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的面子

  在紐約市CHINATOWN逛，忽然看見道邊停滿了豪華車，且顏色都是黑的，上前仔細一看，原來是送殯的。這麼大排場？可不，那邊路口已經站滿了送殯的華人，都西裝革履，衣冠楚楚。這些車依次開過來接這些人上車，然後想必是去送葬。人過世了，親朋好友表示悼念，表達哀思理所當然；可這陣勢得花多少錢？嗨，這不面子事兒嘛。這面子對華人來講是最重要的。

  華人甭管國內外，都是如此的。事事都得靠面子，自己就必須有面子。那人去世了，他也就不用再講面子了吧？否！他是不用再講面子了，可活的人還是需要的。這種婚喪嫁娶的重要事兒怎能不講究排場呢？

  有關中國人好面子的問題其實自“五四運動”以來總被人們狠狠地挖掘其文化根源。哼，“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喊了一個世紀了，中國人依然面子事兒最重要。下面我在網上看到兩篇有關文章，摘編如下：

中國人為何如此好面子？

  房地產開發商馮侖撰文：在中國講人際關係的時候，最多提到的是人情：潛在的是人情，明面上的叫面子。那麼，在面子下面掩蓋的是什麼？

   20世紀初，一個美國人曾經寫道：“要想盡我們所能地了解‘面子’的含義，就必須注意這樣一個事實，那便是作為一個民族，中國人具有一種強烈的做戲的本能……稍微遇到一些情況，他們便立即進入角色，完全模仿戲裡的樣子，打躬作揖，跪拜叩頭，口中念念有詞……中國人的問題永遠不是事實問題，而是形式問題。總之，面子是理解中國人的一系列複雜問題的關鍵所在。如果說中國人特性中還有許多暗鎖還未被我們打開，那麼‘面子’便是打開這些暗鎖的金鑰匙。”

  西方人對“面子”的理解是：我的一個行為會使對方備感榮耀，這叫給對方面子。反之對方某個行為使我很不體面或者為我帶來負面的評價，這叫頓失顏面。這個解釋比較局限。

  按照社會學家，特別是社會心理學家對“面子”這個詞的定義，面子就是甲在眾人面前對乙給予積極的評價，而使乙得到一個正面的榮耀。

  實際上最重要的是甲與乙的關係，一定要是公開的，而且要有其他人在場。這種正面評價有兩個方式，一個是吹捧某人的才能和門第，一個是吹捧某人的容貌和財富等等。

  面子的核心運作模式中有三個角色很重要，見證人、施與者及接受者。當事人（在場者或見證人）的分量越重，這種正面評價帶來的面子就越大，反之亦然。

  接受者的數量、地位以及與見證人的親疏程度也會影響面子的滿足感和尊榮。如果我當着許多熟人的面誇你，且這些熟人位高權重，那麼帶給你面子的滿足感將達到最頂峰，這種滿足可能會讓你在未來某個時候或場合用其他方式回報給我。陝西人很質樸，常說一句話：你把人給尊重一下，其實就是給面子的意思。

  在面子下面掩蓋的是什麼？實際上是一種人情互動，即施與和回報。面子很有意思，面子和人情配合在一起，才能如魚得水。

  面子是熟人之間的通行證，既是一種擔保，也是一個利益交換最重要的手段。有了面子，人們之間的人情就可以儲存和轉換（移）。

  西方人是理性人，中國人是情感人、情緒人、關係人、面子人。如果在西方，這事情很簡單，出門旅行，需要多少錢，付給旅行社就OK了；但在中國，這麼折騰一圈，不但省了給旅行社的錢，人和人之間還有了密切的互動，建立了良好的人際關係。

  在人情面子的社會，人情相互回報有一個固定模式。古往今來，中國人際關係有個傳統：強調角色化的關係。

  所謂角色化的關係，就將人和人的關係納入一個遊戲規則，這個角色我們過去叫五倫，即父子、夫妻、兄弟、君臣、朋友。針對這五對關係，有一整套的要求教人們應該怎樣去做。

  父慈子孝大家都知道了；夫和妻柔，丈夫要和睦、包容，妻子要柔順、溫柔；兄友弟恭，兄長對弟弟要愛護，弟弟對兄長要恭敬有禮；君仁臣忠，君要仁厚，臣要忠誠；朋友是相信互惠，互相信任幫助。

  這五倫關係互相依賴、互相依存、互相回報。在這個過程中，將心比心就是中國人際關係維持和諧的模式。你要給別人面子，別人也給你面子。你幫助別人了，別人就幫助你。

  中國人把人的關係分成了三種。一種叫家人關係，這是最核心的一層。第二層關係是熟人關係，比如同學、鄰居、同事、同村鄉親。第三層關係也是中國文化中最少涉及的生人關係。公事公辦是生人關係的特點。生人之間往往不給任何照顧，只講利害，對回報和利益要求最高，沒有任何信賴和變通，這就是生人關係。

