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之初的日子 那該是50年前的事了。說實話，那段時光對我一個少年來說真可謂光怪陸離，很多事情記憶深刻，可時間流程卻又很模糊，畢竟發生在半個世紀前，記不清了。“文革”正式爆發前中國大陸的政治空氣已很“左”，可以說相當病態；姚文元在上海發表題為《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批判文章，“醉翁之意不在酒”。到了1966年5月4日，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前夕，《解放軍報》發表題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社論，指出應該全面“大興無產階級思想，大滅資產階級思想”。隨後在5月9日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發表姚文元《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的文章，再度將矛頭對準“反對毛澤東路線”的彭真、吳晗等人。有關資料顯示： 1966年5月16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康生、陳伯達起草、毛澤東修改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該通知指出“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五一六通知》的發布標誌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開始。不過五一六通知直到1967年5月17日才由《人民日報》公開發表，在此之前是作為黨內二級機密文件，只有達到17級以上的黨員幹部才能接觸。 ………………………………………………………… 當時我是一個小學六年級學生。記的是在1966年5月底到六月初的日子，也就是毛澤東稱許的北大以聶元梓為首的七人寫的大字報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之時，我所在的北京市東城區寬街小學的六年級的一些學生忽然都不在上課。他們也要寫大字報“造反”。讓我們看看有關資料是如何描述那一階段北京的政治形勢的： 5月25日，聶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學大飯廳貼出了題為《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甚麼？》的第一張大字報，批判北京大學黨委和北京市委。此時一直身在杭州的毛澤東大舉讚揚這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6月1日親自寫了批語：“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這是什麼樣的病態心理呀。——編者）由於毛澤東的批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立即於當晚八時，向全國廣播這張大字報的內容。同一天，《人民日報》發表了經陳伯達、王力、關鋒修改的頭版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呼籲民眾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把所謂資產階級的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打得落花流水，使他們威風掃地。同時還發表的有聶元梓等六人撰寫的《大海航行靠舵手》，號召要把所有的資產階級權威、學者等打倒。 ………………………………………………………………………… 大部分師生在這種政治情勢下還是覺得該按部就班地上課。至於如何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要看上級的“精神”，領導如何布置。我屬於學習優秀的學生，本能地對“胡鬧”的同學反感。這些學生學習一般，可平時就愛鬧事。他們公然地不上課，找些紙張和筆墨就寫大字報。其內容很少有邏輯性，但攻擊性很強，往往指名道姓，矛頭直指校長和教導主任。 說實話，當時我有些不知所措。本來六年級學習階段快要結束，之後是總複習；然後是期末考試；再以後是升初中考生（時間應該在七月初）。可“造反”的同學們一鬧，學習進度根本無法完成，頓時，高年級各個班級呈“無政府狀態”。整個小學成了一團糟。對此，校長和主任召開立即緊急會議，宗旨是訂下章程，一切都要在“黨的領導下的範圍內”。校長和主任在辦公室里緊張開會，外邊“造反”的六年級學生已經圍了上來。他們在辦公室外高喊“辦公室里，掌聲響起，要問何事，校長定計”。 記憶中，此後學校完全失控。大字報開始出現。根本沒人上課了。記得我們的班主任——一位中年婦女，忽然哭起來；她要寫大字報，控訴校長對她的政治迫害。 到了6月中，六年級學生中已出現“領袖”人物，他們呼風喚雨，每天都發布各種“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戰鬥任務。當時在社會上是什情形？有關資料顯示： 5月29日，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成立了全國第一個紅衛兵組織，一群學生慷慨激昂地宣誓：要用生命和熱血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 ………………………………………………………………………… 接下來高年級小學生們幹什麼呢？