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6月北京"新街口小混蛋"之死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米鹤都 2014-06-11 14:50:49 版权声明

1968年夏天，在文革最高潮时，北京发生了“小混蛋事件”。多年来，经由王朔小说、电视剧《血色浪漫》等文艺作品的演绎，这一事件已成为江湖上的传说，至今仍众说纷纭。

文革中，街头的少年。图/GETTY

本刊特约撰稿 / 米鹤都

本文首发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662期

1968年夏天，在文革最高潮时，北京发生了“小混蛋事件”。多年来，经由王朔小说、电视剧《血色浪漫》等文艺作品的演绎，这一事件已成为江湖上的传说，至今仍众说纷纭。

“这件事的前因后果，特别是最后一幕，除去在座的几位当事人能说得清楚，其他的众多传闻大都是杜撰。”曹都都告诉笔者。

在2008年到2013年间，笔者多次访谈了事件的核心当事人王南生，重要参与者刘沪生、江小路，见证者王冀豫、曹都都等。当年，他们大都是北京“三校”(翠微路中学、育英中学和太平路中学统称“三校”，其生源大部分是部队大院的孩子)的老红卫兵。

笔者试图寻找死者周长利(即“小混蛋”)的亲友，遗憾的是未能联系到，只能根据能接触到的现有材料，呈现另一方的陈述和观点，以尽可能真实地还原这一事件。

结怨“红八月”

事情的缘起，可以追溯到文革初期。

文革发动前夕，在毛泽东授意下，周恩来成立并亲自主持了保密级别甚高的“首都工作组”，甚至林彪、江青都未能与闻。这个机构的宗旨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首都”，下设七个小组：部队指挥组、治安组、枪支弹药清查组、电台(清查)组、社会人口清查清理组、监狱看守组、外事侨务组。之后北京出现的红卫兵打流氓、抄家、遣返等，都可从这一初始布局中找到依据。

1966年8月初，北京发生流氓用刀刺伤47中红卫兵及砍伤外交人员等事件，被定性为阶级报复。之后，北京出现了镇压流氓的高潮。

在公安部长谢富治的授意下，凡是在公安机关“挂了号”的、哪怕只有轻微犯罪行为的人员，都由基层派出所提供名单、地址，由红卫兵抓到各个学校，实施“群众专政”。在这一过程中，多人被打死打伤，这一事件被称为“打流氓”。

由此，老红卫兵(又称“老兵”，指文革初期成立的红卫兵组织的成员，以干部子弟为骨干)和“流氓”之间结下了梁子，为日后双方的打群架埋下了伏笔。

到了1967年，对老红卫兵们来说，却已换了人间。

曹都都记得，仿佛一夜之间，他的父母成了黑帮。他家所在的海军大院里，二级部长以上的干部大都遭受了批斗和关押，靠边站了，还不时传来谁谁受虐致死的噩讯。王冀豫回忆，他所住的空军大院里，家里的大人不是被隔离审查，就是出去“三支两军”了，很多家庭只剩下“留守儿童”。

老红卫兵自己的组织——曾经风光一时的“红卫兵纠察队”和“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等，也先后遭到中央文革镇压。一群奉旨造反、制造“红色恐怖”的未成年人，被挑唆和利用完毕后，摇身一变沦为“可教育好的子女”。“那种‘沉舟侧畔’的感觉，当时的民众也许很难理解。”曹都都说。

这些少年身上开始躁动着一种无法无天的暴力倾向，成群结队游荡街头，打架斗殴。

他们之中，“王小点”的名头渐响。

王小点，大名王南生，1949年出生于南京，其父王文轩曾任国防部五院(七机部前身)副政委，开国少将，文革后出任中纪委委员。

在部队大院中长大的王南生，从小所受的教育就是，不能欺负人但绝不能被人欺负，要打架就要打胜。曹都都说，他们在外行动，常常是群体而上，谁胆怯或是不敢出手，回到院里便会被奚落甚至孤立。

文革开始的1966年，王南生在北京翠微中学初三读书，1米8左右的个子，是学校的篮球健将。8月，他和另外6个同学在翠微中学发起成立了红卫兵。“那时候，中学生比大学生有战斗力，初中生比高中生有战斗力。”他说。

失势之后，老兵们开始到处捣乱。按王冀豫的话，他们虽然不能在政治上发挥作用了，但是还可以收拾流氓。

1967年5月29日，红卫兵成立一周年的时候，老兵们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纪念大会，有组织地喊出口号：“镇压流氓!打倒流氓!”

“小混蛋”崛起

不光是老兵们，在“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等最高指示的不断煽动下，几乎各个阶层都被唤起了暴力的潜质，特别是“痛打落水狗”式的群体暴力倾向。

经过“红八月”残酷打击的玩主(又写作“顽主”)，休养生息，开始复苏。他们以地域为界，形成了一个个“码头”，并开始了彼此之间的兼并和冲突。

其中，十六七岁的“新街口小混蛋”渐成气候。

“小混蛋”本名周长利，为北京西城区积水潭、新街口一带平民子弟玩主的首领。根据《三联生活周刊》的报道《1968年的北京江湖》，周长利的父亲因建国前开过铁匠铺，家里被归为资本家，一家8口住在德胜门城楼与西海之间的一个简易楼里。周长利的出名并非因为打架凶猛。他身边的二号人物边作军说，领头人一般是不动手的，“他只要说一句，‘我新街口小浑(混)蛋’，报过了名，我们就往上冲”。周长利善于策划和组织，名气越叫越响。

“小混蛋”的另一左膀右臂、后来曾写作《天字》系列小说的王山(网名“四横竖”)认为，“红八月”过后，社会出现了一种对老红卫兵的再造反心理。但起初，由于老兵打流氓运动的余威尚在，顽主方面羽翼未丰，双方基本井水不犯河水。双方的第一战，发生在1967年的6月，地点在西单闹市。

据王山说，事情的起因是：前一天，周长利等人第一次进到属于老兵传统地盘的新侨饭店吃饭，遭到讥笑。当天，他又因戴了墨镜(这被认为是高干子弟的专利)，在西单商场里被老兵羞辱。怒火中烧之下，周长利不问青红皂白把35中的老红卫兵卫×打得头破血流，还抢走了他的军装和鞋。

这之后，双方冲突不断。根据《1968年的北京江湖》一文，边作军称，在月坛公园，周长利带着两个人靠苏式武装带突围，七八十个老红卫兵没拦住。在紫竹院公园，周长利一方以10人对付80多个红卫兵，不但以少胜多，还抢了对方11辆自行车。

但在王南生等看来，这纯属无稽之谈。据他们所知，当时北京没有发生过这等规模的打群架，否则他们“早灭了小混蛋了”。

无论如何，双方积怨日深，确是事实。

导火索

1968年6月间，几天内接连发生的三件事，就与“三校”这个群体直接相关了。

第一次是刘沪生和几个朋友到北海公园划船，结果有人被抢去了军装，还被钢丝锁打破了脑袋。

事后，小邱子带了一个人来到北大医院，塞给刘沪生50元钱。“当时50元钱比工人一个月工资还高呢!”刘沪生说。他问小邱子是谁干的，小邱子不说话，说：“这事就这么算了吧!”

