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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登的熱情很快被嚴酷的現實澆滅。蘇丹的奴隸貿易已經深植當地社會經濟的脈絡之中，由埃及、土耳其等地巨大的市場需求驅動，戈登個人的努力顯然是杯水車薪。六年間戈登率領幾百人的隊伍四處奔波，對奴隸販子圍追堵劫，解救數以萬計的奴隸。但戈登很快發現被解救的奴隸根本無力謀生，赤貧的蘇丹政府更是無力供養，於是他們很快又出現在各地的奴隸市場上。戈登抓獲了一批奴隸販子，把他們送到開羅，請埃及總督赫迪夫嚴加處置。沒想到這些奴隸販子不但立刻獲得自由，還成為總督的座上賓。這也難怪，奴隸販子們的進貢是埃及政府的主要財政收入，赫迪夫怎能不善待自己的財神呢。

經過幾年徒勞無功的努力，戈登對蘇丹的狀況有了更清楚的認識：“當你能把浸透到紙里的墨跡弄出來的時候，你才能停止這塊土地上的奴隸貿易。”戈登明知不可為依然勉力為之，他在備忘錄里寫道：“我明白自己力量有限，因而乞求上帝；我將不問成敗，一切交由上帝安排。” 戈登在蘇丹期間，一個名叫佐拜爾(Zobeir)的當地部落首領通過奴隸貿易聚集財富，組建了一支數萬人的軍隊，有意挑戰埃及政府的權威。佐拜爾本人被引誘到開羅軟禁起來，而他的兒子蘇萊曼(Suleiman)公開起事，圍攻埃及軍隊在蘇丹南部的據點。戈登不戰而屈人之兵，只帶了一個翻譯騎着駱駝穿過85英里的沙漠，突然出現在蘇萊曼面前，戈登的出現導致叛軍陣營的分裂，一些部落首領當場投誠。

戈登命令蘇萊曼兩天之內放下武器，解散部隊，而蘇萊曼完全被戈登的凜然正氣所鎮攝，俯首貼耳一一照辦。1878年，戈登前往開羅解決埃及政府的財政危機，蘇萊曼又起兵造反，很快兵敗被殺。1880年，戈登遞交辭呈，悵然離開了辛苦經營了六年的蘇丹。

當年夏季後，戈登前往南非，負責處理棘手的土著事務。戈登無論在哪裡，都不改其直言不諱的風格，他曾公開批評英國的愛爾蘭政策，支持愛爾蘭的自治運動，並因此得罪了英國政府。1882年戈登晉升少將。離開南非以後，戈登有一年多的時間處於賦閒狀態，他於是前往巴勒斯坦，沉浸於聖經的歷史研究，寫了兩千多頁手稿。1883年底，戈登接到比利時國王的公函，請他出任剛果總督。戈登接受了邀請，返回英國為非洲之行做準備。

戈登於1884年1月回到英國，戈登的老朋友沃斯利代表國防部和他會晤，請求他再次出任蘇丹總督。其任務主要是負責撤離在蘇丹的埃及僑民。那時，蘇丹發生馬赫迪領導的民眾起義。

戈登卻力圖解決蘇丹危機，通過自己的堅持，影響英國政府出兵干預蘇丹政局。結果遭到英國首相格拉斯通的強烈反對。戈登於1884年2月18日抵達喀土穆，僅僅一個月以後，馬赫迪軍隊就完成對喀土穆的包圍。戈登只在合圍之前將城中的婦孺搶運到埃及。維多利亞女王於3月25日打電報給國防大臣哈廷頓爵士(Lord Hartington)：“這真是駭人，戈登將軍面臨危險，你一定要解救他…你肩負了一個艱巨的任務。”

格拉斯通認為：“出兵蘇丹，是對一個爭取自由的民族的征服戰爭… 他們爭取民族獨立和自由的鬥爭是正義的。”格拉斯通表示，如果戈登的確處境危險，則政府責無旁貸應該出兵救援。但事實上喀土穆雖然陸路斷絕，水道依然暢通，戈登隨時可以乘汽船撤出喀土穆。戈登陷於險地完全是自覺自愿的。

戈登於1884年2月18日抵達喀土穆，驚惶失措的喀土穆居民夾道歡迎，象迎接救世主一樣將戈登迎進城裡。戈登到喀土穆以後並沒有動手組織撤退，而是暫停徵稅，減免債務，廢除酷刑，甚至宣布奴隸貿易合法化。這些挽回人心的做法表現了戈登在蘇丹堅持下去的決心。

