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A在這些事件中的角色
CIA與豬灣事件 豬灣事件，又稱吉隆灘事件，是1961年4月17日，在中央情報局的協助下逃亡美國的古巴人，在古巴西南海岸豬灣向菲德爾.卡斯特羅領導的古巴革命政府發動的一次失敗的入侵。 對美國來說這次未成功的進攻不但是一次軍事上的失敗，而且也是一次政治上的失誤。國內外對這次進攻的批評非常強烈，剛剛上任90天的約翰.肯尼迪政府為此大失信譽，相反的卡斯特羅政權和古巴革命得到鞏固。由於古巴擔心美國再次進攻，因此古巴開始與蘇聯靠近，最終導致了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 直到古巴革命為止，古巴的政治和經濟受美國影響非常大。富爾亨西奧.巴蒂斯塔被推翻後，美國以為：古巴革命與拉丁美洲其它眾多革命一樣，是使用社會主義口號來推翻一個舊政府，建立一個實際上相同的新政府。但1960年，新的古巴政府開始實行它們的改革（比如土地改革），這個改革也涉及了美國公司的利益（尤其是聯合果品公司）；美國此時依然以為：通過警告可以阻止古巴實行這些改革，因為古巴完全依靠美國。 美國對古巴採取了所有可能的經濟措施，包括禁止進口古巴的糖、禁止出口零件，後來甚至達到完全經濟封鎖。但古巴卻靈巧地利用了冷戰時期的東西方衝突，並將它與美國的貿易關係轉到其它國家（比如西班牙和社會主義國家）。此時美國唯一還擁有的措施是對古巴採取軍事行動。 在當時的冷戰氣氛下，美國已經無法使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炮艦外交做法了：假如美國現在入侵古巴的話，會造成巨大的地緣政治反應，因為許多第三世界國家會抗議美國這樣“干涉其它國家內政”。1961年2月17日，肯尼迪問他的顧問：“是否可以將推翻卡斯特羅政府的行動與（蘇聯對古巴的）提供武器聯在一起？”“我們能否說，我們本來的進攻目標是威脅美國安全的現代的噴氣式轟炸機和火箭？”但這個計劃無法實現，因為當時蘇聯對古巴的武器供應還很少，而古巴空軍當時實際上完全由幾架改裝的運動飛機組成。 唯一可行的是：一個位於古巴的反政府組織向美國求援，這樣美國就可以向古巴提供軍事援助了。 1960年，中央情報局開始在危地馬拉招募逃亡的古巴人，首先對他們進行從事破壞行動的訓練，後來訓練他們在美國支持下進行大規模入侵。古巴流亡者被編成“2506”突擊旅，下轄4個步兵營、1個摩托化營、1個空降營、一個重炮營及數支裝甲分隊。何塞.佩羅斯.聖羅曼任指揮官，政治領導人為叛逃的前古巴土地改革全國委員會督察員曼努埃爾.阿蒂梅。 流亡古巴人的唯一任務是在古巴用武力保衛一個臨時機場，直到在邁阿密的古巴流亡政府得以飛往古巴後向美國發電求救。對這個計劃來說，豬灣似乎是一個理想的地點：它位於一個沼澤地（薩帕塔半島）的邊上，古巴政府要對它進行軍事攻擊有一定的難度。在它附近的埃斯坎布雷山中，直到1960年代中依然有反政府武裝力量行動。這裡人煙稀少，當地的反抗不會很強。 然而中央情報局使用的情報來自於想要推翻古巴政府的反政府人士，他們誇張了古巴國內的反政府情緒，同時也誇張了埃斯坎布雷山中的武裝力量的實力。中央情報局本身也誇張他們的報告，來向當時剛剛上任的肯尼迪保證這個行動肯定會成功的。肯尼迪一開始猶豫不決。也許當時中央情報局計劃署認為：行動開始後，即使失利，肯尼迪也會同意投入美軍。後來對肯尼迪的責怪，說他中斷了行動計劃，似乎證明中央情報局的確做了這樣的假設。 4月14日，肯尼迪同意了中央情報局的計劃；但作為美軍最高統帥，他決定將不投入美軍。 1961年4月15日美國B-26轟炸機以轟炸古巴機場作為準備。