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的面子 在纽约市CHINATOWN逛,忽然看见道边停满了豪华车,且颜色都是黑的,上前仔细一看,原来是送殡的。这么大排场?可不,那边路口已经站满了送殡的华人,都西装革履,衣冠楚楚。这些车依次开过来接这些人上车,然后想必是去送葬。人过世了,亲朋好友表示悼念,表达哀思理所当然;可这阵势得花多少钱?嗨,这不面子事儿嘛。这面子对华人来讲是最重要的。 华人甭管国内外,都是如此的。事事都得靠面子,自己就必须有面子。那人去世了,他也就不用再讲面子了吧?否!他是不用再讲面子了,可活的人还是需要的。这种婚丧嫁娶的重要事儿怎能不讲究排场呢? 有关中国人好面子的问题其实自“五四运动”以来总被人们狠狠地挖掘其文化根源。哼,“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喊了一个世纪了,中国人依然面子事儿最重要。下面我在网上看到两篇有关文章,摘编如下: 中国人为何如此好面子?
房地产开发商冯仑撰文:在中国讲人际关系的时候,最多提到的是人情:潜在的是人情,明面上的叫面子。那么,在面子下面掩盖的是什么? 20世纪初,一个美国人曾经写道:“要想尽我们所能地了解‘面子’的含义,就必须注意这样一个事实,那便是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具有一种强烈的做戏的本能……稍微遇到一些情况,他们便立即进入角色,完全模仿戏里的样子,打躬作揖,跪拜叩头,口中念念有词……中国人的问题永远不是事实问题,而是形式问题。总之,面子是理解中国人的一系列复杂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说中国人特性中还有许多暗锁还未被我们打开,那么‘面子’便是打开这些暗锁的金钥匙。” 西方人对“面子”的理解是:我的一个行为会使对方备感荣耀,这叫给对方面子。反之对方某个行为使我很不体面或者为我带来负面的评价,这叫顿失颜面。这个解释比较局限。 按照社会学家,特别是社会心理学家对“面子”这个词的定义,面子就是甲在众人面前对乙给予积极的评价,而使乙得到一个正面的荣耀。 实际上最重要的是甲与乙的关系,一定要是公开的,而且要有其他人在场。这种正面评价有两个方式,一个是吹捧某人的才能和门第,一个是吹捧某人的容貌和财富等等。 面子的核心运作模式中有三个角色很重要,见证人、施与者及接受者。当事人(在场者或见证人)的分量越重,这种正面评价带来的面子就越大,反之亦然。 接受者的数量、地位以及与见证人的亲疏程度也会影响面子的满足感和尊荣。如果我当着许多熟人的面夸你,且这些熟人位高权重,那么带给你面子的满足感将达到最顶峰,这种满足可能会让你在未来某个时候或场合用其他方式回报给我。陕西人很质朴,常说一句话:你把人给尊重一下,其实就是给面子的意思。 在面子下面掩盖的是什么?实际上是一种人情互动,即施与和回报。面子很有意思,面子和人情配合在一起,才能如鱼得水。 面子是熟人之间的通行证,既是一种担保,也是一个利益交换最重要的手段。有了面子,人们之间的人情就可以储存和转换(移)。 西方人是理性人,中国人是情感人、情绪人、关系人、面子人。如果在西方,这事情很简单,出门旅行,需要多少钱,付给旅行社就OK了;但在中国,这么折腾一圈,不但省了给旅行社的钱,人和人之间还有了密切的互动,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 在人情面子的社会,人情相互回报有一个固定模式。古往今来,中国人际关系有个传统:强调角色化的关系。 所谓角色化的关系,就将人和人的关系纳入一个游戏规则,这个角色我们过去叫五伦,即父子、夫妻、兄弟、君臣、朋友。针对这五对关系,有一整套的要求教人们应该怎样去做。 父慈子孝大家都知道了;夫和妻柔,丈夫要和睦、包容,妻子要柔顺、温柔;兄友弟恭,兄长对弟弟要爱护,弟弟对兄长要恭敬有礼;君仁臣忠,君要仁厚,臣要忠诚;朋友是相信互惠,互相信任帮助。 这五伦关系互相依赖、互相依存、互相回报。在这个过程中,将心比心就是中国人际关系维持和谐的模式。你要给别人面子,别人也给你面子。你帮助别人了,别人就帮助你。 中国人把人的关系分成了三种。一种叫家人关系,这是最核心的一层。第二层关系是熟人关系,比如同学、邻居、同事、同村乡亲。第三层关系也是中国文化中最少涉及的生人关系。公事公办是生人关系的特点。生人之间往往不给任何照顾,只讲利害,对回报和利益要求最高,没有任何信赖和变通,这就是生人关系。 当法律制度不够完善的时候,我们更多地求助于熟人,求助于别人给我们面子;为了让别人给我们面子,我们才给别人面子;通过给别人面子换取别人给我们面子,最终获取别人的支持。