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麼要貼標籤？ 1 有個地方的人，很煩貼標籤。 有一次，馬雲對人工智能發表了“高見”。他說：計算機不要和人下圍棋，要下，就計算機之間下。計算機和人下圍棋，不公平，因為，計算機不累，人會疲勞。 對此，我反對，我批判馬雲說：真是文科生！ 不料，身旁殺出一個為馬雲打抱不平的，她仗義執言，反駁我說：不要給人貼標籤。 看，給馬雲貼個“文科生”的標籤，使不得。 2 他們，真的是反感標籤嗎？我看未必。 他們所反感的僅僅是批評，是你指出了他的錯處。 反之，要是你讚揚他，說他的好，他就不說你貼標籤了。 比如“勤勞勇敢智慧”，也是一個標籤，有人提出過反對意見嗎？ 好像沒有。 有的話，就是我啦。所以，我總是討人嫌。 竊以為，勞動應該分成兩種：一是生存性勞動，二是發展性勞動。 所謂生存性勞動是指，你不勞動，就會挨餓，甚至餓死。這就是生存性勞動，為了生存，沒人不勤快！ 與此相對，要是你吃飽了喝足了，還去勞動，那就是勤勞了。 滿足生存之上、之外的勞動，就是發展性勞動。 舉個例子，農民兄弟沒有退休金，或者退休金太少，不足以維持生活，不得不繼續勞動。然後，你說，農民兄弟“勤勞”，我覺得這是不厚道，是給人家貼一個“勤勞”的標籤綁架人家。人家想不“勤勞”，能行嗎？ 換言之，要是把所有農民的退休金，提高到1千元，你看看效果會如何？ 他們還勤勞嗎？ 我們也看見，體制內有退休金的人，沒人去勞動，都在跳廣場舞，或者在聊大天，或者在下象棋，或者在縱論天下大事！ 這個群體，還去勞動，那才是“勤勞”呢！ 但我沒看見。 3 毫不誇張地說，現代社會，就是一個標籤滿天飛的時代。 沒有標籤，任何人連一分鐘，也過不下去。 換言之，那些厭惡貼標籤的人，從來沒有想過“標籤”在現代社會所起到的作用，是一個信號機制。 沒有信號，就像大街上沒有信號燈，不亂套，才怪。 足球比賽之前，一個隊要穿統一的隊服，每個人還有一個唯一的號碼牌，這也是標籤。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我在小學，讀毛選的時候，就記住了這句話——可見，標籤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首要的。沒有標籤，就可能混淆敵我。 不管是友軍誤傷，還是把潛入的敵人當成朋友，對革命工作的傷害都是致命的。 所以，滿人入了關，頒布了一條法律：留髮不留頭——要是不按照女真人的樣子，把前額的頭髮剃光，只留下腦後的一根金錢鼠尾，就是死罪。 於是，1644年起，大清人的標籤，就是腦後拖着的長長的辮子。 你敢把辮子剃了，大清官府就敢要你的命！ 4 辮子，就是大清人的標籤。 被征服和奴役的明代人民，喜歡這個標籤嗎？不喜歡。為此，多少仁人志士獻出了最可寶貴的生命，只為了抵抗那個強加給漢人的標籤。 然而，歷史就是這麼搞笑。明末漢人有多麼厭惡那根“豬尾巴”，清末民初，漢人就有多麼喜歡那條“金錢鼠尾”。 大清滅亡的時候，多少人捧着那根辮子，老淚縱橫；遠在海外、住在唐人街上的華人，特別是第二第三代華裔，漢語都不會說了，還是拖着那根辮子，在海外闖蕩。 為什麼？就是要告訴別人：他是大清人。他為大清和大清的文化而感到自豪。 辮子，是一種身份認同和文化標籤，是宣示我是我、我不是你的自白書。 5 和辮子一樣，每一個人都要通過標籤，對外宣示我是誰？ 或者，我是哪一部分的。 