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中国战俘归国记

1962年中印边境发生了短促的战争，印度败北。人们都知道被俘的印度官兵后来很快被释放。可谁都没想到，战争中竟然有两名中国军人被俘。最让人不可思议地是，他俩竟然被遗忘在印度精神病院达41年之久。2003年他俩才回到祖国。下面是有关文章摘编。

全文发表在《行走在大神中间》 一书里（张讴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2003年7月6日印度当地时间下午6点15分，一位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外交官陪着一位老人走了过来。他挺胸抬头、目不斜视。在使馆人员的引导下，他快步走进了中国大使馆派出的专车。另一位行动迟缓，他拄着拐杖慢慢走了过来。那位身体健壮、身材高大者叫马胜龙，行动迟缓、身材矮小者叫杨家仑。他俩表情淡然，杨家仑不时朝窗外望上一眼新德里的街道。汽车很快就到了大使馆武官处。早已等候在门口的华君铎大使和公使衔参赞郑清典先后与两位老人握手。华君铎大使动情地说，“你们回家了！”

两位老人来到了会客室，在场的人试图与他们交谈，他们已经四十多年没有与中国人交谈了。杨家仑难以适应这种场面，眼角有泪光，嗫嚅良久，只能说出一两个简单的字。华大使询问他老家在哪里，家里还有什么人？杨家仑很吃力地想，断断续续地说，“老家在川西……家里有父母……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其他都不记得了。”马胜龙一边东张西望，一边吃饼干。他对问候没有准确反应，有几分歉意的茫然。华大使向杨家仑询问马胜龙的一些情况。杨家仑只是说，他是四川人，其他都不晓得了。曾经去中央精神病院迎接两位老人的黄先生说，马胜龙其实学东西很快。在飞机上，空中小姐给他简单比划了一下，他就知道如何使用安全带了。旁边一位印度人反复几次都没有系上，马胜龙竟然主动帮对方系上了。

中国大使问两位老人想吃什么；杨家仑只说了三个字：“吃米饭”。武官处的厨师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为老人做了四菜一汤。吃饭前，从兰契陪同老人回来的霍先生根据印度医生的嘱托，把镇静药碾碎后掺和在马胜龙的米饭里，又在上面浇上一勺菜，压住药味。印度医生曾对中方陪同人员说，马胜龙患有精神分裂症，警惕性很高，从不肯吃药。杨家仑患有高血压和轻微的精神病，他可以自己服药。使馆人员给他们准备了筷子和勺子，但是两位老人已经不会用筷子了。

高个者为马胜龙

第二天早上两位老人在武官处的院子里转悠。院子里的路灯水泥柱上有五角星图案。他们一直盯着五角星，目光久久不肯离开。中国大使馆有成片树林和菜地，空间十分开阔。此时正是使馆人员的上班时间，人们自动站在路旁，为两位老人的到来热烈鼓掌。马胜龙突然向周围的人们行了一个军礼。一位使馆人员指着礼堂上高悬的国徽，对两位老人说，“这是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两位老人都抬头凝视着这个图案；马胜龙又对着国徽敬了一个礼。杨家仑手柱拐杖，一直仰脸看着国徽，布满皱纹的嘴角有一丝抽搐。

在使馆人员带领两位老人参观使馆里的菜地时，杨家仑显得十分兴奋，他指着蔬菜架上一个长长的果实说，“丝瓜”。眼睛里流露出欣喜的神情。使馆人员给他摘了一个辣椒，杨家仑竟然津津有味地咀嚼起来，看来他还保留着四川人的饮食习惯。

回到房间后，使馆人员把特意给腿有残疾的杨家仑买的拐杖送来，但是他坚持使用一根用树枝砍成的木棍。与昨天相比，杨家仑的话明显多了，回忆起了更多的过去。他说自己曾经在西藏部队服役，自己是班长，他还记得有一位好朋友是毛排长。马胜龙一直保持着挺拔的军人姿态，对电视里播放的中国节目很感兴趣，这也是两位老人四十年来第一次看到中国电视节目。马胜龙一直拿着遥控器，很快就学会了换频道。CCTV-6正在播出电视连续剧《烈火金刚》，两位老人看得十分认真。

第二天早上两位老人就要返回祖国了。晚上9点半，使馆人员开始为他们整理行装。除了大使馆为他们准备的两个书包、两件衬衫和三包饼干外，我发现他们竟然两手空空，没有其他行李。他们表情十分平静。他们在印度生活的四十年的时间，空空荡荡，却冰结了他们的所有情感和生活。8月8日清晨，在使馆人员陪同下，两位老人乘坐东航MU564航班飞向了北京。中国国防部和外交部已经派人在北京国际机场迎候他们。

