天賦）也是如此。那麼社會應該對遺傳有一個清醒的決定，即：避免“不適”人群的過量繁殖以及“適應”人群的不足繁殖。高爾頓認為，諸如社會福利和瘋人院之類的社會機構允許“劣等”人生存並且讓他們的增長水平超過了社會中的“優等”人，如果這種情況不得到糾正的話，社會將被“劣等”人所充斥。
在德國，恩斯特·海克爾於1899年出版的暢銷書《宇宙之謎》將社會達爾文主義介紹給更多讀者。這一現象催生了1904年建立的“一元論者聯盟”，其成員有許多名流，包括諾貝爾獎獲得者威廉·奧斯特瓦爾德，1909年該聯盟的會員有六千人之眾。他們主張進行優生改革，結果成為大眾運動鼻祖之一，最終也是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的源泉之一。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種族優越和競爭思想與社會達爾文主義有關聯。雖然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種族觀簡單而言是白色人種必須以文明教化全球的有色人種，然而還有其他更複雜的觀念。達爾文進化論基於基因分岔和自然選擇理論進行種族劃分。基因分岔是指一組物種彼此之間互相分離，從而各自發展出自己獨特的基因特徵，這一理論適用於包括人類的所有生物。正是由於基因分岔，我們今天才有不同的人種和族群。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流行的看法是，北歐的日耳曼人是優等人種，因為他們在寒冷的氣候中進化，迫使他們發展出高等生存技巧，在現今時代表現為熱衷於擴張和冒險。另外，相對於非洲的溫暖氣候，自然選擇在寒冷的北部以更快的速度、更徹底地淘汰體格軟弱和低智力的個體。大日耳曼主義者還論證，如果動物在體能和智力上適應其所在地氣候，那麼人類也是如此。這些思想得到當時的人類學家和心理學家的全力支持，其中包括著名生物學家托馬斯·赫胥黎。
基於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一種的種族觀念是：一個種族為了生存必須具備侵略性。白種人被看作是最偉大的人種是因為他們具有優越感和征服欲。白人在有些地方征服了野蠻人，在另一些地方則乾脆將他們滅絕，正如美國人在北美洲及英國人在新西蘭和澳大利亞的所作所為。但是在現代社會，當白人成為內部政治爭鬥的犧牲品時，亞洲的黃色和棕色人種不斷地積蓄力量以準備推翻白人在全球的控制權。許多人相信，白種人和西方文明最終被“劣等”種族和文化所排擠掉只是時間問題。
社會達爾文主義曾在歐洲的一些社會圈子裡--特別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德國知識分子之間--廣泛流傳。哲學家尼采創造了“超人”這個概念。在國際政治上，各帝國之間的競爭鼓勵了軍事化和對世界依照殖民勢力範圍進行劃分。當時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解讀更側重於物種間的競爭而非合作。社會達爾文主義可能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興起的納粹德國的領土擴張和種族滅絕政策有重要影響。
威廉·薩姆納、約翰·伯格斯等美國學者在斯賓塞和達爾文的影響下，進一步發展了社會達爾文主義。薩姆納在1881年發表了一篇題為《社會學》的論文，闡述了人類與自然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生存鬥爭，被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在《美國思想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一書中認為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但當代歷史學家對於薩姆納觀點的解讀有不少爭議。作家傑克·倫敦也創作了不少許多描寫生存的小說，表達了自己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理解。但一般來說，社會達爾文主義衍伸出的反博愛主張和種族主義並未在美國社會生根。
十九世紀中葉的鴉片戰爭之後，中國被迫向西方國家開放國門。中國學者嚴復於1897年翻譯了英國學者赫胥黎的天演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思想在中國社會引起強烈反響，成為“變法圖強”及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理論基礎之一，社會達爾文主義自此深遠地影響了中國社會，“落後就要挨打”這類口號常見於20世紀乃至當代中國社會。
