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为了权力

凡是有社会的地方就有权力的体现，从动物到人类皆如此。人类是有最高级思维，有情感的动物，对权力的追求与生俱来。当然，权力欲的大小于每个人不同；因而“有的人天生就是做领袖的料”强调的是“有的人”。这“有的人”最终有多少能成为领袖呢？这是座“金字塔”，成功越大则成功的人越少；反正有权力欲的人们都在爬这“金字塔”。我好像在诡辩似的；好，就此打住。

中国社会两千年来一直是专制体制。专制体制的特点之一就是社会由对下有绝对权力者层层构成。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在我看来也是强调绝对权力的体现。社会间各个层次的人要遵守自己应该的责任，同时也有相应的权力。总之，社会分三六九等。孔子论述理想专制社会时特别强调了秩序，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是秩序的体现。当然，这是孔子的理想。历史的证明就是孔子的专制“理想社会”不断在时间的作用下瓦解，又以改朝换代方式延续。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权力在其中作祟。

权力在专制社会如此重要，以至权力可以被认为是利益的根本体现－－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各个层次的有权者，特别是官场上，为了自身权力不择手段。

在批判毛泽东的时候，很多人愿意将毛描绘成恶魔，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甚至毛一步步走上权力的顶峰之时，他一直是个极其冷酷的暴君。他的所作所为一直让民族蒙难。这是否过分夸大了他个人的作用，而忽略了社会制度的因素？我有一种体会，建国后毛在如何治理国家上确实与他的“同志们”有分歧，他要搞“乌托邦”，而不是刘少奇的“左左右右到苏联”。然而他每次在中国大陆全社会范围内掀起的政治运动之时，他的“同志们”都不遗余力地跟着干。为什么毛的“同志们”不反对毛？其实刘少奇们内心深处是抵触毛的路线的；但他们没有毛的威望，同时被毛分而治之（“同志们”之间是潜在的竞争者，毛利用这点实施个人的权力权衡之道）。为了保住手中的权力，首先就是“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同时，他们赛着在一场场政治运动中有更激进的表现。刘少奇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毛的信任，取悦了毛才能保住和升迁自己的地位。

再者，毛搞政治运动并非建立稳定的制度，运动一阵风，过去以后，毛的“同志们”便又可阳奉阴违地搞自己的路线。既然如此，毛搞的政治运动一来，刘少奇们一个赛一个地跳得欢。搞政治运动最终就是老百姓倒楣；当官儿的要保住自己被恩赐的地位为什么不折腾老百姓？

他们在各种政治运动中的表现，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比一个‘左’”。“镇反”、“三反”、“五反”这些政治运动就不必说了。毛说一分，刘少奇们就说二分；层层贯彻下去，到了基层就是十二分。每层中共官吏都希望借运动得到升迁，至少是保官儿。

1958年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看起来与经济有关，其实是不折不扣的政治运动。那时粮食产量“大放卫星”，到了下面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馊招。我看到这样的资料，刘少奇到下面去视察，村里的基层干部对他讲，为了提高粮食单产，村里的狗都杀了，熬狗肉汤浇地，说这样能使土壤“有劲”。刘当时听了这话笑笑，说如果是这样就多多的养狗。啊哈，一个小骗子和一个大骗子，两人一唱一和。给地里浇狗肉汤能多打粮食？谁信呀！另类版的“皇帝的新衣”嘛。可是刘少奇竟然一本正经地表演。他心里能不明白这是胡说白道嘛？可他当时不能斥责那个小骗子，“不能泼群众的凉水”嘛。他知道毛泽东正为他的“乌托邦”神魂颠倒，而他是毛的接班人。他只能顺着毛的意思来。刘少奇本人都这样，下面中共干部什么表现可想而知。

当年“大跃进”大炼钢铁的丑剧在全国热火朝天的上演，有多少心里明白的人不敢说；我看那些中共的官吏当中恐怕也有很多人知道是闹剧，可为了官的位置，他们都在随波逐流，跟着起哄。我在1958年上幼儿园，记得幼儿园老师都在建小高炉炼铁；我们住在北京城里的大院也办起来食堂，大家都去吃饭。荒唐呀。可谁敢说个不字吗？毛泽东说要把钢产量翻一番，下面就成了这个德行。结果呢？闹剧过后就是所谓“三年经济困难”，全国的老百姓忍饥挨饿。然而，又有多少当官儿的为这天大的闹剧负责了？恐怕有很多人因此飞黄腾达了呢。嗯，“多少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优秀干部，带领广大群众迎着困难上，在严重的自然灾害前毫不退缩，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同时，巩固和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阵地”。呵呵，闹剧居然造就了大批“中共优秀干部”。

