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为什么死活要和西方人PK 精神？

工程对于人类，最重要的作用是抵御天灾、野兽与外敌，其次，是为人类生活创造便利，降低生活成本。

前者如城墙，一所坚固的堡垒，一举三得，可以抵御洪水、猛兽夜袭和敌人的侵略。因此，古代城市，几乎都有坚固厚实的围墙，或者，直接建在山顶上，如布达拉宫。

后者，如引水渠、连通各地的道路和驿站、下水道、公共集市等，中国最著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就是其一。

都江堰在技术难度、灌溉面积、使用寿命以及低廉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维护成本等方面，都让人叹为观止，堪称中国乃至人类工程方面的完美之作。

不过，我们还是不能例外，依照四个维度评估一下都江堰。

普世性：民以食为天。有人的地方，就有农业；有农业就离不开水利设施，一用以灌溉，二用以防涝和排涝。都江堰以一身而当两项重任，已经堪称奇迹。更可以夸赞的是，2千多年以来，成都平原一直受此之惠而成为天府之国。

历史性：都江堰塑造了古代成都平原，使其成为天府之国；否则，成都平原可能就像淮河下游一样，是十年九涝的洪泛区。

现代性：都江堰既是历史的，更是现代的；尤其是，都江堰既解决了人类的需求，也没有对环境造成重大影响——比起动辄数百米的水泥大坝，都江堰的设计思想，更值得推崇和借鉴。

可持续性：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都江堰都将继续造福于成都、四川、中国和人类。

古代可称宏大、卓绝、耗费巨大人力物力、技术高超的工程奇迹，不在少数，但能像都江堰这样，设计绝妙、施工难度大、一项工程解决旱涝两大难题，惠及数以千万计的民众和2千多年历史的，绝无仅有也。

遗憾的是，像都江堰这样的古代工程奇迹，作为一个拥有5千年历史的唯一大国，不是多了，而是太少。

仅以人类生活须臾不可离的城市而言，中国古代城市，没有公共饮水设施，没有民众聚会场所，没有下水道，没有公共厕所，没有街道照明。皇宫依礼制而建，千年不变，一个建筑和另一个建筑，只有尺寸之别。最具代表性的大屋顶，只有不到2位数的式样。对比一下欧洲建筑，别说每一座建筑都充满建筑师的巧妙构思了，即便都是尖顶，也绝没有复制拷贝的重复之作。因为，对建筑师而言，重复他人意味着个人才华的平庸，这是每一个设计师都不会接受的。

当然，工程方面的落后，根本不在数量，而是观念、制度和理论上的。

西方艺术三剑客是建筑、雕塑与绘画。建筑师是被当作艺术家来尊重的。所以，欧洲的每一座建筑，都镌刻着设计者的名字。所以，美国总统杰佛逊有言：不作总统，就做建筑师；美国的国会山，就是杰佛逊亲自参与设计的。西方建筑的圣经《建筑十书》，是在公元前一世纪写成的；中国人撰写的专门的建筑专著《营造法式》，是在宋代完成的，比西方晚了上千年。

换言之，中国古人就没把营造当回事儿，在士大夫看来，那是劳力者、下等人之雕虫小技。真正的学者、聪明人都在研究四书五经、佛老庄儒释道、治国大道和诗词歌赋；最不济的，也要摆弄什么奇门遁甲、三十六计、阴阳风水与经络脉息、理气排毒的勾当，绝不会去和土木工程打交道。

因此，建筑也没成为一门真正的学问，而是各个老把式独自经营的作坊秘籍。对这种状况，著名建筑师凌宗魁先生写道：

汉人的传统建筑营造模式，并不会将建筑物计划的所有信息绘制在图纸上，而是将营造案场所需的尺寸、建材估价、方位和放样等讯息，记录在如同天书密码般的「篙尺」中，上面会有繁复精密的数字、线条、符号和文字，而且文字多以简化符号表达，只有自己门派的匠师师徒可以判读，是非常内向性的继承体系，不利营造知识的扩散传递，也藉此维持匠师派系的知识技术独占性和特殊的制图方式，所以非常强调匠人拜入师门，亲身透过身体的感知和习惯，学习记忆专业技术，在历经多年淬炼后，才能「出师」独当一面。当代，即便从事传统汉式建筑的司阜如许汉珍、叶根壮等，也会将篙尺讯息转化为纸本图面，但仍有许多风水讯息和吉凶尺寸等细节，不会在现代化的图面上显而易见。

西洋建筑工程制图的各项标示表记图例，则在历经中世纪以后、文艺复兴以降的高度科学化、标准化和模块化发展，包括呈现建筑外观、室内或剖面、比例尺、尺寸公制等图例、透视角度、投影面积、阴影画法、色彩渲染乃至植栽和点景人物的画法，都建立了制度化的表现方式，绘图工具则包括图板、图桌、丁字尺、量角器、三角板、圆规和不同类型的绘图笔。历经两三百年调整演进，再于19世纪帝国主义强势文化扩散传播时期，散播至世界各角落，成为建筑专业的共通语言，而其与包括汉文化在内的传统东亚营造体系间的最大差异，则在于即便营造业者和建筑师素不相识，只要有图，就可以按图施工大为增进营造在材料、技术等的知识交流，也建构各国和不同地区在相异文化背景下相通的专业语言。

然而，被奉为中国建筑“圣典”的《营造法式》，到了梁思成那个时代，居然成了天书，没人能搞懂，更没有人能根据其设计而建造。所以，才有梁思成穷其一生，对照现存古建筑来一一解读《营造法式》。若非梁先生耗尽毕生心血，《营造法式》估计将成为死书，无人能解，更无人能用了。

这就不难理解，传统中国在工程方面，是不足以为外人言的。于是，辜鸿铭先生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就采取了一种避实就虚的策略，不和欧洲人比实的，要和对方比“精神的高贵”： 在我看来，如今要想评估一个文明的价值，我们最应关注的问题不是其所建造的或能建造的城市如何宏伟，建筑是如何华丽，道路是如何通达；不是其所制造或能制造的家具是如何典雅舒适，仪器、工具或者设备是如何巧妙实用；甚至也与其创造的制度、艺术和科学无关；为了评估一个文明的价值，我们应该探求的是人性类型，也即这种文明产生了什么类型的男人和女人。

辜鸿铭间接承认了：有一种文化建造了宏伟的城市、四通八达的道路和华丽的建筑，以及家具舒适典雅，仪器和工具巧妙实用，还有色彩缤纷的油画，气势磅礴的雕塑和辉煌灿烂、悠扬悦耳的乐曲。但，我们不Care！我们不说这些，不好的、欠佳的我们就不说。这也是我们的传统，我们要为老者讳。

再说到工程的基础材料方面，传统中国，更加不堪了。水门汀早已经把砖瓦驱赶到最偏远的乡村，玻璃和钢材，重新塑造了现代城市之框架和天际线。“大兴土木”，只用于叙述历史事实。今天，连大学的“土木工程系”，也羞于提到“土木”了，而代之以智能建造。

2026年10月28日，星期三；

威海，SWD，西区1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