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英雄？——日元上的日本

去日本，必先有日元。认识日本，也从日元开始。

对中国人来说，日元不值钱；但日元上的人物，远不是中国人所崇拜的权势人物。他们既不是像比尔.盖茨那样的阔佬，也不是袁世凯、毛泽东一样的大佬；既不是日本战国时代的三雄：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也不是维新三杰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不是天皇，也不是内阁大臣。靖国神社有位子的日本“民族英雄”，也没有份儿。

比战国三雄、维新三杰更牛的人，是谁？

倒数5个数，5，4，3，2，1。他们是福泽谕吉、樋口一叶和野口英世。有几个中国人，知道这三个日本人呢？

10000日元——福泽谕吉，日本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日本第一所私立大学庆应私塾创立者。

5000日元——樋口一叶，明治维新时期女作家，才女，去世时，只有24岁。可以比作中国的张爱玲，但是，其小说不是粉色的爱情，而是黑色的社会写真。

1000日元——野口英世。日本现代细菌学创始人，混血儿，父亲是犹太人，母亲是日本人。在非洲研究黄热病时，染上病毒，于1928年5月21日去世。同年6月15日，其遗体运回美国纽约市北郊的一处墓地埋葬。其碑文上写着：“他毕生致力于科学，他为人类而生，为人类而死”。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一比就知道中国的“英雄人物”，都是帝王将相，都是“自己过得比别人好”，都是“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角色。如果，仅仅是“英雄人物”自己这么做，也就罢了。偏偏是，这些“英雄”，也是中国人所崇拜和念念不忘的。

三位人物，有哪些英雄事迹呢？罗列如下。

福泽生活的时代，正当幕府末期。在美国黑船的威逼利诱之下，日本不得已走上了维新之路。可是，向东还是向西？哪一条路是阳关道？谁也不明白。是坚持日本特色？还是彻底和东亚决裂，“大江歌罢掉头西”，投入欧美怀抱，是摆在日本人面前最急迫的问题。

福泽谕吉以“雁奴”般灵敏的视觉和超人的胆量，提出“脱亚入欧”的伟大构想，为黑暗中的日本点亮了前进的灯塔。他在《文明论概略》中说：“如果想使日本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并呼吁：“我国不可狐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退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

要向西，必须先转身，和东方告别——东方是什么？东方就是由中国大陆传到日本之儒学，就是“明尊卑别贵贱”之封建等级制。对此，福泽谕吉几乎有着与生俱来的厌恶和抵抗。在1872年—1976年之间连续发表的《劝学篇》中，他开门见山地指出：“天未在人之上造人，亦未在人之下造人。”说白了，就是中国人现在依然十分抗拒之普世价值：人人平等。

实际上，在福泽幼小的心灵中，就播下了反抗等级、对抗专制的种子。谕吉是武士之后，但是，他父亲是最低级的武士。父亲去世之后，生活更加惨淡。他不得不随母亲和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回到母亲的老家艰难度日。即便如此，也要过“武士一样高尚的生活”。武士道规定，武士不能经商，不能干活儿，因为，和武士身份不符。所以，很多低级武士之子弟，上街打酱油，都用毛巾遮脸，或者，干脆半夜再去。

福泽谕吉可不鸟这个。他不仅打酱油，而且，大摇大摆，还在腰里别两把刀，以证明自己是加强版的武士。他不蒙面，提着酒壶，光天化日之下雄赳赳气昂昂地公开打酱油，就差警车开道了。他认为一个人用自己的钱买东西，光明正大，没有什么不该，也没有甚麽羞辱可说。

再有，谕吉十二、三的时候。有一天进屋，无意中踩了他大哥铺在室内的废纸，他大哥勃然大怒。原来，废纸上写着藩主“奥平大膳太夫”的名字；踩踏主君大名，这还了得。谕吉为了息事宁人，连忙谢罪，心里却不以为然。他暗地里写好藩主的名字，乱踩一气，然后，扔进厕所。他还暗中掉换神社供祭的神体，窃笑善男信女的无知，揭穿天谴冥罚的骗局。