“文革”是毛泽东治国以来最大的闹剧；他搞“乌托邦”居然要把他的“同志们”都干掉。我敢说，毛发动“文革”刘少奇心里是反对的；可他被老毛整了还说“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他是拥护“文革”的。当年那些被整的所谓“老干部们”哪个敢说“我反对‘文革’”？我想，如果老毛真的让刘少奇去具体地搞“文革”；刘为了自己接班人的位置，他整人一定比谁都冷酷。可毛这回是铁了心地要把刘少奇们干掉，他不惜通过非常手段，在下而上地发动群众大搞“文革”。他认为这样可以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什么意思？建立“乌托邦”，毛是当然的“上帝”。他这种胡思乱想为什么会落实在行动上？可谁让他手中有绝对的权力呢。

毛搞“文革”的这场权力之战确实让“天下大乱”。然而造反而起的群众可不顺着他的意思走；基层的人们为了权力相互恶斗。这就是所谓“派性”。每一派“造反者”都打着“誓死保卫毛主席”的旗号，其实往往是借机整人。各个“造反派”利用手中的权力公报私仇，为非作歹，同时想方设法扩大自己手中的权力。毛恐怕这个时候发觉他搞的“文革”无法收场了；他原来打算三年就结束“文革”的。有关“文革”的研究论著多了去了，这里不赘述；但要强调“文革”在某种角度讲，是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在权力的相互恶斗中，中华民族蒙难。

噩梦般的“文革”结束快40年了，然而中国的专制体制没有本质的变化，层层官吏为了权力的争斗与历史上各个朝代的政治没什么两样，到了最高层则是漆黑一团的宫廷政治，你死我活。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特别迷恋权力？不能这么讲，全人类各个民族的人都有迷恋权力者。我甚至觉得西方人更有迷恋权力的潜能。然而现在西方民主制度大大的限制了权力的使用。他们三权分立，执法、司法和立法的人们相互制约。为什么西方人能建立此种社会制度？这个故事太长，太复杂，我讲不了。不过我可以说，当年美国的建国是一帮权力狂徒聚在一起吵架吵出来的。吵来吵去谁也不让步，最后渐渐有了三权分立。大家都妥协，谁也别想有绝对的权力。

那我们中国的人们照着学怎么样？这个……至少现在还有点儿悬。中国人来暗的，不怎么吵架，可到时候整死你。嘿嘿，这不就不用吵了嘛。不过我说的是“现在还有点儿悬”，并没说绝对不成。眼瞅着“上面”为权死掐，两眼一抹黑没权没权的百姓似乎只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是吗？难道中国人在鲁迅写了《阿Q正传》一个世纪后还一成不变？也别那么悲观。

附录：毛泽东本想三年结束文革 没料到局势会失控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运动之初，毛泽东曾设想以较短的时间结束“文化大革命”，然而，动荡不定的局势，远远出乎他的意料。他一次次地修订时间表，但是于事无补，以致这场历史性的灾难，竟然绵延十年之久。

两个五个月

1966年8月8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勾勒出一个时间表，他说，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大概是在明年一个适当的时候再开。现在要准备。”他设想：“文化大革命”进行得顺利，到“明年的一个适当的时候”，便可以告一段落，然后再顺理成章地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他还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

他发动群众最直接的办法，便是支持刚刚兴起的红卫兵运动。8月18日，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百万青年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大会。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代表，并且佩戴“红卫兵”袖章。望着浩浩荡荡的群众游行队伍，他高兴地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红卫兵开始冲出校园，走上街头，声势浩大地开展所谓“破四旧”活动，整个社会形势混乱不堪，党内外人士对此很不理解。可是，毛泽东却坚持认为，这正是他所设想的群众性的大风暴，放任这种风暴发展，有利于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全国。为此，他批准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中共中央又转发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