這些飛機被塗上古巴的標記來造成反政府起義的假象。不過5架美國飛機居然被古巴飛機擊落。 4月17日，約1500受過訓練的流亡古巴人在兩名中央情報局官員指揮下在豬灣登陸。美國海軍提供補給支援。入侵者的兩條運送彈藥的船被古巴軍隊擊沉。 三天后入侵軍被消滅，1000多人被俘，約90人陣亡。被俘的人受公開審判。一些人在1963年通過與美國交換緊急需要的藥品、食品和農業機械返回美國。 當時由於僱傭軍無法守住古巴流亡政府打算飛往的機場，因此這個流亡政府無法發出他們的“求援”。對肯尼迪來說，這樣他也就無法下令讓美國海軍陸戰隊介入；因此美國總統不顧中央情報局的反對，下令中止這次行動。 這次行動失敗的原因有： 入侵計劃沒有保密。許多參戰的流亡古巴人在邁阿密的酒店裡吹牛，說他們將要參加入侵古巴的行動。 入侵前的破壞活動和從美國起飛的飛機轟炸，為古巴報了警。 當地的居民屬於古巴最貧窮的階層，也是受益於古巴革命最大的階層（建造學校、醫院、基礎建設）；因此他們是一開始反抗入侵者的人，他們為古巴正規軍提供了組織反攻的寶貴時間。 古巴軍隊剛剛贏得三年游擊戰的勝利，他們士氣高昂，而且很有作戰經驗。 肯尼迪將美國空軍支援減少。因此古巴空軍只有一半在地面上被消滅，其餘的得以升空，擊毀五架美國B-26轟炸機和兩條彈藥船。 至今在美國，就誰應該為入侵失敗負責問題，有兩種不同的觀點： 中央情報局和流亡古巴人指責肯尼迪導致入侵失敗，因為肯尼迪在流亡古巴人戰敗後不肯派海軍陸戰隊登陸。 中央情報局的批評者認為中央情報局向肯尼迪提供了錯誤的情報，有些人甚至指責中央情報局對肯尼迪施加了壓力。 事實是肯尼迪覺得他被中央情報局欺騙了（尤其在古巴國內情緒方面），肯尼迪有過通過國家安全局牽制中央情報局來減少中央情報局對美國政府政策的影響。 CIA與西藏叛亂 在1951年中共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時候，並不是所有西藏人都歡迎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到來。在接下來的20年裡，分裂分子發起了一場反抗中央政府的，統一計劃並曠日持久的叛亂活動。CIA便是幕後操縱者，並秘密建立了一個叛亂分子訓練營，還提供武器和裝備，以及資金。 1951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西藏首府拉薩，與達賴喇嘛的宗教政府簽訂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但在一些邊遠地區，協議執行得並不順利，土司和一些宗教勢力武力抵抗人民解放軍的到來。 他們的頭領是一位名叫恩珠倉.貢保扎西的西藏商人，當時51歲。貢保扎西知道，要想給解放軍帶來更大的武力震懾，他們必須得到外界的支持。為此，達賴喇嘛的兄長嘉樂頓珠暗中接觸了美國中央情報局，準備請求美國援助。當時，美國人正圖謀將西藏反叛分子培養成世界反共聯盟的一部分。貢保扎西對美國支持的前景非常樂觀，雖然他們對美利堅合眾國的了解非常少。 1957年春，貢保扎西的六名手下秘密接觸了中情局的密探。他們被空運到了太平洋上的賽班島（美國託管）。在接下來的五個月中，6個藏族人接受了現代武器和游擊戰的特殊訓練。他們還學習間諜手段和使用密碼，並且學習操作手搖式的電報傳送和接收裝置。 1957年秋的一個夜晚，這幾名藏獨骨幹分子從“天空之船”上跳傘着陸。他們後來回憶道：“我們可能看到雅魯藏布江在夜色微微閃着光。快樂籠罩着我們每一個人，我們都輕快地跳下了飛機。”他們在拉薩秘密聯繫了貢保扎西。這一高度機密的計劃以“ST雜技團”為代號。 第二年夏天，貢保扎西在西藏南部的哲古塘成立了新的指揮部。