山西有個萬榮縣，萬榮縣有一個小村子，那個村子的當家人，有一張名片，黑字寫着：中共中央國務院、山西省委萬榮縣、書記主任一肩挑、名字就叫王二蛋。 這是山西省內盛傳的萬榮笑話之一。看似笑話，但絕不是孤例。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標籤；每一個行業，也都有自己的標籤。如果，個人厲害，就用自己的標籤；如果個體渺小，就拉大旗做虎皮，借用平台、祖宗、機構、企業、別墅、豪車、奢侈品，給自己壯膽。 曾記否：我爸是李剛？ 還記得不：我是XXX局的，我認識你們局長！ 有一次，在我校，和一個中年男老師發生了摩擦，他自豪地對我說：我是北大來的，沒見過北工大老師素質這麼低！我好慚愧！ 看，“北大”是一個多好的標籤。名牌大學，是很多人引以自豪的標籤之一。 我有一個同學，發達了，地位就像閻錫山在山西的地位一樣。 他的簡歷，隱去了他的大學、碩士和博士學校，只寫了最後一個研究經歷：清華大學博士後。 北大、清華，是最好的標籤——誰不趨之若鶩。 這說明，沒有人不喜歡標籤，只是不喜歡自己不喜歡的標籤，而已。 當然，人並非一律，我見過一個人，在其名片上，只有他的名字：豆江軍。此外，一個字也沒有。我因此對他刮目相看，因為，他是他自己，他沒貼標籤。 6 沒有標籤的社會，是不可想象的。 以手機為例，有各種牌子——中國的、外國的，每一種牌子，還有不同內存、CPU、分辨率以及電池容量等差異。 假設，所有手機都不貼標籤，華為、小米、三星、蘋果、VIVO等手機，都堆在一起，就像舊貨市場的舊衣服一樣，既不區分品牌，也不區分型號。 消費者會如何處之？ 顯然，你就暈了。 可見，貼標籤是一種經濟行為，旨在降低市場交易成本——任何一個市場參與者，為了達成任何一種交易，都要進行搜尋、比價、鑑定產品質量、監督合約執行，還有違約懲罰等一系列活動，每一項活動都將引起大小不同的成本。 貼標籤，就是要降低這種成本。 著名品牌，如華為手機，向市場傳遞了一個明確的信號：買手機，選華為，沒錯——價格實惠，性能優異，品質可靠。 緣於此，社會中形形色色的人、行業、活動，都在自覺地給自己貼標籤：和尚剃光頭，道士留長髮，藝術家穿中式長衫，妓女濃妝艷抹、豐乳肥臀，大英帝國的律師戴假髮穿長袍，學生們畢業了都戴博士帽、拍照，還弄個相框，掛在家裡顯眼的位置。 《圍城》裡的方鴻漸，花30英鎊買了一張克萊登大學的文憑，糊弄自己的老父親。但，他心裡有數，不擺出來。可是，他在三閭大學任職時，偶然之間，卻在歷史系主任韓學愈教授家裡，發現了和自己一模一樣的克萊登大學文憑，被韓學愈端端正正地掛在牆上，堂而皇之。 7 擁有同一個標籤的，大體是同質的，例如，我們擁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叫中國。 中國，就是我們共同的標籤。因為我們都“勤勞勇敢智慧”。 “文科生”，是我給馬雲大老闆的標籤，也沒有錯——因為，馬雲畢業於杭州師範學院，三年制，專業是英語。 和中國的理工科比起來，文科生的數理化知識是欠缺的，這種傾向是高中階段就開始了，更別提大學了。 所以，馬雲之言“計算機不要和人下圍棋”，是一種“文科生”的無知。自從20世紀80年代，AI再次火起來之後，AI的“智力測試”，就是和人類比。 先是在1997年，IBM公司主導計算機和前蘇聯國際象棋特級大師卡斯帕羅夫，下國際象棋，以3.5：2.5之微弱優勢戰而勝之。後是，2014年，谷歌公司和韓國圍棋第一人李世石下圍棋，也贏了李世石。 