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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鼓峰又名刀山，俄语称“扎奥泽尔纳亚”，意为湖对岸高地之意，今位于敬信镇防川村北1.5公里的中俄国界线上，海拔155.1米。山的东面和北面是长池（俄罗斯称哈桑湖）和波谢特平原，西北与沙草峰相连，西南与141.2高地相望，南面是防川村驻地，东南约2.5公里处是中、俄、朝三国的交界处。沙草峰位于张鼓峰西北2公里处的中国境内，海拔77.1米，东隔沙草峰泡子到中俄边界线1.2公里。峰东南3.5公里处有土字碑。

张鼓峰历来是中国的领土，但是沙俄在与清政府1858年签署《瑗珲条约》时，故意借条约不同文本偷偷把这一地区窃取。条约中文文本显示，按条约中划定的国界，张鼓峰是中国领土。条约俄文文本则把张鼓峰划归了沙俄。

伪满洲国认为张鼓峰和沙草峰是自己的领土，把它划入了珲春县界，主要根据如下：

　　1、按照1886年珲春界约，边境线通过张鼓峰东侧山麓。

　　2、按照1909年游珲春边务处员同驻洋馆坪中国军队共同绘制的地图，边界线通过位于张鼓峰东侧的长池（哈桑湖）以东地区，走向是由南到北。

　　3、1911年由俄国参谋部调查并绘制的地图，缩尺八万四千分之一，边境线和上述“2”中的边境线相同。

　　4、再有1915——1920年东三省陆军测量局发行的地图中，边境线是通过比上述“1”中的边境线略为偏东的地方。

苏方却不提由俄国参谋部绘制的地图，而主张按珲春界约规定的边境线通过哈桑湖西侧，并认为Заозёрная高地（张鼓峰）属于苏联领土。

在九一八事变后一年多的时间里，36号界标附近国境线一带，伪满军没有兵力驻守，只有少数国境警察巡视，处于半开放状态。伪康德元年（1934年）成立了国境监视部队，担任国防警备。

1938年6月底，苏军突然占领了张鼓峰，在山上构筑工事，布置铁丝网。日本人认为，苏军占据张鼓峰等于拥有了可以控制朝鲜和中国东北的战略要地。这时正是日军攻打汉口的前夕，为了避免与苏联的冲突，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采取不诉诸武力的方针。

不过日本大本营认为，“在这样狭窄的地带，无法出动大批军队，因而不会导致大规模的战争。即使整个师团覆灭也无关紧要，这正是向苏联显示日本实力的大好时机”。

7月，日本向苏联提出，张鼓蜂附近的哈桑湖地区属“满洲”领土，应划归“满洲”，遭到苏联拒绝。

1938年7月7日，关东军监听获悉苏联波谢特地区警备队长给在哈巴罗夫斯克苏哥洛夫中将的电报，判断苏军企图占据张鼓烽东北12公里的香山洞西方高地。当即通报朝鲜军（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大将）、珲春驻屯队和该地的特务机关。朝鲜军立即令第十九师团及珲春驻屯队等注意警备。

7月15日，日军松岛伍长和伊藤军曹等一行3人，化装成朝鲜族农民，到张鼓峰附近侦察苏方军事设施。由住防川的居民金海南和高云八带路，进入苏境后，让金、高二人放哨，松岛、伊藤等人分头绘苏边境军事设施图。被苏边防军发现后，松岛被击毙，其余2人逃遁，这是张鼓峰事件的导火线。

7月16日，日本向苏联递交照会，以松岛之死为由，要求苏军撤出张鼓峰，否则采取措施。苏方声明日军侵犯了苏联领土，因而开枪击毙松岛。同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命令驻朝鲜的日本军司令官中村孝太郎中将集中所属部队待命。朝鲜军司令官命令驻罗南的十九师团长尾高龟藏准备出兵，控制国境线，并部署步兵4个中队、山炮兵2个大队和野战重炮兵1个大队。

7月17日，中村孝太郎命令尾高龟藏，部队务必于19日拂晓前集中到庆兴、阿吾地一带。

7月20日，日本驻苏大使重光葵向苏联政府强烈要求其撤出张鼓峰，否则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苏方负责。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答复“任何威胁吓不倒莫斯科”。

