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也好、打假也好，其本质都是提供一种信息。新闻有新闻的价值，打假有打假的价值。这么说很明确，也不会有太多人理解不了。但是在现实中，许多人却根本意识不到这个本质性的问题。特别是中国人，日子过得天天如惊弓之鸟，时时担心中了别人的套，因此缺乏理性分析信息价值的能力。自己喜欢的，就无限正向放大；不喜欢的，就彻底负面解读。再加上有人故意引偏话题，最后反倒使信息本身的价值被散焦。
方舟子打假韩寒时我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在这件事上，我对方舟子的打假是完全支持的。因为韩寒问题的核心不是文章的源属是谁，而是这样一个“成功”的模型制造了一个远离常态的“神话”，以及社会道德体系的巨大陷阱。真要看到真的合理性，这是道德原则的基础。如果“真”里面有许多的不合理，那么“真”在社会中就产生不出道德依据的平台。正是由于中国社会充斥着强权的“真”、欺骗的“真”，才使得中国社会形成不了稳定的道德原则。才使得“指鹿为马”横行，“假作真时真亦假”成为现实。方舟子打假韩寒的过程，是促使社会思考的过程，是让社会提升阻吓造假能力的过程。这就是方舟子打假韩寒的正面价值所在。
所谓的价值函数，就是表明价值的衡量并不是简单的加减合并，而是一个时变的动态表现，其整体结果是一个全方位的综合考量。也就是说，价值的综合表现有可能是正，也有可能是负。在方舟子对柴静《穹顶之下》的打假中，我看其价值颇为负面。
《穹顶之下》的核心价值是系统提出了一个全民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柴静的动机是什么？当然是拿雾霾说事，能拿雾霾说事，当然是雾霾足以引起全中国人的关注。至于什么是柴静想说的事、她有没有后台、她的利益瓜葛何在，那么谁也无法要求能让13亿人都有一致的认同。唯一能够让13亿人共同承认的，就是雾霾这个事实。然而中国人普遍社会思维能力的欠缺表现在：绝大多数人总是认为，一个人或者一部分人的诉求必须是代表大多数的才是可以接受的诉求。这就是家天下、党天下思维所洗脑的结果。反过来，皇帝代表天，当然就代表了全体臣民；党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及至“三个代表”，因此也就是全体国民必须接受的了。但自然现实展示出：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利益是与他人完全相同的，因此，在谈问题时，真正需要关心的，首先应该设立一个共同利益的基础，并在这个基础上对问题展开分析。这就好比在植物中提取特定用途的有效成份，就好比找出作用力的矢量合成方向和数值，就好比对接受的信号进行检波和解调。如果抛开有效成份去谈植物的外观、气息、颜色，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共同点就必然分化；如果只谈受力的不同方向而不考虑综合的矢量结果，那么物体实际的运动状态就永远不会得出结论；如果不对特定的载波信号进行检波和解调，而去谈接收设备的手感或防摔性能，那么有用的信息根本就无法得到。
方舟子去打《穹顶之下》数据的假、观点的假、结论的假，其正面价值在于促使人们更加理性、严谨地思考并表达自己的观点。但这必定是一个非常广泛的问题，在一个特定的议题方向上，它能起到的正面作用极为有限。因为任何数据的偏离，以及观点和结论，在雾霾的问题上，方舟子所说的问题根本改变不了雾霾对民众身心的影响的负面性质。所谓“雾霾不如吸烟有害”，所谓“雾霾造成死亡率上升的数据是假的”这样的质疑除了医学学术上的讨论价值，对雾霾本身，及至造成雾霾背后的体制忧患问题却根本形成不了正面的积极作用，而是恰恰相反。除非方舟子能够证明雾霾有利于健康，或雾霾能够增加中国人的幸福指数，那么在一些本身仍具争议的细节上“打假”就明显是在分散国民对雾霾问题本质的探究和解决方案的研讨注意力。
我不去揣测所谓的利益动机，柴静也好、方舟子也罢。柴静出名因为她向世人展示了雾霾对中国人的影响，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深入的思考；而方舟子却在枝节问题上进行纠缠，其对问题的整体贡献就是一种负面的价值。但他也搭上了柴静出名的顺风车，这也许还就是雾霾产生的一种因素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