实际上，谕吉的父亲，倒是儒家文化的粉丝，谕吉的名字也和中国典籍有关。1834年12月12日（日本历），福泽谕吉出生在大阪的藩邸。父亲福泽百助，是丰前中津（今，九州大分县）奥平藩士族。母亲是同藩士族桥本滨右卫门的长女，名阿顺。他的父母一共生了两男三女，谕吉是最后一个儿子。百助虽是一名低级藩士，却廉洁持重、才学俊彦。他最喜欢中国古书，恰巧，在谕吉诞生那一天，买到了中国清代的上谕条例六十余册；晚上，谕吉出生，喜事成双，于是，给新生儿取名“谕吉”。

与时俱进，在福泽谕吉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早期，由于受父亲的影响，福泽谕吉熟读中国儒家经典，也怀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同时期，儒家学说也是幕府的主流意识形态，很受德川家族之厚爱。但是，当他到了大阪，接触了“兰学”——荷兰人带来的西方科学——之后，儒家及其学说就被其彻底扔到海底。

福泽谕吉认为，儒学有两大致命弱点：第一，不解决现实社会中的任何实际问题，比如丈量土地、比如兴修水利、比如造船造枪、比如经济商业、比如核算盈亏，儒家经典一个字也没有；第二，儒家的等级制，和福泽谕吉追求个人平等的内在精神，背道而驰。顷刻之间，福泽谕吉就对兰学入了迷，并为此废寝忘食。

进步之神速，颇得其师绪方洪庵之赏识。一次，福泽谕吉因为看护一个同学，自己也染上了伤寒。绪方洪庵特意请另一个名医为其诊治，自己则亲自护理。实际上，绪方洪庵也是西学名医，之所以自己不诊病，原因是，绪方洪庵将谕吉当做自己的亲身儿子，不敢开方下药。谕吉深受恩师喜爱，可见一斑。谕吉也从老师的身教，学到了做人为师的高尚品格。

当时，大阪是日本的商业中心，东京是日本的政治中心。学成之后的福泽谕吉，急切地想到东京一试身手，以期在内忧外患的日本政局，作出自己的奴隶。但是，当他到了东京附近的横滨，才发现，这里的人们，外交、贸易的语言，居然一句也不懂。因为，他们说得都是英语。

这对满腹经纶的福泽谕吉，简直是一大桶冰水。可是，福泽谕吉却一点也没有懊悔和泄气，他第一时间强烈地意识到，英语将成为未来世界的主导语言。要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文化，必须先学好英语。其超前的意识和战略家的眼光，令人惊叹。与“不懂ABCD，照样当好接班人”，岂可同日而语。可当时，并没有教授英语的老师和学校。福泽谕吉硬是凭着一本兰英词典（荷兰语和英语词典），和自己超人的智慧，自学了英语。

半年后，有一个机会，福泽谕吉作为随员，去了一次美国。安政六年冬，依据日美通商条约，德川幕府派遣军舰咸临号，护送使节到华盛顿，交换商约。这是日本开国以来空前的壮举。经过朋友推介，谕吉获得舰长木村摄津守的准许，到了夏威夷和旧金山。

到了旧金山，一上岸，谕吉就迫不及待地问美国人：华盛顿的后人，都干吗呢？美国人看着这个日本鬼子，一脸的狐疑和不屑。意思是：哪儿来的乡下佬，问这种弱智问题。这给了福泽谕吉极大的震撼，也再一次让福泽谕吉领略到西方文明之根本。但毕竟是第一次出样，加之随员事务繁忙，第一次出国仅带回一本韦伯斯特大辞典。他的思想，只是有了触动，并未发生根本性和系统性变化。

回国后，福泽谕吉开始在日本外务省做译员，并开办私塾，教授英语。期间，他又在1861年，旅欧一年；这一次，福泽谕吉对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医疗、教育、邮政、政党、选举等等，无一不感到新奇，无一不留心在意。1866年，出版了此次欧洲之行的总结报告《西洋事情》，向往西方锐意改革的日本人，几乎人手一册，一时洛阳纸贵，成为日本明治维新的启蒙性著作。

1867年，作为德川幕府的军舰采购委员，福泽谕吉第三次赴美，考察了美国东部各州的城市。他的身份是幕府阁员，可是，在他内心已经对幕府的反动统治，厌恶至极。他对日本的未来，也有了更为深刻和全面的见解。他坚信日本要有美好的未来，必须西化，而且是全盘西化。并且，他为此设定了正确的实施步骤。