作為中國第一的互聯網企業阿里巴巴的開創者和董事長，馬雲的言論，對業界、尤其是對青少年是有影響的。發表那樣的弱智言論，在其他地方，早被罵得出不了門兒了。 我說他是“文科生”，並沒有冤枉他。 8 標籤傳遞出一個明確的信號：到什麼山上唱什麼歌，對什麼症下什麼藥。見什麼人上什麼菜——南方人來了，上米飯；北方人來了，上麵條。四川人，少不了辣椒；廣東人到了，別忘了熬湯煮粥。美國人，作架構設計；日本人，搞質量管理；中國人當領導——因為，中國有世界上最悠久的帝制傳統，也管理過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三十六計爛熟於心，各種關係條分縷析。隨便一個人，不管是乞丐朱元璋，還是混混兒劉邦，當大領導都是得心應手、駕輕就熟。 所以，貼標籤不是歧視，無關地域、種族、膚色和習俗，而是一種經濟行為。 馬雲那樣的“文科生”，肯定不能讓他去教數學、物理和化學，也不能讓他寫代碼、作研發，最好讓他搞營銷。要是沒有“文科生”這個標籤，領導對他一無所知，說不定就會安排他去當體育老師、教體操，倘如此，既為難了馬雲，也是社會主義事業的重大損失。 可見，“標籤”不只傳遞了信息，也暗含了一定的應對策略。 訂婚或者結了婚的女人，要戴戒指；有些部族，以髮髻來區分；有的民族，女性結婚之後，要染黑牙齒；今天的女明星，要在微博宣示一下：她有了男友或結婚了。要是和男朋友分手了，或者離婚了，也常常官宣一下。 為什麼？貼標籤。 貼了已婚標籤的，等於莊嚴宣告：名花有主，不可騷擾；反之，沒有貼的，你還是有機會的。 試想，如果已婚女人不貼標籤，你跋山涉水、不辭辛苦地去接近她，到了美女家門口，才發現：人家丈夫在呢！ 多浪費你的精力啊。 此時，你是不是覺得那位女生，貼個已婚標籤，能省卻諸多煩惱，也就不會枉費你的青春和狗血了！ 標籤，貼？ 還是不貼？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 9 人類的事兒，說不準。 本來，貼標籤是為了降低消費者從紛繁複雜的市場中的選擇難度，以降低成本、繁榮經濟。 然而，有的人攪混水，貼假標籤，這也是很無奈的。 《圍城》中的大學教授韓學愈，酒精灌水貼上茅台、五糧液的標籤，螃蟹運到陽澄湖下水洗個澡，之後，加上陽澄湖的防偽標誌；初出茅廬的小女生背着仿LV的包包，權勢人家的孩子，去國外鍍個金，哈佛、耶魯、牛津、劍橋、普度、麻省理工、哥倫比亞、伯克利最好，實在不成，弄一個克萊登大學的學位，也能抵擋一陣子。 10 標籤，並不具有永恆價值。 有的標籤，本來好好的，後來，被人糟蹋了。例如小姐一詞，過去有多麼被人羨慕和追逐，今天，就有多麼被人嫌棄。 標籤，還是那塊標籤，但，內涵變了。 夫子曰：人可以弘道，非道弘人。 小姐的標籤多好啊！ 但，被人搞壞了。所以，不要抱怨標籤如何如何，也不要抱怨人家給你貼標籤。 如果你足夠強，可以不要任何標籤，而擁有自己獨有和唯一的標籤。 日本菜農，在超市出售自家生產的蔬菜時，多在塑料包裝盒上，印着農場主的照片，還有地址和電話。這些菜農，每家都有自己唯一的標籤；是自己貼的，不是外人貼的。 反之，要是你沒那麼強，就永遠無法避免被人貼標籤——你既有可能享受標籤所帶來的正外部性，也可能被其負外部性所傷。 2025年7月1日星期二，13：09； 北京，望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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