7月29日，10名苏军士兵到张鼓蜂以北两公里处构筑工事，尾高下令进攻，苏军坦克随即出动。尾高不向大本营报告，擅自命令佐藤联队出击，攻占山岭地带，完全违背了天皇的旨意。可是，天皇听到参谋次长多田骏的报告后，一反常态地命令说：“事已至此，无可奈何。望前线将士坚守边界，切忌越轨行动！”（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稻田正纯：《同苏联远东军的决战》，见理性特集《昭和秘史》）也就是说，天皇高兴地承认事态的发展，向多田表示满意日军的行动。“事巳至此，无可奈何”，这是天皇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一贯态度，因为事态的发展有利于日军。天皇既然违背了自己的方针，那么不管胜败，都无意恢复原状。这种态度助长了陆军的气焰，也养成不重视天皇的习惯。由于上述原因，大本营承认了尾高的独断。

7月31日夜12时，日军在朝鲜的洪仪里向张鼓峰开炮，第一发落在张鼓峰北坡苏联领土上，第二发落在张鼓峰顶，第三发落在张鼓蜂西坡。日军一个大队于凌晨4时40分攻占了张鼓峰。另一个大队在炮火掩护下于晨6时攻占了沙草峰。日军又向哈桑湖地区进攻。

张鼓峰战斗打响的第2天，驻延吉市的伪满军步兵第八团急调珲春待命，其第一营急驰九沙坪来援。第3天清晨，延吉地区司令官吴元敏少将到九沙坪视察，当天返回延吉。日苏停战谈判前，伪满军政部代表川岛芳子少将随日本关东军本部高级参谋到九沙坪视察。

大本营在命令于张鼓峰、沙草峰一带现已进入的一线附近采取守势防御的同时，苏军以坦克、远射程炮、飞机向入侵日军反击。这样，装备本来劣于苏军的日军第十九师团，在缺少空军支援的状态下，完全陷于苏军优势火力攻击的险境中。

8月2日至8月6日战斗最为激烈。8月2日，苏军出动10架飞机轰炸了张鼓峰、沙草蜂、庆兴、古邑等地。苏远东军司令布柳赫尔将第四十师主力集中到波谢特湾西部地区，将步兵第三十二师和机械化第二旅调入哈桑湖地区，布柳赫尔亲临波谢持湾指挥战斗。8月4日，苏远东军步兵三十二师和机械化二旅的坦克营从南侧向52高地进攻，步兵从南、北两侧向张鼓峰进攻。8月6日下午4点，苏军猛烈轰炸了张鼓峰和沙草蜂。傍晚，步兵第四十师夺回了张鼓峰。于是日军出动参战全部兵力，发动夜袭，赶走了苏军，重新占领了张鼓蜂。

在这5天中，日军受到苏军飞机、坦克和步兵的沉重打击，伤亡很大。加上连日暴雨、洪水通涨，大桥被冲毁，清津至罗津港的铁路、公路由于被轰炸而运输中断．苏军占领了水流蜂，通往朝鲜的大桥被苏军控制，苏军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海严密封锁着图们江口。日军被包围在张鼓峰上，兵力、物资得不到补给，陷入了绝境。

日军统帅部为了缓和第十九师团的战况，下达了第十九师团的临时动员令，并增加了重炮、高射炮、列车炮等兵力，命其对罗津要塞进行紧急战备。同时，为了牵制苏军及制止其恣意行动，于8月10日采取了命待机于大连附近的大本营直辖第一百零四师团向浑春附近前进，以及关东军向绥芬河、东宁方面东正面移动兵力等措施。

日军按照大本营的命令，未向苏联境内推进，全力坚守防线，伤亡惨重。危险把戏的灾难落到了士兵的头上。6日，苏联出动两个师大举反攻，日军伤亡超过1400人，其中死者526人。和诺门罕一样这是战败后公布的数字，当时陆军发表的数字比这个少得多；军部惯用的伎俩是夸大敌方的损失，缩小自己的损失，以便蒙骗国民。

8月中旬以后，日军因铁路瘫痪，江河涨大水，援兵运不上来。尽管也调来了几只战艇，但都被苏方打沉在江里。苏方的太平洋舰队，把图们江口封锁得很严。日军冲了几次都没有大作用。珲春的援兵运不上来，日本只依赖庆兴桥，最后也是半瘫痪了。水流峰一直被苏方占据着。峰顶的阵地非常坚固，张鼓蜂后路输送线一直坚持得很好。如果日军再进攻，只能是全军覆灭。