中方获悉这两名当年战士的信息来自印度的报道。2000年8月1日，《印度快报》刊登了一篇文章《中国，战俘们的遥远回忆》。这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军节。这篇文章在印度社会引起了很大反响，有位中国记者立刻向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汇报此事，大使馆也注意到了这则消息，并通报给了国内有关部门。国内得知这一情况后，要求大使馆尽快核实两人身份，争取早日接他们回国。

这位记者就是CCTV驻新德里的记者张讴，他决定去兰契市中央精神病院了解两位中国老人的情况。去中央精神病院采访需要得到印度政府部门的批准，他向印度外交部外事司等有关部门递交了采访申请，多次向印度有关部门表达采访愿望，对方的答复永远是“正在研究”。

后来《印度快报》刊登了《比哈尔邦向中央政府送交中国战俘的报告》一文。该文章称，印度国防部和陆军司令部都没有关于这两个人的任何记录。中央内政部负责调查此事的人说，印度外交部和内政部的外国人管理局也没有这两个人的任何资料。内政部让比哈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并解释为什么中国战俘一直囚禁在精神病院里。兰契市副专员率领的调查组向中央政府提交了调查报告。印度内政部有消息说，这个报告将有助于印度与中国外交部门进行磋商。在确认了他们的身份后，立刻释放他们。

印度方面扣留中国战俘的消息也引起了国际传媒的关注。法新社在2000年8月20日对此进行了深入报道：当两位中国人被关押在兰契市中央精神病院后，他们真的慢慢患上精神病。印度军方情报人员似乎已经忘记了他们的存在。当新闻媒体披露这一事件后，一些印度党派和人士纷纷督促政府早日释放这两位中国人。兰契市警察局局长表示，“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应该早日释放他们。这样脱离家庭和社会的生活真令人悲哀。”

2001年新任驻印度大使华君铎来到新德里后，很快就争取中国失踪人员尽早回国问题在大使馆里作了指示，“一定要把中国老人接回去，即使与印方谈判一百五十次也要把他们接回去。我们要让老人知道，祖国没有忘记他们。”华大使和中国外交官利用各种机会向印度官员提到中国老人的处境。印度官员得知本国依然关押着中国失踪人员后，感到十分尴尬，并允诺催促有关部门尽早拿出处理意见。大使馆人员也主动约见印度官员。在第九次商谈中，印方终于同意释放两位中国老人。2003年7月4日，印度方面正式通知中国驻印度大使馆，表示可以派人去兰契市把中国老人接走。大使馆指定外交官黄先生和霍先生马上行动。第二天，两位外交官坐最早的航班就赶到了兰契市。印度内政部也派出了副处长阿南德一同前往。

中国外交官赶到精神病院后立刻向院长了解了两位老人的生活、病情和治疗情况。院长介绍说，马胜龙患有比较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杨家仑的病情较轻，服药后可以进行正常思维，只是在情绪低落时容易犯病，其症状是自言自语。为了保证两位老人的情绪安定，院方提供了两个星期的药物，主要是安神镇静药、降血压药和维生素片。在印方人员陪同下，两位中国外交官见到了中国老人，他们把从使馆带来的两件T恤衫交给了老人。两位老人抚摩T恤衫上的“龙”字。

第二天下午两点半，双方开始办理交接手续。交接文件上写着：中央精神病院于2003年7月6日下午，把两位中国公民杨家仑和马胜龙移交给了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人员。印度内政部副处长阿南德为交接见证人。双方交接人员都在上面签字后，各保存一份。随后，双方一起去接老人。两位老人已经换上了印方提供的旁遮普袍，静静地等待在病房里。这种长袍质地薄，透气性好。中国外交人员发现，两位老人都贴身穿上了他们带来的T恤衫，T恤衫上的“龙”字清晰地从旁遮普袍上透了出来。印度医生和护士一直把老人护送到了兰契市的机场。在中国外交官和印度官员的陪同下，两位老人乘坐IC810班机飞回了新德里。

《印度快报》在7月18日以《在兰契四十年后，中国战俘获得自由》为标题报道了这一消息：印度中央精神病治疗所里的克兰帕林病区的第一号房间今天空了。它的主人杨家仑（61岁）和马胜龙（65岁）在这里期盼了四十年后，终于获得了释放。兰契市副专员普拉迪普·库尔玛说，“他们终于获得自由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员说，“由于需要核对和确认他们的身份记录与其他资料，竟然耗费了如此漫长时间。实在令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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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张讴12年后的后记（摘编）：

被遗忘在印度精神病院里41年的中国战俘

2000年8月1日中国建军节，印度媒体《印度快报》（Indian Express) 报道说：印度兰契市的中央精神病院里发现1962年时中印边界战争时的两名中国战俘，当时他们已经在这家精神病院里已经呆了整整38年。印度的记者到医院里采访了一个叫马胜龙和一个叫杨家仑的前中国士兵。但他们只会微笑和做手势，根本无法说清楚自己的情况，面对38年前的那场战争，他们看上去已经麻木。