在面子后面是人情,人情后面是权力和利益的运行规则。 中国人为什么会“死要面子不要脸” 1934年,杜重远在他创办的刊物《新生》上发表了一篇传世杂文,标题叫“死要面子不要脸”。 “中国人要面子不要脸”,这句话是万分真确的。然而,更激起我好奇心的是结尾的一句:“总之,要面子不要脸这六字,包括尽了中国人的劣根性”。 依杜重远先生的意思,“死要面子不要脸”是一个“救中国”要解决的头等课题。但他在文章里除了举出种种中国人“死要面子不要脸”的例子,却没有给出问题的原由。鲁迅《说“面子”》一文也是谈这个问题,并且也谈道:“‘面子’,是我们在谈话里常常听到的,因为好像一听就懂,所以细想的人大约不很多。”“但近来从外国人的嘴里,有时也听到这两个音,他们似乎在研究。他们以为这一件事情,很不容易懂,然而是中国精神的纲领,只要抓住这个,就像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辫子一样,全身都跟着走动了。”然而,“‘要面子’和‘不要脸’实在也可以有很难分辨的时候”。鲁迅先生也没有深入分析这个问题的原由。 杜重远写道:“原来面子和脸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东西。中国旧戏里有一套脸谱,这花花绿绿的脸谱就是‘面子’,而真正的脸却反不能辨认清楚了。做戏子的只要上台的时候,脸谱弹得像个样子,至于真正的脸,长得好看不好看,那是不相干的。”老实说,所有民族都有这“两件东西”。文明发展带给人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脸面”分离。谁能说欧美人就不脸面分离,就能处处示人以“本来面目”?要真是这样,他们岂不个个成佛了——“见性成佛”!实际上,文明就是一种异化;不异化,人也就成不“人”了。只是欧美人的“脸”与“面”异化得不过分,还有一定的限度,而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的异化就太另类,它超过了一个正常限度,如杜重远说的“只要保全面子,丢脸却全不在乎。” 孔子说的“不知礼,无以立”,确实是一个中国人的价值观。对老百姓而言,丢面子意味着个人在这套礼法中没了地位;而对君王,丢面子会冲击政权根基。 当然,孔子说的“礼”与后儒讲的“礼”大不同。在孔子的思想体现里,“礼”是一种社会的“表”,它由发自人内心的“仁”规定着——“仁”才是人的本来面目。在混沌之初,礼和仁是一致的,但社会发展使之不断分离、不断异化,使这套体系逐渐失去“仁”味儿,成了“吃人的礼教”,甚至形成“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这样互为表里的极端的官场文化——讲什么主义,实际上也是傅斯年说的“没有主义”;谈什么宗教,实际上也是鲁迅说的“吃教”。 从孔孟的儒教与时俱进出的宋明理学,不仅成了统治百姓的工具,也常常框住了统治者,从而使大家都“死要面子”。不过,老百姓“死要面子”,常常是自己干挺着,这叫“死要面子,活受罪”。而当权者“死要面子”,就不单是自己挺着,他们会把“活受罪”转嫁给百姓,这就是“不要脸”。“脸”是什么?就是本来面目,就是一个人或者一个组织的本分。当权者太“不要脸”的结果,往往会使百姓成了既不要“面子”也不要“脸”的“暴民”。 鲁迅先生就这个问题的原由写道:“中国人要‘面子’,是好的,可惜的是这‘面子’是‘圆机活法’(“圆机活法”指随机应变的方法。“圆机”,语见《庄子·盗跖》:“若是若非,执而圆机。”据唐代成玄英注:“圆机,犹环中也;执环中之道,以应是非。”),善于变化,于是就和‘不要脸’混起来了。长谷川如是闲说‘盗泉’云:‘古之君子,恶其名而不饮,今之君子,改其名而饮之。’也说穿了‘今之君子’的‘面子’的秘密。” 要使中国人,尤其是当权者改掉“死要面子不要脸”的恶习,每个中国人都能参与管理社会这个条件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人都好面子,但不敢“不要脸”。因为,一个平民如果“不要脸”,会遭到周围人或者相关行业团体的排挤;如果是政治官僚“不要脸”,人民就会剥夺他们的权力。于是,近代以来一直被人谈论的“中国人的劣根性”,也会渐渐消失。这样的地方,不正是我们说了几千年的“礼仪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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