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的越南人（下）
西貢長沼：像故鄉一樣
多少個晚上，漢.林(Han Lam)都有這樣的經歷：在又一個14小時的工作日後，踢掉自己的懶漢鞋，像小孩一樣捲起褲子，涉水進入路易斯安那州(Louisiana)德拉克(Durlac)渾濁的格雷德卡羅運河(Grade Callou Canal)。他拔出一堆睡蓮，慢慢地走回家，用它們來煮甜鯔魚燴，並斷言他又能嘗到他在越南童年時享受的美味了。
對庚元(Canh Nguyen)來說，當陽光剛好穿過桉樹樹藤，當蝦還未長大或乾脆不肯露面，從而使工作步伐放慢，當在自己那條“小吉恩”號漁船甲板上獨自享受少有的時光時，他仿佛回到了故鄉。他甚至能肯定地說，他回到了越南，正在南中國海(South China Sea)上乘風破浪。
這些人是美國移民歷程中最偏遠的居民點之一的一部分，按人口統計學家的說法，是美國的越南人社區中較為奇特的一個“集合體” 。僅就人數而言，還有更大的社區。但是，如果按在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計算，散布於從得克薩斯州(Texas)到密西蝖西比州的墨西哥灣灣口地區的幾個城鎮，堪稱美國國內越南人最集中的地區。
根據1990年人口調查的統計，越南人集中程度最高的5個地區，有4個在長沼地區——路易斯安那州的阿米利亞(Amelia)等城市名列榜首。這裡的人口近30％是越南人。阿米利亞市的一所小學，成了美國種族多樣化程度最高的學校之一——主要是因為越南裔美國人學生現在已占學生總數的1/3。
越南裔漁民受墨西哥灣地區豐富漁業資源的吸引紛至沓來。但真正使他們留在這裡的是那種他們原以為已永遠失去的純樸的鄉村生活。
墨西哥灣的語言和文化對越南人來說是陌生的，但這裡的生活節奏卻與他們的家鄉頗為相似：當地人在握手前先要在牛仔褲上擦擦手掌。他們生活在像昔日巷 (Bygones Lane)這樣的街道和無名小溪的沿岸地段，通過數他們看到的吊橋來計算自己的往返次數。1978年逃離越南的林說“我覺得自己像在故鄉一樣。我們沒什麼改變，只是換了個地方而已”。越南裔捕蝦蟹者群集在有打盹的美洲鱷和長着片片盤結柏樹皮的小港灣里。他們經常將海產品賣給越南裔批發商，再轉發給越南飯館和市場小販。
許多越南裔美國人不會講英語，與講英語的社會不相往來，生活在越南人街區，去越南教堂，像在路易斯安那州摩根城(Morgan City)那樣，鄰居正是他們在越南老家的鄰居。星期天下午，人們可以看到他們蹲在傳統的越南菜園中，戴着他們在越南戴的土族斗笠，照料荷蘭芹菜地。
弗朗西斯.厥裴(Francis Quyet Bui)是路易斯安那州聖潔家庭天主教區的教士。他說：“他們根本不干白人幹的事，也不說英語。沒這個必要。”
但是，這裡決非天堂，至少從長遠看是如此。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墨西哥灣沿岸，越南裔漁民和美國漁民之間出現了暴力衝突。在得州海漂城(Seadrift)，有兩個越南兄弟被控謀殺了一名美國漁民。他們自稱是自衛，被判無罪——但那是在他們的4條漁船被火焰炸彈炸毀之後。時至今日，仍有報道說不同街區的白人、黑人和亞裔美國人輪流將對方趕走。
這一地區的許多白人仍然認為，越南戰爭後，美國政府直接把錢交給越南難民去做蝦蟹生意。這一謠言純屬無稽之談，但與之相關的偏見卻陰魂不散。巴迪.戴西(Buddy Daisy)是路易斯安那州霍馬(Houma)一家小型海產品公司的老闆，他說：“我們同他們打仗，然後又把他們帶回美國來養活他們。”他根本就不分共產黨人和美國從前的盟友，現淪為難民的南越人。
但是，在這種傳統文化的謹慎結合中，一些越南裔漁民與海灣沿岸的當地人建立了親密的友誼，並掌握了長沼地區不成文政治策略而取得發展。舉例來說，一個3月的早晨，在阿米利亞附近，阮悌(De Nguyen)靈巧地駕船駛近一個漁柵，並用手將其收起。漁柵里的30只藍蟹發出響聲——考慮到大多數漁柵直到5月才會掛滿，這一網收穫頗豐。