戈登隨即考察了喀土穆的防務。將婦孺疏散以後，喀土穆此時仍有四萬人口，和八千埃及守軍。城中存糧充裕，可以堅持半年。最讓戈登喜出望外的是八支小汽船，改裝成炮艇以後，可以用來控制尼羅河航道。5月初，蘇丹北部重鎮柏柏爾(Berber)陷落，喀土穆成為名符其實的孤島。戈登咬緊牙關，固守待援，他全身心投入修建城防工事，埋置地雷，鋪設鐵絲網。工兵出身的戈登比照英國陸軍的教科書一絲不苟地規劃監督城防工程。由於蘇丹政府近乎破產，戈登以自己的名義印製鈔票，給官兵按時發餉，向他們保證英國政府將如數兌現。戈登還制定一套嘉獎制度，定期舉行授勳儀式，以鼓舞士氣。在戈登的努力下，喀土穆的防衛大大加強，馬赫迪的將軍們不得不放棄攻城，制定了長期圍困的計劃。

但是一個月過去了，三個月過去了，英國援軍始終不見蹤影。戈登在他的總督府房頂上架設了一副望遠鏡，每天都花幾個小時的時間眺望北方，而北方的地平線始終籠罩在一層迷霧之中。一天，戈登收到了馬赫迪的一封親筆信和一個包裹，內裝一套苦行僧的白袍。馬赫迪勸說戈登皈依伊斯蘭教，穿上白袍出城投奔真主。戈登當着眾人的面將白袍扔在地上用力踐踏，然後一言不發，獨自爬上房頂，機械地將望遠鏡轉向北方，繼續眺望。

進入9月，尼羅河開始泛濫，水位上升，戈登的汽船因而可以渡過淺灘，一直開到埃及境內。戈登打算利用這個機會，向英國政府和公眾進一步解釋他的立場。戈登將幾大箱文件，包括他和副手斯圖亞特的圍城日記，以及一封呼籲信，裝上汽船“阿巴斯”號。臨行前，英、法公使和助手斯圖亞特都表示想隨船離開，戈登爽快地答應了。“阿巴斯”號離開後，不幸在途中觸礁沉沒，船上乘員逃到岸上，被當地部落首領全部殺死，向馬赫迪請賞。

戈登拒絕乘船撤離，再一次證實了格拉斯通的判斷。戈登一直都有機會離開喀土穆，但他選擇了留下和喀土穆共存亡。英國駐埃及公使巴林在備忘錄中表明，此時戈登的職責就是設法撤離喀土穆。如果執意留下，則意味着英國政府將不得不出兵救援，勢必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如果離開，喀土穆四萬居民將橫遭塗炭。因為，先前柏柏爾城陷落以後即慘遭野蠻屠城，喀土穆城破之後只怕也逃不了相同的下場，戈登作為蘇丹總督，對喀土穆居民的生命財產安全負有義不容辭的責任。以戈登的強梁性格，臨陣脫逃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英、法公使和助手斯圖亞特離去以後，戈登更加孤獨，每天花很多時間寫他的圍城日記。這些有幸保留下來的手稿，記錄了三百多天絕望的等待中戈登的心路歷程。戈登在日記里重申他的原則：“我莊嚴宣告，在喀土穆每一個願意撤離的居民安全撤離以前，在一個有效的政府建立以前，我不會離開蘇丹；因此我不會遵從任何讓我撤離的命令，我願意冒一切風險，留下來和此城共存亡。”

這是赤裸裸的抗命不遵，但戈登天生不是一個順從的人，他在日記中自嘲地說：“我絕不會僱傭像我這樣的人，我是不可救藥的。”

隨着時間的推移，戈登起初的信念也逐漸產生動搖。他估計城中四萬居民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人願意投靠馬赫迪。“埃及官員無能，士兵怯懦，”戈登沮喪地發現，“為他們犧牲真不值得。” 他的尊敬都留給了對手，“馬赫迪的信徒都是堅定的戰士，能夠忍受饑渴，捨生忘死，真是堅如磐石。” 在他心目中，馬赫迪士兵才是他喜歡帶的兵。戈登雖然認定馬赫迪欺世盜名，但他的日記字裡行間隨處可見對馬赫迪的尊敬。一天有謠言傳來，馬赫迪在城外出現，要求面見戈登，戈登居然一臉的興奮之色。

12月14日，戈登的最後一艘汽船裝着他的日記離開喀土穆。戈登寫給他姐姐的最後一封信中言道：“我知道女王的政府會因為我強迫他們出兵而怒氣衝天…由於援軍的延誤，這應該是你看到的最後一封信了。不過上帝主宰一切，他的意志將會得以實現。由於條件的限制，恐怕我在此的作為會顯得不那麼輝煌…我非常快樂，感謝上帝，我已經盡力履行了我的責任。”

馬赫迪大軍於1月26日對喀土穆發動總攻。在饑饉中苦熬了一個多月的守軍只抵抗了幾個小時，喀土穆終於陷落。城中四萬軍民幾乎被屠殺殆盡。根據英國官方歷史記載，馬赫迪士兵衝進總督府以後，發現戈登身着將軍制服，手持指揮刀，站在樓梯上等着他們。戈登和總督府院內黑壓壓的馬赫迪士兵對峙了幾分鐘，一時間鴉雀無聲。這時一個名叫沙辛(Taha Shahin)的馬赫迪將領大喝一聲：“遭天譴的傢伙，你的末日到了！” 話音未落便投擲出手中的長矛，透入戈登的胸膛。戈登一臉的輕蔑，身體只是晃動了一下。接着又有兩支長矛刺中戈登，戈登這才倒地，馬赫迪士兵於是一涌而上，刀斧齊下。戈登的頭被馬赫迪士兵割下來高掛在樹上示眾。

