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事情与大道理

7，8月间，写过一篇文章《制度是如何炼成的》。主要观点是，一个初始制度的优劣，决定性的因素在于设计制度的团体人数。当人数较少时，一个人或者一部分人“以邻为壑”，以牺牲团体中其他人的福利来换取自身所得的行为，容易观察，也比较容易被反抗，大家不得不寻求一种利益的共享机制，而不是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最终的结果是，团体中的所有人、至少是大多数人相互妥协，达成一致，找到一个普惠的制度设计。反之，当团体中人员规模十分庞大时，则有可能出现截然相反的“坏制度”。

用这个框架，解释“好”制度与“坏”制度的起源，有一定说服力。特别地，有许多历史、现实的例子可以为此提供证明。早期的希腊城邦、斯巴达的双君主制、古罗马的元老院是历史的，“五月花号”协定是近代的，20世纪70年代末，小岗村农民画押分地，置个人于死地而得民族与国家之后生的故事，则是当代中国反复重播的记忆。

11月18日、19日两天，我在清华大学学习项目管理，这本是一件小事情，却引发了我对制度起源的再思考。这个学习班有16个人，授课教师来自朗讯，有多年的IT项目管理经验以及培训经历。在教师这个行业，本人也算是“久经考验”，可是，时至今日，如何活跃课堂气氛，让学生乐于学习自己也乐在其中，实在是无计可施，由此，也诱发了上课恐惧症，只要提到上课，情绪就大幅度地下滑，就像年底商品甩卖打折一样，有“跳水”的感觉。反过来，作为学生，自从受教育以来，还没有哪一次上课不睡觉的。总之，既不是好学生，也不是好教师。

这一次，我却做了“好”学生。“好”就好在，除了短时间的有意识的“恢复疲劳”之外，绝没有深层睡眠。原因是，主讲教师有各种各样的技巧让大家兴奋起来。有小组讨论，个人发言；有全体游戏，有face to face的表演。可以喝茶、喝咖啡，可以随时“剥夺”教师的话语权，“插播”自己的“新思维”。老师更是对表现活跃、优异的学员，施以小恩小惠，比如一块薄荷糖或者是一本书。

和“满堂灌”比较，这种教学法显然于教于学都有益。可是，能不能把这样一种显而易见的“好”制度直接“拿来”，放在我们的课堂里实施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中国的班级学生太多了。少的在30--70之间，多的有100多人。我这学期有一门课，有199个人，虽然有一半学生逃课，可从讲台上看下去，依然是黑压压一片。亚当.斯密在大学任教的时期，学校是按照上课的学生人数计酬的，要是那样，人数自然是越多越好。可是，这么多人挤在一起，选择一种“好”的教学制度的机会就彻底丧失了。

项目管理学习班是公开、透明、双向、民主的教学制度，教师和学员是平等的，每一个人享有充分的自由和时间表达自己的意见。教师仅仅是一个引导者、召集者，而不是有特权的领导。大多数的中国课堂教学是封闭、单向和“独裁”的，这个“独裁”者就是教师。教师占用了几乎所有的课堂时间，滔滔不绝地宣讲“自以为是”的知识，学生很少有机会提问，也没有机会与教师交流和沟通。中国的教师一定喜欢独裁吗？中国的教师不愿意与学生分享意见和异见吗？不是。但是，时势造制度，当学生人数超过了一定数目之后，只能如此，没有更好的办法。

历史和现实都说明，中国是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在今天，民主依然是 “我们一致在努力”的一个目标，远没有成为我们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妨做一个简单的类比，中国人所在的教室太大了，人数太多了，在这样一个大集体里，因为效率的缘故，不可能让每一个人表达自己的独立意志，强权和独裁就成为一种可行的解决办法。而在西方国家，“国小民寡”，幅员狭小，“鸡犬之声相闻”，人们表达各自意愿的渠道是畅通的，成本是经济的，选择一种民主的制度也就不足为奇了。

由此，中国大则大矣，未必是中国之幸；外国异邦，小则小矣，却多得小国之利。也许可以更加简化一点，“大”是中国所有问题的根源，比如科技之不发达，人民之贫困，民主制度之不健全，都可以从中得到有力的解释。在这一点上，儒教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儒教的最高理想是追求天下一统，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这个意思。别说皇帝，就是一介读书人，也要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和远大抱负。人云亦云，上行下效，整个国家都落入了贪大求全的圈子。

说起来，老子的哲学要高明一些，即“以反求正”、“以小求大”，若要求得“大一统”，必要从小做起。这句话到了20世纪80年代，被青年们翻出来，作了一幅标语“从我做起”，风靡一时，其实其渊源在于老子。因此，要说思想的高明，应推老子。孔夫子算是一个勤勤恳恳的布道者，尊称为教育家尚可，思想家的称号最多是名誉称号，就像眼下的名誉博士。要是着实授予一个思想家的头衔，我看名实难符。

中国的历史大体是秦始皇和汉武帝决定的。秦始皇统一了六国，做了一个“大一统”的框架，虽然，也焚书坑儒，但思想的血脉还是有牵连的，没有割断，直到汉朝，也没有哪一种思想可以居高临下，独断天理。可是，汉武帝时期确立了儒教为国教，“独尊儒术”之后，秦始皇的帝国空壳，植入了灵魂，有了气象，直到1911年，这个阴魂也没有散去。

至此，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大”是中国所有问题的硬约束，好的、坏的、精华、糟粕都能从中找到最初的答案。但，如果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中国的起点就是“大”的，“大”之前，有“小”的时候吗？“小”的程度如何，与西方城邦国家的规模相比是大是小？“小”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产生民主的萌芽呢？或者，我们就没有“小”过，天生就是一个庞然大物。这些问题，应该由医学、人口、水文、环境方面的专家给予正确的答案。了解了这些事实，我们就有可能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有一个更为透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