报道说，根据精神病院的记录，两个中国战俘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于1962年12月分别被转入这家精神病院。后来他们在精神病院还真得了轻微精神病。因为不懂英语和印度语，他们只能呆在同一个房间里相互交流，与外界则毫无联系，整整38年，两人已经几乎说不出整句的话。

印度媒体的这个报道发表后在印度国内产生很大反响，中国驻印度大使馆迅速将此事报告给国内，指示驻印度大使馆尽快核实两人的身份。

但一等又是三年。

多年来我们一直自豪地认为中印战争中没有被俘的中国士兵。我军当时俘虏了近4000名印度官兵。当然，他们受到了中国的善待并全部谴送回国。不管怎么说，我们当年的解放军战士终于回国了。

两位老人回国的那天，当时的领导代表国防部去首都机场迎接他们。其中杨家仑行为言语都很正常，马胜龙的反应则有些迟缓。由于两名战俘都是四川人。我们要求成都军区派医疗组赴京接他们回四川，在他们老家的荣军院颐养天年。在机场贵宾室里看到穿军服的首长时，杨家仑向首长敬了个礼，马胜龙语言表述有困难，但他们一听到成都军区医疗组的乡音时都激动不已。

根据当时的形势，对这两位英雄归国一事并没有报道。美国的媒体《华盛顿时报》对此发过一篇报道，题为《1962年战争的两中国战俘被谴返》。这让我倍感失望。我记得那天晚上和同事们一起吃饭，我曾经挺激动地说过这样一番话：如果这事发生在美国，全美国都会系上黄丝带迎接他们英雄的归来，也许会有一个盛大的集会，总统会向他们授勋，好莱坞会很可能因此拍一部大片。

但是在当时，中国没有这样做，两位在异国他乡的精神病院里度过了41年的中国战士轻轻的来了，又轻轻地走了。1962年，马胜龙20岁，杨加仑24岁。两个年轻的生命走上了战场，不幸成为战俘，却不知道为什么被关进了精神病院，1963年他们真的得了精神病，可以想象他们在陌生、冷漠的环境中面临的孤独、恐惧和绝望，不得精神病才怪。即使他们后来康复了，他们依然无处可去，就像是被判处了终生监禁。如果没有媒体的报道，他们真的会被彻底地遗忘，在异国他乡的监狱般的环境中度过余生。（张讴的博客链接：http://blog.cntv.cn/7608054-12626.html）。

时代在进步，如今我们对战俘的态度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我们懂得了人性。每一个曾经为国战斗的人都应该是国家英雄，如同这两位中国战俘。

战争是残酷的，战士的生命在残酷的战争机器面前极其脆弱。但每一个鲜活生命后面都是一个鲜活的家庭。每一个为国家走上战场的人都应该得到尊重，即使他们战败成为俘虏。

我们的价值观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更加尊重生命了。所有为国奋战过的人都应该是英雄，不管他们是否堵过枪眼，不管他们是否浴血奋战，不管他们是否放下了武器投降，只要他们没有当逃兵，没有叛变，我们应该尊重那些曾经平凡战斗的战士们。

生命是最宝贵的。

十二年过去了，我不知道两位老人目前是否还安好。

有关两位中国战俘在印度的生活

向两位老人询问他们来到印度的情形时，他们都说不记得了。也许他们真得忘记了，也许他们不愿意回忆过去。记者在新德里通过多种途径了解到：马胜龙和杨家仑分别被送入印方拘留所的时间是1962年１２月８日和１２月１４日。这是中印关系最为紧张的时期。根据《印度快报》（2003年7月18日）的报道，马胜龙和杨家仑在印度东北前线的同一地区先后被俘，然后分别关进了德里的提哈尔监狱和旁遮普的帕提亚拉监狱。《印度先驱报》记者提供了另一种说法：两个人在1968年被送进了阿姆利则的精神病院，1969年又转送到了帕提亚拉监狱。有消息说他们在监狱里变得精神恍惚起来，印度有关部门只好把他们先后送到了兰契市的中央精神病院，马胜龙在1970年12月10日被送了进去，杨家仑在1972年5月7日也被送了进去。中央精神病院传出的消息说，两位老人总是在清醒和不清醒之间摇摆，到了1982年似乎有好转的迹象，不久病情又恶化了。根据精神病医生的诊断，马胜龙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杨家龙患上了精神抑郁症。由于长期生活在一个陌生环境里，他们又不懂英语和印地语，难以与人进行沟通。他们逐渐封闭了自己，对外界逐渐失去了反应。