后来刘沪生才知道，那天跟小邱子一起来的，就是“小混蛋”，他来查看情况。那是刘沪生头一次见到“小混蛋”。

不久，刘沪生和姜晓军、苏新民在西四一带理发，姜独自出去买冰棍，看见小邱子，打招呼间，对方一群人围了上来，问他：你哪的?姜反问：你们哪的?那伙人说：我们是“小混蛋”。姜说：我是“三校”的。那伙人说：叉的就是你们“三校”的!

话音没落，一人从背后给了姜晓军一刀，捅在了肩胛骨上，另一个给他大腿一刀，捅断了一条肌腱。

王南生与姜晓军相熟，得知消息后去看他。在他看来，“叉的就是你们三校的”，这是在公然向老兵挑战了。他把身上的钱都给姜晓军留下了，还撂下一句话：“晓军，你好好养伤，我一定给你报仇!”

冤家路窄。仅仅在第二天或第三天中午，还是在同一个地点——西四丁字街，双方就狭路相逢了。

对方用刀顶住王南生的后腰，双方口角了几句，但没动手，本来都要擦肩而过了，王南生突然听到弟弟王毛点的喊叫，扭头看见弟弟正被追打。他把自行车一扔，拿起车上的钢丝锁，迎面冲了过去。

据边作军回忆，他当时从旁边一个木箱子上卸了一根抬把，迎面朝王南生抡过去。

王南生抬手一挡，瑞士手表被打飞了，棍子上面的钉子划破了他的肩头和手臂。

混战时，周长利一直没有动手，双手叉腰，独自站在路边观战。打完架，王南生走到他跟前问：“你就是小混蛋?”周长利很沉稳，没动，也不说话。

“你记着，三天之内我要不碎了你，我那个‘王’字立起来写!”王南生说。

当天傍晚，王南生和刘沪生等人去西城公安分局报案。警察提到，他们正要找小混蛋找不到。王南生说：“那好啊，我们帮你们找。找到之后，把他送到你们这儿来，可以吗?”对方表示欢迎，但提醒他们，不能打人，可以自卫。另一个警察还补充道：“你们只要不打死他就行。”

因为衣服上都是血，王南生没敢回家，在学校过的夜。大家分头串联，邀约各大院的老兵，第二天一起去找小混蛋算账。

据边作军回忆，当天周长利教训他们：要打又不往死里打，人家肯定要回来寻仇。得，明天咱玩去，躲开他们。

集结

边作军记得，那一天是1968年6月24日。早上，他和周长利等8个人按约定在北京动物园集合，先在早点铺吃饭，准备饭后乘车去香山。因是出去玩，他们没带家伙，还带着吉他。

但王南生和曹都都确信，那天是6月23日。

王南生清楚地记得，那就是在报案后的第二天。曹都都则记得，那是个星期天，亨得利表店在文革中首次开始卖进口手表。他去排队为家里买表，因此错过了集合时间。

集合地点在王南生所在的翠微中学。早上，老兵们陆续赶来。“小坛子”(姓谭，其父时任工程兵副司令)也来了。“那时候，我们这帮‘三校’的人对小坛子印象不大好。因为小坛子经常跟小流氓混在一起，和小混蛋也很熟。”王南生说，“那时对那些不入流的干部子弟，我们也照样动刀子。”因此，他故意当着小坛子的面大声说：“今天谁也别给小混蛋说好话，谁要是给他求情，别他妈怪我翻脸!”

出发时，大概有二三十人，骑着自行车，带着家伙。一路上，城里的老兵们不断从建工部、国家计委、物资部等大院里出来，汇入车流。据说，最多时达到一二百人。

刚开始，听说小混蛋可能在北海公园一带，队伍涌向北海公园方向。后来又听说，他可能在北京动物园一带。于是，后队变前队，都往动物园赶。

遭遇

据边亚军回忆，他最先吃完早点，一出来，就看见黄压压的一片(解放军旧式军装为黄色)，立刻大喊：“他们在这哪!”之后扭头狂奔。刚好一辆公共汽车已经启动，他扒上了车门跑掉了。

当时，动物园的对面是一片商业区，南边有一条东西向的铁道，铁道边上是条土路，通向二里沟和甘家口之间。周长利和小邱子就顺着土路往西跑。

老兵们追了上去，先把小邱子打倒在地。小邱子躺在铁路上，谁过来都要上来刺一刀。刘沪生看他快不行了，就在那护着他，不让别人再刺他了。刘沪生至今认为：“小邱子挺仗义的，在后面护着，要不然小混蛋跑不了那么远。”

小邱子一共挨了20多刀，后来缝了100多针。据说，那之后他就废了，不再当“佛爷”(即小偷)了，以修鞋为生。

其他的人继续追赶周长利。当时，江小路因参与“粮校武斗”事件，刚被公安局放出来不久，身体虚弱，坐在别人的车架上。他看到，周长利身材不高但很匀称，肌肉发达，“跑起来非常矫健，像一个运动员”。

在103路电车二里沟站前面，周长利被截住了。最先追上来的，是王南生的弟弟王小六，以及建工部、百万庄申区的几个人。他们命令周长利跪下，扒了他的裤子和鞋，摘了他的手表。

周长利突然挣脱开去，只穿着绿色军用线袜朝前跑。老兵们追上去，有人朝他背上砍了一菜刀。他停了下来，一群人骂着，一路推搡着他走。

重创

王南生赶到时，周长利正被押着迎面走来。小胖子、刘××等人在后面用刀子顶着周长利，王小六夹着他的鞋和裤子。

周长利后背有一道五六寸长的伤口，白衬衫上一片鲜血。“这一菜刀我知道是谁砍的，但当事人不愿讲，我也不提了。”王南生如是说，“不过那一刀只是皮肉伤。”

看见王南生，周长利说：“小点，你的手表丢了，我赔你。”王南生说：“你不用说赔我，我知道你会偷，你的东西都不是好来的。”

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苏××推开了。“小点，别跟他废话了!”苏上来就给了周长利头上一锤子。

据后来审讯王南生的公安人员向他透露，根据医院的尸检报告，周长利受了三处致命伤。这是第一处。

跟着，祝××上去，又给了周长利一剪子。“这是第二处致命伤。”王南生说。

这时，他急了，拦着其他人说：“行了，别打了!”他对周长利说：“你跪下!叫红卫兵爷爷!”

说这话的时候，他很激动，感觉这就像一种“审判”。“小混蛋扑通跪下了，清清楚楚地叫了声‘红卫兵爷爷’。”

周围的人都在嚷着：“小点，让我剁一刀!”“让我给他一叉子!”王南生喊道：“都别他妈打了!他都给你跪下了，还打他干什么?!把他送公安局去!你们走吧，都别管了!”以后，大部队陆续散去。

最后一击

王南生打算先把周长利送到附近的海军总医院。正好旁边有个骑车看热闹的路人，刘沪生遂命令他：“你过来!骑车带上他!”他不干，说：“这人浑身全是血，我不带他。”刘蛮横地说：“你带不带?你不带他，连你一块揍!”

此时周长利还很清醒，对那人说：“你就带着我吧，弄脏了你衣服，我买新的赔你。”

那人不得已，带着周长利骑在中间，王南生骑在最左边，在他们之间是小坛子。周长利的右边是马猴子，再边上是刘沪生。一群人沿着水电科学院所在的路向海军总医院骑去。

突然，有人拿着擀面杖冲上来，一下子打在小混蛋头上。王南生冲后面跟着的人喊：“你们他妈的别打了，血都溅到我身上了!”