阮得到允許在方圓130公里私有的路易斯安那州沼澤地中撒網，因為他與管理這片地產的人是朋友。這天，該是阮去德拉克市外一個簡陋營地看望湯姆.唐泰(Tom Dontay)及其兒子布奇(Boogie)的時候了。
布奇稱他沒有其他教名，曾在前廊擊中一條13英尺長的美洲鱷（鱷魚頭是後臥室中最引人注目的物品）。營地內到處放着槍支，其中至少有一支是突擊炮。布奇為他的稀客從碼頭下抓了一隻牡蠣，啪的一聲將其打開，將半邊貝殼遞了過去。他指出，這是他們弄到的最新鮮的牡蠣。
在三月那天的簡短交談中，話題大多是關於偷捕者的事。聊完後，阮悌答應不久再來。臨走時，湯姆.唐蒂說：“我不知道這船是誰給你的，可是他跟你夠哥們兒的。”這條船其實是阮悌將捕蟹賺的錢省下後買的，但他轉了轉眼珠，拿那個關於難民靠政府的恩惠開展自已業務的老謠傳開了個玩笑。
他答道：“山姆大叔！福利！”這是墨西哥灣沿岸當今一個傷腦筋的話題。福利是美國政府重新安置越南難民政策的核心。與古巴人不同，越南難民有贊助時沒有資格享受福利待遇。
美國政府本想加快同化過程和減少對福利的依賴，但結果卻適得其反。這一計劃將難民分散到各地，從而推遲了移民社會的自然成熟過程，迫使這些越南人自己重新形成群體，如果這是他們想要的結果的話。由於沒有提供曾給予古巴難民的集中援助和教育機會，該計劃幾乎沒有幫助新來的越南難民擺脫立即陷入的貧困處境。
1979年，美國住房、教育和福利部(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Education and Welfare)發表報告指出，大多數越南難民“生活在勉強糊口的條件下”，越南難民計劃未能實現其最終目標。在一些社區，越南裔美國人中多達60%的人接受某種福利補助。這一調查發現：“他們幾乎不會說英語，只能在較差的就業市場上尋找工作，或是靠福利補助生活，住在擁擠不堪, 像似貧民窟的住房中。”持批評意見的人指出，美國政府的這一難民政策還造成了其他一些非預期的後果。例如，政府鼓勵雇主為難民提供贊助，從而為剝削行為打開方便之門。
社會學家布拉德.沃頓(Brad Whorton)現為新墨西哥州(New Mexico)教育部工作。他1997年在堪薩斯大學(Kansas University)發表的一篇論文中說，俄克拉何馬州(Oklahoma)一位家禽加工商人“贊助”了近700名難民。沃頓寫道，一位難民協調員得出的結論是，提供的贊助中有“很大一部分”帶有“合同工性質”。美國國務院仍在為這一計劃辯護，並說它的難民政策沒有改變。
1978年，漢.林(Han Lam)走下飛機，踏在雪地上。他發現自己到了阿拉斯加(Alaska)。這是移民機構根據將越南難民分散到所有50個州的政策，為81名越南難民選擇的目的地。這裡真不像是家。它不像任何他願意稱之為家的地方。林說：“天氣冷極了，白茫茫一片。”
與許多越南難民一樣，林在這裡沒呆多長時間。他先是去了得克薩斯州的阿馬里洛(Amarillo)，後來又設法去了路易斯安那州。
去與親戚相聚或是建立越南人社區，有時僅僅因天氣而遷居，越南難民開始聚集在一起。到1980年，他們中已有一半人不再居住在他們最初被安置的地方。1/3越南難民已在加州定居。“當時的設想是，如果我們將他們分散，他們會更快地美國化。他們將從根本上得到同化，而這正是我們所需要的結果，我們要使難民不再是個問題，”米亞雷斯說道。“但是這在人身上行不通，特別是那些有把‘群體'看得比‘個人'更重要的文化背景的人。我們那時不理解這一點。”
在像休斯敦或小西貢這樣的較大的社區中，越南難民獲得較好的機會接受就業培訓和學習英語。他們並且找到了工作。20世紀80年代中期，一份政府研究報告稱，大多數難民通過其他難民找到了工作。例如，在越南人開的雜貨店中，向其他難民銷售木波羅和紅毛丹果。
隨着這類社區的發展，越南難民的經濟狀況得到了改善。根據美國人口調查的數字，1980至1990年間，越南裔美國人的平均家庭收入增長了一倍，達到33500美元，略高於美國的全國平均水平。越南裔美國人中可以熟練使用英語者，已從1980年的27％上升至近40％。