在那裡，上千名藏獨分子組成了武裝抵抗勢力。7月，中情局向西藏投下了第一批武器，這批武器主要是李-艾菲爾德式步槍。收到來自西藏的反饋信息後，中情局在美國科羅拉多州的赫爾營建立了一個高度秘密的基地：3000米和海拔、稀薄的空氣和植被，完全模擬西藏的環境。在這裡，“藏獨”分子們過着角鬥士一般殘酷的生活，訓練得十分細緻和嚴格。當他們登上開往家鄉的飛機的時候，每個小組都配備了統一的裝備--個人武器、無線電裝備、用皮帶綁在手腕上的氰化物膠囊。 這些人返回西藏後，馬上就開始進行分裂活動，中情局的付出很快得到了回報。這些接受了游擊戰訓練的分裂分子四處進行破壞活動，中情局再次向西藏投放武器支援。 與此同時，在拉薩，年輕的十四世達賴喇嘛準備出逃，跟着拉薩發生暴亂。1959年3月17日，武裝分裂分子將達賴從布達拉宮偷偷送往游擊隊占領的地區。接着，兩名在美國受過訓練的士兵和一些“藏獨”分子在中情局特工東尼.坡的指引下將達賴送出了中印邊界。沿途，中情局空投食物和武器彈藥支持達賴一行，並且將他出逃的全過程記錄在案。 3月20日，解放軍徹底平息拉薩的暴亂。在西藏東部地區，反叛勢力也很快失去了武器和人數上的優勢，解放軍對殘餘“藏獨武裝”進行不斷的打擊。貢保扎西和剩下的士兵加入了流亡的隊伍。達賴喇嘛飛到印度以後，被秘密送往赫爾營的西藏分裂分子人數增加到259人。 此前，這些“藏獨”分子在西藏進行了很多破壞活動。貢保扎西聯繫了中情局的行動指揮麥卡錫，他們秘密策劃在1958年12月25日這天，由200名武裝分子向解放軍發動進攻。接着在1959年1月24日，另一組由130名武裝分子組成的小隊襲擊了駐紮在丁青縣的解放軍。但天亮後解放軍開始反攻，最終擊敗了這些叛亂分子。 1959年9月，另外18支分裂隊伍聚集到拉薩東北方向300多公里的邊壩，要在這座游牧民族聚集的城市裡訓練一支由當地居民構成的抵抗力量。不久，這支分裂力量的成員達到了3.5萬人，兩個小組用無線電請求着中情局的支援。 不久，中情局幾次向這一地區空投了大量武器，主要是M-1式步槍、迫擊炮、手榴彈、無後坐力步槍和機關槍，可謂都是大手筆。第一批武器彈藥裝了整整126個箱子，第二批類似，第三批226包貨物包括800多枝步槍、200多箱彈藥和20多箱手榴彈。1960年1月6日，中情局又空投了650包武器裝備，還有一些食物。 但這時，在邊壩拖沓雜亂的營地已成了一個實實在在的問題。帶着大批親屬和生活用品的分裂隊伍不能有效地作戰，而中情局更是急於勸說他們分散成更小的單元以便能夠更靈活地作戰。但不久以後，解放軍部隊發現了叛亂分子的營地，在用飛機摧毀了他們的訓練營。 1960年春，一個“藏獨”七人小分隊在西藏東部的馬爾康縣跳傘。他們降落在一片薄薄的積雪上，這被西藏人看作是一個不錯的徵兆。但這個徵兆沒有給他們帶來好運---降落的地方是人民解放軍的控制範圍。七人中唯一的倖存者回憶道：“整個山腰上都是中國軍隊，我們和他們交火了九次。戰鬥很激烈，就像一場夢一樣。大概10點鐘左右，我看到身邊同去的兩人已經吞下了氫化物膠囊。我知道一切該結束了，於是我也把藥放進了口中，再晚就沒時間了。”就在他把膠帶中間咬開的瞬間，從背後襲來的子彈讓他失去了知覺。後來，他供出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在支持西藏分裂分子的武裝行動。 西藏的分裂分子在中情局的支持下仍然四處活動，但美國人的自信心在漸漸消失。他們只有不斷找藉口搪塞自己在西藏的一連串失敗：“西藏這塊貧瘠的土地連當地的人口都養活不了，更別說這些就知道拿槍殺人、不知道放牧耕種的遊手好閒的懶漢了。”同時，美國人錯誤的自信誤導了這些武裝分子，他們不顧中情局的警告，堅持和人民解放軍的主要力量正面交鋒，於是節節敗退，難覓容身之地。