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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中国传统学术，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很难。为了避免“误伤”，姑且以时间划分吧。

1840年之前，为传统。之后，是现代。学术也如此划分，1840年之前的，是传统学术；之后是现代学术。

当然，事情没那么绝对；不要说1840年之后，就是今天，传统学术的影子，在中国依然清晰可见。就像皇帝不在了，国人的帝王思想，依旧很顽固一样。

从特征上划分的话，传统学术是开门见山的，是不定义的；这一特点，诸子百家，几无例外。《墨子》中有一点，有对“同”、“异”等抽象概念的定义，非常难得。

中国人不善于，或者说是不屑于去辨析概念，中国人对于概念的定义一向是模糊的。在中国古代史上，能不能找到一个明晰、全面、准确、严格的定义？几乎没有。中国的哲学家极少下定义，儒家讲仁？什么是仁？众说纷纭。

老庄讲道，“道可道，非常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然而，道不可道，道是什么？也没有定义。

中国化的禅宗，就更厉害了。“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连文字都不立了，还谈什么定义啊！

儒释道三家，一家也不讲定义，也不定义。这就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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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跟踪一下“仁”在儒家学说中的演变。

“仁”是儒学体系中最重要的概念，“仁义礼智信”，“仁”排在第一位。

什么是“仁”？

《论语》中，“仁”一共出现了66次，没有两个地方的解释完全相同——这不是我的统计，我嫌麻烦，但热爱儒学的人、研究儒学的人是不厌其烦的。我只是利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论语》是儒家经典，它忠实地记录了孔子的言语、思想和行为，但是，它却不能准确地定义什么是“仁”。

《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又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前一个“仁”，是人与人之间的规范，后一个“仁”，扯得远了，到了“天下”。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井有仁焉”，有人考证“仁”就是“人”。
孟子之“仁”，不再局限于个人和小团体，而是着眼于政府和国家，意在劝说当政者行“仁政”。即，孟子大大扩展了“仁”的作用范围，由小“仁”到了大“仁”。后世有所作为、有所成就的“仁人志士”，多是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仁”的——在民族危亡时刻，许多民族英雄视死如归、舍身成仁，此“仁”乃是爱国家、爱民族、爱人民的意思。与“保民”、“爱物”的小“仁”以及怜悯恻隐之“妇人之仁”大有不同。

宋儒，不厌其繁，又在不断发展和创新“仁”的概念。

“仁也者，尽人之圣也；礼也者，尽人之贤也；义也者，尽人之才也；智也者，尽人之术也。” 这是周敦颐说的。“仁义礼智”，都说道了，也都有“新意”——和“孔孟之道”比起来，味道大变了。

周敦颐的学生谢良佐，也不甘寂寞——他接着说：

“仁者，天之理，非杜撰也”。如果，“仁”是天理，则按照朱熹的“理”，它是一种先验的存在，“理”在气先。天下万事万物莫不是一理。“理一分殊”，正如朱熹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

至此，“仁”又成了万物的本源。

谢良佐进一步解释：

“心者何也？仁是已。 仁者何也？活者为仁，死者为不仁。今人身体麻痹，不知痛痒，谓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种而生者，谓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见矣。

“桃仁杏仁”，就是“仁”。这是从生命起源的角度解释“仁”的，因为，甜桃和酸杏都是由“仁”长出来的。

从孔子“爱人”，到谢良佐的“麻木不仁”“桃仁杏仁”，其间之距离，何止天地之间。不过，不要认为谢良佐在和我们开玩笑。清末，谭嗣同对于“仁”的解释，倒是和谢良佐相像，谭嗣同在《仁学界说》中指出：“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虚心，故虚识。”

以我之力，要搞清楚“仁”的含义，实在是勉为其难。

我只不过是随意从我看过的儒家文章中，摘录了有限的几则，已经感到大脑氧气不足，思绪难以为继了。可怜那些科举的书生，要不呆不傻，真是奇迹了。“仁”如此，儒学的其他概念，也都这样，从来没有一个稳定、持续、内涵清晰的唯一定义。

没有清晰的定义，有两方面坏处。

一方面，对同一个名词，每一个学者使用不同的定义，就会造成“鸡同鸭讲”的混乱，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我说你的不对，你说我的不对，可是，谁也不能证明对方是如何不对。因为，原本，各自对同一个名词都有不同的定义。

另一方面，概念不明晰，会造成学术中断，即：后来者无法继承前人的成果。每一个人都“从头来过”，学术的发展自然陷于停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