这时，周长利向王南生求情说：“小点，今天放过我吧。”王说：“别废话!现在先把你送医院治伤。完了以后，送你去海淀公安分局。你呀，玩到这儿就算到头了!”周长利可能不想进公安局，于是又转向旁边的小坛子：“你跟点儿说说，我服了，放过我吧。”

这时，一群人都看着小坛子，眼露凶光。小坛子挂不住了：“你他妈废什么话，你以为我不敢叉你?!”说着，一刀扎了过去。

周长利两腿一蹬，身子一下就直了，然后直挺挺地从车上栽下来，倒在了地上。

后面跟着的一些人又拿着菜刀拥上来了。“这是流氓装死!小点，你别管他，我们要打他了!”

周长利撑着坐了起来，正好面对着王南生，说了一句：“都叫你们红卫兵爷爷了，救救我，救救我!”说完，扑通又倒下了。

王南生看他身体还在动，喊道：“谁也不许打了!”他跑到路边的中国水利科学研究院的传达室，想借电话叫急救车，传达室的人死活称“电话不外借”，他只好拜托对方给公安局和海军总医院打电话。

这时，有人把他从传达室里拉了出来，让他赶紧走。他对呆若木鸡的小坛子说：“你还不赶紧走，这一刀出事了!你记住，什么都别说，赶紧走!”

人散后，江小路才赶来，在周围转了一圈。“心里觉得挺恐怖的，地上好多血。”

等曹都都回家放下表去找队伍时，路遇熟人，说架已经打完了，对方没几个人，根本不堪一击。中午时分，他去海军总医院看了看。门诊楼内乱糟糟的，门外一辆板车上还有血迹。他听说，人拉来时就已经死了。

“流氓杀人犯”

事后，王南生等人顺着运河边回了学校。中途，他让小坛子把刀扔在了运河里。

中午，他们一起到工农兵食堂(即惠丰堂)吃的饭。王南生嘱咐大家：“这回事情弄大了，大家要统一口径，都别主动说出去。如果公安局要问，你们就往我身上推。前面的事我都担着，因为我已经向公安局报过案。后面怎么回事，咱们都不知道。”

下午，王南生准备回家，刚到罗道庄，就被两个骑挎斗摩托车的警察截住了。当晚，他和部分涉案者被关进了西城公安分局的拘留所。之后，他被转到海淀分局的看守所。

为这一案，公安部门前前后后抓了70多人。由于王南生拒不交待，或许还有其他原因，祝××和刘沪生等少数主要参与者，始终没有被抓。

关押期间，在王南生就读的翠微中学、他家所在的七机部大院等，举行了四次上千人规模的批斗会。他胸前挂着一块大牌子，上写“流氓杀人犯王南生”。他每次都在台上喊：“我不是流氓，我们是打流氓的!”每次都招来一顿打。后来，牌子上终于去掉了“流氓”两个字，变成“杀人犯王南生”。

当年9月，他与同案的苏××、小坛子、刘××、马天儿、柱子、秦桧儿一起，被转到了北苑学习班。这个学习班开始叫“黑帮子弟学习班”，后改称为“中央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学习班”。那天被迫骑车带周长利去医院的那人本来与此案毫无干系，可能因为他父亲也是个黑帮，也被关进了这里。直到那时，他们才知道这个“冤大头”叫杨××。

王南生前后一共被关了400多天。1969年底，因一度被打成“叛徒、特务”的父亲获得释放，根据这个学习班不成文的规定，他也获释了。

按照“三天内离开北京”的释放条件，王南生去了外地，在父亲的老部队——40军120师当了兵。

“兵匪合流”

据《1968年的北京江湖》一文所说，周长利死后，北京市的玩主每人军用挎包里装一把菜刀，“见到红卫兵，就办”。

王冀豫认为，这种说法缺乏根据。他猜测，这可能指的是其后在江湖中崭露头角的达智桥“菜刀队”。但“菜刀队”的玩主们并未与大院的老兵们发生大规模的正面冲突，大家时常碰到，还点点头。在王冀豫看来，“菜刀队”实际上吸取了“小混蛋”的教训。

1969年，大院里的老红卫兵们当兵的当兵，下乡的下乡，好勇斗狠的风气不再。后起的大院子弟与玩主迅速融合，进入了王山所说的北京文革历史上极其独特的“兵匪合流”时期。

王冀豫在山西插队时，曾在永济火车站遇到过昔日小混蛋的一帮兄弟。双方都很客气。

这些人多是从新疆跑出来的劳改犯、劳改就业人员，专门在陇海线上扒窃，被称为“吃大轮的”。为向王冀豫演示其神偷妙手，有两人顺手从一个给生产队卖驴的老大爷身上偷了100多元，随后又把钱还给了他。

“他们在向我展示，盗亦有道，这种钱是老头的活命钱，不能偷的。”王冀豫说。

“混蛋找我来了”

让王南生等人不能接受的是，至今一些不了解历史的人仍然认为，他们这些有背景的干部子弟无法无天，可以打死人不偿命。

这一案的涉案人员中，大都被关了一至三年不等。王南生承认，他们中确实没有被判处死刑的，但他认为，这并非因为“优待”，没被重判的原因有三：一是因为责任很难完全分清;二是大都是未成年人犯罪(那天的参加者中，不满19岁的他算是最大的);三是周长利是被立案的刑事犯。他希望那些认为周长利是对抗权贵子弟的平民英雄的人注意一个事实：这些人身上穿的军衣、手上戴的手表、天天下馆子挥霍的钱，都是偷、抢而来。而且，当年从上到下都提倡所谓的“群众专政”“文攻武卫”，私设公堂、草菅人命的情况司空见惯。

“小混蛋事件”前的1967年8月，王冀豫曾在“粮校武斗”中伤人致死，被关进监狱，后也转到了北苑学习班。据他所知，当时对于文革中未成年人的过失杀人，基本上都没有重判。与他同监的一个姓刘的中学生，因被“黑帮子弟”抢走毛主席像章而杀死了对方，证据确凿，但一年后无罪释放了。“不能用今天的法律观念诠释文革中的乱象。”王冀豫说。

但王南生承认，小混蛋再怎么样，罪不至死。“我们虽没有杀人的主观故意，但客观上等于用私刑杀了他。因此，不说在法律意义上，即使在江湖道义上，我对小混蛋也还是有亏欠的。我个人对他的家人表示歉意。”

周长利死后，王山等人一直怀疑有人出卖了他。怀疑曾集中到某一个人身上，因为在动物园转车耽搁了很长时间，就是在等这个人。但是怀疑始终没有得到印证。随着年龄渐长，王山开始有了一个奇怪的推测：这个出卖消息的人，很有可能就是周长利自己。那时，他交了许多老兵朋友，推心置腹，引为知己，甚至不惜为此冷落自己的老朋友。

曹都都一直觉得，周长利阴魂不散。1972年，小坛子重病住院，他和王南生等几个人去看他。小坛子在病床上坐着，手上玩着一把钢丝锁。大家劝他：“你没什么大事，好好养病。”他说：“是啊，我也觉得没什么事。”接着，他又莫明其妙地说了一句：“混蛋找我来了。”

