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晚景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蛰居武昌。在中共“八七”会议上，他被撤消了总书记职务。陈独秀被撤职之后，回到上海，隐姓埋名，在熙华德路一座贫民窟石库门房子的前楼居住下来，并结识了小自己29岁的单身邻居、英美烟草公司女工潘兰珍。当时的潘兰珍不知道眼前的老先生就是赫赫有名的陈独秀，只知道他是个卖字为生的孤苦老人而已。

  那是陈独秀最为孤寂的时期。正逢国民党清党分共，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相继被国民党处决，陈独秀不但遭到党内批判，同时还被国民党的通缉，无奈地东躲西藏。婚姻生活两度离合，年过半百孑然一身。

  有书中记载说： “在潘兰珍的悉心照料护理下，陈独秀的生活也逐渐地条理化。在吃上可口应时的热菜、热饭之后，他的身体与精神均有了很大的改观。他换上西服，打上了领带，染上秋霜的头发也梳得油光闪亮。颏下的胡须也刮得精光。”“在外人眼中，他们是父女，在二人心中，他们是师生，但是这种纯朴的师生关系在时间酵母的催化中也渐渐地发生转变。年龄已不足以成二人结合的障碍。”“经过一场场激烈的思想斗争，潘兰珍终于定下了心，在寒冷的冬季向陈独秀表达了火热的爱慕之情。”（呵呵，写得有点肉麻。不过潘爱陈也是实情。——编者）

  这对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老夫少妻终于在1930年正式结婚了，后来还领养了一个女儿，随潘兰珍姓，叫潘凤仙。

  1932年10月15日晚，在国民党巨额悬赏多年后，患病在家休养的陈独秀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被上海国民党当局逮捕，后送往南京老虎山模范监狱关押。经庭审，判处有期徒刑13年。

  报纸登出后，潘兰珍这才知道，自己的丈夫就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潘兰珍当即辞去了工作，把女儿送往南通娘家，来到南京，在老虎山附近租了一间民房，靠做点女红零活维持生计，照顾陈独秀的牢狱生活。1937年8月，陈独秀坐了5年监狱提前释放，潘兰珍为丈夫整整送了五年牢饭。

  陈独秀被捕后，国民党各界纷纷致电中央要求“严惩”、“处极”、“明正典刑”、“迅予处决”。同时，共产党也发表消息，指责他为资产阶级走狗、反共先锋。《红色中华》发表标题为“取消派领袖亦跑不了，陈独秀在上海被捕”的文章，《中央日报》亦发表社评，宣称“反对并图颠覆国民党者，即为叛国”。

  两个自称革命的政党都欲把这颗“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傅斯年语）除之而后快，相映成趣，后人评价这也许是三十年代初国共两党拥有的唯一共识吧。

  当时科学家爱因斯坦曾给蒋介石拍电报，称陈独秀是东方的文曲星，而不是扫帚星，更不是囚徒，请求给予释放。蒋却无动于衷，说：“独秀虽已非共党之首领，然近年共产党杀人放火，独秀乃始作俑者，故不可不明正典刑。”

  被捕后不久，陈独秀与彭述之（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国托派领袖之一，曾任第四国际中国支部书记、中国革命共产党书记）一起被解送南京，途中，在泥泞道路上陈独秀依然酣然入睡。令彭述之十分羡慕。陈独秀说：“吾已半老，别无所求。汝正青春，大有可为。万望勿作他想。”

  1933 年4月14日， 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开审陈独秀，审判进行了三天，旁听席上连过道里都站满了人。章士钊主动为陈独秀辩护，十分卖力，陈独秀却不领情，说：“律师所云惟其本人观点而已。吾人之政治主张，以吾本人之辩护状为准。”法庭上一片惊叹：“革命家！”陈独秀慷慨答问，“态度安闲，顾盼自若，有时且隽语哄堂”。其《辩护状》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上海沪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均选为法学系教材。

  审判后，55岁的“老青年”陈独秀被国民党以“危害民国罪”判刑13年；后上诉，减刑为8年。即被押解江苏省第一模范监狱，俗称老虎桥监狱。

  陈独秀将监狱变成了研究室。他在牢房里摆了两个大书架，上面堆满了经史子集。他甚至与给自己送饭的老婆潘兰珍在狱中公然做爱，且斥骂狱卒：“老子人犯了法，老子的性欲却没有犯法。”成为千古彪悍之事，也被后人誉为真性情男人。

  在监狱中，陈独秀写下了《独秀文存》第九版，蔡元培亲自为这个在押犯人写序。令国民党大员们唏嘘不已。《独秀文存》被评为二十世纪中国最有魅力的文集之一。

  陈独秀被关押期间，宋美龄等显要都曾前来探望，只有胡适路过南京而未至。陈独秀怒斥之：“吾知适之是大忙人，此际正与达官贵人拜会饮酒，宁有暇访我哉。不过一旧朋友而已，失之可也。”胡适闻言急忙赶来，但两人一见面即争吵不已，陈独秀托胡适设法把《资本论》译成中文，胡适认真操作，经常写信报告进展情况，叫他放心。而本无深交的蒋梦麟特地前来探望，并携来几部章回小说，被陈独秀视为知音。

  八一三淞沪战役后，日本战机轰炸南京，老虎桥监狱被炸。陈独秀幸卧桌下，没有受伤。金女大中文系主任陈中凡（陈独秀在北大时的学生）商请胡适等联名保释他。政府当局表示，本人写悔过书，立即可办。陈独秀大怒：“我宁愿炸死狱中，实无过可悔。”

