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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20年代，斯大林考虑到俄罗斯远东地区与清朝历史上的关系，急需增加人口，且建立犹太自治州对于生活在原苏联的200多万犹太人来说具有客观必要性。1921年在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问题主席团委员会的领导下，创立了由斯米多维奇领导的犹太劳动者土地制度委员会，其任务是为犹太人的迁移寻找地点，而原苏联境内的犹太人希望去克里米亚，那里地理环境非常优越,适合耕恳。

在1927年，当时黑龙江沿岸的南部地区被称为比勒斯科-比詹斯基。在调查之后，以普鲁科教授为团长，在维里亚姆斯仿沸的领导之下的考察团确认，此地区适宜作为犹太人迁移地，但与克里米亚相比，这里天气显然比较寒冷。

1928年3月28日原苏联苏维埃会议主席团通过《关于加强犹太劳动者土地制度管理委员会工作，需要给予所有犹太劳动者在远东黑龙江沿岸地区安置闲置土地》的命令。犹太自治州开始创建。这不仅在原苏联，在整个世界是第一个，而且也是唯一的一个国家地区性犹太人自治州（以色列是根据联合国决议在1948年建立的）。不过在此之前这里没有一个犹太人。

在1928年5月来自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中心地区的城市、村庄和镇市的第一批移民来到了比罗比詹移民点所在的蒂科霍尼喀亚站。同时根据国家的决定调拨来了车辆和必需的物资。

他们在不大的居民点创建了犹太人居民点，并将西伯利亚交通干道和黑龙江连接了起来。蒂科霍尼喀亚站（即后来的比罗比詹市）成为了犹太人迁徙的中心地点。

当时在比拉菲里德、阿穆尔捷、瓦尔盖穆、达尼洛夫卡和其它地点由移民建立了大的集体农庄和公社。不能不指出的是，尽管是以自治的形式出现，在世界上，尤其在流亡美国的犹太人中间，对恢复犹太国家的前景产生了自己的一定响应。这些人的委托组织给迁徙者提供了无偿的物资援助。

虽然距离实际发祥地很远，并且以自治的形式出现，但犹太人领土主权恢复的事实使诚挚相信苏联是人民民主国家的移民从国外向这里涌入积极起来。带着这样的想法的移民从阿根廷、立陶宛、法国、拉脱维亚、德国、比利时、美国和波兰，甚至从巴勒斯坦来到这里将近700人。

迁徙来的移民当时对农业不了解。俄罗斯居民给他们提供了全面的帮助。许多村庄、集体农庄提供了教导移民农业劳动的指导员。从1928年到1933年来到这个州2万人左右。

1930年8月20日苏维埃会议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建立比罗比詹民族区归入远东边区》的命令。考虑到比罗比詹民族区经济的快速发展。1934年5月7日该区被改造为犹太自治州，作为俄联邦的组成部分。1938年随着哈巴罗夫斯克边区的建立犹太自治州成为了它的组成部分。

历史演变到今天，这个“犹太自治州”居然成了没几个犹太人的“自治州”，真让人匪夷所思。下面有篇网上找到的有关文章，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

附录：“犹太自治州”的由来

比罗比詹计划的原因

犹太问题是困扰俄国社会的顽固性问题，十月革命后，尽管苏维埃政府废除了沙皇时期限制犹太人的法令，但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犹太问题。革命、内战和战争期间的反犹屠犹行为给栅栏区的犹太经济造成严重破坏。3万犹太人在1918-1921年屠犹事件中丧生，12万犹太人死于屠杀造成的创伤或疾病，50万犹太人无家可归，成千上万的犹太儿童流离失所。1921年开始的新经济政策虽然有助于整个国家经济复苏，但却不能挽回犹太经济衰落之势。在工农掌权的社会主义社会，商人、手工业者居多的犹太人继续在政策上遭受歧视。1918年宪法剥夺了从事非生产性行业者的公民权利。除犹太商人、神职人员和靠干杂活为生的 (没有固定职业的人)外，雇佣一个或多个学徒的犹太手工业者也被归人 (被剥夺权利者)之列。他们没有选举权，不能享受医疗和社会服务，其子女不能到国立学校上学。1925－1926年，81.5％的乌克兰犹太人成为被剥夺权利者。在整个苏联范围内，将近100万犹太商人被剥夺选举权。

