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識分子墮落的歷史軌跡

宋圭武 

    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既是一部成長史，也是一部墮落史。從奴才到漢奸，再到流氓，這就是中國知識分子墮落的歷史軌跡。當然，這裡奴才、漢奸、流氓三者在人格上也不是截然分開的，三者實質是有機統一的，只不過是在不同的歷史時代和歷史階段表現出了不同的重點和不同的層面，而三者在核心和本質上的統一表現就是對世俗利益和權力的執著追求。

    如果說在春秋戰國時代或以前，中國還有一些真正知識分子的話，如孔子、諸子百家中的一些代表人物等，都可以算為真正的知識分子，那麼秦帝國的建立，專制集權體制的確立，也就為獨立和真正知識分子隊伍敲響了淘汰出局的喪鐘。因為皇帝在本質上是不需要真正的知識分子的，皇帝本質是喜歡奴才的。在集權體制下，權力就是真理，權力就是一切，權力就是神，有知識的人只有依附權力，才能得到利益，才能有苟活下去的希望，才能有不被戮殺的危險。

    在專制集權體制下，在知識分子隊伍中，當然不乏也會產生一些憂國憂民的仁人志士，但總體上是廖若星辰，逐漸稀少，其主流演變路徑就是奴才化，並且在現實中的主要表現就是對上“愚忠”，對下“愚弄”。中國的科舉制度也為皇帝老兒培育了大批的奴才知識分子。但我們不能將知識分子奴才化的責任完全歸結為科舉制，因為科舉制本身是一把雙刃劍，本身只具有工具意義。在西方民主制下，科舉制也可以變相利用，並且這種形式對一些國家產生的發展作用也是巨大的。而在我國清朝末年，科舉制的廢除，將底層士人的希望通道完全堵死，使這些人的能量無處釋放，並促使這中間的一部分人最終走向了反叛的道路，這客觀也為清朝的滅亡起到了一種催化和加速作用。所以，科舉制僅僅是工具，而工具的社會效果最終取決於運用工具的人和國家基本制度的有效性。

    當外族入侵和國難當頭時，面對巨大的利益考驗，一些知識分子的墮落路徑就是漢奸化，其主要表現就是對內高喊“愛國”，對外卻使勁“賣國”。在中國的抗日戰爭中，一批所謂的“熱血青年”，最後紛紛賣國當漢奸，就是例證。如汪精衛，想當年，何其悲壯：“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但最後竟成了抗日戰爭年代中國的頭號漢奸！

    在當前的中國市場經濟建設中，一批所謂的知識分子正在流氓化，其主要表現就是理論上高喊追求“真理”，但在現實中，關注的中心卻是個人“利益”。一些所謂的學者，為了蠅頭小利，不惜一切，道德、良心、誠信等都成了可以用金錢交換的東西，抄襲的抄襲，剽竊的剽竊，可謂忙得不亦樂乎！

    如果說當奴才與皇帝老兒逼迫有關，也算是一種“被奴才”，其中有些知識人也確實是“被奴才”；當漢奸與鬼子逼迫有關，也算是一種“被漢奸”，這裡也有些人客觀與“被”有關；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一些學者當流氓則更多體現了一種自主選擇，就不能完全算是“被流氓”。

    市場經濟提供了選擇的自由，而自由也是一把雙刃劍。在自由的前提下，個人可以自由的選擇當流氓，也可以自由的選擇不當流氓。但在現實中，面對利益的誘惑，一些所謂的知識分子更多選擇的是當流氓，而不是不當流氓。當然，這裡環境和制度也要負責任，因為有許多人都在流氓，你不流氓也是問題。如大家都在抄襲和剽竊，你不抄就白不抄，不剽就白不剽，抄了也就抄了，剽了也就剽了，何樂而不為！

    從知識分子的一般定義看，知識分子本質應當是社會良知的代表，應當是社會正義的化身，應當是科學真理的維護者，但為什麼中國這麼多的知識分子並沒有真正體現知識分子的本質？其實，中國的知識分子本質是面子知識分子，在基因中天然就沒有內在的正義感，是面子文化薰陶下的世俗產物，其所體現的正義感，也只是一種面子式的正義，本質是不神聖的，本質上就沒有神聖的嚮往。甚至在當前的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國的一些所謂的知識分子連面子也越來越不要了，有些已徹底的流氓化，既剽竊別人的精神，也剽竊別人的肉體。

    如正義原則要求平等，但對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而言，正義原則僅僅屬於面子範疇，是面子上追求平等，實質上追求不平等。從早到晚想的是如何管別人，是如何讓別人成為自己的奴才，而自己則成為別人的主子；當自己當不上主子時，就極力將自己在面子上打扮成奴才相。問題是通向主子的路是不平坦的，也是艱難的。那麼，如何才能快捷地成為主子？這時流氓手段就有了大用場。不怕有流氓，就怕流氓有文化。知識分子一旦流氓化，就是流氓手段的精巧化，其威力是別的階層都無法望其項背的。在這種情況下，知識就成了為流氓手段服務的有效工具。在現實中，一些有知識的人，對權力和官員的獻媚手段其高明程度，是一般農民工和大老粗絕多想不到的，可謂既巧妙又精緻，既“藝術”又“科學”。

