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金波兄弟

  前两天国内朋友发来过去同事聚会的照片；他告诉我说，过去那伙同事中王金波已经去世。我一下子呆了半晌，心里难过，本想再问问什么时候，什么原因去世的，后又作罢。金波已阴阳两隔，我实际上仅仅认识他个人，有关他的家庭成员从未见过面。我托朋友打听金波是否冒昧？算一算我和金波有三十多年没见面了。其实我和他没深交，只是在一起就有亲切感。在他面前我总是很放松。

  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由工作单位派到一个临时机构中搞一项全国普查。这个临时机构都是中央有关部委临时抽调来的人组成，大约二、三十人。这个临时机构有辆专用轿车负责迎来送往，王金波是司机。

  金波和我都是“六九届”的，也就是“文革”开始时上小学六年级，1969年名义上初中毕业“上山下乡”。他去的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也就是军垦。去生产建设兵团听起来似乎好点儿，其实还不如我去的“北大荒”的农场生活。农场好歹能吃上白面馒头；内蒙军垦成天吃高粱面窝头，连菜都没有。后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交由地方管理，那儿的“知青”都自谋出路各自返城（多半搞的是“病退”）。

  金波在军垦运气不错，混到总场汽车队里开卡车（或许“出身”不错），后来还交了个上海女“知青”。他高大健壮，国字脸，就是眼睛显得小点儿。他知道我也是“六九届”的“知青”，顿时就亲近了几分。我们马上相互调笑，周围没什么人就说些个下流笑话，然后哈哈大笑。他说家里找了人，在国家机关混了个司机差事，调到这个临时机构当然是开车。“知足吧。”他打着哈哈。

  金波在军垦交的上海女“知青”后来就结了婚，然后他老婆设法调到了北京。北京和上海之间对调还是相对容易的。当然，“知青”的工作只能是最底层。他妻子到北京后在一家菜市场当售货员。结婚很快就生了个男孩儿。房子没有，他又想办法，在亲戚家的院子里，两房之间搭起了一个临时房子。“夏天真太热了。孩子受不了啊。”金波说到这儿连连摇头。那时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私人住房是没有安装空调的，夏天也就是用电扇吹。

  男人们在一起会聊女人。他跟我说“其实我现在对我老婆都不怎么来劲了。这小家就够我们俩头疼的了。两个人带个孩子，没有一刻能闲下来。好不容易忙活完了就赶紧睡觉吧。”“那要是给你的大姑娘呢？”我下流地问。他斜楞着我，“别拿我开心好不好？”

  我结婚很晚，三十出头才找到对象。等我有女儿时都三十多岁了。我妻子生孩子时是半夜，折腾得我够呛。金波知道后叹口气，“要是我当时知道，立即就把车开过来接你老婆去医院。”（那时普通家庭中是没有电话的）。妻子出院，金波立即拉着我去把她们接回家。他看着我女儿的小脸说“这孩子头发真好，小脸眉眼多顺溜呀”。日后，他总问长问短，说“你家里有什么事要我帮忙，尽管说。能给咱哥们儿帮上忙也是件乐事儿。”

  我们这个临时机构经常搞会。这少不得趁机游山玩水。可王金波是专职司机，没机会出差。我让他跟头儿诉苦，告诉说迎来送往的事儿太多，让再找个司机来。这样兴许他就有出差的机会。他听了摇头道：“别找事儿。现在这不是也挺好嘛。”金波兄弟是个大老实人。

  临时机构搞了两年多普查，结束后就散伙了。我后来一直再也没见到王金波。似乎也把他忘记了。现在听说他已经过世，过去我们在一起的那些个琐碎小事又想了起来。他在我的脑海里仍栩栩如生。金波兄弟，我想你。我们“知青”这拨人越来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