这样，红卫兵运动有如脱缰的野马，一发不可收拾。他们停课闹“革命”，进行全国性的大串连，冲击党政机关，揪斗各地党政干部，一些领导干部被迫回避，甚至隐藏起来。毛泽东知道后很不满意，认为领导干部不能正确地面对群众，哪有马克思主义者害怕群众的道理？他说：“我们开了全会，还有很多人没有转过来，他们就是不执行。有些人当群众围攻他们时躲起来，这是临阵退却。”正因为如此，“文化大革命”不能草草收场。8月28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负责人唐平铸说：“文化大革命的时间，看来到年底还不行，先搞到春节再说。”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为了保证党不变“修”，国不变“色”，他宁可牺牲一切，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于是偌大的中国就像一锅烧滚的粥，沸反盈天，至矣尽矣。党内很多高级干部怎么也不理解，“文化大革命”为什么非得要乱了自己的阵脚。他们出于对毛泽东的崇拜，不敢公开提出异议，只能采取较为婉转、隐蔽的手法，抵制“文化大革命”。

10月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针对党内普遍存在的认识问题，毛泽东批评说：“这个文化大革命只有五个月，不能要求同志们现在就那么理解。”他认为，尽管中央发了通知，报刊发了文章，还是没有引起全党的重视，可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的意义在于“总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在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时间、步骤时，他说：“总而言之，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

从1967年1月起，“文化大革命”开始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国内形势已是波谲云诡，每况愈下。为稳定局势，毛泽东派解放军到地方“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3月13日，周恩来在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时说：“主席说，二、三、四月看出眉目来。昨天，见了主席，主席又说，恐怕要二、三、四、五月了……到了五月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也可能成熟，至少省一级可以成熟或接近成熟。这样，大概的眉目可以看出来。”

毛泽东开始着急了，他也不希望动乱的局面再持续下去。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实行“三支两军”，这是他不得不采取的强制措施，以使运动纳入他所预期的轨道。他预计，到1967年5月，“文化大革命”可以看出一些眉目，理出一些头绪。但是，动乱的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局势的发展便难以预料，各地派性武斗逐步升级，事态已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大概要三年

到了5月，“文化大革命”非但看不到眉目，反而越来越乱。毛泽东在会见刚果（布）政府代表时，不无担忧地说：“乱得很，红卫兵到处闹。”“不是我创造的，是群众创造的。大字报，红卫兵，都是他们创造的。炮轰这个，炮轰那个，打倒这个，打倒那个。”同时，他又说：“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日益恶化的国内形势，此起彼伏的派性斗争，好象都在他意料之中。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四个阶段：从姚文元文章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以算第一阶段，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月风暴，这可以算第二阶段，主要是扭转方向阶段。自一月风暴夺权到大联合、三结合，这可以算第三阶段。自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发表后，这可以算第四阶段。第三、第四阶段，都是夺权问题。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

按照这样的筹划，从戚本禹的文章发表时算起，也就是1967年4月，是“文化大革命”的“决战的关键阶段”，把这样的“主题”、“正题”做好了，“文化大革命”就会看出眉目，有条不紊。7月13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肖华、杨成武等人开会，他说，发动群众的阶段已经过去，“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8月，毛泽东在接见外国友人时，仍然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只需三年时间。他说：“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所以不要着急。凡是烂透了的地方，就有办法，我们有准备。凡是不疼不痒的，就难办，只好让它拖下去。”“经过四、五、六、七月，现在八月份了，有些地方搞得比较好，有一些地方不太好，时间要放长一些，从去年六月算起共三年。既然是一场革命，就不会轻松。”

9月，毛泽东在南方视察途中，一再强调要正确对待干部，彻底消除派性斗争，尽快实现“革命大联合”。他认为，“文化大革命”应该临近尾声了。他说：“运动的第一年已经过去了，第二年又过了三个月了，七、八、九，我看春节差不多了，可能有个眉目了。”据陪同视察的杨成武回忆：“在视察途中，毛泽东还提到，明年春天‘文革’结束后，接着召开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脱出来，许多老同志都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他还列举了邓小平、乌兰夫、彭真、贺龙等人”。“文化大革命”最明显的标志，便是打倒一大批领导干部。这时，毛泽东考虑“要解放一批干部，大胆使用一批干部”，显然是在做“文革”的“扫尾”工作。