8月10日夜，苏日双方在莫斯科签订了张鼓峰停战协议。协议规定：苏日双方军队于8月11日12时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双方军队维持11日上午12时的控制线；双方国界由苏联代表2人和日“满”代表2人组成混合委员会调查处理。原来苏方并无扩大此次战斗的积极意图。这样，由于莫斯科达成协议，得以不致蒙受败退之耻，保住了日本国家及军队的脸面。

8月11日，以大陆命第179号下令“应自现在起，停止与苏军在张鼓峰、沙草峰方面之战斗行动”，并传达了前记第172号大陆命。同日，日军和苏军代表在张鼓峰阵地会见，进行现场交涉。经过11日下午和12日、13日连续2次协商，决定双方军队从张鼓峰阵地各自撤退80米。8月13日，在张鼓峰东南侧双方交换俘虏和尸体。

据当事人回忆：由7月10日开始的一个月期间，正是汉口作战部队集中的高湖，惹起如此事件，中央统帅部一时极感不安。然而由此却得出威力侦察的结论：苏联并无大举出动之意，于是得以消除后顾之忧，实施对华作战。

以后苏军虽在张鼓峰占领了坚固阵地，但日军并末企图夺回。苏方以张鼓蜂事件作为苏军的胜利，大肆宣传。

8月12日，莫斯科塔斯社宣布了这样的消息：“苏联红军远东第一集团军歼灭入侵日军8000余人，击落飞机24架，击毁坦克47辆。苏联红军决心捍卫苏维埃领土的完整……”

很多资料的可信度存在疑点。双方伤亡人数在冷战时期苏联公布的数字可参见美军指挥参谋大学出版的《Nomonhan: Japanese-Soviet Tactical Combat》，日军阵亡526人，近900人受伤；苏军阵亡236人。但是到了苏联解体后公布的真实伤亡则是苏军阵亡792人。

张鼓峰事件后，日军将张鼓蜂一带辟禁区，强行将洋馆坪、防川、会忠源和沙草峰四屯共140多户汉族老百姓迁走。

当时日军参谋本部及部队的指挥官们认为，这是苏联在外交上、军事上支援中国抗日，用军事行动，直接牵制日军向中国内地的武汉、广东发动进攻，以图继续增强苏、中两国关系和进一步鼓舞中国的抗日信心。

但日本战史丛书写道：张鼓峰事件结果证明，“苏军并无大举出动之意，于是得以消除后顾之忧，实施对华作战。”（日《大本营陆军部》第一册，朝云新闻社1969年版第561页）

曾任日军参谋部俄国科科长的林三郎后来回忆道：“现在看来，认为斯大林宁可使苏军流血牺牲也要拽日军‘后腿’的看法，似乎过高地估计了中苏关系的密切程度。”（林三郎《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7页）。不过苏联在此役中的战损深具意义，因为日军从对苏军的交战结果中认为苏军实力不济（拼刺刀中1名日军受伤，而得28名苏军受伤），苏军792人阵亡3,297人受伤日军526人阵亡914人受伤。

附录：有关俄国、中、朝三国交界的图们江口地区

张鼓峰所在的区域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历来是争议地区。1860年沙皇俄国利用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的形势，逼迫清朝政府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霸占了在《中俄瑷珲条约》中还是所谓两国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直到日本海（当时清朝地图上称之为“东海”）的中国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1861年在中俄双方勘界立碑的过程中，清朝的钦差大臣、仓场户部侍郎成琦因为烟瘾犯了而要回去吸食鸦片，俄方遂让其在勘界立碑的文书上签字，以证明全部界碑都是由中俄双方共同竖立的。可想而知，剩余的界碑立在何方就全由俄方决定了。

1885年，时任清朝督察院左副都御使的吴大赴吉林与沙俄使节重新会勘边界，他向清朝政府痛心疾首地禀报：“自珲春河至图们江口五百余里竟无哨所一个，黑顶子山濒江一带久被俄人侵占……竟于黑顶子山添设卡兵接通电线，久有不归之意。”在吴大反复地据理力争之下，清政府才于次年也就是光绪十二年四月把代表中俄边界东端起点的“土字牌”补立到离日本海图们江口30华里的地方。同时还立起了一根铜柱，上面刻有篆书铭文：光绪十二年四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吴大、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奉命会勘中俄边界既竣事，立此铜柱。铭曰：疆域有志国有维，此柱可立不可移。