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中情局找不到一種能讓這些各自為戰的分裂分子互相聯絡的方法。PRC-10型發報機非常費電，讓這些西藏人選擇武器支援還是電池支援時，他們卻總是選擇前者，所以中情局經常和他們斷絕聯絡。 CIA認為，維持一個規模龐大的游擊隊是一個重大失誤。麥卡錫在報告中寫道：“最早打入敵方藏區的10至15人非常成功地提升了受訓西藏士兵和所有反抗勢力的士氣。接下來的20多人提供了抵抗組織戰勝解放軍所必需的幫助。但派駐到邊壩地區的士兵帶來的卻是錯誤的希望。” 1960年夏天，分裂組織的基地遷移到了尼泊爾境內的木斯塘。在那裡，分裂分子在中情局的幫助下，計劃將2100名武裝分子分成300個小分隊派往已經被中國政府控制的西藏地區。考慮到此次行動的人數，中情局在沒有取得上級批準的情況下在尼泊爾制定了秘密行動計劃，並要求這次行動的高度保密性。 但是保守秘密並不是這些腦子裡只有武器的暴徒們的強項。報紙上已經出現了相關的報道，說有2000多名西藏群眾擁入露營地尋找食物和住所，而這一數字是原計劃人數的三倍多。由於對行動的失望，還因為1960年的U-2偵察機事件讓艾森豪威爾對安全問題更加重視，中情局停止了對西藏的援助。在木斯塘的西藏分裂分子們度過了一個痛苦的冬天，一些人被凍死，另一些人靠吃掉鞋子和冬眠的動物勉強挨過了一個冬天。 1961年的春天，美國迎來了一位新總統--約翰.肯尼迪。至少在最開始，他繼續支持中情局在西藏的工作。中情局向尼泊爾的營地投放了更多武器並派駐了一個七人工作小組。這被證明是中情局史上最有決定意義的決策之一。分裂分子開始在西藏西南通往拉薩的新疆一西藏公路沿線發動了一系列猛烈襲擊。 讓中央情報局最滿意的收穫是大量的情報。40個西藏騎兵襲擊了一個中國文件護衛隊，這次行動被稱為“藍色背包奇襲”。一個武裝分子回憶起這次事件：“我們擊中了司機的眼睛，卡車停了下來但是引擎還在運轉。後來我們找到了一位級別很高的女軍官，她手中有一個裝滿了文件的藍色布包。”當中央情報局的工作人員在華盛頓打開這個布包時，他們都驚呆了。這個沾滿鮮血的藍色小布包里裝着1500份文件，是大躍進時期中國一些地區的負面報告。中情局的高層說過：“西藏襲擊行動是中央情報局有史以來最大的戰利品之一。”這其中至少有三個十分重要的情報，根據這些情報，美國能調整對中國的政策，重新調配對藏獨勢力的扶持計劃，以及挑撥中國和印度的關係。 在1961年至1964年間，西藏地區屢屢發生恐怖事件，青藏公路幾乎陷於癱瘓。中國軍民不得不另修一條公路繞過該地區。 1962年，一個西藏人組成的間諜小組深入到中國腹地，拍攝下了中國軍事基地的照片，還繪製了地圖，對可以進行空降的區域進行了定位，同時還把中國的導彈項目和核計劃告知了美國。西藏特工還試圖用無線電向華盛頓報告中國將於1964年在西藏以北的羅布泊進行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試驗。 到了60年代中期，形勢對中情局和藏獨分子更加不利。印度和尼泊爾對木斯塘基地的危險性提高了警惕。但中央情報局的計劃仍然由它的獨栽者來決定，肯尼迪政府駐印度的大使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站在貴族的立場上，把這個計劃稱為“一個由持不同政見者和來自骯髒部落的人參與的、特別的、愚蠢的計劃”。分裂分子進入西藏腹地進行破壞的行動受到限制，同時他們為收集情報而採取的一些行動也受到了限制。此後流亡的“藏獨”營地內有了越來越多的內訌。 1968年下半年，中情局通告嘉樂頓珠稱，將不再插手關於西藏的行動，這讓嘉樂頓珠大吃一驚。