对这些人来说，革命不仅没有给他们带来平等的生存权利，反而剥夺了他们的谋生手段。在国家对物资和贸易的垄断下，大批犹太人失去生活来源。1923年是犹太人失业人数最多的一年。日托米尔镇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这里40％的人口是犹太人。1922年，日托米尔镇62％的犹太制鞋匠和49％的犹太裁缝没有工作。白俄罗斯戈梅利地区的情况更为严重，这里70％的失业者是犹太人。1925年，当共产党犹太局定在犹太小镇建立苏维埃并考虑给这里的劳动人民与农村劳动者同样的权利时，发现犹太小镇已陷入经济崩溃、极端贫困和悲观绝望的泥潭中。20年代中期，将近100万犹太人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到20年代末新经济政策快结束时，仍有1/2到3/4的犹太青年被排除在教育和职业框架之外。

前栅栏区的经济状况迫使犹太人向栅栏区外的大城市迁移。一战前，只有30－40万犹太人在栅栏区外居住，到二战前夕，将近130万犹太人定居栅栏区外。在现代工业无法吸纳更多人口时，进入城市的犹太商人重操旧业，从事黑市贸易，这不仅给国家经济带来损失，还引发了城市居民的反犹主义。为一劳永逸地解决犹太问题，政府决定改变犹太人的阶级属性，将他们从对经济和社会造成破坏的“小资产阶级”转变成具有生产力并为社会主义做贡献的农民。从1922年起，政府有意识地将前栅栏区的贫困犹太人引向农业领域，将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克里米亚几十万英亩土地分给犹太人耕种。然而，犹太人在克里米亚和乌克兰的垦殖活动引起当地人民的强烈反应。为了平息土著居民的反犹情绪，苏联政府开始为犹太人寻找无主的或人口稀少的土地，最终将目光转向了比远东地区的罗比詹。

作为一场旨在将苏联一个民族迁移出去的运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苏联并不受政府欢迎。然而20年代初，苏联政府对境内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态度可以说相当克制，有时甚至称得上宽容。这一方面是由于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与苏联政府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利益冲突，另一方面是由于苏联政府对世界犹太舆论的顾忌。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20年代中期，在政府纵容下，青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获得长足发展并不停地为共产党犹太局制造麻烦。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在犹太小镇中非常有影响，经常利用小镇青年人，特别是姑娘们对犹太局发起的会议进行捣乱，这使犹太局在民众中的宣传活动屡屡受挫。苏联法律规定，18岁以下的年轻人不能被投入监狱，这为青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这个时期青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获得发展的另一个原因是犹太小镇的贫困和失业问题，没有工作、没有生活来源的犹太青年，因为出身原因既不能加入共青团组织，也不能享受政府提供的各种福利，处于社会边缘的他们很容易受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吸引，有人是为了找到一个容身之地，有人则追求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提供的目标和归属感。正如犹太局官员所说，小镇经济衰败不只是经济和社会问题，还是严重的政治问题，因为糟糕的经济形势很可能被共产主义的敌人利用，以实现其政治目的。

1925年秋，乌克兰国家政治保卫局副主席爱德华·卡尔森在给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拉扎尔·卡冈诺维奇递交的秘密备忘录中写道：

如今，我们面临的形势相当严峻：我们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行政手段并没有起作用，因为犹太复国主义力量正在犹太民众中快速崛起，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年轻人。毫不夸张地说，乌克兰没有一个犹太人口集中的地区没有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或据点，它们活跃在地方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们对当地人民的影响和领导权威超过共产党组织和政府机构。

来自安全部门的报道使苏联政府开始关注犹太复国主义问题。苏联政府可以容许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发展，但这种发展绝不能威胁其统治秩序。比罗比詹计划的提出，不无打击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目的。苏联政府认为，以政府名义给予犹太人土地，不仅能够转移他们对巴勒斯坦的热情，还能赢得世界犹太人的好感。这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宣传角度考虑都对苏联十分有利。

苏联选择比罗比詹作为犹太垦殖地还与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关。20年代后期，中、日、苏三国在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路权问题上冲突不断。苏联既要提防日本崛起，又要防备中苏交界地区中国移民不断增多。清朝初年，为保护满人的人参收益，保护满清王室的御用猎场，清政府在辽河流域和今吉林部分地区修筑柳条边，禁止汉人进入东北和内蒙古。这一政策直接导致清朝后期东北地区人烟稀少，以致后来沙俄轻而易举地进入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割走中国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民国时期，军阀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用火车将大量中原人民运到东北，东北地区人口开始快速增长，1930年东北三省人口已达2600万。作为边境省份，比罗比詹经常出现越过阿穆尔河而来的中国人，这使苏联领导人感到忧虑。特别是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南京国民政府同苏联的关系逐步恶化，苏联既要应对日渐脱离控制的中国政府，又要提防对苏联远东土地虎视眈眈的日本。所以，苏联选择比罗比詹作为犹太垦殖地更多的是出于战略安全考虑，面对日本的军事威胁和中国的人口增长，苏联不得不加强它在远东的现实存在。