近年来，王冀豫一直在公开忏悔。他认为，干部子弟里也有渣滓，这些人也可以说是“流氓”。据他所知，一些身背残忍血案的老红卫兵，后来都没能善终。“我是觉得，我们做事，人在做，天在看。恶行总会有报应的，冥冥之中很多东西是讲不清楚的。”

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北京顽主“小混蛋”周长利之死

                             2013-10-22 04:28| 来源：网易

注：经历过那个疯狂的年代作为大院子弟小字辈的我，对周长利这个大佬级人物仍记忆犹新。那个年代属于他，我们还是小屁孩儿。近四十年里，“小浑蛋”的故事一直以一种小道消息式在民间广为流传。

从《阳光灿烂的日子》到《血色浪漫》《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大院子弟》，“小浑蛋”以及他代表的由群架、帮派、血统、义气构成的江湖不断被渲染。有关“小浑蛋”的死有诸多版本，使这个原本普通工人阶级的后生变成了传奇人物。战友八一老黑发表在博客上，因深有感触便引用下来——笔者。

出身贫寒的“小浑蛋”周长利是一九六八年北京最有名的顽主之一，被红卫兵乱刀扎死时，传说还抱着树不愿倒下，成了当时北京顽主与红卫兵矛盾激化的标志人物。现在，这个死于“文革”前期的十八岁少年和他的朋友、仇人们一起，以一个主流之外的群体形象，变成了影视剧里的精彩片断。
可以获得证实的是，周长利一个人被二百多个红卫兵围截，他死后北京市的顽主每人军用挎包里装一把菜刀，

“见到红卫兵，就办”。

当小浑蛋唯一的一张照片出现，还是具有强大的力量去除夸张。从学生证上撕下来的照片已经残破不堪，周长利留一点中间的刘海，笑得完全是个学生样。妹妹周秀兰不知道该不该公布照片，“有人说哥哥行侠仗义，有人说地痞流氓，但起码这是真人真事”。周秀兰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周长利死了四十年，依然能从各种渠道听到有关他的消息，她的理解是，“哥哥从小就人缘好，嘴甜，他从没为家里的事打架，都是帮朋友打完架，回来再被父亲一顿揍”。周长利的朋友告诉记者，周的水性很好，在颐和园还救过落水儿童，和一统北京江湖的老大形象很不一样。“电视剧里都把我哥哥描写成冷血动物了，胡说八道。”周长利的父亲传说中是蹬三轮的，其实是第三机床厂的锅炉工。家里六个孩子，周长利是大哥。“父亲特别严厉，家里也穷，哥哥带着两个小弟弟睡。到了一九六六年他上初中就停课了。那时工作都是等分配的。”

周秀兰一直以为，周长利就是红卫兵，但是“文革”初期的红卫兵主力大多由各机关大院的高干子弟组成。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
的血统论下，青少年很快就有了明显的阶级分化。周长利的父亲因建国前开过铁匠铺，家里被归为资本家，一家八口住在德胜门城楼与西海之间的一个简易楼里，邻里关系非常好。今年七月这个楼已经拆除，楼前就是西海的北沿。如今，拆迁的地方被围成了工地，也挡住了二环路的喧嚣。西海的北沿被圈成了鱼塘，每天都有人在这里钓鱼，安静得像公园。沿西海不远有装修精美、价格不菲的四合院。周长利的朋友边作军回忆，楼前不远应该有台阶延伸到水里，因为他曾经把周长利的尸体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挪下去清洗。但现在台阶都已经不存在了，据钓鱼人讲，这里已经修了十几回，已经没有印象曾经有台阶了。周家弟弟在德胜门的烟摊也早在八十年代消失。
在周家弟妹们的记忆中，哥哥从小练武术，谁生病了都是哥哥背到医院，还买三分钱一包的米花糖给大家分。“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哥哥总说，他吃过了。”但在社会上，十六七岁的“新街口小浑蛋”已经颇有口碑。北京的

顽主群体大多出自贫民，他们打群架，保护自己管辖领域的
“佛爷”（小偷），并和红卫兵势不两立。周长利的弟弟周长生说，母亲还把哥哥买的食物踩在地上骂，“觉得来路不正”。尽管杀死周长利的王小点等老红卫兵至今还在强调，“小浑蛋”是小偷，他们是为民除害。但稍微一打听就有四十岁以上的老顽主说，“顽主是顽主，佛爷是佛爷，顽主怎么可能是佛爷？我们最看不起的就是佛爷，哪看见两眼冒贼光的，我们就上去‘洗’了。佛爷都得管顽主叫爷爷，得供着”。

和那个时代所有的年轻人追求一样，周长利只喜欢红卫兵的军装。“将校呢，塔帽，这些都是有钱也买不来的。只有高干子弟才能穿。”自认血统高贵的老红卫兵，在“破四旧”的行动中已经树立了权威。

“我们砸烂公检法，惩治坏人，连交通都是红卫兵指挥。”老红卫兵王小点说。而顽主既没有渠道融入社会主流，又要在气势上和红卫兵一争高低，扒衣服、抢帽子，成为双方最理直气壮的打架导火索。“那些大院子弟的特征就是，打倒一个其他人全跑了。”周长利常常打了大院的红卫兵，抢了衣服，就拿出军官证和大家玩闹:“我爸爸是军官！哈哈哈哈！”

周长利的出名并非他自己打架凶猛。他的外号本来叫“周疤拉眼儿”，因为一次“拔份”，把另一帮顽主“大浑蛋”打倒了，得了外号。“领头人是不能动手的。”他身边的二号人物边作军说，“他只要说一句：‘我新街口小浑蛋’，报过了名，我们就往上冲。周长利能策划和组织人，有几次在公园里以少胜多的经历，名气就越叫越响。就是月坛一战把他捧出来了。那次我们三个人突围，来一个用苏式武装带打翻一个，七八十人没拦住。还有紫竹院，小浑蛋带着十个兄弟，碰上了八十多个红卫兵，都是骑锰钢自行车来的，一百八十块钱一辆，凭票买，那时就好比现在的宝马。红卫兵前面挂着钢丝锁，一边晃钢丝锁，一边说我们的武装带过时了。我们的人抡着棒子就上去，他们一打就跑，小浑蛋说:‘抢车！’我们骑了十一辆自行车风风光光回去了。”

顽主们的装束和红卫兵一模一样，走在路上很难分辨，互相经常要“盘盘道”。在中山公园，来自部委大院的红卫兵问周长利:“你哪部的？”周上去就打：“什么部的，装你丫的。”顽主则问:“你哪儿的？”要是答在某地域活动就要报几个人名，报对了就可以放过。“凭什么红卫兵就能乱打人？看电影就要坐前排？”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六八年，北京的顽主帮派已经初具规模。“当时北京叫四角城，东城、西城、崇文、宣武，除此都是城外。”