不過中情局表示，在未來三年裡仍將提供資金支持，幫助木斯塘叛亂武裝削減和安置人員。對於其中的原因，美國方面沒有作出解釋。華盛頓顯然已清楚地意識到，西藏叛亂分子早已沒有利用價值了。此外，美國也正與中國政府進行秘密接觸。在此情況下，美國在喜馬拉雅山長期支持這支叛亂武裝已顯得不合時宜。 木斯塘營地的叛亂分子首領得到消息時非常震驚，他們決定封鎖消息。以旺堆為首的木斯塘叛亂武裝苟延殘喘了好幾年。在此期間，他們僅從印度那裡得到了少許援助。大多數行動都暫時擱置了，他們把主要精力用於隊伍的整編和恢復。到了1974年夏，隨着中國與尼泊爾關係的改善和發展，尼泊爾政府決定對木斯塘叛亂武裝實施武力打擊。他們調遣部隊，要求叛亂武裝投降。 但就在衝突一觸即發之際，達賴喇嘛的使者到了，並帶來了一盤錄音帶。他們在叛亂武裝的帳篷里播放了這盤錄音帶，一個名叫烏金扎西的武裝分子回憶說：“當錄音帶里傳出達賴的聲音時，不少人都哭了。大家都親耳聽到了他的指示，我們別無選擇，只得投降。隨後我們上繳武器——整個過程持續了一天一夜。”西藏叛亂武裝就這樣結束了自己的使命。在中情局插手西藏行動40年之後，羅傑·麥卡錫在回顧這段歷史時感嘆道：“很遺憾，我們的政府經歷的悲慘要遠遠多於取得的成就。雖然我們已盡了全力，但我不得不承認，我們還是失敗了，而且敗得很慘。” CIA利用台灣對中國大陸進行偵查 U—2飛機是美國洛克希德公司為美國情報機關專門研製的高空偵察機。1956年服役的U—2飛機是當時最先進的偵察機，機上有8台自動高倍相機和電子輻射測向機，它攜帶的3.5公里長的膠捲能把寬200公里、長5000公里景物拍攝下來，沖印成4000張照片。它只要飛12次就能拍攝整個美國，而且連地面上報紙的名稱都可以辨認。所以該機雖然飛行可靠性差（有“黑寡婦”的綽號），卻深受中情局喜愛。 U—2偵察機為追求高速，淨重僅1.2萬磅（5.44噸），機體為鋁合金，缺乏強勁的結構支撐。機身外殼僅5毫米厚，加之機翼設計未徹底擺脫高空浮力不夠的力學結構的束縛，飛行員在高空稍有不慎就可能命喪九霄。 1958年春末的一天，美國中央情報局駐台北辦事處主任克萊恩回國接受情報任務。上司向他透露了一個核心機密：中國正在甘肅、青海或新疆研製原子彈。為此，中央情報局經美國總統批准，準備利用台灣飛行員駕駛U—2飛機深入大陸內地拍攝照片，監控中國大陸原子彈和遠程導彈的發展過程。 克萊恩接到命令後，馬上同台灣“國防部長”俞大維聯繫。俞大維認為美國人關注的大陸核計劃情報對台灣沒多大用處而不願合作，克萊恩只好去找蔣經國。 時任台灣“國防會議秘書長”的蔣經國聽了克萊恩的介紹後，對美國的合作計劃很感興趣。其實，蔣經國更關心的是大陸內地的動態，因為蔣家一直沒有放棄重返大陸的企圖。於是他同意了美國的合作計劃，但要求必須分一部分情報給台灣。克萊恩當即表示可以留用一些美國不需要的情報。蔣經國馬上報告蔣介石，蔣介石當即批准了這一合作計劃。 計劃批准後，雙方立刻在絕密狀態下開始運作。台“空軍作戰署長”雷炎鈞奉命到桃園、新竹、嘉義和台南等基地挑選了12名飛行員到沖繩美軍基地接受體能、生理、心理測試，最後選定6人赴美受訓。到1971年，共有27名台灣空軍飛行員赴美受訓。 台灣飛行員到達美國後，立刻換上美國空軍軍服，並被警告不得擅自離開基地。據接受訓練的王太佑回憶說，當時上課只能聽講和提問，不得作筆記，更不准將任何訓練教程帶出教室。儘管台灣飛行員的英語功底還算不錯，可要聽懂這麼多複雜的課程卻有些難度，但美國人以保密為由就是不編譯U—2飛機的訓練教材。 經過近一年的訓練，這批飛行員開始駕機飛越台灣海峽，深入中國大陸進行間諜偵察。1960年7月，美國向台灣當局提供的第一批兩架U—2飛機秘密運抵桃園機場。