美國和西方社會的左派批評保守派用社會達爾文主義為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社會不平等、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辯護。有不少人使用社會達爾文主義來反對任何形式的普世道德和利他主義。耐人尋味的是，西方右派經常反對達爾文主義，卻支持社會達爾文主義。一些二十世紀前的極端社會達爾文主義者預見了優生學和納粹的種族學說。
社會達爾文主義本身並不必然產生特定的政治立場，有些社會達爾文主義者論證進步是無可避免的，有些則強調人類不斷退化的潛力，還有人把社會達爾文主義捲入所謂進步力量。其實，社會達爾文主義是一些相關的社會理論的薈萃，正如同存在主義是一些密切聯繫的哲學思想的總稱，而不是一種單獨的哲學。
社會達爾文主義如何造就了現代中國（摘編）
鄧小平於1978年啟動改革以來，30年間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經濟規模以人類歷史上最快的速度翻了40倍。十億華人在短短一代人的時間裡，將自己的經濟生活從用牛耕作、騎車出行，提升到汽車即將普遍走入千家萬戶。
在上一代，鄰近中國的多個小型華人國家或地區（比如台灣、香港、新加坡）也取得了類似的經濟和技術成就。而在以白人為主導的國家（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規模較小的華裔少數族群同樣取得了巨大的學術和社會經濟成就。中國大陸不甘示弱，尾隨其後，取得了上述成就。
對於20世紀中葉的西方人來說，他們更加熟知的是中國的赤貧與毛澤東思想的革命狂熱，故而中國新近的這些成就可能會令其吃驚。
中國現下取得的廣泛成功的可能根源，在當今西方的主要媒體上鮮見深入探討。這些媒體傾向於避開對華人民族特點的關注，而對其機構體系、政府形式更感興趣。不過，儘管後者的作用顯然至關重要，中國人的上述成功故事所發生的社經/政治制度等背景多種多樣，並不是單一的。舉例來說，香港擁有世上最為自由的市場之一，其經濟體系接近於毫無政府干預的純自由主義狀態；而與此同期的新加坡則處在李光耀及其社會主義性質的政黨——人民行動黨的嚴密控制之下，是一黨專政的國家，政府的指引與控制隨處可見。台灣的華人人口更多，它走的是中庸的發展路線，同樣取得了類似的經濟成就。
困境鑄就的民族
與今天相比，百年前的西方學術界相當不同。種族主義——即認為“不同民族所經歷的獨特歷史，往往會給該民族留下與眾不同的內在特質”的觀點——在那時占據主導地位。
對於華人，當時普遍的觀點認為，中央集權式的中國社會在長達數千年間保持基本穩定而有序，在世界各民族中堪稱獨特，給華人留下了特有的烙印。儘管中國也出現過政治分裂局面，但為時短暫。實際上，這個東亞的羅馬帝國從未真正淪陷，東方也因此得以免遭羅馬滅亡後西方所遭受的長達千年的野蠻蒙昧、經濟崩潰、科技退步的命運。
而其不利一面在於，最近數百年來，龐大的人口增長逐漸使中國極為高效的農耕體系疲於應對，使得大多數中國人的生活離馬爾薩斯描繪的饑荒僅一步之遙。
傳統中國的社會經濟
中國社會以其穩定、長久而著稱。從隋（589-618）唐（618-907）時期官吏政治制度逐漸建立，到1949年的共產黨革命，千年間同一種社會經濟關係一直揮之不去，僅在因王朝更替、軍事征服，導致政府上層建築出現周期性變化的時候才略有演化。
該官吏制度的中心特點，就是中央政府通過優勝劣汰的科舉考試，選拔人才，任命為地方官員，以此替代貴族對地方的統治。
既然在過去1500年間的大部分歲月中，中華文明均通過考試來選拔人才去占據具有全國性權勢的位置，有時不免讓人猜測，可能考試的能力已經溶入中國人的血脈，不僅在文化層面如此，即便在生理層面也是如此。不過，雖然這種猜測也許有一點真實成分，但它所描述的機制不大可能會有什麼重要意義。在科舉時代，中國的人口達好幾千萬，並且不斷穩定增長，從公元900年之前的6千萬人口一路增長到1850年的遠超4億人口。但在過去600年間，得以參加科舉中最高級的殿試、成為進士的中國人數目，每年卻常常少於百人。其中要數宋代（960-1279）的進士最多，但人數也僅超過每年200名。即便我們加上低於進士的舉人，這些高等書生的人數可能舉國也不過寥寥數萬,占全國總人口的百分之一都不到，遠低於工匠、商人的人數，更別提占據人口絕大部分的務農者了。考試選才制度具有龐大的文化影響，但其直接的基因影響應可忽略不計。
階層不固定，可流動變化
事實上，儘管西方的觀察家往往把目光集中在中國驚人的貧困上，中國的傳統社會其實具有某些非同尋常、甚至是獨一無二的特點，可能在塑造中國人的過程中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也許其中最為重要的特點，要算這樣一個事實，即中國社會幾乎沒有固定階層，不同經濟階層之間具備極強的流動性。