戈登的死掀起軒然大波，他效力過的國家紛紛發電錶示震驚和哀悼。65歲的維多利亞女王痛心疾首地寫信給戈登的姐姐：“我不知該怎樣表達我此刻的心情。您敬愛的、高貴的、英勇的胞弟，為他的國家和君主盡忠報效，不惜犧牲自己，到底未能得救。我竭盡全力促使派遣他的那些人做出救援 ……我的悲痛真是無以言表！您弟弟壯烈而悲慘的命運，是英國名譽上永久的污點！” 首相格拉斯通立刻成為千夫所指的罪魁禍首，幾家報紙直接稱他為“戈登謀殺犯”。

戈登從政治理念上看應該是個自由主義者，這從他支持愛爾蘭自治的言論可以證明。但是戈登的理想主義，基於宗教熱情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以及寧折不彎的性格，使他選擇了和蘇丹共存亡。

戈登的死讓當時的英國首相威廉·尤爾特·格萊斯頓被逼下台，並導致自由黨政府垮台，開始保守黨的長期執政。另一方面，增加英國吞併蘇丹的決心；1898年，英軍擊敗救主軍，蘇丹從此成為英國／埃及共治的殖民地，直到1956年獨立。

附：戈登生平

戈登全名為查理·喬治·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1833年1月28日—1885年1月26日），生於1833年1月28日，父親是英國皇家炮兵部隊的一位中將。戈登幼年就讀陶頓公學，15歲進入皇家軍事學校，成為一名士官生。1852年戈登軍校畢業，進入皇家工兵部隊，軍銜少尉，派到威爾士潘布盧克(Pembroke)修建海港設施。20歲的戈登正處於建立人生觀的階段，在一個名叫德魯(Drew)的好友影響下，戈登成為一個非常虔誠的基督徒。1854年，戈登自告奮勇加入英國遠征軍到克里米亞參戰，先參與修築冬季營地，然後到前線去測繪俄軍的戰壕。克里米亞戰爭結束以後，戈登被派去測量土耳其和俄國的邊界線， 1859年返回英國。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戈登跟隨英軍後續部隊，於當年9月到達天津。戰爭結束以後，戈登隨英法聯軍在北京駐紮了一年多，然後移駐上海。

1863年3月出任上海“常勝軍”指揮。1864年5月回國。1865年10月，賦閒了一年的戈登被派到泰晤士河口的格雷夫森(Gravesend)，主持修建沿泰晤士河的國防工程。戈登在這裡一干就是六年。據戈登的備忘錄記載，在格雷夫森這六年是戈登一生最快樂的時光。由於於泰晤士河的國防工程無關緊要，戈登沒有追求進度的壓力，他每天工作到下午兩點，然後就去做社工，援助當地的貧困居民。戈登出資創建了“格雷夫森乞丐協會”(Gravesend Mendicant Society)，專門幫助那些流落街頭的兒童；他還給一些無依無靠的老年人支付養老金。據估計戈登將他三千英鎊年薪的90%用於各種慈善事業。

1871年，戈登被提升為上校，出任“多瑙河委員會”委員，負責解決多瑙河口的領土糾紛。1872年，戈登在君士坦丁堡結識了埃及總理努巴爾(Nubar Pasha)，讓後者印象深刻。次年，戈登接到了埃及（總督）赫迪夫(Khedive Ismail)的信函，邀請他出任蘇丹赤道省(Equitoria)的總督。在得到英國政府的批准以後，戈登於1874年初走馬上任。戈登先出任蘇丹赤道省總督，兩年以後出任整個蘇丹的總督。1880年，戈登遞交辭呈，離開了蘇丹。1880年7月，戈登在闊別中國16年以後，再次來華。1880年夏天的中國之行以後，戈登前往南非，負責處理棘手的土著事務。戈登無論在哪裡，都不改其直言不諱的風格，他曾公開批評英國的愛爾蘭政策，支持愛爾蘭的自治運動，並因此得罪了英國政府。1882年戈登晉升少將。離開南非以後，戈登有一年多的時間處於賦閒狀態，他於是前往巴勒斯坦，沉浸於聖經的歷史研究，寫了兩千多頁手稿。1883年底，戈登接到比利時國王的公函，請他出任剛果總督。戈登接受了邀請，返回英國為非洲之行做準備。

戈登於1884年1月回到英國沒幾天，戈登的老朋友沃斯利就代表國防部和他會晤，請求他再次出任蘇丹總督。戈登於1884年2月18日抵達喀土穆，於1885年1月26日戰死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