“南北城”的概念是泛指西单以南和西单以北。“贵宾楼对面的政协俱乐部是他们‘东纠’的指挥部。当时北京的江湖势力有东华门的小姚子、北京站的砖头会（就是用茶叶包包着砖头，打仗的时候用砖头做武器）、棒子队（报纸裹着擀面杖），东四的铁片儿、猎狗为首，达志桥的菜刀队。”小浑蛋并不是北京城最能呼风唤雨的老大。他所辖区域虽然仅限于新街口与德胜门之间的约两三平方公里的区域，但德胜门一带沿后海当时集中大片的平民百姓，而且又离政治中心中南海最近，交游广泛的小浑蛋是公认的顽主中最厉害的角色。

一九六六年夏，几名玩主中有头脸的人物趁乱从新疆、宁夏、青海回流北京，齐聚西城平安里大影壁后面的一个小酒馆，检讨北京玩主被连锅端掉的经验教训，拟定了四条玩的规则。当时，一个人用包排叉的黄草纸把这四条道规纪录了下来：一、不欺负好学生；二、茬架不许追到家里去，不报复伤害家人；三、佛爷跳槽必须经过玩主。四、不抬人（全世界黑道共同的缄默原则），盗亦有道。这几条为后来周长利一统南北城奠定了共同的行为道德基础。记得当时还讨论了一个案例。新街口一个叫小狐狸的因为抬人，被几个道上人报复，找到他的家里去，给了几刀，几乎毙命。那么，抬人是否应受到无界限的报复？讨论的结果是，家门里面安全是更高原则，无论如何，不得逾越。周长利当时对这条原则还有一个他的解释。他说，你可以堵在他的家门外边，等着他出来。但是，如果他的家长出来轰你，你必须走开。
关于佛爷跳槽必须在玩主之间解决的规则，目的是保护生产力，防止出现一仆事二主的情况发生。否则，佛爷在压力下极易挺而走险，明知不可为而强为，风险加大。当时就有西外的一位神佛为逃避几位惹不起的哥哥的追索，自动往里面折的事情发生。好学生，就是不玩的人。不得侵害骚扰圈外人，是最高原则。

一九六七年夏天，红卫兵运动陷入低潮。文革初期声名赫赫的以干部子弟为骨干的老红卫兵在连遭最高权力中心的愚弄、压制甚至镇压后，转入针对
“极左路线”和“四人帮”的秘密政治斗争。从这年的一月份起，每天都有几千甚至上万的“黄军装”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向没头的群氓，发泄愤怒，传布消息，从黎明到黄昏，经日不散。而经过六六年流血八月的残酷打击的玩主们，休养生息，并开始复苏。这时，他们基本上以地域为界，以有名望的玩主为核心，自发组成后来的一个个“码头”，并开始了彼此之间的兼并和冲突。当时以德胜门为中心的北城地区码头密集，加之历史恩怨，冲突尤为剧烈。

在这一狭窄的地区，就有德内、德外、后海、什刹海几个大的帮派。如果加上周边的新街口、西直门、太平湖、外馆和地安门等，可谓群雄并立。由于老红卫兵打流氓运动的余威尚在，玩主方面羽翼未丰、群龙无首，在那个夏天之前，双方基本相安无事，各玩各的。而周长利家住得胜门左近，他那时还没有聚集起自己的基干力量，甚至在在家门口也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他那时还不被人称作“小混蛋”，而是另一个带有侮辱性字眼的外号。当年，边亚军、四横竖等人与周长利初识，每天都到远离德胜门的锦什仿街的一个朋友家聚齐，而他们跟着周长利学打架，则是从得胜门脚下，逐步扩展地盘、收编队伍开始的。周长利在全市玩主中树立威望，并一统江湖，则是从与老红卫兵的第一战开始的。那时，玩主们对老红卫兵又怕又恨，过去的那个“红八月”，人人都有一本血账。

第一战发生在这一年的六月，地点在西单闹市。

有一个背景需要交代一下，当时，无论老兵还是玩主，常常三五成群地去饭馆吃饭。老红卫兵认为最有面子的去处是莫斯科餐厅、新侨饭店、东风二楼等；玩主们大多去北京的老字号，如烤肉季、同和居、沙锅居等，基本上井水不涉河水，也没有什么事端发生。就在“西单商场血战”发生的前一天，周长利突然心血来潮，带了几个人去了新侨饭店吃早点。这次吃饭，有两个细节，四横竖印象极深。一是餐厅里已经坐了一桌老红卫兵，他们对这群痞子也涉足这个几乎是贵族领地的高尚场所先是惊愕继而愤怒，他们怒目相视，还高声叱骂了几句。四横竖当时拉着周长利要离开，周长利倔强地非要在这里吃饭不可。结果是几个人缩在一个角落，不敢看那些老兵一眼，甚至自己人之间也不说一句话，极不舒服吃了那顿早点。

再有一个细节，周长利对面包上抹果酱的吃法显然不能适应，他向服务员要咸菜，服务员对“咸菜”非常夸张地表示不理解。边亚军就对人家解释，说酱豆腐也行。服务员指着外面说，吃酱豆腐？外面，街对面！那边老兵们一通哄笑，大声地骂出“土鳖”之类的词语。后来，那顿饭总算灰头土脸地吃完了。受了屈辱，周长利几乎一天不说话。回到锦什坊街王某家后，周问谁知道那拨人是哪个学校的。王某说，可能是三十五中的卫某（西城区著名的老兵领袖，西城红卫兵纠察队发起人之一）。事后分析，王某可能是误指，也有可能是有意借刀报复，他也是三十五中的，文革初期曾遭到老兵和西纠的迫害。周长利记住了卫某这个名字，但到底是不是卫某，他根本不想去核实，他要报复的是一个权贵阶层，以及那个阶层的全体！

第二天，就在西单商场，与三十五中卫某遭遇。四横竖在场，他一眼就认出，前一天在新桥饭店没有这个人。卫身材高大，相貌端正，显得成熟稳重，远不象新侨那帮人的傲慢轻狂。四横竖告诉了周长利，但周已经什么都听不进去了。

发生血案的那个上午，周长利等五六个人去西单商场闲逛．而就在西单商场里面发生了另一件事，成为了事件的导火索．周戴了一副墨镜，当年，墨镜是高干子弟和老红卫兵的标识性装备，一般玩主绝不敢如此招摇，而周长利偏偏就戴了这么一副墨镜．在商场里，迎面碰上一大群老兵，为首的一个大个子拦住周长利，劈手就把他的墨镜给摘了下来．他看了周一眼，问一句：你他妈的，哪儿的？随后，他又把墨镜杵回周的脸上，一群人扬长而去．周长利一下子蒙住了，脸涨得通红，但他随即就反应了过来，说了一声：追王八蛋！带着几个人就追出了商场。

西单大街上到处都是穿黄军装的老兵。路边上有几个老兵骑着自行车，一脚蹬在马路牙子上，似乎正在等人，为首的一个人个子高大，正是卫某。追出商场后，锦什坊街王某当即指着这几个人高叫了一声：卫某！周长利二话不说，立即就向卫某扑了过去。卫还来不及反应，周抡起武装带，沉重的铜扣正直砸在卫某的额头上，卫顿时血流满面，连人带车扑倒在马路上。其他几个人也拔出腰里掖的刮刀向老兵群冲过去。西单大街一片混乱。