在中國社會的各個角落都能看到極為懸殊的貧富之差，即便是同宗的小村莊也不例外。法律地位上名義上的平等，再加上經濟地位的天差地別，兩者合一，造就了有史以來羈絆最少的自由市場體系，並不僅僅在城市如此，更重要的是，在中國廣大的農村也是一樣（在傳統中國，幾乎全部人口均居於農村）。
幾百年來，中國農村日常生活中一個不爭的事實就是人口密度極高。隨着中國人口在1850年之前的5個世紀裡從6500萬增長到4.3億，幾乎所有土地最終都被開墾出來，用於高效耕種。儘管中國社會是以農業為主的農村社會，在1750年，山東省的人口密度即已達到荷蘭的兩倍以上，雖然荷蘭是當時歐洲城市化程度最高、也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在工業革命早期，英國的人口密度更是僅有江蘇省的五分之一。
中國的農業生產方式向來極為高效，但到了19世紀，隨着中國人口的不斷增長，在當時科技水平與經濟制度的局限下，農業體系的絕對馬爾薩斯負荷容量終於被人口趕上並超越。
出人頭地與逆水行舟
雖說大部分中國人都是貧農，但在中國這個基本無固定階層之分的社會裡，只要有能力也有運氣，就大有向上攀爬、出人頭地的機會。每個村子裡的富人都會出錢讓孩子讀書，學習四書五經，預備科舉考試。若有哪個富農或小地主家的兒子很聰明，讀書又用功，就可能通過科舉，獲得秀才乃至更高的功名，大有機會去把握政治權力與財富。
現代西方社會的主導理念是“人人平等”，而奉行儒家思想的中國傳統社會，則信奉人人生而不平等，正好與之截然相反。但在事實上，後者似乎將前者的理念發揮得更好。極具開拓精神的美國人傳誦生於小木屋的平民總統的故事，但多個世紀以來，統治中國的官員中有很大一部分人確實是出自鄉下的稻田。像這種事，如果放在大革命時代之前的歐洲，是完全不可想象的，甚至在大革命時代之後很久也是如此。
這種出人頭地、邁入中國統治精英圈的可能性確實值得稱道，不過，在中國，另一個更為重要的因素是，即便是普通農民，只要足夠勤奮、勇於奮鬥，就可以積累財富，在地方上嶄露頭角。
然而，在農民有機會躋身上流出人頭地的同時，是可能性遠大於此的向下流動。境況愈下的可能性極大，這種可能性也許是塑造現代中國人的各種因素中影響最大的一個。每一代人中，少數能幹的幸運兒得以提升其經濟地位，但絕大多數人的經濟地位總是會下滑，而那些原本就靠近底端的家族則完全消失於世間。在傳統的中國農村社會，幾乎人人均無可避免地要往下墜落：數百年間，幾乎每個中國人到頭來均要比其父輩更加貧窮。
另外，中國農村社會這種向下流動的趨勢也因“分家”這一傳統繼承制度而強化。分家的時候，父輩的財產在所有兒子之間均勻分配，完全不同於歐洲人普遍實施的長子繼承制度。
富有的家族若想保住其經濟地位，而不是隨時光推移被風吹雨打去，其每一代人就都得發揮極高聰明才智，利用極其敏銳的商業觸覺，努力工作，勤奮不懈，從擁有的田地及他人處榨取大量的財富，才能做到這一點。若在商業運作上出現大的失誤，或是懈怠不努力，將面臨個人喪身失命、甚或斷子絕孫的下場。
對華人種族意義
從很多方面來看，種種歷史記載及社會學記錄中所描繪的中國社會似乎必然會在其居民的特質中深深烙上獨有的印跡。公元6世紀末期以來建立的社會經濟制度在長達千餘年的時間裡基本保持穩定，變化甚少。在千餘年間的大部分時期，因人口過多，每個家庭都承受着巨大的經濟壓力，掙扎求存。在另一方面，強大的文化傳統強調把多多繁衍後代——特別是兒子——作為人生的最大目標，即便下一代會因此變得貧困也在所不惜。中國龐大的人口、統一的文化，都理應會使有利的新事物快速出現並不斷擴散，包括在純生理層面出現的變化。
在中國農村里，即便是較富有的人，其一生大部分時間通常也在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要與家人及僱農一道在田地里勞作。頭腦聰明，對想發財的農夫自然是有利無害，但他們還需要具備干好重體力活的能力、要有毅力、勤奮，甚至連皮糙肉厚胃口好等純生理方面的特質也包括在內。由於存在這麼多種制約因素，任何單一因素的擴散速度就會比在該因素本身即可決定成敗的情形下要慢得多，要看到顯著的結果，需要以世界上最龐大的人口為基數，優勝劣汰長達幾個世紀才會可見。
這個優勝劣汰的過程如此激烈，必然會在多個層面體現出來。文化等軟件方面更靈活、反應更靈敏，因此受影響更大，而較固定的生理層面的變化就緩慢得多。要從中國人的行為表象來判斷是軟件方面的機制在起作用，還是有其生理基因層次的原因，顯然會是令人望而生畏的艱難任務。但是，中國人在上千年間一直面臨這種無休無止的淘汰壓力，要說這個過程完全沒有在較深的生理基因層面留下其痕跡，那應該是說不過去的。如果對這種重要的可能性嗤之以鼻，顯然不是理性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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