另外，苏联将比罗比詹划给犹太人还有利用外国资本拉动地区经济发展的考虑。比罗比詹蕴藏丰富的林木和矿产资源，但苦于没有充足的人力、物力进行开发。苏联政府认为，比罗比詹项目能够为苏联吸引到更多的外国资本，美国犹太联合农业公司(Agro-Joint)在克里米亚的活动使它看到希望。如果允许犹太人在比罗比詹建立共和国，实现其两千年复国梦想，那么这一项目必然得到世界犹太人的支持。1926年，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犹太农业垦殖运动的主要支持者米哈伊尔·加里宁告诉《消息报》记者：“移民、安顿工作需要很多钱，而这些钱可以在国外募捐，犹太人肯定会出钱的。”共产党犹太局书记迪曼施泰因也建议：“具有国际影响的犹太人能够成为莫斯科的重要盟友。”

比罗比詹计划的提出及其实施情况

比罗比詹计划的提出，与20世纪20年代苏联政府按照领土原则解决犹太问题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为了支持犹太人的垦殖活动，苏联政府曾将大块大块的土地划给犹太人耕种。但是随着乌克兰和克里米亚垦殖活动的成功，犹太人开始设想在这些土地上建立犹太民族家园。1923年，苏联农业政策专家亚伯拉罕·布拉金和著名记者米哈伊尔·科利佐夫联合出版名为《苏联犹太民众命运》的小册子，提出了在乌克兰南部、克里米亚北部和高加索北部建立犹太共和国的想法。1923年12月政治局接受了布拉金提出的在克里米亚建立犹太自治州的建议，但在农业部委员A.P.斯米尔诺夫的劝说下，1924年2月政治局又收回了这一决定。1924年8月和1925年1月，苏联政府先后建立KOMZET(犹太劳动者土地定居委员会)和OZET(在苏联土地上安置犹太劳动者协会)两个组织，指导犹太人垦殖工作。随着大规模垦殖运动开展，在克里米亚建立犹太共和国的提法再次出现，并且得到OZET主席尤里·拉林、亚伯拉罕·布拉金和一些苏联领导人支持。1926年11月，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在OZET大会上发表演讲，他不仅支持在克里米亚建立犹太自治体，还鼓励犹太人通过农业定居保持自己的民族性。然而，克里米亚计划很快破产，主要是因为在最高领导层遭到抵制。OZET会后不久，斯大林明确告诉犹太局秘书亚历山大·切梅里斯基，犹太人可以拥有自己的土地，但不是克里米亚。这个时期，苏联领导人已经将目光转向远东地区，最终选择比罗比詹作为犹太垦殖地。1928年3月，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通过在比罗比詹建立犹太民族共同体的决议。值得注意的是，提出比罗比詹计划的不是犹太人，而是苏联农业部和国防部。当时的犹太组织大多反对这一计划，尤里·拉林等人认为比罗比詹气候恶劣，土壤不适合耕种，而且与犹太人口中心距离遥远。共产党犹太局也不赞同这一计划，一些犹太局成员仍执着于克里米亚，而白俄罗斯的犹太局领导则通过呼吁增加白俄罗斯共和国的犹太移民来显示他们对该计划“具有建设性的抗议”。

1928年夏，654名犹太移民在政府资助下来到比罗比詹。很快，他们发现这里的状况与政府的宣传相距甚远。首先是道路不畅、沼泽连片，移民要经过艰难跋涉才能到达政府安排的定居点。其次，政府并没有为他们提供像样的住房、食物和工作条件，甚至有的移民不得不在户外露宿，因为他们的居住区还没有被清理出来。而一心想成为农民的犹太人发现，政府分给他们的土地并不适合耕种，因为这里的土地既没有经过仔细调查也没有排干水分，有些定居点甚至缺乏建筑用的木材和饮用水。此外，当地医疗条件落后，基本医疗设施通常离定居地有几十英里远。