台灣則在從美受訓回來的飛行員中挑選了6名飛行時間在2000小時以上、具有高空偵察經驗的飛行員組成了隸屬於台灣“空軍總部情報署”的“第三十五氣象偵察中隊”。當時第三十五中隊的飛行員陳懷為U—2飛機設計了一個黑貓圖案，黑色的貓身代表U—2飛機，10對貓眼則象徵着高空攝影機。 飛行員們又特意定做了一批標有黑貓圖案的夾克衫，所以人們就稱這個中隊為“黑貓中隊”。“黑貓中隊”名義上隸屬台灣“空軍總部情報署”，實際上是由美國人直接控制。飛機的維護、看管都由美軍負責，停放U—2飛機的機棚，連台灣空軍的聯隊長和大隊長都進不去。 又經過一年多的訓練和調試，1962年1月13日“黑貓中隊”出動U—2飛機對大陸實施高空偵察。 中國大陸核工廠和核試驗場均分布在西北部，距台灣有幾千公里航程，如果飛機中途發生故障，根本無法返回台灣基地。為了增加U—2飛機出航的保險係數，美蔣雙方曾要求泰國和印度各提供一個供U—2飛機起降的機場，但遭到拒絕。於是，“黑貓中隊”只得從桃園基地起飛。 U—2飛機在桃園起飛後，一般先向東朝沖繩方向飛，以逃避中國沿海雷達網的監控。等升到1.5萬米高空後，才在鵝鑾鼻附近調頭由汕頭附近飛進大陸，開始吉凶難卜的航程。 中國大陸方面早就知道這些情況，但U—2飛機的飛行高度卻令解放軍空軍各類殲擊機望塵莫及。 在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的主持下，中方多次召開防空系統領導人會議。他們在仔細研究U—2飛機的飛行路線後，發現它們在1962年上半年的11次飛行中，有8次經過南昌，於是決定將3個地對空導彈營以“地質打井隊”的名義在南昌布陣，撒網捕殺“黑寡婦”。 1962年，桃園基地的U—2飛機平均每月出勤3次。每次都趁中方沿海空軍殲擊機換防時進行。解放軍摸清了這一規律，在空軍導彈部隊某部部署薩姆導彈。 9月8日，“黑貓中隊”飛行員楊世駒接到出勤令。他駕U—2飛機從桃園起飛後，先往南飛昆明，再轉回南寧、桂林。正當他準備繼續飛往南昌時，飛機油路系統忽然發生故障，他只好從桂林調頭飛回台灣，算是逃過一劫。 9月9日凌晨6時，陳懷駕駛U—2飛機又從桃園基地起飛，自福建平潭進入大陸後經福州，沿鷹廈鐵路，過順昌，然後向南昌方向飛去。8時32分，當飛機到達南昌上空時，南昌導彈陣地3枚“薩姆—II”型導彈呼嘯而起，U—2飛機一頭撞進由3600塊彈片編織的死亡之網中。 當時，中方對如何擊落U—2飛機守口如瓶。台灣及西方的軍事專家和新聞記者一直在挖空心思地刺探大陸是使用何種武器擊落U—2飛機的。國外許多人對中國軍隊能擁有擊落U—2飛機的能力和手段持懷疑態度。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有外國記者又提出這個問題，外交部長陳毅說“我們是用木棍捅下來的”。 1962年12月，美國又向台灣提供了兩架U—2飛機，並繼續偵察中國大陸的核計劃。 1963年11月1日清晨，當很有實戰經驗的葉常祿駕駛U—2飛機經過江西上饒上空時，中方導彈部隊發射3枚導彈，一聲巨響，飛機在空中被炸碎。 1964年7月7日，在台灣軍界赫赫有名的李南屏駕駛U—2飛機飛向大陸，12時25分，飛機直奔漳州而來。12時36分，在距解放軍導彈陣地32公里處，導彈部隊發射3枚導彈，李南屏和他的飛機在萬米高空爆炸。 後來，“黑貓中隊”駕駛的U—2飛機又屢屢被擊落，失望的美國宣布暫停與蔣介石這方面的合作。 ………………………………………………………… 這次土耳其未遂政變幕後是否又有CIA的影子？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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