  1937 年南京沦陷前，陈独秀被提前释放。胡适、张伯苓、周佛海、傅斯年等名流为其接风洗尘。席上，周佛海请陈独秀到国防参议会挂个名，可保后半生衣食无忧，静下心来研究学问，陈独秀的北大学生、时任浙江省主席的朱家骅也禀承蒋介石的旨意，动员陈独秀出任国民政府劳动部部长，胡适让他去美国写自传的邀请，谭平山要他出面组织第三党的建议，均遭陈独秀严词拒绝。

  同时他也拒绝去延安。在武汉时，董必武曾去拜访，并对他说：“鄙人受中央之托，专程而来，欢迎你回党工作。”唯一的要求是他写个书面检讨。生性狂傲的陈独秀说：“回党工作是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从命。”又说：“时至今日，谁有过，谁无过，在未定之数，有什么好写呢！”

  1939年4月，几经辗转，陈独秀带着潘兰珍到来重庆偏僻的江津县五举乡石墙村（有说麻柳乡鹤山坪）隐居，生活清贫凄苦、穷困潦倒。

  周恩来专程赶到江津，去看望陈独秀。周恩来目睹了他的生活后说：“独秀先生……我这次专程到江津来，一是知道你贵体欠安，来看看你；二是请你到延安，中央和过去的老同志都欢迎你去。那里的条件总比这里好些……希望你抛弃个人成见和固执，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写个书面检查回党工作吧！”

  陈独秀回应说：“恩来，不是开玩笑吧？当初我从南京监狱出来后，主动要求去延安，奈何衮衮诸公容不得我，反倒把我骂得狗血淋头……我不去，我决不会去延安！大钊死了，延年死了，我也落伍了。你们开会，我怎么办？与其去延安做摆设，我还不如就呆在这江津，实实在在地做点学问。”周恩来只得起身告辞。

  张国焘投敌后曾经给蒋介石出主意，让蒋介石派人去拉拢陈独秀。于是，蒋介石派特使胡宗南、戴笠带着茅台好酒和应时瓜果到住处登门拜访陈独秀，佯称是求教“对国事的看法”。陈独秀深知他们的来意，便冷淡地说：“逃难入川，虽国事萦怀，却并不闻政治。”

  陈独秀的晚年，尽管经济拮据，仍旧活得很有气节：国民党中有人看到风烛残年的陈独秀没有经济来源，就建议蒋介石加以贿赂。蒋介石觉得这人言之有理，就派陈独秀在北大时期的学生罗家伦等人去给陈独秀送救济款。陈独秀对罗家伦等人说：“你们做你们的大官，发你们的大财，我饿死也不要你们的救济。”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曾经带着一张5000元的支票去见陈独秀，被陈独秀拒绝了；他又委托陈独秀的学生、中共叛徒张国焘去交那张支票，也同样被陈独秀拒绝了；张国焘只得委托邓学稼从外地把支票给陈独秀寄去，陈独秀还是没有收下那张支票。

  陈独秀当时没有任何社会职务，他的生活费用的确是个问题。一方面，他靠为街坊四邻写条幅楹联等获得少许收入；另一方面，来自亲朋故友的接济，他从来都不会加以拒绝。他在晚年给杨明升写过40多封信，多数都是对杨明升的接济表达谢意的；北大校友会也指定身在重庆的罗汉和何之渝，对陈独秀加以照顾。

  晚年的陈独秀以大量的精力撰述了文字训蒙的专著《小学识字教本》，但稿件送审时，教育部长陈立夫认为书名不妥，要陈独秀改书名。陈独秀坚决不同意，并说“一字不能动”，把预支的8000稿费也退回去了。直至陈独秀因病谢世，《小学识字教本》仍未出版，成了他晚年未了的一大憾事。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小学识字教本》是陈独秀在服刑期间就开始运作的一本书。其中的“小学”二字有自谦的意思，可能与当今文章题目中的“略论”、“小议”相近，并非指小学、中学、大学中的“小学”。这本书的上卷于1940年6月写就，它对于中国教育和文化都拥有巨大的价值。

  对于陈独秀本人来说，这本书是他留给世人的一部力作，也是他多年心血的结晶；出版此书，不仅是陈独秀的一种精神需要，而且获得的稿费也可以缓解他经济上的压力。因此，他的朋友台静农竭尽全力为书籍的出版而奔波，国立编译馆也十分看好这部书，并且分两次提前预付了稿费。这在当时就是一笔数目可观的款项了。于是，陈独秀把《小学识字教本》的手稿交给了台静农。

  但是，此书的出版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编译馆对于陈独秀原来担任共产党总书记的身份还是有顾忌的。陈独秀自然会担心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手稿会毁于敌机的轰炸，所以他催促台静农让编译馆尽快付梓，甚至提出可以从稿费中拨出3千元作为印刷费用。

  正当台静农已经运作妥当，编译馆准备付梓之际，1942年，编译馆发生人事变动，由蒋介石心腹陈立夫兼任编译馆馆长。

  陈立夫一上任，就对陈独秀的《小学识字教本》挑剔说：书名应该去掉“小学”二字，否则会引起误会。由于陈独秀坚决不同意，《小学识字教本》便无法出版。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贫病交加，在四川江津去世，消息绝少见于报端，中共的机关报更是毫无登载。有报纸评论道：“如此一代人杰之死，此时此地，实有不胜寂寞之感。”

  陈独秀弥留前给潘兰珍留下的惟有一句遗言：“兰珍吾妻，望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