比罗比詹的艰苦条件使许多犹太移民望而却步。1929年，只有1000名犹太人来到这里并有相当一部分人离开。1930年，比罗比詹犹太人的数目达到1500，占总人口(37000)的8％。1931年，政府呼吁犹太退役军人前往比罗比詹。这显然是受远东局势影响，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并建立伪满洲国。这年3231名犹太人来到比罗比詹。1932年移民人数达到14000人，但离开的人数也急剧增加。其中有870名来自国外的犹太移民，他们大多因忍受不了比罗比詹的恶劣气候和艰苦环境而于次年离开。1933年，3005名犹太人移民比罗比詹，但这年离开的人数比移民来的人数多。1934年5267名犹太人移民过来。1935年8344人来到比罗比詹，其中包括820名非犹太人。1935年底，比罗比詹的犹太人口达到14000人，占总人口的23％。这是该地区犹太人口所达到的最高比例。1936年，6758名移民到达比罗比詹，但许多人很快离开。1937年，苏联政府将运送犹太人到比罗比詹的任务交给秘密警察。这一年犹太自治州的大部分领导因被指控为民族主义者和外国间谍而遭到逮捕，在大清洗的阴影下，只有3000多名犹太人移民比罗比詹。1938年，KOMZET和OZET等垦殖组织先后被政府关闭，这给移民活动和比罗比詹的发展带来沉重打击。1940年，910个犹太家庭移居犹太自治州，大部分来自被苏联吞并的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苏德战争爆发后，犹太移民活动基本停了下来。

二战后，苏联政府决定恢复向比罗比詹移民，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有：乌克兰当地居民与返乡犹太人之间的冲突、比罗比詹急需补充新人口、转移苏联犹太人对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的关注。同时，苏联政府一直想向世界证明犹太问题在苏联找到了解决途径，他们希望利用恢复犹太移民来争取犹太世界和西方大众的支持。

从1945年恢复移民到1946年底，移民活动一直处在无组织状态并且人数很少。1946年10月，政府开始用火车专列运送犹太人到比罗比詹。1947－1948年，12列火车将6500名犹太人送到比罗比詹。这两年通过这种方式移民比罗比詹的犹太人大约有1万人。1948年底，苏联境内再次掀起反犹运动，比罗比詹也未能幸免，遭到清洗的主要是公务员、作家和艺术家。

1949年上半年，用专列运送犹太移民仍在进行，尽管数量减少。但后来(主要是1952年和1953年早期)，犹太自治州逐渐成为犹太经济犯的流放地，他们被送到这里劳动改造。斯大林去世前几个月，苏联欧洲部分的犹太人将被迁徙到比罗比詹的谣言甚嚣尘上。

1959年人口普查显示，比罗比詹共有14269名犹太人，占总人口(162856)的8.8％；其中83.9％住在城市，16.1％在农村。至此，在比罗比詹建立犹太民族家园的计划基本宣告失败。赫鲁晓夫在同法国记者瑟奇·格鲁萨尔的访谈中承认了这一点，他说计划失败的原因是犹太人不喜欢集体工作，不喜欢组织纪律，他们是个人主义者，总是热衷于流散生活。

考虑到比罗比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犹太慈善组织对比罗比詹计划态度不一。苏联犹太垦殖运动的主要支持者美国犹太联合农业公司和犹太垦殖协会（Jewish Colonization Association)对比罗比詹计划持中立态度。世界ORT联盟（World ORT Union，简称WOU）直到希特勒上台后才对比罗比詹产生兴趣，其最初目的是将受纳粹迫害的德国犹太人转移到比罗比詹。

1934年2月底，ORT联盟中央委员会同意将比罗比詹置于ORT在苏工作安排的中心位置。除1933年中期动工的单板工厂外，ORT还计划建立锯木厂和编篮作坊，增加ORT在比罗比詹工业中的投资比重。到1935年早期，ORT联盟将它为苏联工作筹资的最大份额用在发展犹太自治区上。1936年上半年，对比罗比詹的投资占ORT总支出的48.7％。这两年间，ORT为比罗比詹建造了胶合板厂、家具厂、锯木厂、大理石厂、雪松油厂、砖厂、木材化工厂、制衣厂和缝纫用品厂，这些工厂为超过1500名犹太定居者提供了工作。除投资工业外，ORT还为比罗比詹的农民提供直接帮助，为农民提供拖拉机等农用机器，挑选鲜花和蔬菜种子，帮助他们战胜破坏性极大的昆虫。1935－1936年，ORT模范农场的耕作方法成为其他农场效仿的对象。

