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紅包、歐美的小費 中國人沒有給小費的習慣，卻有收紅包的傳統。或許是泱泱大國，散碎銀兩不過癮，沒有大塊撒金銀的痛快，也就從簡了。就領受者而言，也覺得一點小意思，既不能一夜暴富，還有損尊嚴，拿了小費，好像自己是討吃要飯的一樣。一個不願意給，一個不願意要，小費在中國，就沒了市場。 倒是紅包，大行其道，“人無外財不富，馬無夜草不肥”，一個Big紅包，寄託着中國人發財致富的夢想。逢年過節，長輩的紅包，對年少兒郎，是一筆不小的“外財”。上級每一次有紀念意義的重大事件，更少不了紅包。 有個笑話是這樣說的：某縣太爺的夫人過生日，下屬為了巴結縣太爺，送了一隻金老鼠，因為，縣太爺的夫人屬鼠。縣太爺見了金老鼠，喜笑顏開，然後叮囑下屬，老太太也要過生日了，屬相是牛。下屬聽完，暈倒。 最近，有一個新聞。當然，在中國，早已司空見慣，算不上新聞了——山西一個貧困縣的縣委書記，收了近千萬元的“紅包”，超過了該縣當年的財政收入。人常說“富可敵國”，該縣長雖不“敵國”，但足以敵縣。這個新聞，揭示了中國紅包的路線圖——紅包多是“劫不足而補有餘”，自下而上，下級上貢上級。 小費源於何時，我未加考證。但，我覺得這種習慣，好。第一，小費是對服務滿意程度的最直接獎賞和對他人勞動的尊重。比如，去飯店，所付賬單是對飯菜質量、就餐環境的報酬，付款之後，進了老闆的腰包，和服務生沒有直接關係。小費卻是給服務生的，服務生得到的小費越多，他的服務就會越好，這樣的正反饋作用，於顧客、老闆、服務生都有益，皆大歡喜。 第二，小費是對低收入人群的一種直接的轉移支付。從事服務行業的人群，受教育時間短，文化不高，有些來自邊遠山區，也有在校學生，這些人的收入在社會中處於中下水平，甚至，他們還要擔負一個家庭的生活，經濟狀況較差。此時，小費的意義就不只是對服務者勞動的獎賞，而是一種隱形的轉移支付——分擔了政府對於社會弱勢人群的救濟。比起捐錢捐物給某基金會，再由基金會轉發給貧困人群的方式，付小費要更直接，也更安全，因為，我們知道中國很多基金會都是“肥了自己”，沒有把錢用到真正需要救濟的人身上。 這是我的理念，且，我是知行合一的，想到、說到，也做到。因此，我是隨手給小費的。有時，反倒是接受小費的人，不習慣。前幾日，我的自行車車筐，壞了。換一個新的，要15元。我給了修車師傅16元。他說，是15元。我說，多餘的一元是給你的小費。修車師傅說，這是他第一次收到小費。 近日，愛因斯坦的兩張親筆題字，以百萬美元的高價被拍賣。這兩張字條，其實，是愛因斯坦給服務生的小費。將近百年之後，小費變成了巨款。 1922年，愛因斯坦出訪日本參加國際會議，在日期間，一位郵遞員曾為愛因斯坦送信，可是，當時愛因斯坦沒有零錢付小費，又不想讓郵遞員空手離去，於是，給郵遞員留下了2張親筆題字，以示謝意。 其中，一張紙條是東京帝國酒店的便簽紙，愛因斯坦用德語寫道：“安靜簡樸的生活，比一味追求成功，能帶給人更大的愉悅，而後者則只會帶來無盡的煩擾。”第二張題字，寫在一張白紙上，其上是列寧的名言：“只要有毅力，就會成功。” 假如，處於社會高位的人，能夠秉着尊重勞動，尤其是尊重體力勞動的信念，“從我做起”，養成給“小費”的習慣，那些在城市中做最辛苦工作的“民工”的境遇就會有所改善。特別地，經濟社會中，溝通全體民眾的紐帶，最有效的潤滑劑莫過於金錢。“小費”之妙還在於，它會誘發連鎖反應，當你把關愛以切實的、看得見的貨幣贈與他人的時候，終有一天，接受贈予的人會把這種贈與回饋給你，仿佛古代印第安人的魔法——“飛去來器”，這大概是一個良性社會的開始。 紅包和小費，好像無關宏旨，不過，我們不妨“誇大”一下其效用。“小費”的路徑是自上而下的，是由地位、階層、收入較高的人，不棄錙銖地贈予收入微薄、地位低下的民眾，涓涓細流，匯之成海，如果，每一個處於相對上位的人能將這種幫助，毫不吝惜地施與那些相對低位的人，那麼由此形成的累積效應，或許可以大大削弱貧富差距，並緩解社會不同階層之間的隔膜心理。 紅包則是自下而上，由處於相對弱勢地位的階級進貢給擁有公共權力和資源的人，這就意味着，紅包之流行，必然帶來“馬太效應”——強勢集團所得大大超出了其理應所得，社會的貧富差距由此擴大，階層之間的對立和積怨由此加深。西方社會文明日進，民風漸淳，蓋由“小費”而起；中國社會古風不存，階層之間，相互割裂，紅包之盛行，或是一種原因。因此，棄“紅包”而改行“小費”，或許是拯救世風的一種可行嘗試。 “只要人人獻出一點愛，世界將變成美好的人間”，詞兒寫得好，韋唯唱得更好。但是，如何實施呢？不能只在晚會上同唱一首歌，然後，座中泣下如雨吧。竊以為，只要把每個人的“一點愛”換成小費，社會良好風氣必定會蒸蒸日上。 因此，從現在起，給小費吧！ 2017年11月14日星期二； 北京—烏魯木齊飛機上，修改未完； 2017年11月15日星期三； 和田市、宏瑞賓館204房間。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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