但是，此后的多少年间，大清帝国与沙皇俄国的边界线，实际上是有边无防的。沙俄军人用武力强行驱赶在防川（旧称“黑木积”）居住的大清边民，把界碑向中国内地挪动，将防川当成了俄军的放马场。也不知何时，吴大竖立的那根刻有篆书铭文的铜柱被打断，之后陈列到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的博物馆里去了。

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致使中苏边境成为“满苏”边境，苏日失去了战略缓冲地带，接触面进一步扩大。“七七事变”后，日本对苏政策日趋强硬，苏联也开始放弃对日“不干涉”政策，公开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在苏日关系愈发紧张的背景下，“满”苏、“满”蒙边境地带摩擦不断。张鼓峰位于中、苏、朝交界，图们江上游20多公里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关于这一段国境线的划分，苏日对1886年订立的《中俄珲春东界约》的认知完全不同。苏方力图以条约的俄文文本强调张鼓峰在苏联境内，而日方依据中文文本认定张鼓峰属于“满洲国”领土。苏日两国军队经十余日激战，双方均伤亡惨重。日军因无飞机和重武器参战，失去了战场主动权，不得不撤回图们江右岸，让出了张鼓峰的控制权。

1938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向苏联提出停战的和平协议。8月11日，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与日本驻苏大使重光葵于莫斯科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张鼓峰停战协议》上签字。从7月31日开始，到8月11日签订停战协议，这场仅持续了11天的军事冲突当时并未引起国内外的关注。

战役结束后，精疲力竭的日军第19师团从前线撤退，苏军则趁机进占了张鼓峰上的全部阵地，将其划为“苏满界山”，并将其在洋馆坪一带的控制区推进到图们江边，仅给中国居民留出一条通往防川的狭窄“通道”。日军为避免苏军进一步渗透，也为了便于防守，干脆将水流峰以南的图们江东岸划为军事禁区，将防川、洋馆坪、沙草峰和会忠源四屯共140多户中国百姓全部迁出，日军还在图们江中立桩，封锁航道，不允许中国居民进入日本海捕鱼和从事海上贸易，至此中国船只进出日本海的最后一条通道被切断，当地村民的生活也因此发生了剧变。

张鼓峰事件过后不到20年，图们江水逐渐地改道东移——在洋馆坪、会忠源的附近形成了一个胳膊肘形状的大拐弯。1938年苏军胜利后把领土向前推进，为伪满洲国留下的那一窄条江边的通道已经变成了江底，于是防川就成了由一大一小两块飞地组成的村落。从此开始了与苏方会晤谈判“借道通行”的问题，同时也产生了洋馆坪和会忠源两个“借道处”，一处宽10米，一处宽20米，每年我方还要将路面上的蒿草打净并支付一定的费用。

直到1991年5月，中俄签署了《中俄国界东段协定》之后，俄罗斯让出了约两平方公里的一窄条领土，使洋馆坪和会忠源不再是“借道处”，当然也使我们的防川村与内陆连接了起来，不再是飞地了。

如今的防川村一排排崭新的朝鲜族民居整齐地矗立在张鼓峰脚下。村里的历史痕迹依然保留完好，就连村头的水泡子（水坑），也几乎保持着与张鼓峰战役发生时的大小。只是到了晚上，村里却并非家家户户都亮起灯光，至少将近一半的人家都跑到韩国去打工。由于没有语言障碍，他们很容易融入韩国的环境，收入也相当可观。

防川村剩下的居民大约在20户左右，他们大多仍以捕鱼为生。据老渔民讲，以前图们江里的鱼多得打不过来，春夏主要是滩头鱼、梭鱼，秋天主要是大马哈鱼、鲢鱼。如今，渔业资源少了很多，防川村在图们江边建起了临时的捕鱼点，搭起了渔窝棚，村民有序地进行捕捞。等待排号的时候，村民们坐在岸边抽烟，眺望着不远处的日本海，他们更关心的是什么时候能像祖辈一样，到日本海去打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