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形式主义何以独步全球？

形式主义非我国独有，但，在中国登峰造极；时至今日，不仅没有收敛的迹象，反倒愈演愈烈！究竟是哪些因素，使中国的形式主义远甚于其他民族和国家，并危害日深呢！

窃以为，原因有三：第一，没有宗教信仰，这是形式主义盛行的文化根源；第二，帝制和儒学，这是形式主义发达的政治和思想根源；第三，空间阻隔引起的信息不对称，这是形式主义昌盛的空间地理因素。此三项，都是中国和其他民族之显著差异，三种力量又彼此叠加，互相强化，遂使中国的形式主义，在世界上遥遥领先。

以下，分述之。

 第一，  没有宗教信仰

超然卓立于众人之上的、唯一、永恒的神，价值何在？如果承认并固化了神的地位，实际上，就铲除了造神运动的思想基础。神，如日经天，人，逡巡于地；人类之间的微小差异，若由万能的神从天宇俯瞰，简直可以忽略不计。由此推论，众生平等为天赋之第一法则。

如果人人平等为人人恪守之信念，则形式主义还有活动空间吗？因为，形式主义的首要任务，乃分等级、别贵贱。一个可以引用的例证是：凡新教民族或国家，形式主义的繁文缛节，几乎没有市场，以美国为最；正宗佛教（不是被篡改的佛教）流行的地区，形式主义的花架子，也不见踪影。真正的神，是在内心，而非高堂，所以，基督教禁止偶像崇拜。如果万能的神，都不故作神圣；世间之人，故作高深莫测，岂不是唬鬼吗！

可惜的是，中国文化的祭祀传统，在商周转换之际，也被周代“礼乐文化”所代替。

商是祭祀文化，周是礼乐文化。祭祀文化更注重超越界，而礼乐文化更注重世俗性。古代记载“商人尚鬼”，证以卜辞而知其确切。商人看来，神鬼的世界与有形的世界同样地实在。鬼神充斥于人类四周，预知环境的一切变动，操纵着吉凶祸福，需要他们不断的馈飨和供奉。

商人的鬼神世界，除了祖先以外，有主土壤的社神，有山川之神，有风雨之神，有蚕神，还有主宰百神的帝，即上帝。风神是上帝的使者，是凤鸟。卜辞中风与凤同字。至于礼，周代以前也是有的，但周集大成而成“周礼”。周公所谓“制礼作乐”，其实就是将“礼”形成一套制度体系。

从祭祀到礼乐，这是一个价值观的大幅度转向。至此，精神世界中“神”的色彩趋于淡化，而人文世俗的色彩趋于浓厚。“祭祀文化”更看重超越界，所以，是内在约束和自觉。“礼乐文化”更看重世人的行为规范，所以，其所体现的约束则更偏向于人的外在形式。从“祭祀文化”转向“礼乐文化”，或许是国人由内在自觉转向外在形式的一个转折。

第二，  帝制和儒学

帝制和儒学，是一体两面。儒学，是帝制的理论基础；帝制和皇家，是儒家信徒的衣食父母和尊贵的源泉。要是没有独霸天下的皇权为后台，孔子及其儒学就成了“丧家之犬”。如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所言：儒学没有超越性，它要讨好国王拿钱。

换言之，帝制和儒学是互相帮忙的。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像今日婚礼上的一对新人和婚礼策划公司——新郎和新娘，要把自己的婚礼搞得高大上，搞得与众不同，以流芳后世、激励后人；婚礼策划恰好能满足中国人的虚荣心。于是，双方一拍即合，中国式婚礼粉墨登场。

刘邦本是一介乡下亭长，反秦战斗中，疲于奔命，也没时间讲究什么排场和尊严。他对儒学的蔑视，毫不掩饰，也极有乡土气息——直接把儒士的高帽子拿下来，冲里面撒尿。可是，当了皇帝的刘邦，需要一套礼仪来强化他的权威，以免刘邦陷入“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的混乱场面。

叔孙通见机会来了，乘机进言：“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刘邦准了。一年之后，公元前200年，依叔孙通制定的朝仪，刘邦在长乐宫举行朝会。臣子匍匐在地，山呼万岁，“自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肃敬”。喜不自禁的刘邦脱口而出：“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儒学时来运转，登堂入室，成了皇家的御用思想。帝制需要儒家，是因为儒学有一套强化、神化皇权的规矩，有一套弱化、愚化百姓的道德说教。只要帝制在，只要想维持皇帝的核心地位一千年不动摇，那么儒学的地位，就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儒学加强了，形式主义之昌盛，也就势所必然。因为，儒家的工具箱里，只有“礼”这一把锤子。

第三，  空间阻隔引发的信息不对称

若信息对称，则名实一致；人出于理性计算，就会在实上着手；否则，名和实就会割裂，同样出于理性计算，人就会在名上面做文章。罗大佑在《童年》中问道：不知道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神仙一定要住在山里面，要是住你家隔壁，抬头不见低头见，任凭什么样的仙人，也都不神了。

信息传播，是与距离成反比的。这就意味着，在一个较小的社会团体中，形式主义没有市场；可随着信息传递半径的增大，信息不畅，形式主义就会在信息灰幕的掩护下，大行其道。中国自秦始皇废封建置郡县之后，分分合合，还有被外族统治的很长的历史时期，但大一统的治理框架，基本没有动摇。

幅员辽阔，却没有高效的通信手段与之匹配，有名无实、名实不副、欺世盗名和沽名钓誉之辈，就层出不穷。忽悠秦始皇的徐福、断送了北宋王朝的郭京、义和团之刀枪不入，直到20世纪的中国，神人神迹，不绝于书。亩产万斤、赶英超美、大寨样板、南街村和华西村的神话，固然是政治笑话，但，不可否认的是，若不是空间阻隔，此种闹剧不可能再二再三地上演。

与此相对，欧洲和英国，是封建庄园制，日本是大名藩国制。以日本为例，每一个藩国，疆域和人口十分有限。江户时期，日本人口在2600到3000万之间，藩国有三百个上下，“江户三百藩”是也。平均下来，每个藩国的人口，在十万上下，相当于中国的一个乡镇，大名就是镇长。

这是空间上的。

从时间上看，大名是世袭的，家臣也是世袭的，百姓也是代代相传；大名和家臣、属民，世代相守，共生共荣，鸡犬相闻，交相往来，相互之间几乎是透明的。在这样的空间结构和历史进程中，虚名、空话、花架子与表面文章，即便是有，也不可能长久。

距离产生美，距离也产生形式主义。广土众民的大帝国，为形式主义提供了最好的舞台，听上去很好，看上去很美，就够了；至于其内容到底是金玉，还是败絮，多数人是不明究竟的。因为，查明真相的成本，太高昂了，非一般人所能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