除了上面提到的两种情况外，记者在新德里采访时还了解到了第三种说法：杨家仑独自一人躲藏在原始森林里，被巡逻的印度边防军俘获，所以有报纸称杨家仑为“隐士”或“平民”。马胜龙则被印方怀疑为情报人员。刚被捕时，他们的身体都很好。后来他们佯装自己得了精神病，在监狱和精神病医院之间往返几次后，他们真的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一位资深医生说，“他们总在隐瞒自己的身份，长此以往就形成了人格分裂。”

自从两个人转移到中央精神病院以后，他们几乎被印度情报人员遗忘了。兰契市中央精神病院是印度最老的一家精神病医院。每年平均接纳两千五百名住院病人和两万五千名门诊病人。中央精神病院的病人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躁狂者、痴傻者、精神分裂症患者和精神变态者。值班医生对这一类病人看管得较紧，因为经常有精神病患者逃跑，自杀事件经常发生。马胜龙和杨家仑所居住的病房曾被安排进来一位叫尼扎姆·阿郎的精神病患者。这个病人刚住进来一个星期，就在卫生间上吊自杀了。估计这一事件对两位老人的情绪也有一定影响。在精神病医院里，还有一类病人没有攻击性。他们听从命令，只是无法与外部世界沟通，值班医生负责定期给他们服药，他们可以在院子里四处闲逛。马胜龙和杨家伦就属于这一类病人。马胜龙总是穿着黄色的“古尔达”上衣和“帕加摩”裤子，习惯性地站在两堵墙中间，两堵墙之间有很多杂草，经常有蚊子和爬虫出没，马胜龙总是盯着小爬虫出神，又表现出对这一切满不在乎的样子，然后盯着自己的手心。杨家仑习惯坐在图书馆的门廊里，终日望着随太阳缓慢移动的光影，安静得几乎可以与周围建筑融为一体。他在一次活动中不慎跌伤了右腿，由于没有及时治疗而落下了终身残疾。

《印度先驱报》记者曾经通过个人关系进入了精神病院，并接触到了杨家仑和马胜龙。记者问杨家仑，“你知道中国吗？”“你是中国人吗？”“你知道毛主席吗？”记者多次重复这些问题时，杨家仑只是用双手击打脑袋，嘟囔道：“中央监狱，中央监狱。”监狱的记忆深深地印在他的脑子里了。一位护士对印度记者说，两个人生活标准是每月6.5美元。马胜龙喜欢一种叫“宾迪”的印度烟卷，当记者把一盒“金片”牌香烟放在他面前时，他灵活地从里面抽出了一支，等着记者给他点火。记者附近有一个电扇，马胜龙挪了一下身子。这个动作表明他意识到了风扇让记者不容易点烟。记者能感觉到两个人有时很清醒。

精神病院的一位医生说，两位中国人既不会讲英语，也不会说印地语。马胜龙只会说两个印地语单词：茶和饼干。他们通常用手势与员工沟通。医院主管说，他们的房间十分整洁，衣服﹑床单﹑床垫和枕头也很干净。一名多年照顾他们的护士说，“他们两个人都像绅士一样，都喜欢大米、牛奶和饼干。”他们对于任何问题都是用微笑表示回答。“你好吗？”“你们想回中国吗？”回答都是微笑。根据印度医生的诊断，由于两个人长期出于自闭状态，他们的语言功能几乎完全丧失了。

马胜龙和杨家仑被安排在了同一间病房里，据说他们很少交谈。医院主管说，“医生们从没有见过两人在一起聊天。”杨家仑睡觉时十分安静，经常在半夜里醒来，呆呆地盯着天花板。马胜龙睡觉时常发出噩梦般的呻吟，低沉而痛苦。中央精神病研究所主任尼扎米说，由于长期被囚禁在病房里，他们感到十分压抑，最后连回家的希望也放弃了。

医院主管说，实际上自1962年12月14日他被带进精神病院之后，医院没有收到政府或军队关于他的任何信函。

他唯一可以得到安慰的也许是他和另一名室友可以交谈。马胜龙（音译Ma Siblong）是1962年12月８日被印度军队俘获并送到精神病院。在这家政府的精神病院里面，38年来他们只能相互交谈，不能同其它任何人谈话。他们早已经康复，但他们没有地方可去。

该院院长Samsul Haq说，有关方面不允许平民探访这两个人。他自己也不愿意证实这两人的身份是战俘，只是说，对他来讲，这两人是有精神病行为的患者。Samsul Haq说，唯一来看望他们的人是情报局的官员，他们为每个中国人向院方每月支付300卢比的费用，除此以外，什么也没有了。他说，院方曾数次写信给政府，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但目前为止还没有回音。他说，政府支付的这点费用根本不够这两名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因此，除非政府豁免这笔债务，否则，即使他们被释放，也会因欠债而无法出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