第二天上午，四横竖按约定又去锦什坊街王某家。发现王某家被砸得一片狼籍，而王某躺在地上，脑袋成了血葫芦，面目全非。周长利赶到后，先送王某去了医院，然后召集了十几个人再去西单大街报复老兵们。但西单大街格外清静，穿黄军装的老兵们几乎一夜之间就全不见了。事实上，就在这天起，老兵中就流传开一个消息：一个以小混蛋为首的流氓凶杀集团已经开始了对老红卫兵的凶残报复行动。他们是还乡团，他们与老红卫兵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最后说一说王某。他的父母是谁，做什么的，死了还是活着，我们都不知道。但他们家里有一架留声机和许多古典交响乐唱片。每次给我们放唱片时，他都非常庄重地穿上西装，打好领结。即使在那个炎热的一九六七年夏天，也是如此。我还记得，那次他边放唱片边给大家讲解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一屋子坐了十几个人，大家都一声不吭地认真地听。后来这些人，大多都成了名燥一时，臭名昭著的玩主和罪犯。此后，这个人去了什么地方，现在如何，再也没有消息了。

西单血案发生后，双方曾经有过一次相当正式的谈判。四横竖代表玩主方面与卫某直接见了面。四对误打了卫某道了歉，而卫表示，老兵方面去锦什坊街报复王某一事，他并不知情，但他可以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这次会面，卫某通情达理、诚恳磊落，给四横竖留下很深的印象。但他没有想到的是，无论是卫还是他自己，其影响力已经无法控制事态向更严重的方向发展下去了。一方面是在政治上屡遭打击、眼看着自己崇高等级的社会地位和特权正在被极左政权一步步褫夺的干部子弟集团；另一方面是从来就是社会底层、文革初又遭到血腥镇压，满怀悲愤和报复心理的平民子弟集团，如同两列开足马力的列车，轰隆隆地对撞而去。这个冲突，以及冲突的惨烈，是人力无法阻止的。而社会人群的真正融合，也许必须借助这种流血的形式。

从一九六七年夏天起，整个秋冬两季，血案频频发生，冲突由小到大，终于演化成两大集团的大规模正面对撞。在这个过程中，老兵方面已经完成了领袖换代，卫某等潇洒倜傥、才华横溢的老一代红卫兵领袖相继退隐，而自发产生的新一代老兵领袖则是那些更具攻击性、破坏性的亡命徒式人物。在玩主方面，周长利终于完成了对全市玩主队伍的整合，成为了北京黑道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公认的南北城统一的众望所归的领袖。那时，他已经动辄就可以召集上百人出动，与西郊各大院进行大兵团的对峙。这以后，周长利开始以“小混蛋”扬名。这个称呼，在北城平民阶层中，是长辈对晚辈的一种并无恶意的随口语。“蛋”字后带儿音，指小孩子天真不懂事。

这期间，发生过数不胜数的流血冲突，不一一详述。但是，周长利与一位女红卫兵“老八”之间发生的“拍婆子”事件则是不能略过的。现在，事情过去整整四十年了，这两个人一个已经辞世多年，另一个也有了些年纪，希望这则帖子不至于打扰他们在两个世界的平静。旧事重提，是希望不要忘记历史和历史留下的教训。

因为“老八”，发生了月坛公园血战，时间是一九六八年早春。

“拍婆子”这个用语是从西郊干部子弟聚集的大院中流传出来的，较之市井子弟的“带圈子”，算是先进文化了吧，很快就成了全市青少年共用语言。更有一位专攻红色根据地史的业余研究者告诉四横竖，这个用语最早出现在晋西北根据地，当年大批平津女学生投奔延安被截留于此，红军老战士们于是主动出击，变着法子结识，就有了这个带四川方言味儿的用语。姑妄听之吧。

一九六八年春天，在中山公园，周长利等人曾经有过一次索然无味的拍婆子。但这件事，却是后来一系列事件特别是周长利之死的开端。所以，尽管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年了，但至今仍历历在目。当时，周等六七个人在中山公园闲逛，走到南园一块很幽静的地方时，遇到了两个老兵打扮的很漂亮的女生。这两个女生很明显有挑逗的意思，她们忽而快步趋前，然后站在前边搔首弄姿，又不走了；我们一干人往回走，她们又赶过来，再次挡在前边。如是竟有四五个回合。周长利让四横竖前去搭讪，四骇异之极，坚持不肯去。边亚军自恃相貌清朗，且自吹是有经历者，主动上前说话。我们远远地看着，那两个女生坐在甬道边的石阶上，把头埋在手臂上，不说话，甚至连抬起头看边亚军一眼都不肯。边站在她们面前，躬身，问话；人家不说话。过了一会儿，边尴尬地直起身，无趣地走开了。这个过程中，其中一个女生抬了一下头，向我们站的方向瞄了一眼。周长利对四横竖开玩笑：看你呢。

事情就这么结束了。事后，有人说这两个女生分别叫“萝卜六”和“傻七”，是西郊某大院男孩子在按相貌给院里女生排序时，行六和行七的两位。此说确与不确，无从查考。但无论是周还是当时在场的其他人，以后再也不曾与这两个人有过来往、瓜葛。顺便说一下，在正处于青春期的男孩子眼睛里，女孩子总是漂亮的，特别是干部子弟领风气之先，更加重了颜色，所以，她们是不是漂亮，仅为四横竖一家之言，不可尽信。

过后不久，周长利结识了他短暂一生中可能是唯一的女朋友。因为谁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大家就根据中山公园那段“艳遇”加以想像，把她称作
“老八”。老八常穿一身黄军装，面色白净，眼睛很大。四横竖最初见到这个人时，就觉得她神情有些怪异。与她说话，她似乎完全听不懂，只是睁着那双大眼睛定定地看着你，似乎是在猜你说什么。

那是一个把人分为等级的时代，等级间的偏见、歧视和仇恨，时时刻刻都在制造着谎言。这个“老八”和周长利相识后，各种流言迅速在西郊各大院传布开来。原始版本是，小混蛋这个低贱血统的流氓，强奸了高干的女儿。后来还有了升级版和黄色版。被玷污的对象渐次演变成“开国元勋的独女”、“八一学校的才女”、“最早起来造反的某著名老红卫兵”等等。演绎出了诸多的细节，颐和园的山洞、电闪雷鸣的深夜、火烧隐秘部位的毛发，等等。

如同白毛女成为阶级斗争的动员令一样，“老八”也成了激发阶层仇恨并最终形成杀戮的火种。很快，西郊各大院迅速集结起很多被仇恨和愤怒烧红了眼的暴力团伙，他们动辄几十上百人地冲进城里，呼啸过市；有时在深夜秘密集合，长途奔袭，扑击某一莫名其妙的地点。杀死那条低贱的狗，成为了第二代、第三代高干子弟红卫兵最激动人心的政治目标。斗不过那个极左政权，我们还杀不了一条狗吗？他们捍卫的，就是自己高贵的等级和血统不被玷污。

风声鹤唳，形势极其紧张。在那段日子里，周长利见到四横竖，总不忘叮嘱的一句话就是：在家呆着，别出去。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事件。月坛公园突围、中山公园血战直至最后周长利被杀。

周长利死后不久，四横竖在公共电车上偶遇“老八”。她不说话，就是拉着四横竖的手，两只大眼睛里，眼泪扑扑地往下掉。后来才知道，她是东亚某国驻华外交官的女儿。来华仅一年，还不怎么会说汉语。

