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鬥正未有窮期”？

“反腐”成了習王新政的最主要的標記。在我們的印象里，兩年來中紀委緊鑼密鼓，“老虎”接二連三地被打，“蒼蠅”成片被拍，好不熱鬧。曾幾何時“新四人幫”的說法甚囂塵上，說薄熙來、周永康、徐才厚和令計劃是同黨，企圖政變。這四位中共高官都已經被“擒下”（現在徐已經病亡）。不過薄熙來落馬不是習王反腐的“政績”；那是“前朝”權鬥的結果。在那場到現在還蒙着神秘面紗的權鬥中，令計劃作為胡錦濤的“大內總管”，在胡溫制服薄熙來的較量中該是多麼賣力呀。他大概萬萬沒想到“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場，而且居然和薄綁在了一起往死里整。傳聞說令“神經”了，如果確實他瘋了，我一點都不意外。當然了，他也確實有“事兒”。為了掩蓋他兒子令谷之死，他“違紀”了。但我想，令計劃的倒台大概是現在當權者們相互權力鬥爭的一種妥協－－他被“犧牲掉了”；正好，他的“違紀”便成了把柄。其實令被整肅一點都不冤。看看他“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醜聞吧。自古以來，專制王朝的官吏們不都是如此嗎？

我現在在想，習王新政中中共高官中的“大老虎”正式落馬了幾個？應該是周永康、徐才厚和令計劃。不過周永康和徐才厚都是“前朝元老”，新的朝廷中他們已退休，並無權力，只是作為某種勢力的象徵存在着（習王拿掉周徐，其兩股勢力已被掃蕩）。只有令計劃在新朝廷中任職。從他的簡歷看，他落馬前是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政協第二副主席。其實誰都明白，他的這些職位是一個“過渡”。在他被任命為統戰部長時已失勢。按着中共政權高官者的路子，他本來該在“十八大”上成為政治局委員的。安排他的職位很可能是“封疆大吏”（讓他到地方上獨當一面，歷練歷練），至少也該是個中組部部長。再過5年到了“十九大”，他便順理成章地成為中共中央常委，他令計劃那時就是國家領導人啦，成為新君都有可能。令計劃在“十八大”之前是多麼顯赫的位置。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當年溫家寶就是從這個位置一步步當上了總理的。然而現在，他居然和薄熙來“捆綁”在了一起。呵呵，中國大陸的官場啊，就這麼令人啼笑皆非。

那麼，習王大張旗鼓的“反腐”在今後會是一種什麼樣的情勢？是偃旗息鼓，還是“戰鬥正未有窮期”？新朝廷的權鬥只“犧牲”一個令計劃？可真在現任掌握權力者中再“拼”掉幾個，那這種“火併”的激烈程度恐怕是前所未有。當年魯迅老爺子說“戰鬥正未有窮期，老譜將不斷的襲用”。這個總結真貼切。我在網上看到篇有關博文，讀了之後有感觸。摘編如下：

法治的基本理念在於：一切權力（尤其是最高權力），都應當被關進籠子。然而現在中國大陸瀰漫着習是“明君”的概念。

“十八大”後，“習王新政”日益顯現出其鮮明特徵，核心就是試圖全面加強對國家的“鐵腕”管控：鐵腕管控官員，鐵腕管控社會，鐵腕管控輿論，鐵腕管控經濟。而反腐敗，則是鐵腕管控國家的最核心方式。

中共近六十餘年的“反腐敗鬥爭”，至少包含以下基本目標：

一是執政黨自我淨化需要。“為人民服務”始終是論證政黨與非民選政權合法性的最核心基礎。腐敗過甚，政黨與政權根基不存。——僅僅依靠媒體粉飾與暴力維穩，顯然不足以長久。

二是執政黨內部權力鬥爭需要。毛時期的權力鬥爭，多以歷史污點與政治反動為由。“四人幫”事件，相當意義上是一次政黨內部的“戰爭”與“准政變”。鄧時期華、胡、趙的下台，主要是黨內各派勢力博弈。此後，反腐敗成為權鬥的最主要形式：其一，腐敗大面積盛行，幾乎無官不貪；其二，以腐敗之名懲治，對手再難翻身；其三，領袖掌控力呈“代際遞減”趨勢，政治分歧、路線之爭，已不足以整治對手。——中國自古馭官術核心有三：一是是官就得分左中右，斷不可鐵板一塊以利聖上平衡駕馭；二是是官就得讓你貪，人人屁股都莫能乾淨。形成利益群體，往往官員對上忠誠是最可靠的基礎；三是隨時可以收拾任何出問題的異類分子。——“有特權，無人權”，是專制體制下官員的必然命運。

三是執政黨昭示其恩澤社會需要。官員貪腐，本是執政黨成員對社會犯下的嚴重錯誤。組織成員對社會、對民眾幹了這樣的錯事，原本就是依靠成為執政者一員而做的惡，懲治作惡者，原本就屬於執政群體對社會、對國民“損害賠償”的一種最起碼形式。——這個群體的可笑而可怕的邏輯就在於：它本應感到羞愧的“損害賠償”行為，卻總被粉飾為其偉大、光榮、正確之處；它本應為之的、有限度的“改正錯誤”行為，卻堂而皇之地被歌頌為對民眾的新的恩惠。

習王希望通過強國、強軍，振奮（重拾）軍心。通過拿下“周老虎”等人，有效掌握公安、武警。通過軍隊反腐拿下徐才厚等，有效掌握軍隊。有效掌握了“刀把子”往往意味着黨內權力的穩固。但指望通過“刀把子”強力彈壓而保證“江山永固”則未必能夠如願。——晚清時期某攝政王“有兵在”的聲音猶在耳畔，殷鑑不遠。

無論對於何種政權，“筆桿子”都與“槍桿子”同樣重要，在非戰爭時期的社會治理中甚至重要性強於“槍桿子”。當下中國的“筆桿子”分為兩大體系：一是以文宣系統為代表的“權力話語體系”，一是以市場化媒體和網絡大V自媒體為代表的“民間話語體系”。

十八大以來，黨的文宣系統似乎始終未能與“習王新政”保持應有之“默契”，有時甚至成為一種障礙。對CCTV的密集整肅，改造“黨的喉舌”的努力昭然若揭。近期，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以及文化部、廣電總局頻繁的重要人事變動，讓我們看到了控制黨的喉舌的現實有效性。

“黨指揮槍”是中共基本組織原則。換言之，黨權的正當性是一切的根基。而黨權的正當性，相當程度上取決於黨的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會的構成與力量對比。黨內或明或暗、或大或小、林林總總的各種“山頭”，都不可避免地妨礙“習王新政”的有效推行。所謂“石油幫”、“四川幫”、“山西幫”等的先後覆滅，所謂“秘書幫”、“團派”力量的削弱，以及日益明顯地劍指所謂“上海幫”，其實都是習王新政有效推行的必然步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