除ORT外，另一个为比罗比詹计划做出突出贡献的犹太慈善组织是ICOR。ICOR是1924年12月成立的帮助苏联犹太人实现农业定居的美国组织。与联合农业公司和犹太垦殖协会的谨慎态度相比，ICOR从一开始就大力支持比罗比詹计划。1928年，ICOR停止在克里米亚的工作，将精力转移到比罗比詹。同年底苏联政府同意给与ICOR在比罗比詹开发新土地、建立集体农场、工厂以及组织各种形式文化援助的权利。1930-1933年，ICOR主席查尔斯·孔茨亲自驻守比罗比詹指导工作。这个时期，ICOR在美国犹太人中筹资30万美元，为比罗比詹购买了美国制造的森林清理机器、拖拉机、挖土机、柴油机、筑路机器、孵化器、卡车、汽车、装罐机械以及建立木材厂的全套装备。1933-1938年，ICOR的活动主要集中在文化领域，给比罗比詹安装了现代印刷装置、开办画廊和图书馆、分发意第绪语打字机等等。

比罗比詹计划失败原因探析

首先，中央和地方政府没有为大量吸收犹太移民做好准备。苏联政府既没有为犹太人定居比罗比詹制定详细规划，也没有为这个项目投入足够的人力、物力。1929年，陪同美国集资组织到比罗比詹参观的苏联记者维克多·芬克描述他所看到的状况：在提克宏卡亚火车站(比罗比詹市的前身)，犹太移民住在临时搭建的营房里，条件简陋到“连监狱都不如”；尽管营房只是移民被送到定居地之前的临时住所，但许多犹太人在这里待了两到三个月，因为他们的定居地还没整理好或是无法越过沼泽地到达政府划给他们的居住区；也有人因为定居地工作和生活条件太过恶劣而回到提克宏卡亚，例如一些移民跋涉30英里来到政府分给他们的土地，发现根本没有人对这里做过调查，他们连基本的饮用水都无法获得；许多家庭很快用完分配给他们的食物、补给品和贷款，陷入赤贫状态；乞讨人数激增，一些女人为了生存而成为妓女。芬克总结说，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政府对如何

吸纳移民缺乏规划：“比罗比詹垦殖活动是在没有准备、没有计划、没有经过调查的情况下进行的，所有的不幸都源于行动仓促。”

地方官员在接受、安置移民方面准备不足。由于政府通知比较晚，1928年夏，当第一批移民来到阿穆尔河沿岸的大米种植园时，种植园工作人员几乎没做任何准备。定居者不得不睡在户外，直到帐篷从哈巴罗夫斯克运来、住宅区建好为止。最近的医疗设施在种植园20英里以外，缺乏基本的医疗设备和日常用品。此后10年，移民的持续涌入不断考验着地方政府的工作能力。人员缺乏、供应不足。设备有限，再加上糟糕的规划，负责犹太移民安置的地方机构往往不能完成政府交托的任务。另外，犹太移民本身也没有为比罗比詹的工作和生活做好准备。来比罗比詹的犹太移民大部分没有任何农业生产经验。据KOMZET报道，1932年前六个月移民比罗比詹的6200名犹太人大部分来自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大中城镇，他们之前是铁匠、木匠、锡器匠和裁缝，很少有人当过农民。1935年来比罗比詹的乌克兰犹太人中26.6％(962人)是建筑工人、6.1％(223人)是裁缝和制鞋匠、4.7％(171人)是装配工和铁匠、4.4％(159人)是木材工人，没有农民。这里有政府的原因也有犹太人自己的原因。毕竟，普通犹太农民不会舍弃乌克兰的肥沃土地而选择贫瘠的比罗比詹。来这里的人大多怀有民族主义的梦想，既想保持自己的民族性，又想改变自己的阶级出身。而比罗比詹计划的指导方针是将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犹太商人、店主、失业人员转变成具有生产力的苏联公民。所以政府主要关注的是栅栏区贫困的、没有工作的犹太人，而不是已属先进阶级并过上定居生活的犹太农民。另外，急于改造犹太人、实现犹太经济转型的苏联政府完全低估了转型的困难程度，直到比罗比詹计划开始几年后，政府才意识到培训犹太人的重要性。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说：“建设比罗比詹最重要的问题是这里的骨干人员没有技术、没有经过培训，也没有为比罗比詹的工作和生活做好准备。尽管比罗比詹官员试图对刚到的移民进行培训，但他们也注意到只在这里培训是不够的，在移民来比罗比詹之前就应该进行类似的学习。”