    中國知識分子這種內在不平等人格的終極體現就是皇帝情結的濃厚。在當前時代，雖然皇帝早已成為了歷史，專制集權體制早已土崩瓦解，早已進了歷史的垃圾堆，但在人格結構上，在面子包裹下，在心靈深處，中國仍有許多知識分子具有濃厚的皇帝情結和權威意識，只不過是披上了現代外衣，並且是採取了不同的實現形式而已。在市場經濟下，這些所謂的知識分子利用手中的一些學術權力通過市場交換的形式來實現自己的皇帝夢和權威夢。如有些研究生導師，利用手中的學術“皇權”，讓女研究生變相成為自己的“妃子”，讓男研究生變相成為自己的“臣子”。這裡導師和“妃子”及“臣子”，三者在潛規則的基礎上，共同演繹另一種形式的“皇權”生活，共同為導師成就“皇帝”夢！

    再如，為了實現自己的一些不可告人的利益目的，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威地位，對同行的排擠和打壓，也是當代中國一些知識人流氓性的一種表現。由於在心靈深處沒有內在的正義感，產生這種行為也就是一種必然。一些處於學術權力關鍵位置的學者，對權力所有者是極盡巴結之能事，而對同行，或有競爭關係的同行，或對一些有學術貢獻但沒有學術權力的學者，面子上是應付和表揚，也許有時也捧捧場，但背地裡則是極盡打擊報復和詆毀之能事。比如在評學術獎或評領軍人才方面，你發表幾十篇文章或幾百篇文章的未必就評上，而發表幾篇文章的可能就會被評上。你發表的文章比人家水平高或你發表的雜誌規格比人家高，人家心裡就會不舒服，在後面就會有可能採取一些不可告人的手段來平衡自己的心理。由於存在科學研究水平難以準確度量的特點，這也就為這些知識流氓提供了發揮流氓本性的餘地。他們可以充分利用科學評價存在困難的現實，為自己的流氓行徑進行流氓式解釋。這種情況下，在知識階層內部，也導致了分化，少數人成了學霸，成了通吃犯，而更多的學者和知識人，則形成了一個相對弱勢的群體，成了這些學霸的魚肉對象。這些沒有學術權力而真正研究學問的學者，一方面，需要忍受做學問的孤獨，因為要真正做學問，本身就是一件苦差事，是需要獻身精神的，另一方面，還要忍受這些學術流氓來自暗處的無理欺壓、打擊和排斥，這既是知識界的悲哀，也是整個社會的悲哀。

    知識分子是社會發展的脊梁，是社會正義的底線守望者。健康社會和文明社會是離不開知識分子的精神支撐和知識支撐的。而知識分子隊伍的建設，既需要知識分子本身的自覺，也需要外在條件的不斷創新。建設中國的知識分子隊伍，外在條件是既需要制度創新，也需要文化創新。這裡制度創新是關鍵，文化創新是基礎。從制度創新看，就是要構建更加平等和更加公開的制度體系。這裡既要不斷深化政治體制改革，要不斷破解官本位體制，也要加快學術體制改革，也要對學術權力進行有效制衡，反對搞學術集權主義。不能在政治上打倒了皇帝，而學術皇帝卻巋然不動。要對學術流氓從制度上進行堅決懲戒，要極大提高學術流氓的流氓成本，要讓其不願流氓和不敢流氓。從文化創新角度看，要建設有內在正義感的精神世界，中國知識分子需要良心的拷問，需要神聖的薰陶，需要心靈的震撼，更重要需要一種恐懼的約束。因為來自面子的約束作用畢竟是有限的，並且這種約束本質是表里不統一的，也更容易導致偽善，這是一種更惡的情況。從長遠看，從習俗改造入手，逐漸培育敬畏精神、誠信精神、理性精神，應是實現中國人文精神合理化和實現中國文化自覺的一個方向。否則，正義精神就很難內化在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和潛意識中，知識分子的知識也就只是啖飯的工具而已，只具有世俗的含義，而沒有神聖的含義，只具有肉體的含義，而沒有精神的含義，只具有面子的含義，而沒有內在的含義。在這種情況下，正義的價值就只是一部分人實現個人目的和利益的形式和手段，正義也就變成了非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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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需要將作者提到的“知識分子”的定義明確一下。在幾十年前，中國大陸受高等教育的人數不多，那時知識分子可以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為大概的歸類。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後，受過大學教育的人數急劇增加。我們現在將作者說的“知識分子”理解為學者型的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