  當法律制度不夠完善的時候，我們更多地求助於熟人，求助於別人給我們面子；為了讓別人給我們面子，我們才給別人面子；通過給別人面子換取別人給我們面子，最終獲取別人的支持。在面子後面是人情，人情後面是權力和利益的運行規則。

中國人為什麼會“死要面子不要臉”

  1934年，杜重遠在他創辦的刊物《新生》上發表了一篇傳世雜文，標題叫“死要面子不要臉”。 “中國人要面子不要臉”，這句話是萬分真確的。然而，更激起我好奇心的是結尾的一句：“總之，要面子不要臉這六字，包括盡了中國人的劣根性”。

  依杜重遠先生的意思，“死要面子不要臉”是一個“救中國”要解決的頭等課題。但他在文章里除了舉出種種中國人“死要面子不要臉”的例子，卻沒有給出問題的原由。魯迅《說“面子”》一文也是談這個問題，並且也談道：“‘面子’，是我們在談話里常常聽到的，因為好像一聽就懂，所以細想的人大約不很多。”“但近來從外國人的嘴裡，有時也聽到這兩個音，他們似乎在研究。他們以為這一件事情，很不容易懂，然而是中國精神的綱領，只要抓住這個，就像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辮子一樣，全身都跟着走動了。”然而，“‘要面子’和‘不要臉’實在也可以有很難分辨的時候”。魯迅先生也沒有深入分析這個問題的原由。

  杜重遠寫道：“原來面子和臉是完全不同的兩件東西。中國舊戲裡有一套臉譜，這花花綠綠的臉譜就是‘面子’，而真正的臉卻反不能辨認清楚了。做戲子的只要上台的時候，臉譜彈得像個樣子，至於真正的臉，長得好看不好看，那是不相干的。”老實說，所有民族都有這“兩件東西”。文明發展帶給人類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臉面”分離。誰能說歐美人就不臉面分離，就能處處示人以“本來面目”？要真是這樣，他們豈不個個成佛了——“見性成佛”！實際上，文明就是一種異化；不異化，人也就成不“人”了。只是歐美人的“臉”與“面”異化得不過分，還有一定的限度，而我們中國人在這方面的異化就太另類，它超過了一個正常限度，如杜重遠說的“只要保全面子，丟臉卻全不在乎。”

  孔子說的“不知禮，無以立”，確實是一個中國人的價值觀。對老百姓而言，丟面子意味着個人在這套禮法中沒了地位；而對君王，丟面子會衝擊政權根基。

  當然，孔子說的“禮”與後儒講的“禮”大不同。在孔子的思想體現里，“禮”是一種社會的“表”，它由發自人內心的“仁”規定着——“仁”才是人的本來面目。在混沌之初，禮和仁是一致的，但社會發展使之不斷分離、不斷異化，使這套體系逐漸失去“仁”味兒，成了“吃人的禮教”，甚至形成“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這樣互為表里的極端的官場文化——講什麼主義，實際上也是傅斯年說的“沒有主義”；談什麼宗教，實際上也是魯迅說的“吃教”。

  從孔孟的儒教與時俱進出的宋明理學，不僅成了統治百姓的工具，也常常框住了統治者，從而使大家都“死要面子”。不過，老百姓“死要面子”，常常是自己干挺着，這叫“死要面子，活受罪”。而當權者“死要面子”，就不單是自己挺着，他們會把“活受罪”轉嫁給百姓，這就是“不要臉”。“臉”是什麼？就是本來面目，就是一個人或者一個組織的本分。當權者太“不要臉”的結果，往往會使百姓成了既不要“面子”也不要“臉”的“暴民”。

  魯迅先生就這個問題的原由寫道：“中國人要‘面子’，是好的，可惜的是這‘面子’是‘圓機活法’（“圓機活法”指隨機應變的方法。“圓機”，語見《莊子·盜跖》：“若是若非，執而圓機。”據唐代成玄英註：“圓機，猶環中也；執環中之道，以應是非。”），善於變化，於是就和‘不要臉’混起來了。長谷川如是閒說‘盜泉’云：‘古之君子，惡其名而不飲，今之君子，改其名而飲之。’也說穿了‘今之君子’的‘面子’的秘密。”

  要使中國人，尤其是當權者改掉“死要面子不要臉”的惡習，每個中國人都能參與管理社會這個條件是必不可少的。在這樣的社會裡，人人都好面子，但不敢“不要臉”。因為，一個平民如果“不要臉”，會遭到周圍人或者相關行業團體的排擠；如果是政治官僚“不要臉”，人民就會剝奪他們的權力。於是，近代以來一直被人談論的“中國人的劣根性”，也會漸漸消失。這樣的地方，不正是我們說了幾千年的“禮儀之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