1968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在一九六七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指引下，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斗争已经开始了。”这篇经毛泽东批准的社论，实际上是以公开的方式，传达毛泽东南下视察的讲话精神，向全党全国传达这样的信息：“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全面胜利”。换句话说，结束“文化大革命”已经是为期不远的事情。

9月7日，全国除台湾以外的二十九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已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即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宣称：“全国山河一片红”，“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斗、批、改阶段。”按照毛泽东的部署，“斗、批、改”的主要内容，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等。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扫尾工作”。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他亲自为几个“斗、批、改”的调查报告写“编者按”，以期向全国推广。他在与外国友人交谈时说：“直到今年上半年，学生是运动的先锋，现在落后了。”他已无意再去发动急风骤雨式的群众斗争，而是迫切地期待着由“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从而顺利地结束“文化大革命”。

10月13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仍持肯定的态度。与以往不同的是，他在批评所暴露的问题和错误时，主动承担了责任。他说：“我的意见，错误是有，而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中央，在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军队。”他赞成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就是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这些。”他仍在坚持自己的时间表，用三年或略微长些的时间，到1969年，“文化大革命”也就进行“到底”了。

还有一点尾巴

毛泽东在筹备中共“九大”时，已经是有意无意地进行“扫尾”工作了。中央文革小组在送呈的报告中说：“解决不仅在实质上、而且也在组织上成立中央革命委员会问题，顺带也就解决了国家主席问题。”毛泽东当即批示：“我认为，暂时不宜成立中央革命委员会。”他对中央文革的态度开始转变，中央文革在草拟的国庆标语中有这样一条：“向立下丰功伟绩的中央文革致敬”。他在审阅时立即删去，并且批示：“不应用自己名义发出口号称赞自己。”他认为，“文化大革命”就要结束了，那么应运而生的中央文革小组也就完结了自己的使命，应该淡出历史的舞台。以往凡是重大决策发文，总是依次署名：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这次筹备“九大”，毛泽东一反常规，不让再署“中央文革”，他说：“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他还提出撤消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中央文革碰头会。

1969年4月，“九大”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强调，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显然，这个胜利也有他所构想的“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在审阅党章修改草案时，他看到这样的条文：“设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中央文革这样的机构”，他立即修改为“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的机构”，并且确定“九大”后取消“中央文革小组”。

这一切，毛泽东似乎早已深思熟虑，胸有成竹。可是，1971年的“林彪事件”打乱了他的计划。他委托周恩来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领导“批林整风”，调整干部政策、经济政策，并且开始中美两国的高级会谈，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都在正常恢复中。这些应该说都是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前期准备。1973年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邓小平，又被毛泽东重新恢复工作，委以重任。这无疑也是一个信号，“文化大革命”已接近尾声。这年6月，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访华时问毛泽东：“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什么时候结束？”毛泽东回答说：“还有一点尾巴！”

毛泽东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他不愿意党和国家总是生活在动乱之中，但是，他又不允许人们对“文化大革命”说三道四，甚至全面否定。他想以平和的方式结束“文化大革命”。1974年8月，他在武汉时说：“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棍子打死就不好。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嘛，要给人家机会。”又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当有人说，“批林批孔”是“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后，他很不高兴，批评道：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他感到，八年的“文化大革命”时间太长了，不能再拖延了，所以，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1975年1月，周恩来的病情日见沉重，邓小平开始主持国务院工作，不久，又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开始全面整顿，整顿之初，毛泽东是采取支持的态度的。他的前提是先肯定“文化大革命”，然后再通过整顿，恢复秩序和建设，以结束“文化大革命”。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纪登奎回忆：“毛主席本想‘文革’两年就结束了，没想到驾驭不了啦，已经九年了。要安定团结，但要给‘文革’做个结论，没有结论收不住。……毛主席的意思，你（邓小平）要写个决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他还定了口径：三七开。小平婉言拒绝了，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了解。”

毛泽东生前终究没有结束“文化大革命”，这是他晚年政治悲剧之所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国家和民族终于从十年浩劫中解放出来，中华民族复兴的朝阳又从东方地平线上冉冉升起。（来源:党史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