阮庭勝(Nguyen Oinh Thang)是弗吉尼亞州費爾法克斯(Fairfax)非營利性社區服務組織船民緊急救援機構(Boat People SOS)的執行董事。他說，例如，有5萬多名越南裔美國人 ——其中一半是船民——現住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南部的郊區。今天，他們中的許多人已投身於該地區的主要行業，即國防和政府部門，其他人則經營越南飯館。許多人在苦苦掙扎，其他人自認為已融入美國日常生活，他們的同事和客戶多半是美國人，而不是越南裔美國人。
位於弗吉尼亞州瀑布教會城(Falls Church)中心的伊甸中心(Eden Center)是這一社區的社會中心，它是一個"L"型的長條商業街，以越南戰爭結束前西貢最大的商業街命名。該中心於1984年開張，有數十家由越南人經營專賣亞洲產品的商店。這裡有飯館、麵包房、髮廊、珠寶店、紡織品商店和草藥店，以及旅行社和音像製品商店。
黎劍文(Kiem Van Le)於1986年移居費爾法克斯縣前在勞工營和難民營呆了10年，他說：“我曾經有個夢想，去一個地方過自己的生活。我來到美國後，我的夢想實現了。”
聖何塞：發展高新技術之地
在美國，其他地方沒有比北加州越南難民同化進程更順利，經濟成就最顯著，同化程度最高的美國越南人社區。
它的核心在聖何塞這一西貢陷落後難民最初的目的地。第一次越南難民潮中的許多人是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工人。他們發現，他們可以通過為那些蓬勃發展並最終形成硅谷的新興技術公司組裝電子產品，得到較好的報酬（而且不必先學英語）。
許多早期越南工人被公司視為寶貴的雇員，學會了英語並受到提升而離開了生產線。他們的孩子，以及年輕的難民，則理所當然地受到因特網革命提供的機遇的吸引。
一年前，一個由20來人組成的思想超前的小團體從他們小工作隔間脫穎而出，放棄了自己的工作，開始尋求出資贊助商。硅谷風險投資商將數十萬美元投入一個羽翼未豐的網絡公司。沒過多久，投資者紛至沓來。GolinQ網絡公司的銷售主任卡西.陳(Cathy Tran)回憶說，投資者“為這一技術所傾倒。他們為那種創造力和能量所傾倒”。令他們傾倒的還有其他的東西，比如種族特性。
GolinQ網絡公司的4位高級經理（包括它的首席執行官）和25名雇員中的大多數都是越南裔美國人。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該公司已籌集到125萬美元種子基金——完全來自越南裔美國人投資者。
按照硅谷的標準，這筆錢是個小數目。但是，這家公司幫助小企業在因特網行業中占有一席之地，然後再從其在線贏利中分一杯羹，因而有希望今年有2000萬美元的收入。公司最初的成功體現了主要是北加州越南裔美國人和電腦之間形成的象徵性關係，今天，北加州已有10萬多越南裔美國人。
45歲的藩香(Phien Huong)在聖何塞市中心附近擁有一家小型成衣和紡織品商店，她說：“最初，我們團結在一起是因為我們選擇逃離越南尋求自由。”7年前，藩從越南移居美國，7年的時間足以讓她8個孩子中的3個或是開始在電腦行業工作，或是開始去上課，從而使他們可以踏進這個行業的門檻。
阮盛在美國的職業生涯始於冬天在戶外洗汽車，即使在路易斯安那州，如果你將全身弄濕，也是冷得要死。他通過上學設法找出路，後來去了北加州。他現在是Xros公司的網絡系統經理。這是一家製造先進的光學開關的高技術創業公司，諾特爾(Nortel)網絡公司剛以32.5億美元買下了它的股權。這一交易將使Xros公司的雇員在今後4年中每年平均得到約100萬美元，而作為經理的阮將得到更多，阮說這話時有些不好意思。
像阮一樣，“冠林冠”公司26歲的總經理邁克爾. 漢(Michael Han)也是在越南人移居美國之路上認識了自己的天賦。負責審核和選擇投資者的漢說：“我想使這個社區，這個越南人社區，成為某個事業的一部分。我是這麼對人說的：‘我們是新的一代。我們可以抱成團干一番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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