“汲取欧洲文明，必须先其难者而后其易者，首先变革人心，然后改变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的物质。按照这个顺序做，虽然困难，但是没有真正的障碍，可以顺利达到目的。倘若次序颠倒，似乎容易，实际上此路不通，恰如立于墙壁之前寸步难行，不是踌躇不前，就是想前进一寸，反而后退一尺。”

明治维新，走的就是这个路径。结果如谕吉所言，很快就见到了成效。1868年维新，1894年，就给了“好为人师”的大清国一个教训。1904年，又在日俄之战中，大败俄罗斯。同时，迷恋于“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大清，一蹶不振。最可笑的是，时至今日，我们还在醉心于“先经济后政治”，先易后难的中国特色的改革之路。殊不知，日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已经证实了“此路不通”。

每到此，我都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很没脸；我所有的爱国自豪感，被福泽谕吉秒杀光了。

但，福泽谕吉不是官迷，他的志向在于教育，在于用自己的思想影响国人，用思想的力量，将日本社会引向文明。

他认为，西方教育的根本在于：一，塑造独立人格；二，提倡和传授实学。实学就是解决问题的学问，而不是满嘴仁义道德，却不知柴米油盐由何而来、为何而来的儒学。为此，他孜孜不倦地翻译了大量西方书籍，数量之大，涉猎范围之广，令人叹服。

他译著的书，有六十余部；册数，有一百数十册。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历史地理、制度风俗不用说了；就是天文、物理、化学，或是儿童读物、习字范本、修养丛书等，甚至簿记法、兵器操作法和攻城野战法等，都包括在内，范围之广，有如百科全书。在今天，也绝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

福泽谕吉以教育为己任，以传播思想为职业，视名利如粪土。维新政府再三请他出任政府职位，但他从不改变以平民身份终其一生的初衷。常有颁赠他学位、勋章或爵位的倡议，他也一概婉辞，始终没有接受过。明治三十三年，日本朝廷特旨嘉奖，并赏金币五万元。谕吉把这笔钱，全部转赠庆应义塾作基金。

他倡导“学者雁奴”，认为学者是雁奴。群雁夜宿江湖沙渚，千百只聚在一起。其中，大的居中，小的在外警戒，防御狐或人类捕获。从事警备的小雁，称为“雁奴”。学者也是如此。学者应该瞻前顾后，洞察世事，明了未来；见人之未见，言人之不敢言；“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

福泽谕吉是日本的“雁奴”，他改变了日本的历史，日本人尊他为民族英雄。所以，放在面值最大日元上。1901年，福泽谕吉突发脑溢血病逝，日本举国为之哀痛。

谁是中国的“雁奴”？

2012年2月9日星期四22:50

乌兰察布市紫宸宾馆332房间

延伸阅读

樋口一叶——和她的所有作品相比，她自己堪称最伟大的作品。她出生在一个贫寒困苦的家庭中，只有小学学历，自小经历了长兄、父亲去世，以及生意破产和未婚夫断交等人世悲剧，这些都在其作品中有所反应。更令人吃惊的是，她写作的目的极为明确，靠稿费养家糊口。她的创作生涯极为短暂，19岁开始创作，真正有影响力的作品，基本上是在1894年12月到1896年1月、短短14个月时间内完成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奇迹。

她的代表作是《青梅竹马》，中国作家余华评价说：“我24岁时，读到日本女作家樋口一叶的中篇小说《青梅竹马》，至今，还认为它是我读到的最美的爱情小说。她写的是一个十多岁的小女孩的爱情，那种若即若离的感觉非常美。当然，我现在的作品是越写越不美了，离我的启蒙老师越来越远。日本作家的共同之处，就是这样一种基调，还有对细部的描述是那么细致入微，深入人心。

野口英世——日本现代细菌学创始人，混血儿，父亲是犹太人，母亲是日本人。在非洲研究黄热病时，染上病毒，于1928年5月21日去世。同年6月15日，其遗体运回美国纽约市北郊的一处墓地埋葬。其碑文上写着：“他毕生致力于科学，他为人类而生，为人类而死”。

2012年3月15日星期四补充

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