竟然是“查反標”。孩子們最感興趣的是所謂“黑畫”也就是“查反標”。印象最深的是兩幅畫；一幅是“中國青年”雜誌1964年第24期封底彩頁上的那張“你追我趕 ”；另一幅是當年紅得發紫的長篇小說“歐陽海之歌”的封面。這兩幅畫怎麼就在當時看出了含沙射影的“反動意味”了呢？據說“那個時候，‘革命群眾’憑敏感的‘政治嗅覺’主動‘發現問題’，常常從香煙盒、包裝紙、報紙雜誌的裝飾花紋、鞋底紋……中發現‘反動標語’”。 真這麼荒唐？可不是嘛。其實那幅名為“你追我趕”的油畫，最初發表在《中國青年》1964年第24期封底彩頁上。然而不久就有人在《你追我趕》中發現了“反動標語”。中國青年》發表了《你追我趕》之後，陸續收到讀者的揭發信。有的說，此畫的蘆葦叢中藏有“蔣介石萬歲”的“反動標語”；有的說，從背面對着陽光、燈光看，發現了“反共”“以血還血”的“反標”；有人提出，蘆葦倒向畫面左側是“西風壓倒東風”，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關於國際形勢“東風壓倒西風”的英明論斷；還有人提出，畫面中心有5個人物，4個人挑着稻穀擋着褲子，只有1個人是顯出褲子的全身，其用意是“5個人穿一條褲子”，和赫魯曉夫攻擊我國唱一個腔調；另有人指出，作者的名字也反動透頂，李是“離”，澤是“毛澤東”，浩是“好”，連起來就是“離開毛澤東好”，寓意背叛毛澤東思想等等。哭笑不得？其實這正是當時社會逐步病態的表現。 當時“團中央協同公安部、中國美協對此進行了調查，結論是此畫並無政治問題。但此時美協已自身難保，因為毛澤東在1964年6月的著名批示中已嚴厲批評這些文藝協會‘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 一年後，“文革”驟起，“革命群眾”舊“畫”重提，認為“你追我趕”中充滿反動標語。那時“革命群眾”憑“政治嗅覺”主動“發現問題”的情況多如牛毛。1966年《中國青年》有一期封三照片上的民兵打槍，被說成是射向了封面上的毛主席；照片作者被毒打致傷。 這種思維方式迅速“傳染”開來，一時間各地“革命群眾”紛紛從香煙盒、包裝紙、報紙雜誌的裝飾花紋、鞋底紋……中發現“反動標語”。那個年代，好端端一雙塑料涼鞋，也能從鞋底讀出“介石過海”。”長春市民夏天普遍穿“新生塑料廠”生產的“新生牌”塑料涼鞋，不知被什麼人發現鞋底的紋印是個“毛”字。啊呀，竟敢把毛踩在腳下！“新生塑料廠”內部“一定是有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充滿階級仇恨的反革命集團”。 得，當時中國城市裡的人們都忙着在各種各樣的書刊雜誌，生活用品的裝潢上“查反標”。荒誕得不可思議。您或許認為只是些文化程度低的“義和團”在瞎起鬨，呵呵，那會兒的公安保障謝富治也信誓旦旦地認可“查反標”的行為。既然如此，我們這些小學生還不成天找“反動標語”，以表現階級鬥爭無所不在？上海表的錶盤都成了“國民黨黨徽”。想想那個時代的荒唐可悲吧。當時最最嚇人的是郭沫若為《歐陽海之歌》題寫的書名里藏有“反動標語”。他把“海”字草寫成“反毛澤東”四字，把“歌”字草寫成“不可久”三字，結果“歐陽海之歌”成了“歐陽反毛澤東之不可久”。還有人看出小說封面的畫中有尖刀插向偉大祖國的首都。嘖嘖。 我們當時上學，老師們不教課了，他們忙着寫批判領導的大字報。我們則沒完沒了地“查反標”。後來呢？學校宣布提前放假了。期末考試和升初中考試都沒有了。學生們回家，老師們則每天到學校“參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可“要求革命”的同學們不干，因為他們也要積極參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領頭的高年級學生要求“同學們組織起來，武裝護校，嚴防階級敵人破壞”。幾乎所有的高年級男同學和很多女同學都參加了夜間“護校”。記得各個教室里課桌和椅子都被拼成臨時睡覺的“床”供護校的同學們睡覺；值班的同學們拿着體操棒和自製的木頭紅纓槍，在晚上開始在學校的各個角落站崗。儼然成為學生頭兒的同學神氣活現地到處“查崗”。站崗的到時間就換崗。夜晚我和另一同學在黑暗的角落裡待着，東張西望，還真有些忐忑。有時看見屋頂上有“流動哨”——某幾個膽大淘氣的男同學在竄來竄去，假模假式。 早上我從椅子搭的“床”上爬起來，疲憊地回了家。以後我就很少去我們的小學了，反正學校已經正式放假。沒想到這“長假”一放就到了1967年秋所謂“複課鬧革命”。足足一年多的時間我們絕大部分小學生都是無所事事地在街頭閒逛，或自己找點樂子事兒。 也有“積極參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高年級同學每天到學校“造反”。他們都出身不錯，大部分家裡是“工人”，還有些家裡是“城市貧民”，也有“革命幹部”出身的，不過很少。他們組織了小學紅衛兵組織，據說後來還加入了全市性的首都中學生紅衛兵組織“首都兵團”，號稱“紅衛兵首都兵團小學部”。 當然了，他們在學校里的“革命造反”多半是在學校里胡鬧。他們還真帶了鋪蓋晚上住在教室里。一般地說，北京市各個小學都有這種現象。各個小學生自發建立的紅衛兵組織往往還分裂，彼此打群架；他們也到其他的小學去“打砸搶”，鬧得烏煙瘴氣。 我已經是不折不扣的“狗崽子”了，根本不敢去學校。如果去了恐怕會被抓住打個半死。 我只知道到了八月份，全國學生“大串聯”開始，我們的小學成為“大串聯”來京的外地學生接待站。寬街小學還是當地“牛鬼蛇神”的“改造大隊”，每天都有很多街道上的“牛鬼蛇神”到學校里“勞改”，多是懲罰性的。我們小學原是“僧格林沁祠”，那些“牛鬼蛇神”被驅使着把祠堂的碑亭都給拆了。在逼迫“牛鬼蛇神”幹活時，小學紅衛兵們動不動就死命毆打他們。據說有被活活打死的。 在那期間，我們小學校長郭文玉和教導主任呂貞先被毆打致死。郭的丈夫因為是“摘帽子右派”，也被抓到學校毆打。