比罗比詹计划确立时正值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工业化潮流很快动摇了政府通过农业解决犹太问题的决心。到30年代早期，实现犹太人农业定居的目标已被政府加快比罗比詹经济多样化发展的决定所冲淡。政府在1932年和1933年经济规划中承认“比罗比詹地区不能被认为是单一农业区”，一位参与制定1932年政府经济规划的官员说：“早期定居者是专为农业招募的，但今年比罗比詹工业发展占主导地位，许多工业行业都需要熟练工人。”迪曼施泰因也在1931年后期写道：“比罗比詹最重要的特点是它不仅是农业区，还拥有成为远东工业中心的必要条件，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1932年和1933年的档案验证了这一转变。经济规划师指出这两年比罗比詹的工业部门需要增加29935人，农业部门需要增加18882人。1932年前六个月的统计数字表明，在工农业领域找到工作的4531名犹太人中，1982人(44％)在集体农场或国家农场工作；2549人(56％)受雇于工业部门。1933年来比罗比詹的2876名新移民中1061人(37％)进入农业领域，其他人则在工业部门、服务部门和政府机关任职。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30年代末。

政府政策多变还表现在对待非犹太人移民比罗比詹的态度上。一开始苏联政府禁止非犹太人移民比罗比詹，致力于将该地建设成为纯粹的犹太定居地。然而在屡屡完不成犹太人移民目标后，为巩固远东边疆地区，政府开始欢迎不用政府负担旅费的非犹太人移民。伴随工业化而来的是全国各地用工需求增长，比罗比詹也不例外。由于自治区劳动力严重短缺，地方官员急于让有能力的人进入，而不在乎他们的民族身份或宗教背景。于是，犹太自治州中外族人的数目很快超过犹太人。到1939年，犹太人只占自治州人数的17％，而且大部分住在城市和乡镇。所以，犹太自治州名不副实，比罗比詹计划既没有使犹太人大量移民该地，也没有使他们过上定居生活。

如前所述，比罗比詹计划从一开始就没有得到犹太组织的支持。OZET领导人尤里·拉林在1932年去世前一直公开反对比罗比詹计划。共产党犹太局也因比罗比詹计划而发生分裂，直到1930年仍有人支持克里米亚，而白俄斯犹太局则支持犹太人在白俄罗斯的垦殖活动。这个时期，克里米亚和乌克兰的垦殖活动仍在如期进行，很少有人会舍弃克里米亚的优越自然条件而选择贫瘠的比罗比詹。而KOMZET在招募移民方面也不能两头兼顾，尽管政府已经将重心放到比罗比詹，但许多人心理上更倾向于克里米亚和乌克兰。比罗比詹距离犹太人口中心过于遥远，对向如此遥远、陌生、令人生畏的地方移民，犹太人大都持谨慎态度。1928年4月，《埃姆斯》报一名记者抱怨道：“很容易让犹太人赞同比罗比詹，却很难让他们移民过去。”更重要的是，犹太人和比罗比詹之间缺乏民族、历史以及感情上的联系，这是比罗比詹最终输给巴勒斯坦的重要原因。

总的来说，条件恶劣、准备不足、国家政策缺乏连续性等一系列因素导致比罗比詹计划最终归于失败。也许它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苏联决策集团中支持比罗比詹计划的主要是农民出身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加里宁，只有他一直宣扬犹太民族主义、号召犹太人移民比罗比詹。1934年，加里宁在犹太自治州成立仪式上说，自治州的建立将赋予犹太人民族特征，而自治州的存在将使犹太文化获得更好发展。他呼吁犹太人向比罗比詹移民，说如果每年有4000名犹太人移民过来，那么十年后比罗比詹的犹太人数将相当可观；如果有10万犹太人在这里定居，那么苏联政府将考虑在这里建立犹太共和国。

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加里宁的看法，事实上，政治局很多成员称加里宁的比罗比詹计划为“奇思妙想”。1936年底，斯大林对建立犹太共和国的想法做出回应。他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著名演讲中谈到自治州成为共和国的必要条件，其中之一是人口不能少于100万。如此说来，按加里宁的设计比罗比詹要想成为犹太共和国至少需要250年。所以，斯大林从一开始就宣告了比罗比詹计划的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