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增新：被遗忘的新疆王（上） 
杨增新（1864年3月6日－1928年7月7日），字鼎臣，云南蒙自人，清末民初政治人物。中华民国初年曾主政新疆达十七年，历任新疆都督、督理新疆军务、新疆督军、督办新疆军务善后、新疆省主席等职衔。 杨增新生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光绪十四年（1888年）中举，次年中进士，同年五月，著交吏部掣签，分发各省以知县即用。署甘肃中卫知县、河州知府。因处理当地回汉问题有功，又任甘肃提学使兼武备学堂总办。1907年调任新疆陆军学堂总办。后在新疆布政使王树枏的推举下，在新疆阿克苏、乌鲁木齐、巴里坤等地历任道台。1911年升任镇迪道兼提法使。 辛亥革命爆发，众人推举杨增新为督军。袁世凯任命杨增新为新疆都督，封其为一等伯。袁世凯逝世后，杨增新长期任新疆省长。他靠老练的政治经验与军事实力，平定哈密、阿克苏的动乱，分化并镇压了各地哥老会与农民起事，并与伊犁军政府和谈达成统一；尔后逐步排除军政府人物的影响力，掌握实权。到他去世为止的17年中，虽然杨增新名义上接受北洋政府的管辖任命，后来接受南京国民政府领导，但他是新疆的实际统治者。杨增新同时调整新疆的政制，集中权力，解决了清末以来新疆巡抚、伊犁将军、各处参赞大臣事权不统一的问题。 在内政方面，杨增新推行“无为而治”。在政治、财政上有所改革，包括更有效率的调整建制，使新疆各地更易于为省城迪化（乌鲁木齐）所控制，此外整顿吏治，打击中饱，奖励垦荒，使财政收入大为增加，并实行裁军，维持了较长的安定和平。但杨增新在经济文化方面则较少建树。 为保证新疆的稳定，杨增新统治时期在与甘肃、外蒙古接壤的哈密、吐鲁番、巴里坤驻军设卡，严防甘肃、青海军阀、外蒙古黑喇嘛与革命党势力向新疆境内渗透。1928年6月，杨增新电告服从南京国民政府，改悬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并就任新疆省主席。 在民族和宗教的政策上，杨采用了怀柔牵制的政策以防止了动乱。一方面以对各族上层王公的笼络支持，并使其中各集团互相牵制，少数民族之间、回汉之间也尽量使之互相牵制，在宗教方面，以不干涉一般性宗教活动为原则，但加强了政府对清真寺、伊斯兰经学院的管理，希望维持当地伊斯兰教现状，用宗教来协助社会秩序的维持，并防止外来的宗教力量进入影响。 新疆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清末以来英国与俄国争夺侵略的对象。民国初年，中国北洋政府因孙文势力不断制造内乱而无暇顾及新疆、外蒙古、西藏等边疆地区。外蒙古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宣布独立后，外蒙古军攻陷科布多，又出兵曾属清朝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的阿尔泰（今阿勒泰地区）。杨增新多次击退外蒙古军队，保全了阿尔泰。民国七年（1918年），裁撤阿尔泰办事大臣，设立阿山道，以周务学作道尹，将该区并入新疆省，免于落入苏俄和外蒙古独立势力之手。 杨增新在位时，多次向俄、英两国争取权利，包括保护俄境华侨、要求英俄商人纳稅等问题等，而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与苏俄政府订立了较为平等的新通商条款，并趁此时机要求英国取消原有的最惠国待遇。此外在面对俄国内战时，杨增新严守中立，保境安民，成功降服了逃入新疆的白俄军队，将其改编为归化军，使新疆最大程度地免受到俄国内战的侵扰。外交上的成功使得新疆在他统治时期未受到到严重的侵略。 1928年7月7日，杨增新在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的毕业生庆贺宴上，被当时军务厅长、外交署长樊耀南一派刺杀。政变不久后，掌军队的金树仁出兵讨伐樊耀南成功，成为新疆统治者，有一种看法，认为此次暗杀实为樊、金二人所合谋。 杨增新遭暗杀之谜 第一种说法：史料来之官方，称之为“正史”，情况大致是这样说的，颇有新思想的军务厅厅长樊耀南（字甲襄，湖北公安人）对杨的愚民统治恨之入骨，虽得到杨的重用，但是不领情，总想挣脱杨增新的羁绊，干一番大事业。1928年，国民政府的第二次北伐战争宣告结束，国民党在中国已是一统天下，南京政府把北京“京”字削去改为北平，宣告了北洋军阀的覆灭。远在西域的杨增新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新疆的省主席。时任军务厅长，外交署长官重任的樊耀南无意中知悉了以杨为首的还没有宣布的一份组阁名单中没有自己，明白自己已身处危境，决定铤而走险，组织倒杨。以樊为首的倒杨集团，在1928年7月7日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的毕业生庆贺宴上，乱枪击毙了杨增新，夺得主席印信的樊耀南，在省府书写通知召开集急会议，宣布政变成功。然而躲在幕后洞察一切的金树仁立即集结部队，闪电出击，剪除了樊，取而代之。以这种说法，樊耀南是枪杀杨增新的凶手。 第二种说法：史料来自民间，被称为“野史”。大概是这样说的：杨增新死后，金树仁上台，新疆朝野舆论大哗，锋芒所指金树仁说杨之死和他有脱不开的关系。金提前退出宴会的举动是和樊耀南预先谋划好的。他俩的计划是，樊负责在宴会上行刺，金集结部队在外面等候。万一樊行刺不成，金则拦路将杨乱枪打死。阴险的金树仁深知自己名望不及樊耀南，名声不好，劣迹斑斑，又抽大烟，人称“金枪”。和德高望重的樊耀南相比，他是望尘莫及，政变一旦成功，上台的将是樊，而不是自己。“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千百年这句古人的经验之谈，在这里又一次得到了验证。宴会上樊行刺成功，当返回省府拿印信时，金带兵包围省府，生擒樊后为灭口，将其残忍杀害。1933年4月22日，距“四·一二”政变金树仁下台才10天，新疆民众代表方本仁、尧乐博斯就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称：“金树仁曾勾结党羽，刺杀杨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法，即将同谋之樊耀南先行割舌，致樊某手指上苍而无能表白。当时株连挟嫌而遭明杀暗戕者更不胜计，遂以一手掩盖天下之耳目。”按照推理，一般当权者，无论暴死、凶毙，不明不白地死去，往往和他的接班人有重大嫌疑。以史为鉴，这种抢班夺权的宫廷政变，在中国泱泱几千年的历史上已是屡见不鲜。以这种说法，杨增新是金树仁和樊耀南两人所杀。 “洋人”对杨增新的评价： “辛亥革命后，新疆政权落在一个很有经验的中国官员手里，他善于平衡当地各个民族间的力量，使新疆保持了长期的稳定。后来他与苏联签定了通商协定，有效地抗衡了英帝国势力在新疆的拓展。”——美国人拉提摩尔 “差不多是过去时代的最后一个代表者，具有高度的中国伟大的旧道德、傲气和爱国心。他惟一的梦想是中国的统一。”“杨增新学问渊博，眼光远大，心胸恢弘，手腕灵活，他如果生长在欧洲的社会，必是一个伟大人物。他是一个代表中国旧社会、旧文化、旧道德、旧传统的最后一个典型人物。” ——瑞典学者斯文.赫定 有关杨增新治疆的相对详细的记载请见链接：http://baike.baidu.com/view/48454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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