周长利和老八之间的交往，在四横竖看来，很简单也很枯燥。就那么坐着，或者在街上走，一前一后的。曾经有一次，周恳切地要求四把她带走。四无奈，真的把她带着转悠了半天，紧张，无话。至于她和周长利之间究竟发生过什么，我们无从猜测。我们知道的是，她是个外国人。难道所有的外国人，都是高干吗？都是高贵血统吗？不知道。

就在月坛公园突围之战发生前不久，周、四、边等人已经有过一次遇险，但由于被周长利轻轻巧巧地就避过了，没有能够引起足够的警觉。那天，周等人在西直门内大街一户临街人家的房子里“刷夜”。按规矩，凡是要在人家过夜，必须在午夜之后才能入住，既防止自己的行踪被人发现，又不愿给主人家找麻烦。那天在街上胡乱转悠到天快亮了，困得没辙了，周才带着我们几个去了那家人家。轻手轻脚地，进去就挤着睡了。几乎是刚刚闭上眼睛，就听见外面街上传来一阵嘈乱的人声，许多辆自行车飞奔而来，停车踢车支子的通通声清晰入耳。紧接着，就有人开始踹门。周等睡的这间房子临街，门上挂着门板，每踹一脚就轰轰作响，整个小屋都跟着乱颤。

周长利是第一个从床上跳下地的。他当时也有些慌，站在地上愣着。四横竖刚穿上鞋，门就被踹开了，几条汉子蜂拥而入。四抄起一把板凳就向进屋的人砸过去，被周拦住。周很厉害地呵斥：你砸人家干嘛呀？睡你的！然后，他问进来的人：你们找谁呀？深更半夜的！

来人说要找小混蛋。周长利煞有介事地点点头，把进来的人推开，自己走到门口，探身向外看了看，指着西边说：那边，胡同里。

街上还有许多人，乱了一阵，然后就狂风般卷进胡同里去了。周追着人家后面还喊了一嗓子：嘿，小心着点儿。那帮王八蛋，可都带着刀呢！

西直门遇袭之后，周长利组织了几次反击。战术是以小分队堵截在西郊各大院进城必经的复兴门、阜成门路口，遇小股老兵进城出城，即以突然动作从路边冲出，扑上去就打，打了就走。渐渐地就不限于打人了，还抢衣服（军装，当时叫“扒皮”），羞辱女孩子等。后来不仅袭击分散的老兵，连大股老兵也常常遭到拦截。曾经一次，边亚军、四横竖两个人从阜成门外护城河西岸的小路向北走，迎面遭遇一百多个老兵（后来知道，他们为了躲避阜成门道口这个凶险之地，特意走了小路）。路很窄，且无岔路，发现对方时，双方都已经无可退避。姓边的这位爷掏出一把大号刮刀跑着迎上去，立逼着人家往回走。对方稍一迟疑，边抓住最前边一个大个子的衣领，举刮刀作势就要捅。顿时，在河边小径上挤成一团的老兵们不由自主地齐齐地发出一片哀告声。那声音里的无助、悲怆和愤怒，以及边爷的咄咄逼人、趾高气扬，至今仍无法从四横竖的记忆中抹去。

一时间，恐怖情绪迅速在各大院蔓延开来。各种凶杀、抢劫、强奸的传闻经过多道加工改造后，广为传播。大院子弟们人人自危，一个想象出来的凶残的、强大的流氓暴力集团不仅时时刻刻地威胁着他们的人身安全，而且威胁着他们的高贵和尊严。这个流氓集团，是共和国缔造者及其子弟们的死敌。而这个集团的首领，就是小混蛋！

一九六八年三月的一个晚上，周长利与一位家住百万庄的干部子弟领袖有过一次秘密会见。当时另一个在场的人是四横竖。这位干部子弟温文尔雅、热情诚恳，而且很有政治头脑和思想水平。一见面他就滔滔不绝地讲了一通国家政治形势，用毫不掩饰的语言对当政的极左政权不绝声地痛骂。他告诉周，我们都是受害者，我们有共同的敌人。在整个会面过程中，周长利几乎一句话都插不上，只是不住地点头，感动得眼睛甚至都湿润了。当晚有个约定，由这位领袖出面，约西郊各大院的头面人物与小混蛋见面、谈和，从此双方罢兵，尽弃前嫌，以后大家都是朋友。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约三点钟左右，周长利一行十三个人来到月坛公园附近。这就是与那位领袖约定的时间和地点。但等来的不是和谈，而是一场血战。几乎来不及反应，几百名手持凶器的老兵就从前后两个方向围拢了过来。四横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迎面方向过来的老兵们黑压压地一大片，在狭窄的马路上挤压过来。为首的一个喊了一声：谁是小混蛋？打死他！接着，人们就玩命般的扑了上来。

多年后，四横竖在官场应酬中与那位“领袖”见过一面。他仍然是那么诚恳、健谈。他告诉四横竖，他察看过几次地形后才确定把约会地点定在那里。老兵们视小混蛋如虎，临敌畏战是难免的。而那个地点道路狭窄，即使有人想退缩，后面有人堵着，他也退不了。四横竖问他，谁在后面堵着呀？你们这些领袖？他告诉四横竖：女的。把大院里最漂亮的女生都拉来了。他问四横竖，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就叫同仇敌忾！

前一个晚上，不是还说都是受害者吗？不是要做朋友吗？呜呼！

月坛公园突围，极其惨烈。当天跟着周长利到月坛去的一共是十三个人，骑着八、九辆自行车。在那时，自行车算是大宗财产，比人命更值钱，特别是有的车是从朋友处借的，弄丢了无法交待。所以，当大敌逼近时，应战队形却是非常松散的环状阵形：把自行车放在中间，十三个人环自行车站成一圈。

弄清楚对方是专来找小混蛋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把周长利掩护在后排，但回头一看，后面的马路上，大队的老兵黑压压地排成密不透风的阵形，也已经一步步地堵压过来了。前后两路人马迫近后，迅速向两翼伸开、合拢，把我们十三个人紧紧地包围在一个小圈子里。圈子正中，就是那几辆自行车。
能看得出，对方实在是太紧张了，包围圈合拢后他们没有立即下手，而是有过一阵短暂的停顿。双方对峙。这时，尽管双方在人数上非常悬殊，但敢于先动手的的一方，还是能在瞬间争取到主动。在这一点上，老兵方面暴露出了他们在实战历练和个人勇气方面的不足。事后，周长利多次说过，这时候最需要的是一条不知死活、上去就开牙扑咬的狗。那时，他们还没有这么一条领头的狗。

先动手的是周长利。他手持一把刮刀，完全没有犹豫，照直就向眼前的人群扑了过去。猝不及防地，那把刮刀就砸在一个男孩子的面门上，顿时鲜血就喷溅出来。人群大乱，很多人在挤压推搡中摔倒，滚成一团。

四横竖刚开始时有些惊慌，大脑里一片空白。但观察到对方更紧张以后，立即就变得格外清醒和冷静。他做了一个判断，这时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死死地跟着周长利，或者一起死；或者，从刀丛中突出去。场面实在太混乱了，四横竖跟在周长利身后，踩着倒在地上的人的身体，连挤带撞向人群外面突。在这个过程中，四横竖两次被地上的人体绊倒。第二次摔倒，可能是过于慌乱，再加上人人群的挤压、推撞，四横竖很长时间没能爬起来，是周长利拽着他的衣服把他从人堆里揪出来的。