他不堪侮辱，奪過剪子反抗，結果也被當場打死。一位住校的男老師被逼自身。這些故事可以在網上找到。 我們現在看看從7月份小學生放假後的有關資料評述。 …………………………………………………………………… 1966年8月《人民日報》轉載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大字報《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再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三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打碎舊世界，創立新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宣揚《紅衛兵小將的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北京城裡盡朝輝》。此後局勢迅速發展，全國大中學校學生紛紛起來造反，反對學校黨委或支部的領導，很快使得很多學校的領導和教學工作癱瘓或基本癱瘓。 7月18日，毛澤東在暢遊長江後，終於從武漢回到北京。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共北京市委下達《關於撤銷各大專學校工作組的決定》，同時這一決定“也適用於中等學校”，並於29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全市大中學校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當眾宣布這一決定。 8月5日，毛澤東寫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全文如下：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呵！請同志們重讀這一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50多天裡，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想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 8月8日，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文化大革命”一語首次出現於公開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開始。“十六條”里說這次運動的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並做出了“‘敢’字當頭，放手發動群眾”“讓群眾在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要用文斗，不用武鬥”等規定。 接着，全國紅衛兵大串聯開始。大量“革命師生”從各地前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革命”，至8月十一中全會期間，北京市有數萬名外來學生，僅清華大學校園內就住下了7000人。毛澤東決定鼓勵紅衛兵運動，並安排親自接見在京紅衛兵。 8月18日，毛澤東、林彪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此後至11月期間，毛澤東又陸陸續續會見了超過1100萬紅衛兵，並且由紅衛兵代表為其佩戴紅色袖章，成為全面支持紅衛兵活動的最有力表示。 1966年的8月，全國便進入混亂狀態，紅衛兵四處串聯並散發傳單、張貼大字報、標語，開會演說辯論，對各地的事物進行改名活動，以“破四舊”的名義衝擊寺院、廟宇、教堂等，大肆砸毀文物，破壞古蹟，焚燒書籍、字畫。同時針對被視為“剝削階級”“反動派”的個人開始抄家，攻擊學術權威、知識分子，大批學者、知識份子被毆打、虐待，受到人格上的侮辱，被害或自殺。 …………………………………………………………………… 我對那個“紅八月”有印象。大街上到處是紅衛兵進行“抄家”。一到夜裡，連夜抄家，鬥爭“地富反壞右”的聲浪四面八方地傳來。那些天很悶熱，黑漆漆的夜真恐怖。在這段後來被稱為“紅色恐怖”的時間內，據官方統計僅在北京就打死1700多人，在市郊的大興縣更是發生屠殺，三天之內用包括活埋等手段殺死了325人。而全國自殺人數達到20萬人，這個數字需要確切的統計資料證實。 記得我和大院裡的小夥伴們只是每天去游泳。我現在很感激我的那一家“革干”出身的兄弟三人，他們知道我“出身”不好，但總帶着我一起玩兒。我們的友誼一直保持到今天。那時我們常常坐在什剎海的岸邊，不斷跳到水裡戲耍。附近不知什麼單位總在放着一首“革命歌曲”“戰士最愛唱語錄歌”。我還依稀記得那首曲調悠揚的歌詞，下在在網上查到： 千首歌，千首歌來萬首歌， 戰士最愛，戰士最愛毛主席語錄歌， 條條語錄是真理， 一首一堂政治課。 口兒唱心兒和， 毛主席教導記心窩。 心中的太陽永不落， 萬年永唱萬年永唱語錄歌。 千首歌，千首歌來萬首歌， 戰士最愛，戰士最愛毛主席語錄歌， 唱得思想革命化， 唱得青春紅似火。 千人唱萬人和， 歌聲朗朗震山河。 真理的聲音傳四海， 五洲同唱五洲同唱語錄歌。 到了1967年小學“複課鬧革命”後，我在學校反覆遭到“出身”好的小痞子們的毆打。因為我反抗，總是頭破血流。後來被另一夥“頑主”解救，並成為其中一員。此是後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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