突出重围，沿着马路向城里方向狂奔，真正的凶险这时才开始了。最初的混乱过去后，老兵们迅速组织起来，其中最凶悍猛勇的一群骑上自行车，玩命地向周长利等人追过来。这是后来才知道的，跟在周后面冲出来的就是四、边两个人。边爷跑在最后，被追上后，一把钢丝锁的铅头重重地抡在后脑上，人一个趔趄扑出去撞在马路牙子上，锁骨断裂，顿时昏死过去。接着就追上了四横竖。钢丝锁抡击发出的啸音就在耳边不断地回响，铅头一下又一下地几乎是擦着后脑勺落在身后。惶急中，四做了一个急停回身、举刀迎刺的动作，紧跟在身后的人猛拐车把躲避，连车带人摔了出去。这多少为四赢了一点时间，但来不及喘息，快跑到阜成门时，后面更多的人又追了上来。最前面的是一个穿着一身深褐色柞蚕丝军装的高个子，粗壮而骁勇。四横竖从马路窜上便道，这家伙轻巧地一提车把，也跃上便道，抡起钢丝锁就向四的脑袋上砸。这时别说回击了，就是稍有停顿，立时就会被砸躺下。再说追兵太多，速度又极快，撞也能把你撞飞了。这时，周跑在最前面，离四大约有四五步远。危急中，四横竖下意识地喊了周长利一声。周猛地停步，让过四横竖，然后他抬起左臂护住头，右手顺势就是一刀，戳进柞蚕丝的臀部……

在护城河边，周、四站住了。追击的人也远远地站住了，没敢再追上来。
其他人的遭遇就不细说了。忘不了的是四横竖的另一个朋友，在那个危急、慌乱的时刻，他老哥坚持不肯丢弃那辆从亲戚家借来的旧自行车。向外强突时，他跟着跑了出来，后来鬼使神差地，他又返身跑了回去推那辆车子，被一扎抢刺中大腿。从地上爬起来，他还要推那辆车，又被扎了一枪。最终他满身是血地骑着车子回到城里。腿上和屁股上的创口并不深，但半年多以后，还是不能愈合。一年以后有人见过他，说他走路仍是一瘸一拐的。后来听到老兵们说，在那次行动之前，他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刀子和扎枪头上，都涂抹了药粉。他们的父辈，当年在对付日寇时，也是这么干的。

详写了月坛遭伏击和突围的经过，不是为了重新品味残酷和血腥，而是想说另一个问题。这之后，又发生了中山公园遭遇战，老兵们付出了流血和羞辱双重的代价，小混蛋对老兵的作战达到了他最风光的顶峰。

但是，仅仅过了不到两个月，在与月坛、中山公园几乎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周长利却在二里沟遭围击、杀害，这是为什么呢？

 谈谈《血色浪漫》中的“小混蛋”之死

              发贴人：219.137.151.*发贴时间：2009-4-16

《血色浪漫》几年热播，受到上至花甲，下至80、90后的追捧，其成功之处，概在“真实”两字。

其中有一个绰号叫“小混蛋”的反面人物，也引起了观众的热议。

“小混蛋”确有其人。

“小混蛋”姓周，家住北京德胜门附近。根据当年就近入学的原则，“小混蛋”就读于西城区安德路中学（67届学生）。安中当时为新校，只有孤楼一座，因为是男、女分班，所以“小混蛋”所在的班集是清一色的男生。记得“小混蛋”的班主任姓张，戴一付近视眼镜，体态偏瘦，爱抽烟，主授语文（如在世约为80高龄）。带“小混蛋”课的还有Teacher邵(邵伟堂，华东师大四才子之一)。校教导处主任姓姚，平时十分严肃，学生均有畏惧。校长是韩应民，韩为老教育工作者，擅长演讲，文革中受了大罪。

文革前，社会风气，校风学风较好，“小混蛋”在学校的表现和其他学生无异，从没有和同学发生矛盾，更没有舞刀弄枪现象。和“小混蛋”关系较近的同学一位姓任（回族），一位姓张，这二人表现也很好。

“小混蛋”最大的爱好是踢足球和摔跤，因为反应快，钢笔字写得也不错，所以还受到个别老师的喜爱。记得有一位带数学的王先生，曾经在课堂上和“小混蛋”开玩笑。。。。。。就是这位可敬可亲的老人，在文革初期因为出身不好，被安中的红卫兵活活打死。

“小混蛋”之死的整个过程《血色浪漫》基本真实，叙事逻辑是因为他恶贯满盈罪有应得，但本人以为，如果更加客观、公正、深入地分析，原因要复杂得多。

文革初期，有一个口号影响甚广，即“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怎么证明自己血統高贵。一脉真传呢？最简单、最直接的就是着装，如果谁有黄呢子（俗称将校呢）、将校靴、外加呢帽和板带（俄式宽皮带）谁就高人一等，谁就是爷。《血色浪漫》中“小混蛋”为什么要抢别人的黄呢子大衣呢，说得明白一点，就是作为贫民子弟的他心理上有一种落差，为什么只许你“拔份儿”而不许我拔？只准你“拍婆子”而不准我拍？所以他执着地要通过一件衣服和干部子弟取得形式上的“平等”（就象现如今有一些人总想弄辆大奔开开）。当然这只是一种幻想，因为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基本上都是“英雄”的后代（又曰“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阿Q即使想和赵老太爷一样姓赵，也没有这种资格。

另外，文革初期的北京城，尤如春秋战国,军阀混战割据一方，每一派几乎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稍有越界，即开武斗（美其名曰“谁住沉浮”）。小混蛋平时的活动范围习惯在德胜门、后海、新街口一带，偶尔把腿伸得远一点。就会触犯游戏的潜规则，进而引发械斗。“小混蛋”当时属于“独立大队：，势单力薄，缺少自己的团队相助，所以吃亏也在所难免。

本人对《血色浪漫》整体持肯定态度，但就“小混蛋之死”一节持有异议.
小混蛋当时确有血案在身，应该受到法律制裁，但作为年仅16岁的少年，他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什么是“与人民为敌”，他的敌人只有一个：老兵！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如果把“老兵”视为“正义之师”，那么，在同期红卫兵大量打杀各级干部及无辜群众的行为岂不成了’“替天行道”？

如果把大流氓和小流氓之间争风吃醋看成“谁主沉浮”，那么历史将再一次遭到强奸。

试想，如果血色浪漫的编导们忠实于历史，即把红卫兵当年的***完整地、客观地再现银屏（血剧回避了这一点），之后，又去打杀小混蛋，那么今天的观众又会作何观感？

在这里，我无意替小混蛋的劣迹辩解，同时也不认为红卫兵应对那段历史负责，只是想还历史一个公道。并且提示编导及观众，万万不可雾里看花，忽视了“小混蛋之死”背后的政治问题。

最后，我想说，编导们在血色浪漫上下了很大功夫，演员的表演也十分到位，“小混蛋”在其行、其神上都和当年的真人十分接近。印象很深的是，真实的小混蛋在左眼角上有一个不太显眼的伤痕，所以和他关系较近的人都叫他“周疤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